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东吴：曹丕劳师无功
诸葛亮刚刚总揽蜀汉大政，益州南部的蛮夷部落就蠢蠢欲动了。
带头造反的人，是益州郡（治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地方豪强雍闿。此人先是杀了当地太守正昂，暗中归附东吴；不久蜀汉朝廷派来了新太守张裔，又被这家伙给绑了，送给了东吴。
东吴乐得在蜀汉的后院放火，便任命雍闿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市）太守。此时的永昌郡还在蜀汉治下，所以东吴这一招纯属慷他人之慨——反正就是送雍闿一顶空头官帽，至于地盘嘛，当然是你雍闿自己去抢。
蜀汉的官员又没死绝，岂能让你说抢就抢？
永昌郡的功曹吕凯和府丞王伉马上带兵封锁了边界。雍闿进不了永昌郡，就命同乡孟获去煽动附近各部落的酋长，又先后拉拢了牂牁郡（治今贵州福泉市）太守朱褒以及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市）的蛮夷酋长高定。一时间，各地蛮夷纷纷起兵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此时的蜀汉正值国丧，诸葛亮知道不宜用兵，便暂时忍了下来，尽量以怀柔政策进行招抚。
招抚南方的同时，诸葛亮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约官职，修法制”，即建立健全官员的任免制度，并修订各种法令规章。
其次，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即加强农业生产，扩大粮食储备，并关闭边境，让民众休养生息。
最后，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联吴抗曹”是诸葛亮长期主张的外交战略，只可惜之前由于各种内外因素遭遇了严重挫折，蜀吴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破裂。然而如今，一切已时过境迁，关羽、吕蒙这些鹰派人士都不在了，连一心想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的刘备都已撒手人寰，所以，是到了重新修复蜀吴关系的时候了。
蜀汉建兴元年（曹魏黄初四年）十月，诸葛亮派遣使臣邓芝出使东吴，来到了武昌。
一开始，孙权避而不见。因为他还没想好，到底是该联合蜀汉对付曹魏，还是该联手曹魏对付蜀汉。
邓芝看出了孙权的心思，便主动上表，说：“臣今日前来，也是为了吴国的利益，不光是为了蜀国。”
孙权这才接见了他，但说话很不客气，存心要让邓芝难堪。他说：“孤当然也愿意跟蜀汉重修旧好，但却担心你们君主幼弱、国土狭小、形势逼仄，难免被魏国所乘，无法自保啊。”
这就叫赤裸裸的鄙视，连修饰都省了。
邓芝却不以为意，从容答言：“吴、蜀两国，共据有四州之地（扬州、益州、荆州、交州）。大王是当世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有山川之固，吴国有三江之险（长江、汉水、濡须水）。合两国之所长，互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乃自然之理。大王如果归附魏国，魏国必然会希望大王入朝，且要求太子充当人质，若不从命，则以此为由进行讨伐，而我国也会趁此时机顺流东下。如此一来，江南之地，恐怕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你鄙视我，我就威胁你，有来无往非礼也。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孙权的软肋：你跟我们可以平等结盟，但跟曹魏只能卑躬屈膝地称臣；我们不会拿你儿子当人质，可人家曹丕却会。
所以，不必耻笑我们“主弱国小”，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不跟我们结盟，你迟早会面临被魏、蜀两国东西夹攻的困境，只怕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谈判和说服的艺术——不要去讲自己需要什么，而要关注对方需要什么；只要踩到对方的需求和痛点，他的理性自然会告诉他该怎么做。
果然，孙权被踩到痛处了。
他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君言是也。”
于是，邓芝圆满完成了修复双边关系的使命，蜀吴联盟再度缔结。
东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曹魏黄初五年）夏，孙权也派出使臣张温出使蜀汉。“自是，吴、蜀信使不绝。”（《资治通鉴·魏纪二》）两国的邦交完全恢复了正常化。
在此期间，孙权越来越倚重陆逊。
与蜀国的许多外交事务，孙权都交给了陆逊，让他直接与诸葛亮接洽。当时陆逊驻守夷陵，离蜀汉较近，孙权索性把自己的印章多刻了一个，就放在陆逊那里。然后，每当有寄给蜀汉的国书，孙权都让陆逊过目，凡是他觉得拿捏不定的地方，就授权陆逊修改，改完重新缮写，再加盖孙权的印章，就直接发出去了。
很显然，在此时的东吴，陆逊已经越来越有“社稷重臣”的味道了。
不久，邓芝再次出使吴国，孙权这回跟他说话就客气多了，道：“若将来天下太平（意指灭掉曹魏后），孤与贵国君主分治天下，不也是乐事一桩吗？”
