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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李大发的二姐夫来看他,顺便和二哥见个面。

    二姐夫年少努力读书修成正果,拿到他们村的最高学历——初中毕业。他经常出现在婚丧嫁娶的主持场合,过年村里的对联有一半出自他手,他因此被称为秀才。

    这个初中生秀才酒过三盅脸泛桃花。第四盅酒下肚,脸染红布。红色晕染到眼皮,把眼镜都熏花了,他摘了眼镜,摸一把眼睛,有水。他对着床上躺着看他们吃饭的李大发说:“一想到以后见不到老弟了,心里这个难受啊……”

    说着,秀才的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饭桌上,二哥赶紧把盛菜的碗端到一边去,怕菜又咸了。

    李大发本来看着哥俩吃饭心里暖洋洋的,听闻秀才声泪俱下,这个气啊,他想说:“我还没死,你哭啥,这不是咒我吗。”

    李大发觉得这秀才是吃了墨水的煤球,道理不懂一个,话到了食道里又被大石头噎住了,他别过头去,不看秀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

    吃完饭,二姐过来说:“我把西厢房里那些玉米拉走了,耗子越来越多,再不弄走都让它们吃完了。”

    那些玉米,因为没有脱壳,还没来得及卖掉。二姐早就打了小九九。这秀才来,一箭双雕,既是走亲访友,又是帮忙拉玉米的。

    李大发听着他们进进出出搬玉米的声音,心里又气了,他吐出一口绿水,拿木棍敲敲床头,没人理他。他二哥帮忙搬玉米了,他大姐不在。

    日光从窗户上移了些去,阴影骤然而来。他一个人在屋里叽里呱啦骂起来:“没良心的,拿了钱不给我治病,哎哟哟,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这时候,搬玉米的人们已经走到大门外,谁也没听见他稀奇古怪的骂声。

    二姐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我把玉米弄走了,再不弄走耗子要造反了。你看看院子里还有什么值钱的,改天来拿走。”

    大姐本想说:院里还有一个小铁车,给我留着。但她把小铁车的事生生吞了下去,顺口说:“拉走吧,省得以后麻烦。”

    临走,秀才忽然想起什么,从电动三轮的驾驶位上闪电跳下来,折回院里来。

    拴着大笨狗的梧桐树下,有辆斜倒着的小铁车,车把有点生锈了。秀才脸上染着红布,三步并作两步走,因为走得急,他的眼镜滑到了鼻尖处,他扶了扶眼镜,还没到小铁车旁,大笨狗忽然蹿起来,一蹦老高,汪汪了两声,以示抗议。

    革命的小酒让红脸的秀才对这示威的老狗说了句粗话:“畜生,自家亲戚都不认识了,再叫,再叫,看我不扒了你的狗皮煮了吃。”

    大笨狗活了十三年,早就不笨了,识别各色人脸,深谙人间话语。如今没有主人撑腰,也生怕主人死后它被当了下酒肉,于是偃旗息鼓,摇了摇尾巴趴在树下不动了。

    小铁车,又上了二姐家的电动三轮。

    后来大姐来,看见小铁车都被妹妹拿走,心中不悦,脸上飘过好几块云彩。二姐赶紧吹吹风:“你看看院子里还有什么值钱的,都拿回家吧。”

    大姐扫过那四间大砖房,红砖已斑驳,当年还是她帮着盖起来的。她总不能把房子搬走吧?

    二姐说:“要不,你把大笨狗牵走吧,就是一身狗皮,还值几个钱。”

    大姐说:“我家里就养了三条狗,快喂不起了,要那么多畜生干什么?又没玉米喂,先在这养着吧。”

    家产差不多分完了,后事也交代了,人人都在等着他死,他还没有死。他都替自己着急了。

    他记起自己曾经藏了一瓶农药在床头。春天的时候,他把农药拌在花生米里,那些拌过农药的花生米染成血色,它们一颗颗被种到地里,血色外衣是防御虫害的有力武器,防止种子们胎死大地幽暗复杂的母腹。那些怕死的城里人总觉得花生是绿色产品,其实除了黄瓜的绿漆,哪有什么绿色,每种吃到肚子里的食物都自带胎毒。

    他自己,是吃了什么东西才被毒到五十六岁就长了淋巴癌呢?他实在想不出答案来。但是,现在生不如死,他想死了。

    他枕头边还有一床没用上的被子整整齐齐叠在那里,农药就藏在被子底下隐蔽的一角。他伸出枯树枝似的手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那个绿色的瓶子。他用尽吃奶的力气让自己半躺半倚着,他再用吃奶的力气拧开瓶盖,把绿色的农药倒在瓶盖里,费了好大劲,他才将瓶盖倒满,还洒到衣服上一些来。

    农药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一道尊严符,只需一瓶盖,他就像包裹起来的花生米一样安然回归大地。

    他将农药一口灌进去的时候,像喝了一口王大胖子小卖部里的老白干。老白干喝下去沁人心脾,他悲哀地发现,他的喉咙被肉瘤掐住了,根本咽不下去。

    他反复吞咽,喉咙仿佛齿轮咬合,没有一丝缝隙漏下去。换一种方式海阔天空。他躺下来,他的舌头是个搅拌机,农药在他嘴里被搅成一个蛋,又缠住了他舌头,卡得他呼吸困难,他感到自己半个身子有火灼烧,他知道农药瓶子已经倒了,药液侵蚀了他的皮肤,他不能像花生米一样随随便便成功,他摸到了木棍,好像没什么力气敲床了。

    但是,他大姐还是听见了。大姐的心思比针细。

    她奔过来,看见弟弟淹没在绿色的海洋里。她大声喊着:“二妹,快去叫锅盖!”

