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诸葛亮登场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曹操平定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然后大气磅礴地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诗篇。
很显然，在曹操看来，过往的一切只是序章而已，因为“一统天下”的好戏还在后头——不管是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还是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很快会被他一一收拾掉。
对曹操来讲，待到群雄授首、四海归心的那一天，才是他真正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刻。至于眼下取得的功业，虽说足以羡煞世人，也足以让他引以为豪，但说到底，还是远远匹配不了他的野心和能量。
有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当曹孟德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睥睨天下、傲视群伦时，有一位仁兄，却正在某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独自咀嚼着无边的落寞与忧伤。
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自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投奔荆州刘表后，玄德兄的人生就从“激情创业”模式切换到了“佛系养老”模式。
其实，刘表对他还是挺不错的，不但给了他兵马，给了他地盘（新野），还待他为上宾，三不五时就请他聚宴喝酒，丝毫不曾怠慢了他。
可问题是，喝酒吃肉、养尊处优从来不是玄德兄想要的人生。他想要的是驰骋沙场，建立霸业，复兴汉室，拯救苍生！
换言之，玄德兄的野心一点儿都不比曹操小。然而尴尬的地方在于，他的精力似乎远远比不上曹孟德，而运气更是跟曹操差得不可以道里计。
自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孟德就如同开挂一般，一路攻城略地，大杀四方，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相形之下，刘备就像游戏玩一半忽然卡在了副本里，而且一卡还卡了七八年。
人生能有几个七八年？玄德兄当真是欲哭无泪！
如果说对于曹操而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的话，那么对于此刻的刘备来讲，可以说“一切过往，皆如梦幻”。
是的，过去纵横沙场、金戈铁马的一幕幕，都已恍若隔世。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出道到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玄德兄，已经是马上就要奔五的中年大叔，虽说一腔雄心还在，但两鬓已然斑白，连身材都变形了，真是令人好不伤感。
关于玄德兄身材变形的问题，还真不是我八卦，而是史书记载的。
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裴松之引《九州春秋》说，有一次，刘表宴请刘备，酒过三巡，刘备去上厕所，裤子一脱，蓦然看见自己的大腿，不禁悲从中来，慨然流涕。
大腿怎么了？为何看到自己的大腿就哭了？
其实也没怎么，就是大腿变粗了。
玄德兄这一哭，当然不是因为身材管理不到位而自责，也不是因为这样穿衣服不好看而惆怅，而是被“大腿变粗”这一事实，诱发了壮志难酬的感伤。
话说玄德兄上完厕所，回到座位时眼圈还是红红的。刘表一看很是奇怪，就问他怎么了。刘备长叹一声，道：“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以前天天骑马，大腿肉都是精瘦精瘦的。如今好久没骑马，大腿都长肥肉了。日月飞驰，马上就成老头了，而功业到现在还没个影儿，所以我悲伤啊！
这就是“髀里肉生”的典故。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表听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犯了嘀咕：看来你刘玄德终究还是不愿屈居于我刘景升之下啊。想当初你走投无路才来投靠我，我好心好意收留你，好吃好喝供着你，你现在反倒委屈了，难不成，要我把这荆州牧的位子让给你才满意？
此念一起，刘表对刘备越来越不放心，没过多久，便把刘备和他的部众从新野前线调了回来，安置在后方的樊城。
荆州的治所在襄阳，与樊城隔水相望（两地均属今湖北襄阳市）。刘表这么做，目的就是把刘备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和控制，以防生变。
建安十二年，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的消息传到荆州，刘备立马觉得这是偷袭许都的绝佳机会，便力劝刘表出兵，往曹操后背狠狠捅上一刀。
可是，刘表拒绝了。
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刘备建议出兵，当然是想让刘表派兵给他，然后由他去打许都。在刘表看来，刘备把兵马拉出去，且不论会不会卖力打仗，从此一去不返的可能性倒是很大。
想当年，刘备本来在老同学公孙瓒那儿混饭吃，徐州的陶谦一给他抛橄榄枝，他二话不说就跳槽了；之后，刘备到了曹操麾下，又趁着曹操派他阻击袁术的机会，脚底抹油，一溜烟跑到了袁绍那儿；再后来，袁绍跟曹操在官渡相持不下，刘备就蒙骗袁绍来荆州搬救兵，然后再一次溜之大吉，转投到了刘表帐下。
像这种前科累累的“惯犯”，刘表怎么放心让他带着兵马出征呢？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刘表这么猜忌刘备，索性放人家走好了，为何还要留着呢？
刘表之所以不让刘备走，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留着他防备曹操——万一将来曹操打过来，像刘备这种雇佣兵肯定是要推到前面去打头阵的，现在当然不能让他走。
正因为存着这种既要防范又想利用的心思，所以当曹操平定乌桓，事情都已经翻篇之后，刘表为了安抚刘备，还假惺惺地对他说：“不用你的建议，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啊！”
刘备当然知道刘表心口不一，但也不点破，只是笑笑说：“如今天下分裂，天天打仗，机会有的是，这绝不是最后一次。若以后多加留意，就没什么好遗憾的。”
双方都是聪明人，看破不说破，表面上都是和和气气的。毕竟，刘表在利用刘备，刘备也在利用刘表，大家不过是各有所图、各得其所罢了。
对刘备而言，投靠刘表绝不只是暂时得到一个栖身之所，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在荆州当寓公的这段闲暇时光，不动声色地做一件大事——招揽人才。
在当时的东汉天下，荆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移民特别多。
自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天下战火纷飞，唯独荆州在“骑墙派”刘表治下，显得颇为太平，几乎没怎么打仗，成为乱世中难能可贵的一方净土。所以，各州的士人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纷纷移民到了荆州。
这其中，就有不少才俊之士。最先被刘备招揽的人是徐庶。
徐庶，本名福，字元直，颍川（治今河南禹州市）人，出身寒微，兼习文武。年轻时仗义任侠，曾经为了替朋友报仇而杀人，被官府逮住，后来一帮朋友劫狱救人，才捡回一条命。董卓之乱后，他与同乡友人石韬一起避乱荆州，结识了同样客居于此的诸葛亮，二人遂结为至交。
在刘备屯驻新野期间，徐庶慕名投到了他的帐下。而第一个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人，正是徐庶。
徐庶知道刘备求才若渴，便主动向他推荐：“我有个朋友叫诸葛孔明，人称‘卧龙’，将军是否愿意见见他？”
对于人才，刘备自然是来者不拒，马上道：“请先生带他过来。”
徐庶却淡淡一笑：“此人必须将军亲自去请，他是不会主动来见的。要我说，将军还是应该屈尊去拜访一下他。”
刘备一听，不禁有些意外。
什么人这么牛，还得我刘玄德亲自登门？这架子是不是大了点儿？
不过作为老板，刘备身上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
有才的人难免清高，但往往因为清高，反而不太适合做老板；反之，好的老板不一定有才，但一定有肚量，所以人才往往能为他所用。
刘备当时人在新野，而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可能碍于军务缠身，刘备并未立刻前去拜访，但徐庶推荐的这位卧龙先生，显然已经在他心里挂了号了。
不久后，刘备调回樊城，有一次去襄阳拜访名士司马徽。无独有偶，他居然从司马徽口中再次听到了卧龙先生的大名。
司马徽，字德操，跟徐庶一样也是颍川人，世称其“清雅有知人鉴”，也就是颇有知人之明，故人送雅号“水镜先生”。
刘备本来也想招揽这位水镜先生，不料司马徽并无出仕之心，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儒生俗士”，不懂当世时务，还对刘备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出处。
刘备一听，赶紧问他俊杰何在。司马徽道：“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伏龙？怎么除了一个卧龙还冒出一个伏龙？这荆州大山里到底藏着多少条龙？
刘备忙问：“伏龙和凤雏是谁？”
司马徽道：“伏龙就是诸葛孔明，凤雏就是庞统庞士元。”
又是这个诸葛孔明！
能让徐庶和司马徽都如此推崇的人，一定不简单，看来得赶紧去会会他了。
刘备大喜，也顾不上那位凤雏先生了，决定还是先把这个卧龙招入麾下要紧。随后，刘备拎上礼物，快马扬鞭，直奔襄阳城西二十里外的隆中而去。
《三国演义》最经典的情节之一“三顾茅庐”，就此上演。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老先生用极富戏剧性的笔法，把刘备冒着风雪三度寻访诸葛亮的故事演绎得一波三折、生动无比，直到吊足了看官们的胃口，才让“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诸葛孔明闪亮登场，跟刘备和众看官见面。
然而，在正史《三国志》中，真正的“三顾茅庐”其实只有干巴巴的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刘备跑了三趟才见到诸葛亮，至于诸葛亮到底干什么去了，为何让刘备屡屡扑空，史书并未记载。有人认为是诸葛亮为了试探刘备的诚意，故意一再回避；也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为了自抬身价，刻意吊刘备的胃口。其实，这些说法通通没有证据，而且让诸葛亮看上去就跟偶像剧里故意躲避帅哥的美女一样，显得十分矫情，并不靠谱。
事实上，与其认为诸葛亮用的是“欲迎还拒、欲擒故纵”这样烂俗的套路，还不如借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弟弟诸葛均“出外闲游”的说辞更为合理。当刘备问他卧龙先生去“何处闲游”时，诸葛均的回答是：“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
罗贯中的这一合理推测也许更符合事实。
前文说过，当时的荆州，四方的豪杰才俊避乱于此者甚多，诸葛亮肯定会时常与他们往来交游，一来增长见闻，了解天下大势；二来免于隐居生涯的枯燥无趣，通过社交活动拓宽人脉，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简言之，诸葛亮不大可能一天到晚宅在草庐中。
所以，刘备连跑三趟才见到诸葛亮，实属正常。
隆中对：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
在介绍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牛人的生平。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阳都县（治今山东沂南县）人，生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先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由于出身官宦之家，诸葛亮从小应该受过不错的教育，从而为他日后的才学奠定了基础。
只可惜，在成年之前，其父诸葛珪便亡故了，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便由叔父诸葛玄收养。起初，诸葛玄带着兄弟俩到了袁术的地盘，做过一段时间的豫章太守，不久后丢了官。因诸葛玄与刘表有些交情，便来到荆州投靠。数年后，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带着弟弟在南阳山区的隆中盖了几间草庐，开垦了少许田地，然后过起了“躬耕陇亩”“不求闻达”的半隐居生活。
据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称，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汉代的“八尺”，相当于今天的将近一米九，是绝对的大长腿；而“容貌甚伟”，也说明他颜值很高，若是再加上“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的装扮，妥妥的就是古装剧里的男神。
