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印度佛教通过海道传入我国的东南沿海。之后，从广州到明州，建造了不少佛寺。就宁波而言，慈溪鸣鹤五磊山上的五磊寺即为印度僧人漂洋过海来到明州传递佛教的先行者所建，该寺院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吴越先民东渡日本列岛、吴地工匠从浙东沿海东渡日本定居，传播了汉文化和佛教，并推动与繁荣了各国的社会文明。
佛教通过海道传入浙东三江地区，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了三江地区佛教流行这一史实。吴时始建的江北慈城普济寺，西晋的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就是佛教从海道传至明州后所建的著名佛寺。
东吴赤乌二年（239），东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舍句章的住宅，建普济寺。赵文华在《重修普济禅寺碑记》中记：“普济寺，志谓吴赤乌年建，中列浮屠，而祀公像于两楹之东。相传公舍宅为之者。”据文献记载，普济寺为省内最早的寺院之一。如今该寺尚在慈湖中学校园之内。唐代开成四年（9）由书法家奚虚已书写的《陀罗尼经》，北宋时须弥庙上的金刚、飞天浮雕石刻等，以及古寺幢亭与四棵古白果树历千年之风雪，至今尚在寺内岿然不动。
吴赤乌年间（238-251），印度高僧那罗延来到句章五磊山结庐修静，至唐时于其修静处买山建洋院，宋时皇上亲赐“五磊”额，五磊寺为浙东名刹之一。如今由政府拨款，对五磊寺进行了全面修缮，其寺焕然一新。为纪念这位从海道入五磊的开山鼻祖，在山上建有那罗延尊者墓塔。
那罗延尊者墓塔
五磊寺
西晋太康三年（282），僧人慧达在山乌石岙涌现岩获舍利宝塔一座。陈贞辉先生《阿育王寺》中云：“其状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广七寸。露盘五层，四角挺然。中悬金色小钟，舍利缀于钟下，圆转不定。绕塔四周，俱是镂空诸佛、菩萨、金刚、圣僧、八部等像。神工圣迹，非人力所及。塔之肇始，实于斯时矣！”
关于阿育王在我国造塔说法，有史书说道：东晋丞相王导初过江，有道人来告曰：昔与阿育王同游县安真身舍利宝塔，是通过海道而来的。近代发现的阿育王石刻敕文所记，他弘播佛法于地中海东岸诸国，如埃及、马其顿、希腊等国。又据南传典籍《大史》《岛史》等载，在他（阿育王）即位第17年，在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召开第三次佛教结集（南传说法），派他儿子摩西陀等僧人到南亚、东南亚一带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布教，佛教始成世界性宗教。按照《岛史》所说，这些僧人分九批到这个地方弘法，其中最北面抵达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尚未越过雪山到达我国。而海路到达缅甸、泰国以及东亚的沿海地区，由此可见佛教通过海道传播的地域是十分广泛的。
至晋永康（300-301），僧义兴结茅山中，感太白辰为侍童，寺因以名。有关开山太白禅师义兴有史料记载：“有一童子日给薪水，后辞去。曰：‘吾太白辰也。’上帝以师笃道行，遣侍左右。言讫不见。”故称“太白禅师”。唐开元（713-741）中建精舍，至德（756-758）中迁于太白山峰下，即今天童寺，为浙东著名古刹之一，也为明后传入日本的禅宗曹洞派的祖寺。由此可见，浙东地区的三江地域，佛教是通过海道传入的。
阿育王寺
然而，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城市，除将佛教传入外，又通过港口贸易交流把佛教传至高丽、日本。明州开辟了自明州港至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海上航线，大大提高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两宋时期，随着明州港的崛起，明州佛教对外交流不断加强。早在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甬城内的寿昌寺（寺址在解放南路连接开明街的寿昌巷）僧侣子麟赴高丽、百济、日本诸国弘教，并访求天台宗典籍，成为明州历史上最早出国弘法的明州僧人。后晋天福二年（937），高丽国王派出以张训为首的佛教考察团来明州，居住在寿昌寺，次年回国。宋朝以后，明州佛教的对外交流得到进一步扩大，天台宗、临济宗、曹洞宗经明州传入日本、高丽。北宋初，高丽僧人义通将天台宗从天台山传入明州后，明州成为传播天台宗的中心。真宗咸平六年（1003），日僧寂照至明州，求教源信所托关于天台宗的疑难问题，获知礼《问目二十七条答释》。天圣年间（1023-1032），日僧绍良携《法华经》，专程到明州求教于知礼法嗣广智，三年后，学成回国。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义天求道，搜求经籍。在归国途中经过明州时，义天以弟子礼拜谒了延庆寺住持明智中立，并在延庆寺开设法会。期间，又参谒了阿育王寺住持大觉怀琏禅师，听其说法。返国后，在松山建造了国清寺，开创了高丽天台宗。