这话一方面是客气、示好，一方面也有试探的意味——若真有那么一天，你我双方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吗？
邓芝淡淡一笑，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假如消灭了曹魏之后，大王却未深刻认识天命，那么到时候，两国君主自当各施恩德，两国臣子也会各尽其忠，然后战鼓敲响，真正一统天下的战争，恐怕才刚刚开始。”
孙权没料到邓芝会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不由大笑道：“你可真诚实，岂不正是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同盟，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走到一起的。总有一天，昔日的盟友必定会因各自的利益而分道扬镳，甚至刀兵相见。
既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又何必藏着掖着呢？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也省去了那些假惺惺的外交辞令和暗戳戳的彼此猜疑。
得知吴、蜀两国“破镜重圆”、再度修好，曹丕就像一个打翻了醋坛子的“第三者”一样，怒不可遏，宣布要第二次讨伐东吴。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这个错误，曹丕已经犯了一次，可他显然并未吸取教训。
侍中辛毗连忙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不久，我国地广民稀，此时用兵，臣认为不见得有利。当年，先帝虽屡次出动精锐，但每次到达江边，却很快就班师了。如今，我军的兵力并不比过去多，要想获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日之计，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大力开展屯田，十年后再来用兵，定可毕其功于一役，不必屡屡出师。”
曹丕冷冷道：“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这些事留给子孙？”
辛毗答：“昔日，周文王就是把讨伐商纣之事留给了武王，只因时机并不成熟。”
曹丕根本听不进去，旋即下达了战争命令。
黄初五年八月，曹丕命时任尚书仆射的司马懿留守许昌，然后亲率水军、乘坐龙舟，经蔡河、颍水进入淮河，抵达寿春（今安徽寿县）。九月，大军进抵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东吴立刻做出反应，一边在江面上集结了大量战船，一边采纳了大将徐盛的疑兵之计，沿长江南岸，搭建木架，外面裹上芦苇，做成假城墙、假城楼，从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西北）到江乘（今江苏南京市东北），连绵相接数百里，且在一夜之间全部完成。
此时江水正涨，江面波涛汹涌，曹丕来到北岸，望着江中帆樯林立的东吴水军，以及对岸绵延不绝的“百里长城”，不禁长叹一声，对左右道：“我们虽有强大的骑兵，却无用武之地，看这情形，无法攻击啊。”
兴师动众而来，可仗还没打自己就先泄了气，足见曹丕的出兵之举有多么草率。曹魏骑兵面对东吴水军本来就毫无优势，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何须带着大军吭哧吭哧跑到长江边上，才来发出如此感叹呢？
正当曹丕面对长江天险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又突然发威，刮起了一阵暴风。曹丕乘坐的龙舟失去控制，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漂荡，险些倾覆。
连敌人的面都还没见着，御驾亲征的曹丕就差点掉进江里喂了鱼。这样的惊魂一幕，令他原本便已所剩无几的斗志彻底丧失殆尽。
此时的曹丕已经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可又找不到台阶下，只好问了群臣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孙权会不会亲自来？”
群臣没看懂老板的心思，异口同声说：“陛下御驾亲征，孙权恐惧，必以举国之师抵御，却又不敢把大军交给臣下，所以一定会亲自前来。”
这下尴尬了。
曹丕这么问的用意，其实是想让群臣回答说孙权不会来，这样他便可就坡下驴，以“棋无对手”、没有机会教训孙权为由，赶紧班师回朝。
最后还是精明的刘晔看出了老板的尴尬，便道：“孙权以为陛下乃万乘之尊，必不会亲临前线，因此他一定会把防御任务交给将领，自己坐镇后方，肯定不会来。”
这台阶铺得就挺舒服了，不但说孙权不会来，还解释了孙权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以为曹丕不会来。潜台词就是：如果孙权知道曹丕来，那他一定不敢不来。
总之这么一说，既给了老板台阶，又妥妥地保住了老板的面子，实在很有水平。
曹丕又装模作样地等了几天，然后便以“吴王不至”为由匆匆班师了。
如果说曹丕第一次大举伐吴，还算给孙权造成了一定威胁的话，那么这次御驾亲征，竟以如此潦草的方式收场，只能说徒然给孙权增加了笑柄。