虽然隐居隆中，表面上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但诸葛亮却是一个胸有韬略、志在天下之人。他对自己的学识和才干颇为自负，经常自比于春秋名相管仲和战国名将乐毅。然而，当时荆州的名士圈子里，却很少有人认同他，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在吹牛，只有荆襄名士司马徽、庞德公（庞统的叔父），以及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寥寥数人看好他。
有一次，诸葛亮与徐庶、石韬、孟建三位好友一起论及平生抱负，并且展望未来。诸葛亮说，诸位从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徐庶等人就问他，那你呢？
诸葛亮却没有回答他们，只是笑而不语。
其实徐庶等人不用问也知道，诸葛亮的抱负远在他们之上，区区刺史或郡守，根本不足以实现他的理想，否则怎么会“自比管仲、乐毅”呢？
换言之，诸葛亮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功名富贵，而是辅佐明主，成就霸业，澄清宇内，平治天下！
所以，蛰伏隆中的诸葛亮，表面上淡泊宁静，其实内心一直隐藏着一种热切的渴望。
他渴望的，就是一位明主，一位值得他鼎力辅佐、追随一生的明主。
终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来了。
这一年，诸葛亮年仅二十七岁，而刘备已经四十七岁。
虽然诸葛亮志向远大，在当地名士圈中小有名气，但毕竟年未而立，阅历浅，经验少，且从未到外面的乱世闯荡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功业。尽管有颜值、有才华，看上去颇具潜力，可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就没人知道了。
反之，刘备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却已在乱世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平原相干到了徐州牧、豫州牧、左将军，其资历、才干和知名度丝毫不亚于汉末以来的枭雄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刘表等人，更不用说还博得过曹操“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赞语，其名声早已传遍天下，纵然创业尚未成功，却不失为当时业界最火的一位草根创业明星。
这样的两个人，其身份、地位之悬殊，肉眼可见。
然而，求才若渴的刘备还是纡尊降贵地来到了诸葛亮的草庐中，而且一连跑了三趟。如此心胸，如此诚意，无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
那天，宾主坐定后，略加寒暄，诸葛亮便屏退了众人。然后，刘备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诸葛亮的面试，一下就抛出了最重磅的议题：“如今汉室倾颓，奸臣窃据皇权，主上蒙尘，我不顾自己德行和能力的欠缺，欲伸张大义于天下，怎奈智术短浅，一再失败，以至于今。不过我的志向从未消失，想知道先生有何计策可以助我？”
诸葛亮蛰伏隆中的这些年，一直在静观时局的演变，对四方群雄的割据态势和实力对比进行过深入的研判，因而对整个天下大势洞若观火，心中早已有了一套成熟完整的战略构想。所以刘备之所问，恰恰是他酝酿已久、深思熟虑的东西。于是，诸葛亮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他的天下大计。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隆中对”。
这是一个十分宏大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步骤。
一个核心，就是结好孙权，对抗曹操，即“联吴抗曹”。
确立了这一基本的战略方向，接下来就是成就霸业的三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据有荆州；第二步，谋取益州；第三步，平定中原。
诸葛亮这番对策，开宗明义就告诉刘备：如今的天下大势，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也就是大家都在不择手段地抢地盘，别的都在其次。所以，不管你玄德兄是想自己称霸还是真的要匡扶汉室，前提就是弄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否则一切免谈。
第一句话，诸葛亮就一针见血地刺中了刘备最大的痛点。
刘备又何尝不知道地盘的重要性呢？问题是他的综合实力太弱了。这么多年来，除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帮铁杆兄弟不离不弃地跟着他，其他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要想从别的诸侯手上抢地盘，无异于与虎谋皮，谈何容易？
诸葛亮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强弱之势是随时都在转化的。想当初，跟袁绍相比，曹操的声望和实力都远远不如，可最后怎么样？还不是以弱胜强，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了袁绍。所以，关键是要善于把握老天爷给的机会（天时），同时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谋）。
那么，面对如今曹操雄霸北方、孙权割据江东的形势，刘备该怎么做呢？
诸葛亮的策略是：北不可与曹操争锋，南不可图谋孙权。换言之，面对当今天下这两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应该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办法，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
要达成这个战略目的，首先当然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人家孙权凭什么跟你结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拿下荆州。
诸葛亮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荆州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它北临汉水、沔水，南接南海，东面与江东毗邻，西面与巴蜀相通，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实属兵家必争之地，故而称其为“用武之国”。
可如此重要的地盘，却落在刘表这种胸无大志的人手中，曹操和孙权无疑都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既然刘表守不住它，那不如交给你刘备。换言之，荆州不啻上天赐给你刘玄德的一份厚礼，就看你敢不敢出手了。
拿下荆州后，就要进一步扩张，西取益州。
益州有山川之险，又有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便是“天府之国”，所以高祖刘邦当年才能据之以成帝业。可眼下益州的两个诸侯，成都的刘璋庸懦无能，不得人心；汉中的张鲁只会以神道设教，蛊惑百姓。二者皆非明主。可惜了益州这样一块“民殷国富”的宝地，却白白被庸主糟蹋了，所以益州士民日夜企盼明君的到来。
刘玄德身为皇室贵胄，又以仁义著称四海，麾下英雄用命，又有求贤若渴之心，益州士民盼望的明君不就是你吗？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对千里之外的益州形势了如指掌，足见平时没少搜集情报，可谓是做足了功课，用“足不出户而知天下”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所以刘备听到这里，内心一定大为叹服，同时肯定也万分庆幸这样不世出的人才最终能够为己所用。
一旦占据了荆、益二州之地，那么霸业之基就算奠定了。诸葛亮继续陈述，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扼守险要，巩固地盘，然后尽量采取政治手段安抚西面和南面的蛮族部落，稳住大后方，同时致力于内政外交——“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做完这一切，一方霸业差不多就缔造成功了。最后要做的，也就是最重要的第三步，便是从割据一方的霸业走向定鼎中原的帝业！
当然，诸葛亮也承认，这最后一步，也是最不容易的。这一步要成功，不仅要靠人为的努力，更要等待天时。
什么样的天时？
诸葛亮的说法是：“天下有变”。
这是一种含混晦涩又意义丰富的表述。所谓“天下有变”，可以理解为曹操篡位、汉室倾覆，那刘备便师出有名；也可以理解为曹操死了，内部陷入混乱，所以刘备可以乘虚而入；再或者，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此消彼长，刘备的实力强过了曹操；等等。
总之，如果合适的时机终于出现，那么就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取道宛城，直逼洛阳；同时由刘备亲率主力大军，取道秦川，直取长安。待到两路皆胜、定鼎中原之后，则肃清宇内、一统九州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
到那时，不论刘备是想复兴汉室还是想自立为帝，就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
想必，听完诸葛亮这一席话，刘备定然是茅塞顿开、心潮澎湃。
日后，刘备几乎是完全按照诸葛亮的这套战略构想，一步一步打造了他的蜀汉霸业，从而与曹魏和孙吴鼎足而立，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
所以后来有史学家称，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
当然，这一战略规划的最后一步，却没有在历史上真正实现——不仅在刘备生前未能完成，于诸葛亮而言，终其一生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过唯其如此，才有了后来诸葛亮五次北伐、含恨病逝于五丈原的悲壮一幕，也才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故事流传千古。
建安十二年的这个冬日，在大雪纷飞的隆中，诸葛亮之所以会把自己多年来的心血结晶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全部贡献给刘备，是因为他已经认定刘备就是那个值得他一生追随的明主。
当然，诸葛亮做出如此重大的抉择，绝不仅仅是看上了刘备礼贤下士的品格和“三顾茅庐”的诚意，而是经过了一番全面审慎的考量。
借用东汉名将马援对光武帝刘秀说过的一句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了这么多年，如果想要出仕为官的话，那他早就出山了，何必等到今天？之所以一直潜心蛰伏，正是因为在刘备出现之前，当时天下的几大诸侯，没有一个是合乎诸葛亮心意的主公。
离他最近的刘表就不必说了，偏安一隅，胸无大志；而稍远的刘璋、张鲁、马腾之流，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其实真正值得考虑的老板，也就只有曹操和孙权两位了。
先说曹操。按理说，曹操对天下士人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地盘最大、实力最强，而且手里还握着天子，名义上代表了大汉朝廷。给他打工，最为名正言顺，而且薪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肯定也是最优厚的。
可正如前文所言，诸葛亮想要的，并不是一般人艳羡的功名富贵，而是一个能够让他经纬天下、廓清四海的广阔舞台。曹操的实力固然雄厚，排面也够大，但其麾下人才济济，可谓“谋臣如云，猛将如雨”，诸葛亮若去给他打工，捞一个体面的职位或许不难，可想要从一帮精英中冒出头来，进而大有作为，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事实上，诸葛亮的几个好友徐庶、石韬、孟建后来的确去了曹操那里，可结果如何呢？徐庶历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石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孟建历任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虽然官职都不算小，但也没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功业。诸葛亮便为此感叹，曹魏那边就是人才太多了，所以他这几位好友都“不见用”。
此外，正因为曹操现在已经雄霸北方，家大业大，所以成长性反而没有那么强，能够让诸葛亮施展抱负、缔造不世之功的机会自然就少了，其职业前景和上升空间也就相对有限。倘若诸葛亮真的去了，最后也只能像徐庶等人那样，拼死拼活才干到大集团的中层，又怎么可能比肩于春秋名相管仲和战国名将乐毅呢？
总之，曹操太强，反而不是诸葛亮心目中最合适的老板。个中道理，就跟当初张绣想要投靠实力最强的袁绍，贾诩却劝他转投实力较弱的曹操一样——前者的成长性远远不如后者，所以投奔后者更有用武之地。
再来看孙权，各方面综合比较来看，似乎比曹操更不理想。
首先，江东历经孙坚、孙策、孙权的长期经营，内部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已相对固化，后来者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来玩，在行为方式上要按部就班，在班位座次上要论资排辈。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出一番事业，不仅会处处受限，而且势必要把大量精力耗在“办公室政治”上，很难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做出什么开创性的贡献。