南宋后，明州佛教的对外交往更趋频繁。绍兴元年（1131），高丽僧人坦然慕浙东禅风，渡海至明州，入阿育王寺，拜无示介谌为师。学成归国后，坦然继续研读无示介谌《语录》，并将其所作《语要》《四威仪偈》《上堂语句》等托人带到明州，转交无示介谌禅师。无示介谌见后大加赞赏，回寄衣钵，确认这位异国弟子为传人。这一时期，随着日本禅风的兴起，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景福寺、瑞岩寺等名刹，成为日僧所向往的佛教圣地。在众多入宋的日僧侣中，与明州关系密切的有重源、荣西、俊芿、道元、闻阳湛海等。据木宫氏《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所列，到过明州寺院的高僧有圆尔辨圆、摄津三宝寺的大日能忍的徒弟练中、胜辨等十余人。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禅宗的兴起，应日本政府和僧侣的邀请，明州僧人也纷纷前往日本传教。绍定元年（1228），天童僧寂圆智深与弟子义云东渡日本，历经兴圣寺、永平寺，后得资助而建宝云寺，创日本曹洞宗第二道场。寂圆住持该寺达30余年，直至圆寂。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天童僧兰溪道隆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德宣等赴日。他在常乐寺修建禅堂，并上堂开讲，宣传禅宗，使常乐寺成为镰仓第一个禅宗道场。后住镰仓建长寺，成为建长寺第一祖。咸淳七年（1271），天童僧西涧士昙应北条时宗之邀，赴日弘法。在日本，他历游京都、镰仓等地，与建长寺兰溪道隆、东福寺圆尔辨圆交游甚密，在日弘法七年后，于景炎三年（1278）归国。
两宋时期，明州与日本、高丽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扩大了明州佛教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明州与海外诸国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元明时期，由于朝廷的佛教政策发生变化，佛教发展受到影响。到了明代末年，随着国家对宗教管制的削弱，佛教重新活跃起来，佛教文化在中国掀起新高潮。宁波与日本的佛教交流活动频繁起来。
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对刘基说：“东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犹蚊虻警寤，自觉不宁。”考虑到日本尚禅教，决定派遣高僧出使日本，劝其归顺。五月，任命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金陵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正使，由入明日僧椿庭海寿、权中中巽担任通事（翻译），一行八人赴日，兼送祖来回国。临行，太祖作诗曰：“尔僧使远方，毋得多生事。入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珍重浦泉径，勿失君臣义。此行飞瀚海，一去万里地。”五月三十日，祖阐一行到达日本博多。这时，日本国内正进行战争，双方都怀疑祖阐是明朝派来支持某方的，欲拘辱之，最终由无逸力争得免。在危难之中，祖阐只得“以衣贸食”，等待时机。至九月，祖阐想到不如寄书于京都天台山座主尊道，托其将明朝廷禁寇通商之意转告天皇和将军。一直到第二年五月，天台座主尊道将祖阐的信转达给将军足利义满，祖阐等被召至京都，入住嵯峨的向阳院。祖阐在日本期间，“一遵圣训，敷演正教，听者耸愕，以为中华之禅伯。”后来，日本天皇知道了祖阐赴日退会的事情，想请祖阐住持天龙禅寺。祖阐怕完不成朝廷的重任，坚决推辞。日本天皇听后很高兴，表示将遣使赴明。祖阐在京都住了两个月，于八月底九月初动身返镇西府。十月，祖阐一行从博多起程回国。于第二年底，回到南京。这次出使，促成了日本再次派高僧格庭海寿奉表，带着马匹、盔铠、枪刀、玛瑙、硫黄、贴金扇等来中国，这标志着两国友好关系的确立。
日本天龙寺龙室道渊，原是宁波人，宣德八年（1433）成为日本出使中国的正使，再次修复了中日邦交关系。
在元明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臣，不少是佛教徒，自行随团来明朝学习的日僧更多，多时有110余人。他们从宁波港上岸后，如有时间，都要到宁波各寺院活动，有的甚至就住在寺院里。如成化三年（1467），日本禅师雪舟随使臣来宁波，入天童寺修禅，后被升为“天童山禅班第一座”。雪舟善于绘画，其《山水长卷》描绘了宁波的四季景象。在宁波期间，他结交了不少朋友。1469年，雪舟回国时，朋友们纷纷写诗送别，可见交情之深。
元明期间，朝廷重视两地的佛教交流，还加强了两国之间的交往。如在正德六年（1511），岁高龄的了庵桂悟以正使访明朝，曾在阿育王寺长住，与宁波当地文人有不少交往。心学大师王阳明曾与之有过交往，与之讨论过佛学诸多问题，了庵桂悟回国时，王阳明还写了《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
天童寺
总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以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为通道，连通了东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佛教的流入与传出正是依赖于海上丝绸之路而促成了明州城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明州与东亚地区的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