说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那还得说说宁波港的历史变迁。
宁波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是河姆渡。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有六支木桨和许多淡水动植物以及鲨鱼、鲸鱼等海洋生物的遗骸，还有陶制的船模等。这些出土文物证明了约在六七千年前，生活在河姆渡一带的先民已经会制造船桨，使用舟楫航行于河湖港湾和近海，从事生产活动，也证明了河姆渡是宁波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源地，河姆渡先民们的航海活动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
古代句章港
从宁波三江流域地区的水文和地理环境来看，地表河流主要有奉化江和姚江两大水系以及两江在宁波市区合流形成的甬江，甬江最后流入东海，入海口就在今天的镇海。三江流域地区有史可证的早期城邑有三处，分别是句章、鄞、，这三处城邑在汉代均属会稽郡治下，《宝庆四明志》中明确记载，句章、鄞、最早为越国乘邑，秦时成为会稽郡属县。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王勾践灭掉吴王后，“以南（东）疆句余之地，旷而称为句章，以章封伯之功以示子孙”（光绪《鄞县县志》），并开拓建城，成为港口。句章港址在城山渡（今宁波市江北区城山渡村），顺姚江流经三江口合流为甬江，经镇海入海，成为越国重要的通海门户。越王勾践开辟句章港是为了发展水师和加强内越与外越的联系。句章港建成后，一直以军事活动为主，在经济上主要是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易活动。
后《史记·东越列传》所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反叛，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司马迁《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最终平定叛乱。从中可见，句章在西汉时期已是浙东的一个出海航行的港口。又据《三国志·吴志》载，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资财及男女二百余口”。由此可见，句章为汉代乃至三国时期宁波三江流域地区的通海城邑之一。
又据清人文献记载，“隆安之乱”以后，句章县治由“城山渡”迁往“小溪镇”，“宋武帝讨孙恩，改筑（句章）于小溪镇”（《浙江通志》卷四十三《宁波府》“古句章城”，商务印书馆），小溪镇就是现在鄞江镇。至隋文帝平陈之后，将余姚、鄞和三县并入句章。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分越州在县境内置明州。最初的明州州治在鄞江之畔的小溪，到唐长庆元年（821）迁往三江口（现宁波市区所在地）。明州迁州治于三江口之前的200年间，三江口一直是唐朝的县县治所在地。从此，明州新城初步形成（据1997年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子城”的调查发掘成果），“子城”只是明州城市构造的核心部分，是衙署官舍集中地，而大片的一般民众仍分布在“子城”之外（《宝庆四明志》所载《董昌表碑》）。
唐长庆三年（823），明州刺史应彪召集民夫，在东渡门外奉化江上搭建“东津浮桥”。唐代明州城已经拥有了固定的码头停泊，其地点在罗城渔浦门附近。1973年，在和义路和东门口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发掘，首次发现唐、五代、宋时的明州渔浦门遗址。城址与城外造船遗址，出土了唐代青瓷、漆器、陶器及建筑材料构件等文物900余件，龙舟一艘。渔浦门遗址所在地就是现今宁波市区和义路，南边是明州子城，北侧紧邻姚江南岸，东南为三江口，这里一带应是明州港的新址（初期）。到了唐晚期，成为明州地区水陆交通枢纽，这里理所当然成为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始发地。此时，已经有了宁波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固定航线。以明州港为基地的民间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从此，明州港址在三江口长期稳定下来，明州港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外贸港口。
北宋建立时，为了加强对明州港的管理，于咸平二年（999），在明州正式设置市舶司。市舶司是管理港口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宜的管理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此时，还设有市舶库（贮存进出口货物的仓库）、海运码头。北宋政府还制定了国内商船去往国外贸易必须办理签证手续的制度，并限定去日本、高丽的船只必须先到明州港办理手续后才能发舶放洋。明州市舶司的创设和这项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的港口贸易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明州港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港口。
南宋时，杭州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少外来的船只，因钱塘江浪大潮高不敢直通杭州，大部分货物由明州港转运。当时的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采用发展海外贸易的策略，制定了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具体办法。如：
旧时灵桥边奉化江上帆船图
（1）对外国商人要以宾礼相待。到港时，市舶官员前往码头欢迎，回国时设宴欢送。在明州专门设立远驿（外商招待所）。如外商生病，应给予特殊照顾。
（2）外国商船或商主，如遇失踪或死亡，市舶官员负责处理事故并通知或等待亲属前来处理善后事宜。外商若受到官吏敲诈勒索，准许越级上诉，“违法抑买者……计赃罪之”。外国商舶如遇自然不测，船破桅坏等，即可免税。本国商人出国对外进行贸易，如遇灾难都可免税。招外国商人来宋朝贸易“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史》卷一八五、一八六）。官员如有破坏外贸，要受处分，市舶官员“抽买”成绩显著，可以升官（《宋会要辑稿》）。