其次，孙权集团的实力虽然不如曹操，但江东的人才却同样是济济一堂，如周瑜、鲁肃、张昭、张纮等，个个都是孙策当年的左膀右臂，堪称“两朝元老”，连孙权见了他们都要客客气气、尊重有加，诸葛亮去了能混出什么名堂？
很显然，他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韬光养晦，屈居于这帮元老的光芒之下。倘若想冒尖，先得问问这帮人答不答应。换言之，孙家的庙虽然不大，但里头的神却不少，恐怕无处安放诸葛亮这尊自视甚高的大神。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诸葛亮不选择孙权的原因。
那是在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奉命出使江东，张昭看出他是个人才，就向孙权力荐，而孙权也有意要招揽他。然而，诸葛亮却婉言谢绝了。有人问他什么缘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很显然，在诸葛亮看来，孙权虽然是个不错的老板，但不论是其个人的气度和格局，还是他所能给到诸葛亮的舞台和空间，恐怕都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做到尊重和礼遇，却不足以让诸葛亮尽情地施展才干和抱负。
综上，当时天下最牛的两个大老板，就这样被诸葛亮一一排除了。
直到，他等来了刘备。
平心而论，相比于曹操和孙权，刘备其实是毫无优势可言的，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
首先，他出道这么多年，至今还寄人篱下，上无片瓦遮身，下无一地立锥，始终在各大诸侯的夹缝中辗转求存，可谓朝不保夕，时刻有性命之忧。其次，他年纪大了，虽然志向未改，但锐气和拼劲已在岁月中消磨大半，早已没有了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甚至因为“髀里肉生”而“老大徒伤悲”，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和深深的挫败感，这样的人还有创业的激情和雄心吗？最后，刘备眼下还在给刘表打工，而刘表早已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所以就连荆州这唯一的栖身之所，刘备恐怕也待不长久，随时有可能发生变故，从而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跟着这样一个要什么没什么、年纪却又一大把的老板，连起码的安全感都不能保证，还怎么建功立业，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然而，在诸葛亮看来，这些表面上的劣势其实无关大局。他从刘备身上看出的，恰恰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也是曹操和孙权都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刘备身为“帝室之胄”，拥有一块先天的金字招牌。虽然当时的汉室早已倾颓，天子刘协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汉室宗亲的招牌远远不如承平之世的时候值钱，但在绝大多数士人百姓的心目中，刘汉皇室依然是当时天下唯一的正统，即便是曹操，表面上也仍然要尊奉大汉正朔，并以匡扶汉室为口号。
所以，刘备的皇族身份使他天然就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要知道，曹操可是费尽心机，且不惜背负“挟持天子”的骂名才爬上这一制高点的。可见如果刘备能够善用，这块金字招牌对于凝聚人心、壮大队伍、开拓根据地都是大有用处的。
而且，诸葛亮本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是偏于正统的，这一点显然与刘备的身份和“复兴汉室”的政治路线正相契合。所以，诸葛亮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帮助刘备把这个得天独厚的品牌运作起来，让它在创业过程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其次，刘备礼贤下士，体恤百姓，有英雄之气度，以仁义著称四海，这些都属于可以变现的无形资产。
诚然，乱世之中，枪杆子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没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和高明的用人之道，再多的枪杆子、再大的地盘，到头来也是守不住的，终究会风流云散、转眼成空。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盛极一时的枭雄，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刘备眼下虽然枪杆子不多，也没有地盘，但只要能够把上述无形资产加以盘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资本扩张，迟早会创造出这些有形资产。
最后，刘备拥有一帮忠义无双的铁杆兄弟，如关羽、张飞、赵云，还有大舅子糜竺等人，个个都可以为刘备上刀山、下火海。这是一支足以傲视群雄的人才队伍，也是刘备创业之路上最强大的一笔核心资本。
尽管曹操、孙权麾下也有很多人才，也都是忠心耿耿，但他们跟曹操、孙权之间更多的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在感情层面上显然不及关、张、赵等人与刘备的关系。换言之，假如有一天，曹操和孙权落到刘备这步田地，没有地盘，四处漂泊，寄人篱下，朝不保夕，那么他们麾下的许多文臣武将恐怕就会头也不回地离他们而去。即使没有立刻跳槽，其忠诚度想必也会大打折扣。
反观刘备，不管他混得多惨，只要还活在世上，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就会永远不离不弃、生死相随。他们忠于刘备几乎是无条件的，而追随刘备也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人生意义所在。就这种纯粹性而言，无论是曹操麾下的曹氏、夏侯氏兄弟，还是孙权麾下的周瑜、张昭等人，虽然忠心也都无可怀疑，但生死不渝的情感成分恐怕就弱一些了。
乱世之中这份弥足珍贵的情义，就是刘备之所以能够屡败屡战、屡仆屡起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能够咸鱼翻身、转弱为强、开疆拓土、缔造霸业的最根本的力量！
这一切，诸葛亮全都看在眼中。
刘备眼下的实力不济和处境艰难，在诸葛亮看来反倒是自己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正因为刘备现在很弱，亟须咸鱼翻身，才恰恰给了诸葛亮用武之地，让他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干；正因为刘备的创业还在路上，其内部人事关系相对简单，不存在那些惯有的“大企业病”，诸葛亮才能免去很多干扰和掣肘，得以心无旁骛地辅佐刘备开业立基，从而建立可比肩管仲、乐毅的奇功伟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打个比方，如果说刘备是一只潜力股，那么诸葛亮必须在其股价低迷的时刻介入，未来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而像曹操、孙权那种估值已经很高的大白马，进去了之后即便不是高位套牢，收益只怕也不会可观。
简言之，选择曹操、孙权充其量就是锦上添花，人家有你没你区别不大；而选择刘备才是雪中送炭，刘备必然对你倍加珍惜。很显然，刘备和诸葛亮，彼此都需要对方，也都知道对方是那个足以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们二人的相遇和携手，注定会成就一段千古佳话，也注定会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史称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激动万分地大喊了一声“善”，此后的日子，刘备就与诸葛亮形影不离、“情好日密”了。
二人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关羽和张飞都吃醋了，忍不住当着刘备的面大发牢骚。
刘备才不管他们吃不吃醋，只给了他们一句话：“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诸葛亮传》）我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你们就不要多嘴了！
关、张二人一听，这才意识到诸葛亮在大哥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从此就乖乖闭嘴，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这就是刘备这种小企业的好处，人事关系简单，有什么不爽敞开来说，做大哥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搞定。倘若在曹操和孙权那儿，诸葛亮胆敢一来就跟人家老大“情好日密”，那些元老和高管可能明里不说，暗地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排挤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诸葛亮选择刘备是多么明智。
四征黄祖：孙权的复仇
自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继承大哥孙策的基业后，年轻的孙权以雷霆手段平定了孙辅、李术等人的内部叛乱，又调兵遣将对遍及江东各地的山越暴动进行镇抚，前后大概用了三年时间，就稳定了人心，安定了整个江东六郡，并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及之后数年），不论是孙坚、孙策留下的元从宿将，还是孙权上位后着意提拔的后起之秀，都陆续团结在了他的周围，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人才队伍。我们不妨在此开列一张名单，看看都有哪些牛人。
周瑜，张昭，张纮，鲁肃，诸葛瑾，顾雍，太史慈，吕蒙，甘宁，陆逊，黄盖，程普，韩当，周泰，陈武，董袭，徐盛，贺齐，蒋钦，凌统，吕范，潘璋，朱桓，朱然……
这是一份不完全名单，却足以见出江东集团的人才之盛。
到了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终于坐稳了主公之位的孙权立刻把一件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件事，是孙权最大的心病，也是大哥孙策当年未能完成的一桩遗愿——剿灭黄祖，为父复仇！
黄祖是刘表麾下最重要的大将之一，任江夏太守，长年驻扎在沙羡（今湖北武汉市西南），扼守着长江要冲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地区）。所以，攻克沙羡、诛杀黄祖不仅是为了替父报仇，也是孙权集团扩张地盘、夺取荆州首先要做的事。
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年仅十八岁的孙权就曾跟随孙策西征黄祖，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虽然重创黄祖，歼灭了他的有生力量，可惜还是让他给溜了。
这几年，黄祖休养生息，积极募兵，重新训练了一支部队，显然已经缓过劲来了。所以，孙权不想再等，决定动手。
当年十月，孙权亲自挂帅，命周瑜、徐盛、吕范、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大将水陆并进，大举进攻黄祖。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孙权大军很快便击溃了黄祖的水军，遂一路西进，兵临沙羡城下，将其团团包围。黄祖不想坐以待毙，企图率部突围，结果被孙权军打了回去。
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孙权方面牺牲了一位将领。他就是凌统之父凌操，时任破贼校尉。而杀死凌操之人，就是上面那张牛人名单中的一位、日后的东吴虎将甘宁。
当时，甘宁还在黄祖麾下效力。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突围失败，被迫撤退。甘宁自告奋勇，负责断后。凌操率部追击，结果被甘宁一箭射杀了。
凌操阵亡后，孙权大军更是同仇敌忾，遂全力攻城。眼看已经胜利在望，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孙权的后院却突然起火了。后方传来急报，说豫章、丹阳、庐陵、吴郡、会稽等地的山越部族全面复叛，形势异常危急。
孙权无奈，不得不下令大军班师。
如果算上建安四年孙策指挥的那场西征，这已是江东集团第二次征讨黄祖了，可同样是功亏一篑。
这条复仇之路，看来要远比孙权想象的艰难得多。
不过，短短数年后，孙权就卷土重来了。黄祖的脑袋，只不过是在肩膀上多扛了几年而已。最后帮助孙权砍下黄祖脑袋的，不是别人，正是甘宁。
那么，甘宁又是怎么到了孙权麾下的呢？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县（治今重庆忠县）人，少时便喜欢当游侠，曾纠集了一帮“轻薄少年”，自己当起了黑老大，没少干杀人越货的事，连当地官府都怕他三分。后来年纪渐长，人也慢慢成熟了，遂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开始刻苦读书，学习诸子。此后进入官场，历任县吏、郡丞，不久又弃官归家。
数年后，甘宁离开益州，率部属八百人投到了刘表麾下，可惜却不受重用。甘宁看出刘表不是个成事的主，迟早会被人吞并。为了免于跟他一块儿完蛋，甘宁决定投奔江东。可是，他带着部众刚走到夏口，就被黄祖拦住了。
甘宁当然不敢说自己要去投奔孙权，那可是黄祖的死对头，而自己手下又只有八百人，想打也打不过。怎么办？
打不过就加入呗，还能有啥办法。