经过这两次挫败，刘晔和辛毗都以为，曹丕一定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不会再轻易出兵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短短半年后，天子曹丕就在朝会上宣布，他要再一次亲征东吴。
这回，刘晔、辛毗都已心死，不愿再劝谏了。不过，还是有一个叫鲍勋的朝臣站了出来，极力劝阻。
这个鲍勋，就是当年曹操的老战友鲍信之子，时任宫正，相当于总监察长之类的。
他说：“王师屡屡出征，却始终未能克敌制胜，只因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借山川险阻，故而难以攻克。去年，陛下乘坐的龙舟在长江漂荡，几乎搁浅于南岸，圣躬陷入险境，臣下无不破胆，宗庙险些倾覆，此事足以成为百世之戒。如今，陛下又要劳师远征，每日的军费足有千金，国库虚耗，却徒然令敌人耀其兵威，臣以为万万不可。”
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去年龙舟遇险的糗事，犹如曹丕心头的一道伤疤，他自己虽然牢牢记着，却恨不得把所有人的这块记忆都给删除掉。现在可倒好，你鲍勋竟敢在朝会上公然揭开这道伤疤，让曹丕的天子颜面往哪儿搁？
曹丕勃然大怒，当场把鲍勋贬为治书执法，然后正式下发了三征东吴的诏令。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闰三月，战争令下达；五月，曹丕进抵魏国的水军基地谯县；八月，曹丕亲率舟师，自谯县出发，经由涡水进入淮河；十月，曹丕率大军进抵广陵。
有道是兵贵神速，可曹丕的这场亲征，其进军速度却让人十分困惑——从闰三月下令出兵，然后整整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大军才刚刚开到前线。
这样的速度，只能用龟速来形容。就算是步行，从许昌到广陵，恐怕也要不了七个月时间。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曹丕在此期间还在不断训练水师，所以这七个月，大多数时候是在练兵，而非行军。
然而，打仗是最讲究时机的。之所以说兵贵神速，一来是要让敌人没有防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二来是必须考虑到季节、气候、山川地形等自然条件，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对行军作战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曹丕的这场亲征，完全不顾这两条战争的常识，一边练兵一边行军，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其结果就是当他来到长江边上时，已经是天气严寒的冬季，而东吴军队更是严阵以待了。
当然，冬季也不是不能打仗，问题在于——冬季更容易出现不利于作战的因素。
也要怪曹丕运气不好，这年冬天，气温骤降，比往年冷了很多，以致原本一年到头哗哗奔流的长江竟然罕见地结冰了！
刚抵达广陵时，江面尚未结冰，曹魏的十几万水陆大军在江上和岸上一字排开，“旌旗数百里”，军容甚为壮观。曹丕身披甲胄，骑在高头大马上，“临江观兵”，胸中顿时涌起一片豪情，当即赋诗一首。诗名叫《广陵观兵》，开头是这么几句：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必须承认，这诗写得还是很有水平的，可谓气象恢宏，英武豪迈，大有乃父曹孟德之风。中国文学史把曹操、曹丕和曹植并誉为“三曹”，视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尽管曹丕豪气干云，这回似乎是志在必得，可老天爷偏偏又跟他过不去——上回是用一场风暴把他耍得团团转，这回直接就让长江结冰了，看你“一苇杭（航）之”的牛还怎么吹！
望着原本滔滔奔流的江水，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坚冰，曹丕忍不住喟然长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资治通鉴·魏纪二》）
苍天啊，你这是注定要用长江来分割南北啊！
没办法，由于曹丕“龟速行军”的失误，加上老天爷从中作梗，曹魏第三次大规模的东征，再度以“劳师无功”的结局黯然收场。
曹丕下令班师，然后带着陆军先撤。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曹丕北返的路上，竟然遭到了东吴的一次突袭。
这次突袭的策划者是东吴大将孙韶。他派部将高寿等人，率五百名敢死队员，于深夜埋伏在魏军的必经之路上，然后对曹丕的车驾发动了突然袭击。
魏军猝不及防，差一点就让高寿得手了。虽然魏军凭借人多势众，最后还是击退了高寿，但副车和主车车顶的羽盖竟然被高寿给劫走了，可见当时战况的惊险。
曹丕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同时也感到了极大的耻辱。
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让曹丕多活个一二十岁的话，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对东吴发动第四次、第五次乃至更多次的讨伐。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料到，在回到洛阳的短短五个月后，曹丕就驾崩了，时年仅四十岁。