在南宋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加之明州商人的经商理念，明州的江厦码头（宁波人称之为“大道头”）风樯林立，“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宝庆四明志》），明州港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定海（今镇海）与明州城后，在宁波地区设置庆元路（元朝的路是比府更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不久，设置庆元市舶司，着手进行庆元港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至元十六年（1279），元灭宋后，立即推行比南宋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在承袭南宋一系列外贸政策基础上，又增加了允许外国人“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世祖本纪》），免除舶商（本国从事外贸的商人）家属差役等鼓励外贸的措施。元政府还对各地市舶司进行多次整顿，在1292年和1298年先后两次对各地市舶司进行规模较大的撤并，以提高市舶司的行政等级，扩大对外贸易范围。此时，庆元港得到了飞速发展，政府为支持庆元港的外贸交易业务，还把温州、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并到庆元市舶司，并且升为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中书省，成为与泉州港、广州港并列的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庆元港也是元朝海漕运输起航点之一。庆元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海漕运输，是在皇庆二年（1313）开始的。其航线从庆元港出发，沿海岸北上，到江苏刘家港与其他地方来的漕船汇合，组成百艘以上的庞大海漕船队，越东海、黄海，经渤海入海河，到大都（北京）。庆元港海漕运输开通后，北方商人和商船逐渐在庆元港扎下根，为“北号”商业船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宁波港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中转港打下了基础。
庆元港不仅是元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漕运商业中转港，而且还是元朝重要的军港。据记载，元朝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其中两次是从庆元港出发的。据《元史·哈剌?传》载：都元帅哈剌?从征日本……遇台风，舟回，还戍庆元。这次海上远征规模宏大，光是从庆元港出发的战船有三千五百艘。至元二十九年（1292），征爪哇，会军庆元，登舟渡海（《元史·爪哇传》），这次远征军从庆元港出发的官兵有两万，战船有千艘。为了准备大规模的远海征战，庆元港修了不少码头、仓库、造船工场，扩大了港口范围，增添了许多航海设备，为庆元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姚江边战船街的由来也与此有关。
关于市舶司的记载
由此可见，元朝的庆元港是以外贸为主的商、军及海漕运输的多功能海港。据《至正四明志》记载，当时进口的货物已达两百二十余种。大大超过宋朝。时与庆元港进行贸易的有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的繁盛景象。
朱元璋灭元建立明王朝，改庆元为“明州”。洪武十四年（1381），为避明国号之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府，宁波港的称谓也由此开始。
明朝建立后，为防止因战败而逃到沿海岛屿或海外的元朝将士以及倭寇入侵，采取了海禁政策。朱元璋三令五申“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五二、卷二三一）与此同时，对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也严加限制，只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贸易，并限定宁波港只能接待日本的贡船。此后，宁波港除了每隔几年来一次的日本贡船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商船进港。到明嘉靖年间，“倭患”日益严重，海禁也日益严厉，连下海捕鱼与海上航行都在宁波沿海的禁止之列。发展中的宁波港，因此受到重创，逐渐萧条。宁波港受海禁长达三个世纪。
波斯巷遗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严厉的海禁毕竟禁不住已经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不法商人冒着杀身之险，居然在宁波沿海的几个偏僻小港下海，进行走私活动。而当时全国最大的走私基地双屿港，就在宁波港口南面的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距宁波府城约50公里。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在那里建筑市政厅、教堂、医院，并设置由葡萄牙人担任的市长、司法官、警官等官员，进行殖民统治。他们与走私商人进行非法贸易，获取暴利，还勾结倭寇和海盗，掠夺浙东沿海的乡镇。明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宁，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派军队攻打双屿港，彻底摧毁这个走私基地，清除了在那里盘踞22年的葡萄牙殖民势力。
自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以后，清政府采取的海禁政策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下了“片板不许下洋”“禁绝下海船只”（参阅秦世桢《抚浙檄草》）的禁令。顺治十八年（1661）又下“迁界令”，强迫宁波、台州、温州三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宁波港的海上贸易和渔业生产尽被遏制。
浙海关遗址
浙海关遗址