就这样，甘宁阴差阳错地成了黄祖的手下，然后在他这儿一干就干了三年。
黄祖跟刘表一样，有眼无珠，愣是没看出甘宁是个人才，一直拿他当普通的兵头使唤，甘宁为此十分郁闷。转眼到了建安八年，孙权大举来犯，甘宁摩拳擦掌，认定立功的机会到了，所以才会在前面讲的那场战斗中那么卖命。
果然，他一出手就了不得，一箭射杀了凌操，生生救了黄祖一命，这回可算是立下奇功了。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黄祖竟然一扭头就把这事给忘了，非但没为他庆功，也没赏他一官半职，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甘宁越发郁闷，却又无计可施，只好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在黄祖手底下又熬了几年。
当时在军中，甘宁交了一位朋友，名叫苏飞，官居都督。此人知道甘宁绝非久居人下之辈，同时也替他打抱不平，便多次在黄祖面前力荐甘宁，可黄祖还是听不进去，始终不为所动。
甘宁彻底绝望。
看来，不想办法摆脱黄祖，这辈子就没指望了。可是，此地是前线，黄祖的防备异常森严，若带着手下那八百人逃跑，穿越防线去投奔江东，其性质属于叛变投敌，一不留神就会被干掉，危险性太大，所以断不可行。
苏飞很仗义，见甘宁束手无策，便替他想了个金蝉脱壳的办法。苏飞又去找黄祖，建议派甘宁去当邾县（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县长。
之前苏飞推荐甘宁，定然是希望黄祖重用他，比如拜他个偏将、都尉什么的，现在却只建议让他去当一个小小的县长，这样的要求在黄祖看来，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于是这回，黄祖总算是答应了。
甘宁如蒙大赦，就这样一溜烟跑到了邾县，在这里又招了数百人马，然后挂冠而去，头也不回地投奔了孙权。
从建安八年至建安十一年，孙权用了很大的精力一一平定了山越的叛乱。到了建安十二年冬，他就迫不及待地对黄祖发动了第三次西征。
这场战事在史书中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有一句话：“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三国志·吴主传》）
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记的战功，只是带回了一些百姓。
此次出征为何如此草草收场，《三国志》没有给出原因。但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记载，很可能是因为孙权的母亲吴氏病逝了：“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而卒。”
第一次随孙策西征，让黄祖逃之夭夭；第二次西征，因后方叛乱不得不撤兵；这第三次西征，又碰上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噩耗——孙权内心的悲愤与不甘，可想而知。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孙权很可能是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却还是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吴氏没等到儿子归来，只好召见张昭等人交代了后事。
倘若如此，那么孙权一定会把这笔账又记到黄祖头上——老子就是为了去讨伐你，才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孙权的心头，最后必然化为一种毁天灭地的可怕力量；当这种力量再一次爆发，也必然会将一连三次侥幸逃生的黄祖彻底碾为齑粉！
甘宁的到来，就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孙权的第四次西征。
孙权麾下多的是明眼人，所以甘宁一来，周瑜、吕蒙等人就极力向孙权举荐。孙权当然也不是刘表、黄祖那种脑子进水的老板，他一接见甘宁，便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丝毫没把他当新员工看待，直接破格给了他元从老臣的待遇。
老板如此大气，甘宁岂能不感激涕零、拼死报效？
他很快就给孙权献上了一套扩张方略。这个方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鲁肃之前所献之策可谓异曲同工，同样都是把目光瞄向了荆州和巴蜀。
甘宁是这么说的：“今汉室衰微，曹操终有一天会篡夺皇权。荆州之地，山川险要，与我西边接壤。我观察过刘表，此人既无深谋远虑，两个儿子又不成器，都不是能传承基业之人。主公当尽快行动，不可落于曹操之后。具体的策略，就是先取黄祖。黄祖现在老糊涂了，脑子越来越昏聩，军中的粮秣给养都很缺乏，左右亲信皆贪墨放纵之徒，将士们都心怀怨恨，且水军的舟船战具皆破烂不堪，农民不愿耕种，部众军纪涣散。主公若现在出击，一定能灭掉黄祖。然后大军一路西进，夺取楚关（今湖北长阳县西），地盘就能得到极大扩张，到时候，便可进一步规划如何夺取益州。”
甘宁是益州人，在家乡当过好些年黑帮老大，又在荆州待了不少年头，对两地的政风、民情都很了解，对黄祖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给孙权献上的，绝不仅止于上面这套宏观战略，一定还有很多具体的情报，如黄祖的兵力布防情况等，只是史书没有记载而已。
孙权得到这些情报，自然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尤其是这一次极有把握干掉黄祖，孙权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可是，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人：张昭。
这位老成持重的顾命大臣听完后，却一点都不兴奋，只是淡淡道：“如今江东不宁，人心浮动，倘若大军西征，恐怕会发生变乱。”
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将山越叛乱镇压下去了，但山越人本来就散居于各地的深山老林，尽管大部已被击溃，却很容易化整为零、四处藏匿，自然也就很容易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张昭担心的应该就是这个。
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倘若内部不稳，大军的确是不宜出征的。
可在斗志昂扬的甘宁看来，这白胡子老头就是太保守了。要是成天怕东怕西、瞻前顾后，那还复什么仇？成什么霸业？
更何况甘宁一来便受到孙权厚待，正急于建功回报老板，哪能被张昭一句话给堵回去？他当即很不客气道：“主公将当年萧何一样的重任托付于先生，让先生留守后方，而先生却担忧变乱，还怎么效法古圣先贤？”
以甘宁初来乍到的身份，敢跟两朝元老、顾命大臣这么说话，丝毫不给老人家面子，实在是有些鲁莽和不自量力了。如果孙权不给他撑腰的话，那甘宁接下来在江东的命运，恐怕不会比在黄祖那儿好多少。
所幸，孙权是一位明主，而且是一位血气方刚、锐意进取、一门心思想要复仇的明主。他当然不想受制于张昭。更何况，即使没有复仇这件事，启用甘宁这样的少壮派来制衡张昭这样的元老，本来便是一个霸主必定会采用的驭下之术。
所以，孙权压根不去理会脸色变得很难看的张昭，而是举起酒杯对甘宁道：“兴霸，我今年一定起兵讨伐黄祖，喝完这杯酒，这个方略就交给你了。爱卿只管尽力筹划，彻底诛灭黄祖，只要建立大功，何必在乎张长史说什么呢？”
当着张昭的面说这种话，乾纲独断的霸气可谓表露无遗，且制衡和敲打的用意也相当明显。闻听此言，张昭也只能悻悻闭嘴、保持沉默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第四次西征黄祖的战役终于拉开了帷幕。
孙权仍旧亲掌帅印，然后以周瑜为前军主将，以偏将军董袭、破贼都尉凌统、平北都尉吕蒙三人为前锋将领，又率前两次西征的其他将领，水陆并进，对黄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
黄祖严阵以待，布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两艘“蒙冲”（即艨艟）战舰横在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地区），然后用棕榈搓成粗绳，下面系着大石头，以此为锚固定舰船，封锁江面，并在两舰之上共部署了一千名弓弩手。
所谓艨艟，是汉代水军的主力舰，以生牛皮蒙住船身，船形狭长，船速快；船舷两侧开有小孔，船桨可从孔中伸出，并在其上部开窗，用以射箭及伸出长矛。
第二道防线，由都督陈就率水军组成战阵。
第三道防线，由黄祖亲率步兵坐镇沙羡城中。
孙权大军发起进攻后，在第一道防线就遇阻了。两艘艨艟上面的弓弩手拼命发射，一时间箭如雨下，极大地阻遏了对手。
身为前锋的董袭和凌统见状，马上各自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每人都身披两层铠甲，然后乘坐巨型战船，突入两艘艨艟之中。董袭身先士卒，挥舞长刀砍断了那两根固定船身的粗绳。两艘艨艟同时失去控制，顺流而去，孙权军成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紧接着，吕蒙率部与陈就激战，双方短兵相接。经过一番鏖战，冲锋在前的吕蒙亲手砍下了陈就的首级，将黄祖的水军彻底击溃，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随后，水陆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包围沙羡，对黄祖发起了总攻。
黄祖，你的末日到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逃出生天！
孙权命众将遴选出一批最精锐的士兵，然后不惜代价，轮番攻城。黄祖自知不敌，在抵抗了一阵之后，再次故技重施，率残部拼死杀出了重围，企图再度上演一场死里逃生的戏码。
然而这一回，幸运女神终究还是抛弃了他。
孙权的部众奋力追击，在城外不远的地方追上了黄祖，然后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首级……
十六年前，孙坚在襄阳城外的岘山被黄祖部下射杀，当时的孙策虚岁十七，而孙权年仅十岁。可想而知，当父亲被杀的消息传回江东，复仇之念必定已在他们的心中深深扎根了。当年的黄祖断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孩子日后竟然会相继成为江东之主，并矢志不渝、前仆后继地要拿他的脑袋祭奠亡父的在天之灵。
哥哥孙策没做完的事情，弟弟孙权不但接着做了，而且一连做了三次。
这场复仇之旅虽然旷日持久，艰辛而曲折，但有志者事竟成——黄祖那白发飘飘的首级，最后还是沾着尚未凝固的鲜血，被送到了孙权面前。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曹操五年后在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南）所发的一句感慨，不过我想，当黄祖被砍下脑袋的这一瞬间，他的心中一定也会闪过类似的念头。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甘宁并未参加这场由他全力策划的西征。
前文说过，大企业都有这种先来后到、论资排辈的毛病，甘宁要想一飞冲天是不大可能的。除此之外的具体原因，应该还有两个。
其一，甘宁毕竟在黄祖麾下待了不少年头，那边的朋友应该不少，比如都督苏飞便与他交情深厚，所以让他参战不太合适；其二，甘宁之前杀了孙权这边的骁将凌操，而凌操之子凌统不仅继承了其父的破贼校尉一职，且担任了此役的前锋将领，若是让仇人甘宁与他一同出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
虽说没有参战，但庆功宴自然少不了他这个策划有功之人。
在宴席上，甘宁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一边又心情沉重，因为对他有大恩的好友苏飞要被砍头了。
这次西征，孙权志在必得，所以事先命人做了两个木匣子，一个准备装黄祖的脑袋，而另一个，就是为黄祖的副手——都督苏飞准备的。
现在，黄祖的脑袋已经装了进去，苏飞的脑袋虽然暂时还扛在肩膀上，但也快了，顶多这场庆功宴过后就得搬家，住进匣子里了。
甘宁能有今天，全靠苏飞仗义相助，甘宁是游侠出身，最重这个“义”字。所以，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苏飞脑袋搬家。
酒过三巡，甘宁忽然离席，跪在地上，对着孙权连连磕头，磕得血都出来了，同时涕泪横流，对孙权道：“苏飞对我有恩，若是没有他，我早就转死沟壑、曝尸荒野了，更不可能在您麾下效力。如今苏飞虽然大罪当诛，可我还是想请求将军饶他一命。”
孙权听了，颇为感动，便道：“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免他一死。不过，他万一逃跑怎么办？”
甘宁大喜，忙道：“苏飞能免于身首分离之祸，受将军再生之恩，恐怕赶都赶不走，又怎么会逃跑呢？假如他真的跑了，甘宁就代他把自己的头颅装进匣子里。”
孙权很欣赏甘宁的义气，于是赦免了苏飞。
就这样，甘宁保住了苏飞的脑袋，可他自己的脑袋却很快就被人盯上了。
这个人就是凌统。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凌统岂能放过他？
孙权就怕凌统来这一手。虽然凌统的心情他完全能理解，可当初是各为其主，甘宁也没想到后来会跟凌统成为同僚。眼下既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了，孙权当然不能让凌统跟甘宁自相残杀。所以，孙权就给凌统下了死命令，让他绝不能动甘宁。
为了防止凌统一意孤行，孙权下完命令后还是不放心，就索性把甘宁调了出去，让他领兵到外地驻扎，省得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早晚惹出事端。
司马懿：待时而动，待价而沽
曹操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后，就寻思着该给自己升个官了。
当初他把大将军的名头让给袁绍，自己屈居司空之位，这么多年一直顶着这个虚衔，跟他的实力和贡献其实是很不匹配的。