    在锅盖到来之前,大姐和二哥就已经撬开李大发的嘴,把嘴里那个红色的疙瘩取出来。绿色的农药到嘴里,和拌花生米一样,不知为什么就变成红色的,红色的蛋,李大发根本咽不下去。

    锅盖郎中扒了扒李大发的眼皮,又撬开他的嘴看看,他说:“他五脏六腑已经烂了,比农药还毒,以毒攻毒,就是咽下去的那点,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没事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你没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灰,只能让日光和黑夜一点点地蚕食你的身体和灵魂。

    锅盖郎中说得对,以毒攻毒,李大发像一条死狗又缓过一丝气息。他甚至感到一丝力气了。他自从吃了那个饺子后,就再也咽不下一口东西。现在,经过一场生死大战,他身体里仿佛有什么在召唤。午后,阳光从旧玻璃窗雀跃着跳过来,把桌上他二哥带来的十八街麻花照得通体透亮,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扭着腰肢的麻花,像扭着秧歌的小媳妇,带着脂粉香气,一点点逼近要死亡的他。

    他想活下去了。他用木棍敲敲床头,他大姐过来,他看见大姐深刻的核桃,嘴里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大姐听明白了,他想要医生给他打针。

    不是营养针都打不进去吗?既然李大发坚决要求,大姐当然要随他心愿。

    锅盖郎中又来了,锅盖在李大发一揪老长的树皮上搜寻能找到的血管。最终,行走江湖几十年的锅盖找到了一条小细蚯蚓的血管,营养针的营养,通过这条蚯蚓的蜿蜒劳作,又给李大发身体的枝枝杈杈输送了活下去的汁液。

    二哥已经来了七天,他来之前,就是准备着七天内人死加办完丧事,然后一了百了离开故土。

    但是,李大发又打了营养针,貌似又有点希望了。

    大姐说:“你再等几天吧,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要是回家去了人接着不行了,你指定心里难受。”

    二哥想起母亲那年生病,他也是带着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心回来的,但是眼见病恹恹躺着的母亲一到吃饭两眼放光,将一海碗面条俩鸡蛋呼噜呼噜倒进肚,不像大限将至的样子,于是打道回府。前脚刚进家门,后脚电话就跟着来了,母亲这回看见面条和鸡蛋眼里无光怕是不行了,即使他坐了火箭,也赶不上见她最后一面了。

    他不想像上次那样存留遗憾,于是又将归心放回身体里。

    李大发身体的知觉又醒来,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疼痛。他常常在夜里发出呜呜的叫声,像疯过一圈没有力气要死去的老狗,疼痛让他不住地扭来扭去,他的肩胛骨磨得通红。因为不吃东西,他很久没有大便,解小便的时候,也不再用尿壶。他二哥把旧衣服铺在他身下,尿了,就拿出去晒晒,连洗都不用洗,两个姐姐轮流伺候他的时候,那些尿过的旧衣服,还会拿出去洗。

    二哥说:“反正人快不行了,实在骚的不行,攒攒到时候扔了就行。”

    李大发的房间里弥漫着尿骚味。他二姐担心着那十八街的麻花串味,欲拿走,给秀才吃。但她打着大笨狗的幌子说喂狗。每日里看麻花解闷的李大发喉咙里发出抗议,麻花从二姐的右手倒到左手,左手又倒回右手,然后才放回桌上,二姐解嘲道:“啥时候你吞下这根麻花,我给你买一屋子麻花。”

    房间里搭了一张钢丝床,是二哥晚上睡觉的窝。都说人老了觉少了,二哥的觉一点都不少。都说能睡的人心宽体胖,能睡的猪膘肥体壮,这话一点都不错。李大发在他五十六年的人生经验里也曾经沾着胖的边上,因为他爱吃肉,他曾经脑袋一碰枕头就呼噜。二哥几乎和没发病时的他一样,一碰枕头边就睡。

    夜里他五脏六腑烧起来,疼痛像点燃的爆竹,沿着他的身体一个个炸开。他要喝水,叽里呱啦地发出声音来,二哥的呼噜声还是没停。二哥刚来的时候夜里睡觉还算警惕,李大发有什么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过了几天,人就麻痹大意原形毕露了。

    李大发摸索着他的木棍,使劲敲床,所谓使劲,木棍也只是像断了弦的马头琴,发出喑哑的声音,二哥的呼噜像拔地而起的二踢脚,呼哨着拐了弯。

    李大发拿木棍敲向熟睡的二哥,一下子敲到了二哥的鼻子,把二哥的呼噜摁下暂停键。他迷迷瞪瞪坐起来:“谁打我?谁打我?有贼吗?”

    二哥开了灯,才发现是李大发打了他,快死的人居然有力气打他,顿时心生悲哀:“你有事不会喊我一声,动不动打人干嘛?”

    二哥心想我都这把年纪了,大老远来,不但让你骂还让你打,这是越活越倒退啊。

    他越想越气,夜晚无处可去,他不能像上次那样一走了之去找他大姐说理。听明白李大发说要喝水,故意不理他,憋着一肚子气又重新躺下。躺了一会儿,听见那边没了动静,害怕李大发是不是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赶紧站起来去看床上的病人。

    李大发一动不动地躺着,瞪着大眼睛,一眨不眨。他的眼睛本来就大,一瘦,脸上仿佛只剩下大眼睛了。

    二哥哭起来:“老五啊,你咋说走就走,是我害了你,你死了连口水都没喝上,呜呜呜……”

    四十瓦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二哥抹着眼泪,看见李大发的眼睛里也淌出清泪来,他鼻子吸了吸,摇了摇头。他没死,他还活着,他全部的人生欲望就是想喝水。

    第二天,二哥对前来接班的大姐说:“我要回天津去了。我等不起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