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颁布了“展海令”，弛海禁，并于1685年正式在宁波设立浙海关（雍正《浙江通志》），进行有限的开放。可是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了半封闭式的命令，只允许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在广州一处停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此后，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商船的开放，贸易重点又转向国内，加强了与沿海各地港口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北至关东、河北、山东、江苏，且溯长江，深入四川，兼走湘、鄂，南到闽、广。船只来往，相当频繁。这就使宁波港成为中国南北货转运的贸易港，而安庆、安澜会馆正是南北货转运枢纽港的产物。到了1820年前后，宁波港又出现了新的繁盛势头，但好景不长，此时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魔爪已伸向宁波港，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宁波港向西方各国列强“开放”，促使宁波港的内向型经济画上了休止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同年7月和1841年10月，先后两次侵占宁波港的天然屏障舟山，并与1841年10月13日攻陷宁波府城，派遣鸦片贩子兼英军间谍郭士立为“宁波知府”，实行殖民统治达半年之久。英军侵占宁波期间，大肆焚掠，破坏宁波港口经济，并抢夺了宁波府库内十七万两银圆和大量的丝绸、粮食、金银财宝，还勒索了所谓的犒劳军费一百二十万两银圆。撤离宁波时又顺手抢去能供侵略军开销两年多的军粮和许多船只。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根据条约，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宁波港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外国侵略者借通商之名，把宁波港扭曲成半殖民地性质的港口。从此，宁波港经受了一百余年的屈辱。
（1）主权被夺，成为殖民据点。
184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率领兵船一艘和大小轮船到宁波来设置领事馆，并借口《虎门条约》中有“凡中国人和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三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的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的规定，强行夺取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这项规定成为他在宁波逞凶施暴、贩毒走私的护身符。1844年1月，宁波正式开埠，英侵略者凭借《南京条约》中有“在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眷属自由居住”等内容，迫使清政府指定宁波江北岸为“外国人居留地”。接着，法、美、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等国，也先后来宁波设领事，或副领事强制通商。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从此成为外国入侵者的大本营。
（2）霸占海关，控制港口。
1861年，英侵略者借口1859年在上海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有“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的内容，派华为士为宁波税务司，强行在江北岸正式成立浙海新关（俗称“洋关”），把原清政府的浙海关改称为“常关”。并且限制“常关”的业务，只能管理距宁波五十里外的小关口，如石浦、江下埠等，凡征收国际贸易之税以及国际大宗货物税都归洋关办理。
“洋关”成立不久，就设立理船厅（后改称港务长），专门管理岸线、水面、指示船只停泊处，确定港界，建筑码头，安置趸船，考核管理引水事宜等。其职权与港务监督相似，归税务司领导。还制订《浙海关关章》《浙海关轮船往来宁沪专章》《宁波口引水专章》等，全面剥夺了宁波府对宁波港务、航政、引水等的主权，“洋关”变成洋人管理宁波港口的最高权力机构。
“洋关”建立后，洋货的进口税率立即降低，洋人还强调要执行《天津条约》规定的“值百抽五”的原则，主要进口洋货的税率比19年税率降低了30到65（严中平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强行推行条约规定的25子口税率，使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缴纳一次性的25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中国商人贩卖国货，反而要“逢关抽税、遇卡抽厘”（《皇朝经世文编》），国货出口，还要到“洋关”申报。申报时要用洋文、办洋手续，层层刁难，宁波商人只好出钱请报关行代办。因此，宁波港出现了国货出口日益减少，洋货进口快速增长的现象，宁波港成为洋人赚中国人钱的摇钱树。
（3）垄断航运，推行“洋货”。
鸦片战争后，外国“护航”划艇经常在宁波港口外海上巡逻，对进出宁波港和航行在宁波沿海的船只强行“护航”，征收“保护捐”“护航费”，还借护航之名进行抢劫，或进行走私活动。不仅如此，英美等国还想用轮船航运取代宁波帆船运输，全面垄断宁波的航运事业。丧失主权的宁波港，表面上已从帆船港转变为轮船港走向近代化，实际上已被西方列强扭曲成畸形，宁波港逐渐衰落。到了1933年，宁波港进出口的洋、土货贸易总额只有3246万海关两，占全国各口岸贸易总额的131。从此，宁波港由全国第二大港降为第三大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杭州以及沿海许多港口相继失陷，中日双方都实行封锁禁运，但都想打破对方的封锁取得自己所需的物资。他们各自用偷运的方式，通过宁波港与上海租界之间的轮船运输，进行内地各省与外部的物资交流。这种交流，虽然使宁波的商业、运输业、服务业一时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都被宁波的一些不法商人和官吏钻了空子、发了横财，而宁波地区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工业绝大部分都因战祸而全面衰落。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20日宁波沦陷，整个宁波港的港口、码头、航道全部被日军海军特务部控制，日本人霸占了宁波港。1942年相继派人接收浙海关，还派“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和“大华”号等四艘小轮船来往于宁波港航线。日本人在霸占宁波港的四年多时间里，把原来的码头、仓库等都破坏了。宁波港由此走向衰落。抗战胜利时，整个宁波港居然找不到一条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从宁波撤退前，对宁波港码头、船舶、设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江静轮”等数十艘船只被劫走……宁波港毁于日军，又再度毁于国民党军队，呈现出全面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