如今他曹孟德功盖天下，这个司空就更显得寒酸了，必须换一顶足够大的官帽，才能名实相符。
那么，什么样的官职才配得上今天的曹孟德呢？
曹操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丞相这个职位最合适。
丞相是西汉初年的三公之首，下面是御史大夫和太尉。虽然三者同为三公，但丞相这个位子天然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古以来便是百官之首。所谓“掌承天子，助理万机”，丞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东汉一代的三公（司徒、太尉、司空），只是名义上显贵，几乎没有实权，纯属中看不中用。到了董卓之乱后，三公更是成了烂大街的玩意儿，几乎一钱不值。
所以，曹操这回想给自己升官，自然是将这东汉的三公弃如敝屣，绝不会再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名头。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以朝廷名义废除了三公之职，同时恢复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设置，然后晋位为丞相。
曹司空就此成为历史，曹丞相从此闪亮登场。
既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那么对于官员选拔这件事，曹丞相自然要比之前更加重视。为此，他特意任命了两个清廉正直的官员：以崔琰为丞相西曹掾，以毛玠为丞相东曹掾，让他们专门主持选举。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县（今河北衡水市故城县）人，河北名士，师从大儒郑玄，曾在袁绍帐下任职，为人刚正不阿，且文武双全。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县（今河南封丘县）人，少时为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建安初年便已在曹操麾下效力。我们前文说过，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战略规划。
史称，二人“并典选举”后，“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享有盛名，但行为不检之人一概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二人选拔的，都是敦厚务实、谦逊温和之人，而那些华而不实、阿谀奉承之辈，就全都靠边站了。
自此，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天下士人莫不以清廉守节自励，就连朝中的高官显贵们，也纷纷表现出艰苦朴素的样子，车马服饰的规格和档次都严格遵照制度，不敢有丝毫炫富摆阔的举动。据说，有的官员离职回乡时，还故意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衣服也穿得很破旧，然后独自乘坐一辆简陋不堪的马车，连随从都不敢带。
虽说如此现象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且颇有作秀之嫌，却足以说明崔琰和毛玠自从掌管“组织部”后，廉政建设的确抓得不错，可以说蔚然成风。
这些上行下效、移风易俗的转变，当然都被曹操看在了眼中。他不禁感叹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毛玠传》）
用人如此恰当，让天下人都能自觉地管好自己，我还操什么心呢。
这话当然是在夸崔琰和毛玠，不过顺道也把自己给夸了——我曹孟德多么会用人啊！
事实上，曹操的用人之道的确值得称赞。尽管他本人在用人时更加注重才干，并不太看重一个人的私德，可这并不妨碍他任用称职的“组织部长”，让他们去选出德才兼备之人。
此外，曹操用人的宗旨和标准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此前二十年属于抢地盘、创基业的阶段，用人当然要唯才是举，有能耐就上，一切以实用为准；而如今，随着北方的平定，至少在河南、河北地区，乱世烽烟渐渐消散，曹操就必须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选拔官员，所以自然会倾向于德才兼备之人，而不是光看一个人的才干。换言之，只有吏治清明、官员廉洁，才能政通人和、四境安定，从而让社会慢慢回到正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此时的用人之道，其实已经从“打天下”的阶段悄悄向“治天下”的阶段转变了。当然，现在的局势离真正的“治天下”还很远，但曹操却不妨未雨绸缪，把好的规矩先立起来。
通过崔琰、毛玠的努力，一大批青年才俊在这个时期纷纷进入了朝廷。其中，就有一位日后足以左右三国局势甚至改变历史走向的牛人。
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司马防历任洛阳令、京兆尹，据说早年曾多次举荐曹操。史称，司马懿自幼聪明，胸有大略，博学多闻，尊奉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晋书·宣帝纪》）。当时的南阳太守、同郡之人杨俊以善于看人著称，他在司马懿年未弱冠时，便对他下了一句断语，说这个年轻人是“非常之器”，即非同寻常的大才。
早在建安六年，曹操便听说了司马懿，遂下诏征辟他到司空府任职。司马懿不想出来做官，就谎称得了痛风病，行动不便，婉拒了曹操。曹操不信，派人在夜里潜入他家去刺探虚实，结果发现他果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就这样，司马懿一直装病装了七年，直到这一次，建安十三年，他终于装不下去了。原因出在他哥哥司马朗身上。
早在曹操任司空期间，司马朗就被他招到麾下了。这回，崔琰又命司马朗担任丞相府主簿，然后对司马朗拼命夸司马懿，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文言文就是言简意赅，崔琰评价司马懿的这八个字，用现代汉语表示，就非得用一大串词语不可。“聪亮明允”就包括聪明、睿智、有洞察力、诚信；而“刚断英特”则包括刚毅、果断、英武、卓尔不群。
这么多褒义词是否都适合司马懿，我们暂且不论。单说这“诚信”（“明允”的“允”），难道不是在暗示并敲打司马懿，劝他别再骗人、别再装病了吗？
崔琰最后对司马朗说，你比不上你弟弟啊。这话也是半真半假，首先司马懿的才干的确在他大哥之上，这点毫无疑问；但与此同时，这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你弟弟比你滑头多了！
想必，当司马朗把崔琰的话说给司马懿听时，司马懿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正当司马懿惊疑未定之际，曹操再次征辟的命令就到了，让司马懿到丞相府去当文学掾。同时，曹操还让传命之人给司马懿带了一句话：“若复盘桓，便收之。”
如果再徘徊拖延，就把你打入大牢！
至此，曹操和崔琰演的这出双簧就完全揭开了。搞这么多事，目的无非就是要告诉司马懿：再敢抗拒我的命令，不但你自己小命不保，连你哥也跑不掉！
毕竟，司马朗在曹操手底下打工，你司马懿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你大哥考虑吧？
到了这一步，司马懿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只好乖乖从床上爬了下来，到丞相府报到上班了。
纵观司马懿与曹操这段微妙的博弈故事，几乎就是在看一出权谋古装戏。曹操的霸道、多疑和司马懿的坚忍、机变，全都跃然纸上。
那么问题来了，司马懿为何宁可装病七年，也不愿接受曹操的征辟、出来做官呢？
《晋书·宣帝纪》给出的理由是：“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
翻译成白话就是：司马懿眼见汉室衰微，不愿牺牲自己的气节去为曹操效力。
这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把司马懿说得跟个大汉忠烈似的，大有“汉贼不两立”的风骨，简直比刘皇叔还刘皇叔。
事实上，这完全是在用“政治正确”的套话来美化司马懿。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把司马懿写得单薄了。
众所周知，由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追尊爷爷司马懿为晋宣帝，所以司马懿的传记在《晋书》里是以开国皇帝的身份来写的，故称“纪”而不称“传”。按照二十四史惯用的春秋笔法，对于历朝的开国皇帝向来是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为尊者讳的。因此，《晋书》给出的这个理由听听则已，不必当真。
倘若如此，那司马懿拒绝曹操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明哲保身，待时而动；二、藏器于身，待价而沽。
何谓明哲保身，待时而动？
曹操第一次征辟司马懿，是在建安六年。当时，虽然曹操已经打赢了官渡之战，但袁绍还没死，河北还在袁绍手里，此后的局势如何演变还在未定之中。除非司马懿料定曹操必能平定河北，否则他绝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到曹操的战车上。从司马懿的性格和后来的一生行止来看，不管做什么抉择，只要局势尚不明朗，时机尚未成熟，他一贯是隐忍不动的，绝不会轻易出手。
乱世之中，活下去比活得好要重要得多。先保证活下去，再找机会慢慢活得好，这才是明智之举。有道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尽管建安六年的曹操已经是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之一，或许不能算是“危墙”，可在他取得绝对优势之前，司马懿也绝对不会视他为坚强的靠山。
到了建安十三年，时移势易，曹操不仅消灭了袁绍父子，而且平定了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此刻，时局已经比七年前明朗多了，司马懿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吗？若是这辈子都不想做官倒也罢了，如果他还想干一番事业，那么在这个时候投靠曹操，就是最合适的时机，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就算曹操不跟崔琰演一出双簧逼司马懿出仕，他迟早也会出来做官的，只是换一个出道的方式而已。
以上，就叫明哲保身，待时而动。
那么，何谓藏器于身，待价而沽呢？
按《晋书》所言，司马懿“聪朗多大略”，乃“非常之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聪明睿智、谋略深远、格局宏大、器宇非凡之人。这样的人，对自己的未来必然是有高度期许的。建安六年，曹操第一次征辟时，司马懿虚岁才二十三，即使再有才华，也不太可能得到重视。而且，若是曹操一叫，你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甚至有可能被曹操看轻。
所以，与其二十出头就急着出来做官，还不如多花一些时间自我沉潜，积蓄实力，提升修为，同时静观时局演变。换言之，越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的人，越不会急吼吼地把自己变现——因为太急着变现，金主对你的估值往往不会高。司马懿胆敢称病拒绝曹操，恰恰会让曹操感到意外，从而在曹操心目中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象。
而人的心理往往是——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可贵。像曹操这样的雄主，占有欲比一般人更强，你越是拒绝他，他就越想得到你。如此一来，你的估值就在无形中大大提高了。
这就叫藏器于身，待价而沽。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懿其实是看透了人性，也摸准了曹操的心思。
当然，想让估值大幅提升，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司马懿便为此付出了七年时间，而且是以装病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熬过了这七年。没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坚忍意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建安十三年，当刘备和孙权不约而同地打起荆州的主意时，曹操的目光自然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事实上，早在年初，曹操刚刚平定乌桓、回到邺城不久，便已命人在邺城开凿了一片大型的人工湖，称为“玄武池”，专门用来训练水军。
其目的，就是攻打荆州，消灭刘表和刘备。一旦拿下荆州，向东可以顺江而下，攻略江东，消灭孙权；向西可以溯江而上，夺取益州，消灭刘璋和张鲁。
如此，便可平定天下、一统九州！
不过，在实施这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之前，曹操必须先做一件事，就是搞定关中的马腾和韩遂。
这两个家伙，前些年结拜为兄弟，后来却又互相攻击，反目成仇。之前，曹操为了稳定关中局势，特意命司隶校尉钟繇和凉州刺史韦端去做和事佬，好说歹说把二人给劝和了，然后把马腾调到了槐里（今陕西兴平市），让两人分开驻扎，以免再生事端。
如今，曹操准备南征荆州，还是对马腾不放心，觉得这家伙终究是个隐患，就又命钟繇的属下张既去游说马腾，让他把部众交给长子马超，然后携次子马休、三子马铁及家眷一同入朝。