七擒孟获：诸葛亮平定南中
就在曹丕第三次讨伐东吴的同时，诸葛亮也打响了平定南方的战役。
诸葛亮一直以来的战略目标和人生使命就是北伐中原，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如果以雍闿为首的南方蛮夷始终在后院放火，诸葛亮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所以，在总揽蜀汉大政将近两年、内政和外交都上了轨道之后，诸葛亮立刻发布了南征的命令，并决定亲自挂帅。
蜀汉建兴三年（曹魏黄初六年）三月，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成都启程，向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东南部）进发，时任参军的马谡送到了数十里外。
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已在夷陵之战中死于武陵郡的五溪地区），因才智过人，擅长军事谋略，颇受诸葛亮赏识。此次出征，诸葛亮看他送了这么远，知道他一定有话要说，便道：“你随我参议军事也有些年头了，这一次，有什么好的想法？”
马谡答道：“南中的蛮夷部落仗着山川险阻、路途遥远，久已不服朝廷，纵然今日打败他们，明日他们便会复叛。如今，丞相欲以倾国之力北伐，征讨强敌曹魏，南方蛮夷知道我们内部空虚，便会越发猖獗。倘若要把他们消灭殆尽，以绝后患，既非仁者之心，且仓促之间也难以斩草除根。而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此行，能收服南方蛮夷之心。”
事实上，“攻心为上”也是诸葛亮此次南征要达成的战略目的，当然不必等到马谡来提醒。不过，马谡能与他“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让诸葛亮甚感欣慰。
当年七月，诸葛亮大军攻入越嶲郡，所向披靡，每战皆克，很快就斩杀了雍闿、高定和朱褒。与此同时，诸葛亮另外派遣的两支偏师也进展顺利：一路由将领李恢率领，从益州郡攻入；一路由将领马忠率领，由牂牁郡攻入。最后，三路人马在南中成功会师。
面对蜀军犁庭扫穴般的强大攻势，孟获却毫无惧意，仍纠集余众负隅顽抗。
诸葛亮知道，孟获深受当地汉人和夷人的拥戴，要真正平定南方，必须搞定此人；而要搞定此人，与其从肉体上消灭，不如从心理上征服。
所以，诸葛亮向全军下达了命令：孟获这个人，必须生擒！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三国演义》对此有十分精彩的演绎。不过，所谓“七擒七纵”的传奇故事，在正史中的记载却非常简略，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诸葛亮下达生擒孟获的命令后，蜀军果然抓住了孟获。然后，诸葛亮故意带孟获参观蜀军军营，以显示蜀军部伍的严整。逛了一圈后，问他说：“这样的军队怎么样？”
孟获却一脸不屑，道：“之前是因为不知虚实，才会落败。如今承蒙盛情，让我观看了军营，如果只是如此，我要战胜你们，可谓易如反掌。”
一听他把牛皮吹得这么大，诸葛亮不禁笑了起来，当即就把孟获放了，让他整兵再战。
然后，史书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个生动曲折、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一笔带过了：“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资治通鉴·魏纪二》）
就是说，孟获前后一共跟诸葛亮较量了七回，却每回都被生擒。到最后一次，诸葛亮依然要放他走，孟获终于心悦诚服，反倒不走了，说：“明公天威赫赫，我们南中之人从此不会再造反了。”
“七擒孟获”的故事，其实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本无记载。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最早见于《华阳国志》，稍后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的《汉晋春秋》，最后被司马光收录进了《资治通鉴》。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史实、有几分是史实，一直是有争议的，迄今尚无定论。
首先，孟获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他到底是汉人还是彝人，历来就有争议。其次，即便孟获其人及其民族身份得到确认，可“七擒七纵”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还有争议。有些学者就怀疑它是民间传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诸葛亮生擒孟获，没有杀他，而是以攻心为上，这件事应该是有的，只是后来的“七擒七纵”过于离奇，可能出自虚构。
不论孟获的故事是真是假，总之，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后出师表》），彻底平定了南中，巩固了蜀汉的大后方，则是确凿无疑的史实。
平定叛乱本就不易，之后如何治理，以防死灰复燃，就更是一件困难的事了。
