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泛指古代东西方通过海洋进行商贸、文化、宗教交流活动的通道。宁波地处太平洋西岸，早在7000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就已活跃于海上。春秋战国时，开辟了通海门户句章港，句章港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九大港口之一。三国东吴时，宁波水道直接与京都沟通，江海相连，腹地广阔。到了唐代，明州港脱颖而出，跻身全国四大名港之一，成为朝廷指定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口岸。不久，随着宁波港的不断发展，宁波不但成为与世界各国及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大埠，而且还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由于宁波港对外交往的逐渐频繁，逐步形成了由宁波港起航，固定到达一定目的地（港口）的稳定航路。回顾历史上宁波港与各国和地区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规律，形成了由宁波港出发至多个目的地的航线，下面着重介绍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几条主要航线。
宁波与日本列岛的航线很早就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据地质学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是相连的，到了第四纪冰川期结束后，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被海洋隔开。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与日本隔海相望。在新石器时代，浙东一带已成为原始先民的出海口。春秋战国时，宁波成为全国九大港口之一。到了秦朝，以徐福为代表的秦民相继东渡日本，到吴时，宁波一带已成为先民东迁日本的始发地。
古代宁波与日本的交往主要有北路航线和南路航线两条，其中南路航线从日本南部的三津浦（今大阪三津寺町）出发，至博多，然后再南下，经南岛或值嘉岛（今长崎五岛），渡东海至明州。这段航线路程短，可利用自然风力航行，遇上顺风，只需天，最多十天就可到达明州港。宁波作为东渡日本的主要出海口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据《道光宁波府志》记载，东吴黄龙二年（230）正月时，吴大帝遣将军卫温率兵万人，亦是从会稽（宁波）出发去夷洲（台湾）、澶州（澎湖列岛）的。近年来，日本、韩国、中国等探险爱好者所进行的多次模拟漂流航行，也充分证明了以宁波为，漂流过海到达日本的可行性。
为什么宁波能成为通向日本的入海口呢？其实，宁波外海域具有优越的海洋气象条件。古代航海主要以风力和自然海流为主要动力，特别是对季风气候的自然海流的动力运用。宁波附近海域海流属东海沿海岸流，每年6至8月（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浙江沿岸水流北移，在长江口与长江、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至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海峡暖流相接，其中一部分汇入对马海峡暖流进入日本海。冬季，长江径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也随之减弱，在偏北季风的影响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穿过台湾海峡直接流入南海。因此，在夏季（6至8月），江南沿海的原始先民能借助海流移动的力量，到达日本九州等地。据史上记载，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也是以宁波为对外传播的出海口。现陈列在余杭良渚文化博物馆的《良渚文化传播图》，足以说明良渚文化由宁波出海传播到日本的这一事实。
宁波至日本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提高了长江流域在中外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这条航线来完成的。不仅如此，唐代以后，宋元明清，中日官方、民间的文化和贸易往来，也主要由这条航线来完成。这不仅是因为这条航线航程相对较短，更因为唐中后期以后，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已呈全面超越北方之势，江南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的书籍、绘画作品和陶瓷、丝绸、茶叶，以及佛经等从宁波港大量传入日本及其他地区，域外文化如日本的折扇、刀剑等及阿拉伯文化也大量经宁波港传入中国。
宁波至日本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至今在中日两地尚留有许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包括经济、文化、宗教、建筑等方面，足以证明这条航线一千多年来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商贸文化交流做出的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上航路的开拓，始终是与人类文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东明州港，是南北洋航路的分界线，北洋航线的拓展，促进了明洲港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中国至朝鲜半岛的航路始于木帆船时代的唐代，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航线有好几条，而唐代开拓的从朝鲜半岛、济州岛至明州的航线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明代《锦南先生漂海录》的行迹辑录中说：“奉使济州漂至明州府定海县有漂海记传世。”在这漂海记中详细收录了当时锦南先生的航海日记，其中说济州差官崔溥于明弘治元年（1488）“初二日，从济州出发，初八日漂至大洋中，过午西北风又作，舟复退流向东南彻而夜行……尝阅地图，自我国黑山岛，向东北行即我忠清、黄海道界也。……宋时交通高丽自明州浮海，明州即大江以南之地也。十一日夕至一大岛（舟山岛），十二日至宁波府界，即‘大唐宁波府也’”。从初二日启程至十二日到达宁波府境，前后共十天。从这史实表明直到明代，航海者还是选择直趋黄海、东海由朝鲜半岛南部直至明州的航路，这就是先辈们利用季风和海流的自然流向开辟的航道。