很显然，对于一个军阀而言，放弃兵权入朝，那就成了人质，不管封多大的官，都无异于曹操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马腾虽然一开始勉强答应，可细细一想就反悔了，这件事就一直定不下来。张既见状，就想了个办法，将马腾即将入朝的消息传给沿途州县，并命各州县都要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负责提供一应所需，且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要出城迎接，总之就是怎么隆重怎么来。
这么一弄，入朝就是既成事实了，你马腾要是敢变卦，看看天下州县的官员们会不会一人一口唾沫把你淹死！
马腾没辙，只好乖乖入朝，带着两个儿子和家眷来到了邺城。曹操当即封马腾为卫尉，同时任命留守关中的马超为偏将军，统领原部众。把马腾和一大家子捏在手里，曹操相信借马超十个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至此，关中的后顾之忧总算解除了。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挥师南下，吹响了进攻荆州的号角。赤壁之战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刘表归西，荆州失陷
就在曹操大举南下、荆州形势危急之际，无巧不巧，刘表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而且，这一病还不轻，一下就卧床不起了。
这种特殊时刻，荆州自然面临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一，接下来，谁来当这个荆州之主？
第二，曹操来势汹汹，荆州是该战，还是该降？
刘表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三子刘修。这老三刘修没什么存在感，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荆州牧的位子，也就是刘琦和刘琮两个人在争夺了。
正常来讲，传位肯定是要传给嫡长子的。起初，刘表也的确有意立长子刘琦为嗣，因为他觉得刘琦长得很像他，颇为喜爱。可问题是，刘表的原配早年亡故，他又娶了个小老婆蔡氏，而蔡氏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琮——如此一来，蔡氏自然就喜欢刘琮，厌恶刘琦，所以没少给刘表吹枕头风。日子一长，刘表内心的天平就朝刘琮倾斜了。
此外，蔡氏的哥哥蔡瑁和外甥张允又颇受刘表宠信，这两个人也经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众口铄金之下，刘琦当然就失势了。
一个失势的长子，最怕的还不只是失去了继承人之位，而是随时有性命之忧——因为老爷子一旦归天，蔡氏一党和刘琮为了防止他反扑，必定会置他于死地。
为此，刘琦惶惶不安，就去找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出于避嫌的考虑，不愿搭理他。刘琦没办法，就用了一个损招。有一天，他请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喝酒，却暗中命人把梯子撤掉了，然后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先生嘴里出来，只落入我一人之耳，你可以说了吧？”
这就是“上屋抽梯”这个典故的出处，后来被收入了《三十六计》。
诸葛亮苦笑不已。无奈之下，只好给他出了一招，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后汉书·刘表传》）
这里用的是一个春秋时期的典故：晋献公宠幸小老婆骊姬，想废掉太子申生，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遂诬陷太子申生企图弑父篡位，申生被逼自杀。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被迫流亡，直到二十一年后才回国继位。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就是劝刘琦赶紧找机会跑路，否则就是第二个申生。
刘琦如梦初醒。不久，恰好黄祖被孙权干掉了，江夏太守出缺，刘琦便主动向刘表要求顶替此职，出外镇守，随即溜之大吉，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眼下，刘表病重，刘琦自然要回来探望。
可是，他刚一进襄阳城，蔡瑁等人立马就紧张了：哟嗬，你小子又回来了，这表面上是探望父亲，其实不还是惦记着荆州牧的位子吗？老爷子现在病得稀里糊涂，见了你之后，万一动了父子之情，把大位传给你，那我们岂不是没了活路？
于是，蔡瑁等人立刻把刘琦给拦了下来，说：“将军命你镇守江夏，责任重大，你现在却脱离部众，擅自回来，必定惹将军生气，若是因此病情加重，你可就要背上不孝的骂名了。”
这刘琦也是废柴一个，人家拦着不让他见，他果真就不敢见了，然后哭哭啼啼就回了江夏。
日后，曹操在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时，后面还有一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骂人家儿子如同猪狗，似乎有些不太厚道，不过话糙理不糙，刘表这两个儿子，智商的确都不在线——刘琦如此，刘琮也不遑多让。
刘琦走后没几天，刘表就寿终正寝、驾鹤西归了。
他就死在曹操即将大兵压境的前夜，可以说死得非常及时，不必去为荆州该战还是该降的问题头痛，也不必再为荆州的文臣武将、士绅百姓负什么责任，可谓两眼一闭，万事皆休。
刘表这一生，虽然胸无大志，偏安一隅，经常被时人和后世史家讥为“坐谈客”“自守之贼”“不见事变”“无君人之体”“非戡乱之才”等，但平心而论，正因为他在残酷的诸侯战争中始终保持“坐观时变”“从容自保”的中立态度，才能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保得荆州一方平安；正因为他不是曹操、孙权那样的霸王之才，也不是袁绍、袁术、董卓、吕布那样野心勃勃的枭雄，所以辖下七郡一百一十七县的士民才能够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保全性命，休养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功德一桩吗？
刘表在位期间，不仅肃清了境内的宗族豪强，使“群民悦服”，而且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让荆州成了海内俊杰、四方学者的避难之所。出于“爱民养士”、保护文化的动机，刘表大力安抚和赈济这些才俊之士，从而让他们安心在此读书治学。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荆州的学校，在规模和制度上已经远超一般的州郡之学，几乎可以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一点，仿佛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抗战期间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如此种种，又何尝不是刘表的政绩？
遗憾的是，刘表生错了时代。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不喜欢打仗，却喜欢文化，或许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在一个以杀人和抢地盘论英雄的时代，像刘表这种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人，当然怎么看都是毛病。无怪乎陈寿会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块儿，给二人盖棺论定，说他们都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三国志·刘表传》）。
若是承平之世，这些毛病无伤大雅；可在大乱之世，这些缺点却足以致命。
这是刘表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还好，刘表非常及时地撒手而去了，侥幸躲过了这场注定到来的灭顶之灾，起码得了个善终，没有成为曹操的阶下之囚或刀下之鬼。至于他身后的荆州，乃至身后的这个世界，还要打多少仗、死多少人，还要乱多少个年头，就统统与他无关了。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人顺理成章地把刘琮扶上了荆州牧的位子。
刘表生前，还有一个“成武侯”的爵位，刘琮为了安抚大哥，就派人把这个聊胜于无的侯爵印信送了过去。
刘琦一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小子夺了州牧的大位，却拿这么个没用的东西来施舍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他勃然大怒，把印信狠狠摔在了地上，然后终于雄起了一回，决定以奔丧为由，带兵打回襄阳去，夺回州牧之位！
可是，好不容易展现出血性的刘琦帅不过三秒，立马就又蔫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
恐惧立刻吞噬了他。
想来想去，还是躲在江夏比较安全，那什么鸟州牧，谁爱当谁当，老子不稀罕！
曹操来了，刘琮慌得六神无主。
他猛然发现，原来这荆州牧的位子就是个火炉，坐上来的结果就是在炉子上烤。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费尽心机去抢这狗屁州牧！
然而现在发牢骚是没用的，还是得赶紧想办法。
就在这时，荆州主要谋士、时任章陵太守的蒯越，以及荆州“亲曹派”代表人物韩嵩，还有一个叫傅巽的官员，都一起来给他出主意了。
他们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降。
可刘琮毕竟刚刚当上这荆州之主，让他放弃已经到手的一切，去向曹操俯首称臣，这落差实在是太大了，自然不甘心。
蒯越和韩嵩见状，就授意傅巽，给刘琮摆出了三条应该投降的理由，大意如下：
第一，曹操现在是朝廷的丞相，代表的是朝廷的意志，他来讨伐你，是顺乎大义，你若敢抗拒，就是逆臣贼子。顺逆强弱之势如此明显，你还有几分胜算？
第二，你刚刚继任州牧，位子都还没坐热呢，恐怕连荆州有多少能打仗的将领和士兵都不清楚，而曹操率领的是中原的百战之师，试问你如何抵御？
第三，你或许以为，可以把客居荆州的刘备派到前线去抵挡曹操，可你也该知道，刘备是曹操的手下败将，他打得过曹操吗？如果刘备打不过曹操，那你就更打不过了，届时恐怕举整个荆州之力也难以自保。退一步说，就算刘备打赢了曹操，可不妨想想，到了那一天，刘备还肯屈居于你之下吗？
刘琮听完，哑口无言。
人家说的句句在理，的确没有丝毫反驳的余地。
而且，蒯越是荆襄望族出身，属于典型的实力派，他和韩嵩一向都是亲曹的，倘若你始终不答应，那他们二人要联手取你刘琮的项上人头，不是易如反掌吗？到时候，人家把你的首级和整个荆州一并献给曹操，岂不是功劳更大？
事已至此，投降尚可保住一命，抗拒却注定是死路一条，刘琮没得选了。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进抵新野（今河南南阳市新野县）。刘琮赶紧派出使者北上，恭恭敬敬地献上降表和州牧符节，向曹操宣誓效忠。
曹操很满意，旋即率军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樊城。
直到此刻，驻军樊城的刘备还被蒙在鼓里，压根不知道刘琮已经举州投降了曹操。刘备只是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劲，就派快马去询问刘琮。刘琮这才派了一个叫宋忠的属官，带上文书来到樊城，算是正式通知刘备。
而这一刻，曹操大军已经迅速推进到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距樊城已不足三百里。
得知刘琮已经降曹，仿佛一声惊雷在刘备的头上轰然炸响。
这个叫宋忠的家伙，果然是来“送终”的！
刘备暴怒，对宋忠咆哮道：“你们做人做事怎么可以这样？不早告诉我，现在大祸临头了才让我知道，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个宋忠其实挺冤的，他除了名字起得晦气，其他也没犯啥错误，人家老板要投降，跟他一个打工的有半毛关系吗？
可刘备现在找不到人撒气，也只能拿这个倒霉家伙泄火了。他拔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怒骂道：“就算砍下你的脑袋，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愤。滚吧，我刘玄德身为大丈夫，耻于临别之际还要杀人。”
泄完火，刘备就把宋忠轰走了，然后赶紧召集诸葛亮和关羽等人商量对策。
可想而知，众人一听，都是义愤填膺。有人建议，索性攻打襄阳，杀了刘琮，趁势把荆州据为己有。
很显然，这是个馊主意。可陈寿却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固然，“取荆州”是诸葛亮既定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必须拿下荆州，刘备集团才有立足之地。可想取荆州也得看时候吧？眼下曹操的虎狼之师已经近在咫尺，你和刘琮还要窝里斗，那不是便宜了曹操吗？更何况，如果襄阳攻不下来，曹操大军又至，岂不是腹背受敌，死得更快？退一步说，即便拿下了襄阳，就能保得住荆州吗？倘若单凭刘备的力量就能对抗曹操，那诸葛亮又何必在“隆中对”里着重提出“联吴抗曹”的战略？
可见，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显然不太合理，所以陈寿的这一记载不足采信。
至于这个主意到底是谁出的，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当场就被刘备否决了。不过，刘备否决的理由，却比我们这里说得冠冕堂皇得多。
刘备的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翻译成白话就是：刘表临终前把刘琮托付给了我，如果我乘人之危把荆州据为己有，那就是背信弃义、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是我不愿做的；假如这么做了，那我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刘表？