当益州郡、永昌郡、牂牁郡、越嶲郡悉数平定后，诸葛亮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即起用了一批蛮夷酋长担任各郡县的官员。
用今天的说法，这就叫“夷人制夷，高度自治”。
可是，马上有不少人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夷人不值得信任。诸葛亮则耐心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理由。
其一，如果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就必须配备军队，那么军队所需的粮秣给养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其二，若只委派官吏，而不派兵驻守，那么，由于这些夷人的父子兄弟很多都死于这次叛乱，所以必然会起而报复，这将成为极大的祸患。
其三，朝廷派来的官员，与当地夷人之间，难免会互相猜疑：官员担心遭到夷人的报复，夷人同样担心遭到官员的镇压。如此，南中便永无宁日了。
最后，诸葛亮对这个“夷人制夷，高度自治”的政策进行了总结，说：“我的目的，就是既不留军队驻守，也无须耗费粮秣给养，同时还要达到稳定当地秩序、夷汉两族和睦共处的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亮施行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资治通鉴·魏纪二》）。
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南中的夷人再也没有发动过叛乱。
平定南中，不仅实现了巩固大后方的战略目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好处，就是得到了大批财产和物资，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等，从而在蜀汉之后的北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曹魏黄初七年）春，诸葛亮一回到成都，就立刻着手进行北伐的战备工作了。而不久之后，来自曹魏的一个重大消息，更是让诸葛亮坚定了北伐的信心。
这个消息就是——曹丕驾崩了。
黄初六年冬，当曹丕从陆路先行撤退后，水军仍有数千艘战船滞留在江淮一带，被坚冰所阻而动弹不得。
文武百官纷纷建议，干脆就让水军就近驻扎，展开屯田。只有尚书蒋济坚决反对，他说：“这一带，东接高邮湖，北临淮河，一旦水势上涨，敌人的舰队很容易沿水路发动攻击，不可作为驻兵和屯田之所。”
曹丕采纳了蒋济的建议，并将数千艘战船全都交给了他，让他想办法解决。
蒋济旋即组织了大批工兵，一口气在精湖（今江苏高邮市北）一带开凿了四五条运河，将所有战船通过运河全部牵引到一起，然后修筑了一道水闸，阻断湖水，令水位升高，最后再开闸放水，终于令数千艘战船全部脱困，进入淮河，并安然回到了谯县的水军基地。
黄初七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颇为感慨地对蒋济道：“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加以研究啊。之前水军受困，我一度打算烧掉一半的战船，幸亏有你设法挽救，而且还跟我差不多同时抵达谯县。回想你每次的建议，都甚合我意。从今往后，凡是讨伐孙权的大计，都由你来仔细思考和筹划。”
看曹丕的表态，似乎从此要开始重视朝臣的谏言了。可事实上，这也就是蒋济救出了水军，立了大功，他才这么说。曹丕这个人，其实是容不得逆耳之言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睚眦必报。
就以鲍勋为例。
这位曹操的老战友之子，早年在魏郡当治安官的时候，抓过一个犯罪分子。当时曹丕还是太子，而鲍勋抓的这个人，是他的宠妃郭氏的弟弟。曹丕就替小舅子说情，希望鲍勋把人放了，没想到鲍勋竟然不给面子，还是依法把那个家伙治罪了。
经此一事，曹丕自然是对鲍勋怀恨在心。
曹丕即位后，鲍勋仍然没有学乖，好多次犯颜直谏，更让曹丕怒火中烧。之前曹丕要三征东吴，鲍勋又当面劝谏，就被曹丕给贬官了。
可仅仅是贬官，还是难解曹丕心头之恨。再加上此次东征又狼狈收场，曹丕憋着一肚子火无从发泄，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借着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命司法部门把鲍勋收监了。
司法部门先是判鲍勋五年徒刑，后来觉得太重，又改判为罚黄金两斤。曹丕顿时暴跳如雷，咆哮道：“鲍勋非死不可，你们竟敢包庇纵容！把参与审判的司法官员全都抓到军法处，我要把你们这些老鼠全都埋进一个巢穴！”
曹丕的原话是：“当令十鼠同穴！”（《三国志·鲍勋传》）
这话说得，实在是有些丧心病狂，完全失去了一个皇帝应有的理智和修养。
以钟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人为首的朝廷重臣们看不过眼，纷纷上表，力陈鲍信当年有功于太祖（曹操），如今鲍勋即便有罪，也应宽大处理。可是，曹丕一心要置鲍勋于死地，当然听不进任何人的话。
时任廷尉的高柔坚决不肯执行曹丕的诏命。曹丕怒不可遏，便使了一招调虎离山，一边传召高柔入宫，一边派人去了廷尉寺的监狱，直接就把鲍勋给杀了。
一位忠直敢言的功臣之后，就这样死在了曹丕蓄意报复的屠刀下。