高丽使馆遗址
从明州港出发去高丽的航路，基本上是沿大陆海岸北上，行至山东半岛成山角附近，再东渡朝鲜半岛西海岸，或北驶跨岛沿岸续航至朝鲜半岛，这条航线，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已经开通。当时新罗发生饥荒，有170余人航海来浙东求食，唐政府一律给予接待。据《朝鲜通史》记载，唐代进行的使节往来与贸易交往，有的从西岸穴口镇（汉江口）、唐城浦（南阳湾）等地出发，到达中国山东半岛；从灵岩附近出发，经黑山岛到达定海县登岸，再通过水路或陆路北上，直抵唐首都长安。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当时两地交通已相当方便。
明州港自唐、吴越时期以来，到宋元时期是中朝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明州成为“航海外交”的窗口。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王昭遣使前来，宋廷赐给“功臣”之称。宋开宝九年（976）国王昭亡故，其子伷接位，也派使节来宋。淳化二年（991）高丽遣使韩彦恭来贡。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曾巩任明州知州时，有高丽国界托罗国人崔举等到泉州，后要求到明州乘船回国，泉州即派人护送崔举等到明州。当时曾巩为了“存恤外国人”，曾有札子云：“欲乞今后高丽等国人船，因风势不便，或有飘失到沿海诸州县，并令置酒食犒设，送系官屋舍安泊，逐日给与食物，仍数日一次，别设酒食。阙衣服者，官为置造。道路随水陆给借鞍马舟船。具析奏闻。其欲归本国者，取禀朝旨，所贵远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曾巩文集》）由于官方来明州的高丽贡使日益频繁，所以宋神宗熙宁期间在明州城延秋坊置同文馆，以待高丽番使。
为便于中朝交往，经宋徽宗批准，在明州置高丽（行）使馆，这在大宋国内可算是一个属于国家级标准的使馆。而且在建造使馆时，朝廷拨六万帑缗造舟接待高丽使节，每年还得湖田各三万六千给予补充。高丽使馆如今还在镇明路月湖菊花州宝奎里（巷口）。经过修缮的高丽使馆如今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中朝近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明州不仅是中朝官方“航海外交”的窗口，而且也是双方通商贸易的起发港与中转站。两地的通道贸易在宋元时期可以说到了鼎盛时期。当时“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贸易之盛，居两浙路之首位。
南宋时，明州与高丽的通商贸易更显活跃，宋廷迁都临安，明州港成为离南宋都城最近的港口，与朝鲜半岛交往更为频繁，当时宋与高丽互通贸易，几乎十之八九集中在明州港。
明州与高丽进行贸易的货物，主要输入品有细、粗两类。细色：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粗色：大布、小布、毛丝布、松子、松花、栗子、枣肉、榛子、椎子、杏仁、细辛、山茱萸、白附子、姜黄、香油、紫菜、螺头、螺钿、皮角、翎毛、虎皮、芜夷、甘草、防风、牛膝、白术、远志、漆、青器、铜器、双瞰刀等，可见所交易货物，大量是名贵的中药材，这使明州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中药集散地之一。
主要输出品有瓷器、腊茶、丝织品、书籍、文具等。此外，还向高丽转卖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阇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三佛齐（今越南中部）等地方产的香料、沉香、犀角、象牙。这些输出品随着航路的开发，数量也不断增加。元代中期，庆元大埠始发最大的贸易船，行驶到朝鲜半岛木浦时沉没。从1976年到1986年对这艘贸易船进行了十次挖掘，现木浦市陈列馆陈列着这艘贸易船上所装运的22007件商品，其中陶瓷器20661件，石器43件，金属制品729件，其他杂件574件，铜钱28吨18公斤。一艘贸易船一次载运了两万多件货物实不多见，可见当时明州与高丽的商贸活动之兴旺。
唐宋以来，东南亚与波斯湾地区，与浙东的明州交往频繁，尤其是在东南亚贸易圈的孕育形成到开拓发展阶段，明州港成为这一贸易区的一大重镇。波斯、阿拉伯地区人民从唐代开始就来到了东方的明州，波斯陶的出土，波斯巷的存在，清真寺的建立，都表明明州港是他们开拓营生的大埠之一。
大量的文献和出土文物证实，早在1世纪前后中国与东南亚就存在着互通商贸易的历史，当时这种商品交换大多是通过“朝贡”和“回赐”等形式来实现的，即“朝贡互市”“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实质上就是一种有无相通、互利于市的官方贸易方式，在中国历代王朝所制定的贸易方针、政策都把“朝贡”放在首位，到了明代就称为“朝贡贸易”了。