刘备此言，引出了一桩“刘表托孤（托国）”的悬案。之所以称为“悬案”，是因为刘表究竟有没有把刘琮或荆州托付给刘备，实属真假难辨，在历史上并无确论。
关于此事，裴松之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引用了三本书，罗列了三种不同说法。
上面刘备这段话，出自晋人孔衍所著的《汉魏春秋》。此外，还有时人王粲的《英雄记》和王沈的《魏书》两种说法。
《英雄记》的记载最简单，只有一句话：“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意思是刘表病重期间，专门给朝廷上表，推荐刘备任荆州刺史，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荆州让给刘备了。
《魏书》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刘表病重时，把荆州托付给了刘备，说：“我的儿子没有才干，得力将领又很少，我死以后，你就统领荆州吧。”刘备答：“将军的几个儿子都很贤能，您还是安心养病吧。”有人劝刘备照刘表说的做，刘备说：“刘表待我不薄，我若这么做，世人会骂我无情，我自己也不忍心。”
综观三种说法，分别是让位、托国、托孤。
前两个说法大同小异，都是把荆州交给刘备，只是前一个说法简单粗暴，后一个说法写得较为详细，增加了具体的对话，也给出了托国的理由，但二者同样不合常理，所以不足采信。
原因很简单：刘表一直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怎么可能临死前突然把荆州交给他？倘若如此，那他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刘表难道不担心，到时候两个儿子会跟刘备爆发权力冲突吗？还有蒯越、蔡瑁这些人物，在荆州可谓根深势大，实力都不可小觑，刘表凭什么说“诸将零落”？这显然违背事实。像蒯越、蔡瑁这样的实力派，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荆州落入刘备之手而无动于衷？假如刘表真的这么做，那无异于亲手给荆州埋下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也无异于让两个儿子以及蒯越、蔡瑁等人跟刘备混战血拼。这既不是一个父亲应有的做法，也完全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事实上，裴松之在引用了这两种说法后，也特意下了一段按语，对其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原话是：“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大意就是，裴松之认为，刘表和妻子蔡氏向来宠爱刘琮，废嫡立庶是他们很久以来就计划好的，没有理由在临终前把荆州交给刘备，可见这两种说法是不对的。
既然刘表不可能让位或托国给刘备，那么最后一种说法，即《汉魏春秋》所言的托孤，又是否可信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理由有二。
首先，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刘表心里最清楚，把这份偌大的家业交给刘琮，他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临终前找一个相对可靠的人来辅佐，就是合情合理之事。唯一的问题是：刘表不是一直不信任刘备吗，为何又要托孤？
不信任是肯定的，但是要利用他也是肯定的。前文说过，刘表对刘备的态度，向来是既防范又利用。对刘表和荆州而言，刘备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抵挡曹操。所以刘表临终前对刘备的嘱托，重点很可能就在于此。
其次，按《汉魏春秋》的记载来看，所谓刘表托孤之事，是刘备自己说的。倘若刘表只是嘱托他加强军备、抵御曹操，这当然也是在辅佐刘琮，却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周公、霍光那种“辅政”意义上的“托孤”，更不等于赋予刘备“顾命大臣”的权力。此外，刘表可以把抵御曹操的事交给刘备，当然更有必要把其他重要的政务交给蔡瑁、蒯越等心腹。换句话说，刘表临终前一定要有所托付的话，首先肯定是找蔡瑁、蒯越等人，其次才是找刘备，只是前者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而已。
综上，我们的结论就是：刘表临终前对刘备有所嘱托，这点应该是可信的，但刘备自己在转述此事时，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其粉饰成了意义重大的“托孤”，从而美化自己的人设，并借此表示自己不是那种背信弃义、乘人之危的人，如此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重情重义的道德形象。
如果刘备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尚，那么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在受刘璋重托的前提下，悍然背弃约定，从人家手中夺取益州了。
当然，作此结论并不是说刘备就是一个伪君子，只是想表明：人是复杂的，搞政治的人就更复杂了，用“高尚/卑鄙”“真诚/虚伪”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去简单地概括和评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成熟的。
无论一个政治人物做什么，最根本、最重要的考量，永远都是“利害”，而不是“是非”。刘备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而是道德考量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中并不适用。
因此，当有人建议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打刘琮、夺取荆州时，刘备之所以否决，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对不起刘表（道德因素），而是自知打不过曹操（现实因素）。
长坂坡之战：两大名将的高光时刻
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大军，刘备只能拿出他最擅长的本事——跑路。
但这回并非一逃了之，而是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从樊城撤往南边五百里外的军事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
因刘备在荆州长达七年，其间专门命关羽组建了一支水军，士兵近万人，战船数百艘，所以这回跑路，刘备决定兵分两路：由他本人及张飞、赵云、诸葛亮、徐庶等人，率步骑兵走陆路；由关羽率水军走水路，两军约定在江陵会师。
樊城与襄阳只隔了一条汉水。刘备率部经过襄阳城下时，派人向城头上喊话，让刘琮出来相见。史书没有记载刘备此举的目的，不过料想，估计是要找这小子骂一顿，教教他做人的道理。毕竟这回从头到尾都被这小子蒙在鼓里，险些被他害死，这口恶气总得出一出。
可是，刘琮现在已经降曹，跟刘备就变成敌人了。敌人居然带着兵马在城下叫嚣，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刘琮就缩着不肯露头。
刘备无奈，只好作罢。接下来，他本该争分夺秒抓紧跑路才对，可据史料记载，他居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跑到刘表墓前去拜别，还流了不少眼泪：“备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
以眼下的处境而言，刘备这么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紧接着，更不明智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说辞别刘表还只是耽搁了一点时间，不至于因此就被曹操追上的话，那么下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却几乎可以说是“自寻死路”，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就在刘备一行自襄阳南下的一路上，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涌来了十多万士绅百姓，死活都要跟着他刘玄德一块儿走！
要知道，百姓逃难跟部队行军那可是两个天差地别的概念。同样是跑路，部队急行军日行一二百里不在话下，而百姓则是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身上都背着行李，甚至很多还拉着板车、驴车、牛车，上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当，那走起来不就跟乌龟爬一样吗？
《三国志·先主传》写得很清楚：“众十馀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馀里。”
日行十余里，无异于一群慢慢腾腾的羊等着曹操的虎狼之师前来宰杀！
见此情景，刘备身边的人连忙建议道：“应该急速行军，前往江陵，现在人这么多，可战士却太少，一旦曹操追上来，我们如何抵御？”
这是每一个脑子清醒的人，在这种时候都会出现的担忧。
可刘备的回答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创立大业，必以人民为根本，如今他们追随我，我怎么忍心弃他们而去？
所以，刘备决定带着他们一块儿走。
在这样的时刻，做这样的决定，无异于自杀！
刘备的脑子很清醒，并不糊涂，他当然知道以这种速度前进，很快就会被曹操追上。可明知如此，他为何还要这么做呢？
今天有不少人认为，刘备拜别刘表的行为，是在作秀；而他带着百姓一块儿走的目的，则是把他们当成肉盾，以便曹操杀来的时候可以拿他们挡刀。
若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用“伪君子”来形容刘备简直太便宜他了，应该用“阴狠恶毒”“丧尽天良”来形容还差不多。
然而，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理由很简单：倘若刘备真的这么想、也这么做了，那他从今往后就别想在汉末三国的江湖上混了，用不了多久，他必定会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死得比谁都难看，根本不可能活得长久，更不可能逆袭成后来的蜀汉昭烈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汉末三国虽然是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但不等于当时的人都不讲名节和道义。恰恰相反，世道越乱，人们往往越看重忠义、仁德这些品质，因为它们比平时更稀少，所以显得更为珍贵。正因如此，暴虐无道的董卓、骄奢放纵的袁术，还有专门在老板背后插刀的吕布，不论曾经多么强大、多么嚣张，最后无一不是落入失道寡助、众叛亲离的绝境；而像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忠义之士，才会博得世人的称道和崇敬。
可见，人心就是一杆秤。
这杆秤不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会准确地称量出一个人的人品。因此，假如刘备真的干了“拿百姓当肉盾”这样的烂事，那肯定是瞒不过世人的，也必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首先，他身边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因为这种做法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们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继续追随如此没有人性的主公呢？
可想而知，他们一定会对刘备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深深的厌恶，然后或迟或早弃他而去。
没有了这帮人的生死相随和鼎力辅佐，刘备还怎么打天下？还怎么开创蜀汉霸业？
此外，这种事情一旦做了，必定会传扬开来。到时候，四方诸侯及天下人会怎样看待刘备？比如说，孙权还会与他结盟抗曹吗？刘璋还会请他入蜀去对付张鲁吗？益州谋臣法正、张松还会做他的内应吗？关中悍将马超、长沙老将黄忠还会投奔他吗？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刘备还怎么在荆州立足，进而拿下益州、汉中，最终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不可能之事。
当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枭雄走到众叛亲离、人人厌弃的地步，他就离死不远了。随便一个小地方的县令，都可以轻轻松松砍下他的人头。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另外，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也就是从刘备的动机来思考这件事。
说刘备拿百姓当肉盾，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刘备自己估计跑不过曹操，才有必要这么干。但纵观刘备这大半生，打胜仗的次数很少，战败跑路的经验却相当丰富，逃命的功夫更是一流。所以，如果他一心只想逃命的话，何苦要带上十余万百姓这么大一个拖累呢？既然自己跑路有很大把握摆脱曹操，又何必拉百姓来当肉盾，从而背负千古骂名？这不是多此一举、得不偿失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刘备绝对不可能干出“拿百姓当肉盾”这种自毁名节、自绝于天下的蠢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刘备明知带着百姓跑不快，为何还要这么做？