曹丕挟私报复的屠刀一旦举起，是不会轻易放下的。紧接着，又有一个人险些步了鲍勋的后尘。
这个人就是曹洪，时任骠骑将军，封都阳侯。
论辈分，曹洪是曹丕的堂叔；论资历，曹洪是曹魏的开国功臣。而且当年曹操刚起兵时，被董卓的西凉铁骑击败，曹操被射落马下，就是曹洪拼死保护，才救了曹操一命。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曹洪似乎都没有理由成为曹丕的报复对象。
可是，曹丕还是把屠刀挥向了曹洪。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挺可笑的。事情还是源于曹丕当太子的时候，由于曹洪这人一向腐败，很会捞钱，家里富得流油，曹丕有一回手头紧，就想跟曹洪借一百匹绢。没想到，曹洪这家伙是个吝啬鬼，竟然不肯借。曹丕颜面大失，于是就把曹洪的名字也记在了报复名单上。
这回，杀完鲍勋，曹丕立刻想起了曹洪，便以曹洪的门客犯法为由，把他扔进了监狱，而且一下就判了死刑。
大臣们当然又是纷纷劝谏，可曹丕一概不听。
危急时刻，曹丕的亲娘卞太后站了出来，厉声责骂曹丕，说：“当年要不是曹洪救了先帝，我们哪有今日？”
曹丕虽然不敢反驳，但也不肯放人，事情就这么僵持着。
卞太后忍无可忍，便去找此时已被曹丕立为皇后的郭氏，说：“如果曹洪今天死了，我明天就命皇帝把你废了！”
郭皇后无辜躺枪，说起来也挺冤的，可她哪敢跟盛怒之下的老太后讲道理呀？没办法，郭皇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曹丕哭诉，劝他放过曹洪。
曹丕被搞得心烦不已，只好赦免了曹洪的死罪。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曹丕还是罢免了曹洪的官职，并剥夺了他的爵位和全部封邑。
曹洪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痛定思痛，他肯定会为当年的吝啬悔断了肠子。同时，他也一定会感到困惑——不就是区区一百匹绢吗，居然值得你一个堂堂皇帝下死手来报复？！
是的，曹丕的小肚鸡肠和睚眦必报，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难怪会把他的亲娘卞太后气得连道理都不讲了。
假如老天爷再让曹丕多活几年，相信后面一定还会有人遭殃。也就是说，早年得罪过曹丕、被他暗戳戳记在报复名单上的人，一定不止鲍勋和曹洪。
所幸，对于这样一个几乎已经丧失理智的曹魏天子，老天爷终于出手进行了干预，提前把他召回“天庭”，让他做述职报告去了。
黄初七年五月，年仅四十岁的曹丕突然患上重病，一下就卧床不起了。
曹丕的嫡长子、时年二十三岁的曹叡，极为仓促地被立为太子。
曹叡是甄宓所生。他之所以直到曹丕病重的这一刻才被立为太子，与他母亲甄宓当年的失宠及最后的结局有关。
曹丕早年也是深爱甄宓的，但即位后，转而宠幸郭氏等其他嫔妃，故始终未立甄宓为皇后。甄宓遭到冷落，自然心怀不满，不免生出了一些怨言。郭氏觊觎皇后之位，就向曹丕吹枕头风，添油加醋地构陷甄宓。曹丕大怒，于黄初二年将甄宓赐死，旋即立郭氏为后。
母亲被赐死，曹叡自然也随之失宠了。曹丕把他的爵位降了一级，分明已无意立他为太子。不过，曹叡的幸运在于，郭皇后无子，于是曹丕把他过继给了郭皇后，如此一来，曹叡就依然还是嫡子。且曹叡很聪明，知道现在郭皇后是自己唯一的靠山，所以对她极其恭敬，从而讨得了郭皇后的欢心。
正因如此，曹丕才没有彻底冷落曹叡。有一回，曹丕带曹叡出去打猎，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鹿，曹丕射杀了母鹿，然后命曹叡射杀子鹿。曹叡没有从命，而是忽然掉下眼泪，哽咽着说：“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末传》）
这显然是一句双关语，表面说的是鹿，其实说的正是曹叡自己的命运。
曹丕闻言，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瞬间被触动了。他恻然良久，最后，终于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弓箭。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曹丕陷入弥留，紧急传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入宫，宣布遗诏，命他们三人为辅政大臣。
十七日，曹丕驾崩，谥号“文皇帝”。
同日，曹叡即位。数日后，追尊生母甄宓为“文昭皇后”。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给了曹丕这样一段评价。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文帝曹丕有文学天赋，下笔成章，学识广博，才艺兼备。如果再有宽宏的器量，能以公平和诚意激励人，立定志向，保持正道，广施仁德，那么与古代的贤能君主比起来，也就不会相差太远了。
陈寿这段话，乍一看好像都是褒奖之词，但只要稍加品味，就知道他用的其实是寓贬于褒的“春秋笔法”。其中奥妙，就在于前半段是褒，后半段却用一个假设性的“若”字进行转折，然后就把所有贬义改头换面装了进去。换言之，后半段用的褒义词越多，就说明曹丕的缺点越多。