明州港与东南亚商贸交易的输出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而输入品则是以生犀、白雉等为主。从海道来看，当时主要有广州、泉州，明州港也是一个重要港埠。明州港出口的主要是丝绸和越州青瓷。作为东南亚贸易区的重要大埠菲律宾，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特别多，近十多年来，出土的瓷器有几万件，其中有浙江的龙泉窑、越窑的瓷器，还有广东的潮安窑、西村窑的瓷器等。
在印度尼西亚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中国瓷器，当时中国商人以金银、缎锦、青瓷交换当地的特产。东南亚贸易圈考古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证明了随着明州至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通，明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在当时处于一个相当活跃的历史时期。
宁波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往来，从宋代起日益频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初朝廷派出使者到“南海诸番国”；嘱托停留在明州港的外国商舶，归国后转达宋王朝友好的意向。从南宋起，前往南洋一带的移民增多，特别是那些受尽压迫和剥削的爱国人士和劳动人民，大批渡洋至印度尼西亚等地，在大洋彼岸寻求自由的天地。这些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在15世纪至16世纪的200余年中，华侨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对南洋各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华侨中就有不少宁波人。
宋时，朝廷和阇婆国的使节常来常往。据《宋史·本纪》及不少外国传说记载，阇婆国曾在宋淳化三年（992）和宋大观三年（1109）两次派使节入宋。阇婆国的使者带来奇禽异兽、玳瑁、金刚指环等珍贵礼品，宋朝廷赠送的礼品也很厚重，这些都反映了两国的来往相当密切。
东南亚的真里富国（今柬埔寨）自宋代起就与明州通商。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赵伯圭任明州知州，当时该国有一个大商人长期在明州经商，年老病死，又没有后代，遗有巨万资财。当时有些官吏提出将这笔财富没收。但赵伯圭不同意，他说：远来之人，亦遭此不幸，怎忍心再去图利呢？为其备棺收敛，派人送归故国，发还所遗财产。过了一年，真里富国国王派使者来明州答谢，并说：已故商人的家属把归还的财产全部捐献了，造浮屠大像，上面雕赵伯圭像，为之祈祷。
宁波与柬埔寨的友好交往在元时也很频繁。元代的周达观作为使者从庆元去柬埔寨，后所撰的《真腊风土记》记叙：“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
宁波与波斯湾的通航也较早。宋时，来明州的番客，尤其是波斯、阿拉伯的商民，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明州，宋咸平年间在明州舶务边的狮子桥以北建造了清真寺，这证明了从北宋开始就有一批波斯、阿拉伯人在宁波“与华人杂处”，由于他们都集中在市舶务周边，宁波东渡门内波斯巷由此形成。宁波人对那些曾居住在宁波的番商也是深怀敬意，如今在宁波西门外就有一处专门埋葬回族番客的墓地，这些阿拉伯式样的墓上分别竖立着镌刻着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墓碑，这些都是中国和波斯、阿拉伯曾经友好相处的见证。在江北白沙路也有外国番客的公共墓地，其中保存有基督教徒的石墓和墓碑，可见当时还有不少欧洲和中东信奉基督教的番客来宁波，促进了中国与欧洲、中东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有《开庆四明续志》为证，唐宋子城遗址、东门口古城遗址、天一广场中的波斯巷遗址等处都出土过唐代波斯陶器残片。波斯陶片的出土，证明了波斯人与宁波人交往历史之悠久。在波斯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出土过宁波上林湖生产的越窑青瓷，证实了两地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存在，而且这种交往是双向的。
宁波与埃及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唐代。正是因为越窑青瓷运往了埃及，才有了埃及人对中国瓷器的仿制。据记载，埃及人仿造中国瓷器是从法特米王朝开始的，有一名叫宾尔德的匠人曾仿宋瓷，还带过不少徒弟。在宋赵汝适《诸蕃志》里，称埃及为“勿斯里国”，《元史·郭侃传》中的“米昔儿”“密思儿”等，都指埃及。公元2世纪中叶，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的著作中称中国为“大亚细亚最东的秦尼国”，他认为：“可知世界之极东，至秦尼国之都城（即长安）而止。”
中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埃及是非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都在举世闻名的世界十大奇迹之列，也是中埃两国灿烂的古代文明的象征。中国人民发明创造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都是通过明州港等港口的输出，传到周边国家，传入欧洲，然后传遍全世界。埃及的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东西方各国。这两个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宁波，尤其是明州港，在历史长河中，也曾为世界经济、商贸、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都已载入史册。作为宁波人我们应以此为豪。今天，我们更应为进一步促进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