其实，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两个字：道义。
刘备名义上虽是汉室宗亲，但仅仅凭借这块招牌，远远不足以让他在这个乱世安身立命。那他的立身之本又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字——道义。
我们就拿曹操来做个比较。曹操是官二代出身，拥有很多足以立身创业的资源，所以道义在他那儿只是个工具，需要的时候拿来装点一下门面，不需要的时候便可弃置一旁。而刘备呢？苦孩子出身，一介草根，白手起家，他凭什么跟曹操、袁绍、袁术这些高干子弟出身的人一起逐鹿天下？
要比拼有形资产，刘备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刘备只能跟他们拼人品，以及由人品衍生出来的人设和名声。
可别小瞧这些无形资产的分量。我们说过，世道越乱，人们往往越看重忠义、仁德这些品质。所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论是先天秉性还是后天养成，刘备注定要以仁义立身处世，以道义凝聚人心，从而扬名立万，驰骋沙场。
换言之，“道义”在刘备这儿，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他立身、创业的大根大本，可以说有之则生，无之则亡！
因此，无论是去刘表墓前拜别，还是危急时刻带着百姓一块儿跑路，都是刘备这个人应该也必须做的事情，是由他的一贯人设所决定的逻辑必然。不管人们说他是作秀也好，是真情也罢，刘备都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
至于带着百姓跑路无异于自杀，刘备当然也知道。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若是弃百姓而去，刘备首先会感到良心不安，其次，苦心经营多年的人设会一朝崩塌，这个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带着百姓一块儿跑，虽然很危险，但实在不行再设法跑路，总会有一线生机，至少首先不违背良心，其次不破坏人设。
可见，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刘备终究也没有最优解，只能握紧拳头对百姓们大喊一声——老乡们别怕，跟我走！
现在，让我们回到建安十三年的历史现场，看看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
当刘备从樊城紧急南撤后，曹操马上判断出刘备是要逃往江陵。而江陵是个战略要地，储存了大量的粮秣和军用物资，绝不能落入刘备手中。
因此，曹操立刻把辎重留给后勤部队，然后亲率精锐，轻装急进，火速赶到了襄阳。到了这里，又听刘琮报告说刘备已经过去了，曹操索性把其他部队也扔下，只率领五千虎豹骑全力追击。
我们前文介绍过虎豹骑，这是一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和机动性在当时的军队中都是最强大的，没有之一。
就这样，曹操亲率五千虎豹骑，一日一夜疾行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境内的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市西南）追上了刘备，以及跟随他的十余万百姓。
当一支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对上十余万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刘备有多少部众，估计也就是几千人，而且以步兵居多，其战斗力跟虎豹骑比起来，自然是弱爆了。
所以，这场历史上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与其说是一场两军对阵的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曹操一声令下，恐怖的屠杀就开始了。
刘备的部众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战力对比太过悬殊，很快就全线崩溃了。至于那十余万百姓，被杀的被杀，被俘的被俘，剩下的就只能四散逃命、自求多福了。
当初曹操一时疏忽放跑了刘备，这些年来一直深感懊悔，因为他知道刘备是个人物，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劲敌。现如今，刘备就在眼前，曹操的目光就像一支利箭，瞬间越过无数乌泱泱的人头，直直射在了刘备仓皇而逃的背影上。
这一次，曹操绝对不会再放过他！
不过，身为汉末天下久负盛名的“常败将军”兼“跑路高手”，刘备逃命的本事绝对不比虎豹骑杀人的功夫逊色，所以曹操注定要失算。
眼看大势已去，刘备就跟此前的几回跑路一样，再一次扔下自己的老婆、孩子，仅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和数十骑兵逃离了战场。
此时，身边有个谋士却没有跟刘备一起逃，而是决定投奔曹操。
他就是徐庶。
徐庶做此决定，并非背叛刘备，而是迫不得已。因为，在混乱之中，他的老母亲被曹军抓了。徐庶心急如焚，只好向刘备告别，指着自己的心口说：“本来想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全凭这方寸之心，如今老母被俘，我方寸已乱，不能再辅佐你了，就此与将军别过吧。”
刘备固然惜才，却也没有理由阻拦人家，只好让他走了。
就这样，徐庶被迫成了曹操的人。
后世据此将徐庶奉为孝子的典范。他辞别刘备时说的话，就是“方寸已乱”这个成语的出处。此外，经过《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后来又有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歇后语，意思是徐庶身在曹营却不肯为曹操出谋划策。徐庶这件事，还与当初关羽不肯为曹操所用的事迹一起，演化出了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
事实上，徐庶进了曹营真的可以一言不发、只拿工资不干活吗？若说他在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刘备，或许可信，可要说他在曹操那儿尸位素餐、啥事都不干，肯定与历史不符。徐庶后来在曹魏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岂是靠“一言不发”就能混上去的？可见，这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绝非历史事实。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看长坂坡之战的经过。
话说，刘备虽已年近半百、“髀里肉生”，可跑起路来，身形还是那么矫健，宛如风一样的男子，呼地一下就从曹操的视野中消失了。
曹操大怒，命虎豹骑继续追击，不砍下刘备的人头誓不罢休。
于是，一队虎豹骑紧紧咬住了刘备等人。
渐渐地，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河上横跨着一座窄窄的木桥，要摆脱追兵，守住这座木桥就是唯一的机会。张飞当机立断，让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先走，自己则带着二十名骑兵，大马金刀地横在了桥上，就等追兵到来。
很快，那队虎豹骑就风驰电掣地来到了河边。然后，他们就被瞋目横矛、如铁塔一般立在桥头的张飞给挡住了。
准确地说，这些杀气腾腾的虎豹骑是突然间被吓住了。因为，他们感觉眼前这个家伙身上的杀气，要比他们强大得多，也可怕得多。
就在他们惊疑未定之际，张飞又猛然发出一声暴喝：“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
这一幕，无疑是张飞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用《三国演义》的话说，就叫“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虽然真实的历史没有罗贯中老先生写得那么夸张，什么张飞一声怒吼，曹军大将“夏侯杰”就“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然后曹军“自相践踏”云云，但张飞舍身救主的忠义和视死如归的胆气，的确是罕有人及的。
仅此一举，就足以奠定他在汉末三国的名将地位，也足以令他名垂青史、享誉后世。
当然，曹操麾下的虎豹骑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如果鼓起勇气全部压上去，张飞和他的二十名骑兵终究是抵挡不住的。可问题在于，当时张飞“万人敌”的威名早已传开，这些虎豹骑深知，要想跨过这座木桥追上刘备，其代价便是——至少得有一二十人横尸于张飞的长矛之下。
谁愿意率先冲上去，成为那个代价呢？
这样的人恐怕很少。就算有人愿意充当这样的“先烈”，在冲上去之前，也必定需要一个酝酿勇气和下定决心的过程。
战机稍纵即逝。仅仅是这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就足够让刘备一行绝尘而去、逃出生天了。
刘备、诸葛亮等人过河之后，埋头狂奔，等稍一回过神来，才蓦然发现——赵云不见了。
有人赶紧向主公汇报，说亲眼看见赵云掉转马头奔北边去了。言下之意，就是说赵云叛变了，在这危急关头投降了曹操。
刘备一听，毫不犹豫地拔出手戟扔向那个人，怒道：“子龙绝不会弃我而走！”
这倒霉家伙有没有被刘备一戟刺死，史书没有记载，不过从刘备的这一强烈反应来看，便足以说明他对赵云的信任之深。
没错，赵云掉头而去，并不是去投降曹操，而是去救刘备唯一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的阿斗。
刘备早年戎马倥偬，虽然先后娶了几个老婆（生了两个女儿），但一直没能生下一个儿子，为此还特意收了一个养子刘封。直到客居荆州期间，甘夫人好不容易才为他生下刘禅，也就是阿斗。
阿斗生于建安十二年，眼下也才一岁。甘夫人抱着他，乘坐的是马车，根本跑不快，自然没办法跟着刘备逃命。
对于年近半百的刘备而言，失去阿斗，不仅很可能从此“绝后”，而且未来即便能够成就霸业，也没有自己的骨血来继承。这样的损失，无疑比战败本身惨痛得多。
赵云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义无反顾地冲了回去，并且单枪匹马地杀进了曹军的虎豹骑中。此时刘备的部众早已溃败，即使甘夫人的马车旁边还有少数护卫，必然也是深陷虎豹骑的重兵包围之中。因此，赵云的这次救援行动，胜算是非常渺茫的，极大的概率是有去无回，就此捐躯。
相信，在掉转马头的那一刻，赵云一定已经做好了慷慨赴义、战死沙场的准备。
那一天的长坂坡，遍地尸骸，残阳如血。赵云手提长枪、纵马而去的背影，显得无比悲壮而决绝……
史书没有记载赵云是如何救出阿斗和甘夫人的，不过我们不难想象，要从成百上千的虎豹骑手中救出一个女人和一个幼儿，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自行脑补一下，这场战斗会是多么血腥、惨烈、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如果用罗贯中的话说，就是：“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就像张飞在长坂桥头的那一幕一样，赵云“单骑救主”的这一幕，无疑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三国演义》中，赵云“七进七出”的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这场救援行动的艰难、惊险和曲折，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怎么渲染都不为过。
长坂坡之战，只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战斗之一，然而就是这场战斗，一举成就了张飞和赵云“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千秋英名，也让无数后人读史至此，忍不住血脉贲张、心驰神往。
赵云拼死救出阿斗和甘夫人后，很快就与刘备、张飞等人会合了。
见到大难不死、安全归来的妻儿，刘备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三国演义》说，刘备无以表达对赵云的感激，就把阿斗狠狠摔在了地上，还说了句：“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这当然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刘备不太可能做出这么戏剧性的动作，但是对赵云说一些感谢和勖勉之语，应该是少不了的。
此时，曹操的虎豹骑还在身后紧追不舍，而刘备这边的部众早已溃散，继续这么跑下去，很可能是死路一条。所以，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改变原计划，不再走陆路去江陵了，而是往东南方向走，到汉水的渡口去跟关羽的水军会合。
曹操的骑兵天下无敌，可他的水军却是刚刚招募的新兵蛋子，只在邺城的玄武池里划过几天水，没那个本事追上关羽的水军，就算追上了，百分百也不是关羽的对手。
所以，刘备只能先摆脱曹操，然后再做打算。
就在这时，让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想到的是，孙权方面派出的一个重要人物，竟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个人就是鲁肃。
更让刘备和诸葛亮感到惊喜的是，鲁肃居然在这生死关头给他们递来了一枚橄榄枝。不，确切地说，是给他们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