如果我们把“若”字拿掉，重新翻译一下，那么陈寿真正想说的话，其实是这样的：文帝曹丕的器量不够宽宏，不能以公平和诚意激励人，志向不坚定，无法保持正道，也未能广施仁德，所以跟古代的贤能君主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至于前半段，说曹丕很有文学才华、学识广博等，的确是实情，也值得称赞，可关键的问题在于，曹丕的身份是皇帝，不是文人——当一个皇帝别无其他优点，只剩下文学才华值得夸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吗？
换言之，夸一个皇帝不从治国才干上夸，而只夸他很有文学才华，这就跟夸一个文人不从文学才华上夸，却只夸他很会玩政治一样，与其说是在夸人，不如说是在拐着弯骂人。
千秋忠义《出师表》
黄初七年六月，曹丕暴病而亡的消息传到东吴。孙权大喜过望，遂趁曹魏国丧之际，亲自率军从武昌出发，进攻曹魏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县）；同时命诸葛瑾从江陵北上，进攻襄阳。
此时，镇守江夏的是魏国大将文聘，而坐镇襄阳的则是司马懿。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一个是文武双全的重臣，所以，东吴此次出兵，基本上无机可乘，很难捞得着便宜。
风闻孙权御驾亲征，魏国的群臣倒是有些担心，便在朝会上纷纷建议，立刻出兵驰援江夏。可是，年轻的新君曹叡却颇为镇定，说：“孙权善于水战，这次之所以敢从船上下来，改为陆地进攻，是想趁我们不备罢了。现在，文聘已经据城坚守，与孙权对峙。作为进攻方，其兵力若非数倍于我，终究是不敢久留的。”
曹叡的判断没错。此次出兵，孙权并非志在必得，只是想试探一下曹魏的虚实而已——若有机可乘，就捞一些便宜；若实在没机会，也就算了，并不强求。
所以，只要曹魏方面稍有可疑动向，孙权就绝不会冒险在坚城之下久留。
稍早之前，魏国朝廷派了一个叫荀禹的御史来前线劳军。巧的是，他刚到江夏，就碰上孙权攻城。荀禹便拉来附近县城的一些兵，连同自己的随从步骑，共计一千多人，举着火把在山上窜来窜去，故布疑兵。
孙权一看，以为是魏国援兵到来，担心腹背受敌，立刻解围而去。
而进攻襄阳的诸葛瑾那一路，则被司马懿击破，部将张霸被斩杀。另外，东吴还有一支偏师，也被曹真击破于寻阳。
相比于东吴的试探性进攻，此时的诸葛亮，则有着无比坚定的北伐决心。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曹魏太和元年）三月，诸葛亮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各项战备工作后，亲率大军，向汉中进发，拉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
临行前，诸葛亮命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留守成都，代他主持丞相府工作，同时给刘禅上了一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的奏疏。
这道奏疏，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这篇文章，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备受后人赞誉。今全文收录于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综观此文，诸葛亮对刘备和蜀汉的忠贞之情，千载之下读之，依然令人感怀动容。全文仅六百余字，就有十三处提到“先帝”，可见在诸葛亮心中，他这一生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并竭尽全力完成“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
然而，此时的蜀汉皇帝刘禅，却不像一个可以继承乃父遗志、光大蜀汉基业的人。
从诸葛亮对刘禅不厌其烦的叮嘱和劝诫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刘禅（时年二十一岁），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表现，如公私不分、赏罚不明、亲小人远贤臣，等等。换言之，诸葛亮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位少主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守成之君。
所以，倘若诸葛亮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北定中原的大业，那么当蜀汉帝国真正交到刘禅的手上时，其前途和命运恐怕就堪忧了。也许正因如此，诸葛亮才会在这道奏疏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四十七岁了。虽说正当盛年，但以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论，他肯定不敢指望自己还能活很久。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在短短七年之后，便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诸葛亮才会在生命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近乎偏执的姿态，不惜耗尽蜀汉国力，对强大的曹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
说到底，这既是受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少主昏庸，国力弱小”这两大无奈现实的逼迫。
主动出击，锐意进取，或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可若是守着益州的这一亩三分地，故步自封，苟且偷安，迟早会变成曹魏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一点，在他于次年所上的《后出师表》的开篇，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先帝当年，正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考虑，才把讨伐曹魏的大业托付给臣。以先帝的睿智，估量臣的才干，当然知道让臣去北伐就是以弱敌强。然而，若不北伐，蜀汉迟早也会败亡，与其坐等败亡，不如主动去讨伐敌人。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后人不但可以读出彪炳千秋的忠义精神，往往也能从其字里行间读出悲壮的气息。
之所以悲壮，正是因为“北伐”对诸葛亮而言，不仅是一种主动承担的使命，也是一种历史给定的、无法逃避的宿命。
得知诸葛亮大举出兵、进驻汉中，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坐不住了，立刻准备集结兵马，先发制人，对汉中发起进攻。
时任散骑常侍的近臣孙资及时劝阻了他。孙资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宜出兵的理由。
其一，当年曹操征讨汉中张鲁的时候，就曾在阳平关遭遇重挫，只是凭运气才转败为胜。后来，夏侯渊部被围，也是曹操亲率大军才救了出来。因此，曹操曾不止一次感慨道：“汉中简直就是上天为人间特设的地狱，而褒斜道则无异于一条五百里长的石洞。”可见汉中地势之险峻。
其二，曹操用兵如神，可面对蜀汉的崇山峻岭和东吴的长江天险，也知道难以逾越，所以从不逼迫将士尽死力，更不争一朝一夕之功，这就叫“见胜而战，知难而退”。
其三，主动进攻的一方，兵力通常要比防守的一方多出数倍。现在若主动进攻汉中，考虑到地形险阻的因素，所需的兵力和后勤人员就更多。到时候，就只能把长江沿线防备东吴的十五六万守军全都调到西线。如此一来，魏国的整个兵力部署就全乱套了，而且军费开支将非常巨大。
综合上述理由，孙资提出的对策是：命各路将领分别据守险要，以逸待劳。如此只需数年，魏国的国力就会比现在更加强大，而蜀汉和东吴会慢慢衰弱下去。
曹叡闻言，这才打消了主动进攻的念头，从此确立了只守不攻的战略。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并没有急着开战，而是先在“隐蔽战线”上跟曹魏交了一次手——对一位重要人物进行了策反。
这个人，就是当初从蜀汉叛逃曹魏的孟达。
此时的孟达，正驻守在新城郡的房陵县。此地位于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带，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若能把他争取过来，就可以从荆州方向威胁曹魏，策应诸葛亮的北伐行动。
可是，孟达既然已经跳槽，他还会跳回来吗？
诸葛亮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早在战前，他便已掌握了孟达的情报，知道他如今在曹魏那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
孟达当初降曹，一开始还是很滋润的，因为文帝曹丕很器重他，而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跟他的私交也非常好。可后来，曹丕驾崩，桓阶和夏侯尚又先后病故，孟达在曹魏的靠山就全都没了。身为降将，本来就矮人一头，如今又没了靠山，在官场上就不好混了，难免遭人排挤。孟达惶惶不安，便又打起了跳槽的主意——要么跳回蜀汉，要么跳到东吴。
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如此正中下怀，孟达随即开始与诸葛亮秘密通信。当然，像孟达这种人，是不会只找一条后路的。在与诸葛亮暗中联络的同时，他也跟东吴搭上了线，给自己同时准备了两条后路。至于最终究竟要跳到哪一边，就得看形势发展了。
对于孟达这种没有原则、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诸葛亮自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不会给孟达“待时而动”的机会的——北伐之战马上就要打响，战机稍纵即逝，岂能容你首鼠两端、犹豫观望？
为了迫使孟达尽快起兵，诸葛亮施展了谍战手法，派了一个叫郭模的部属，假装向曹魏的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市）太守申仪投降，然后把孟达叛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诸葛亮为什么选了申仪这个人？
因为他跟孟达有仇。
申仪就是曹魏原上庸太守申耽的弟弟。当年孟达是刘备这边的，奉命攻打上庸，申耽、申仪两兄弟扛不住，便投降了刘备。可没过多久，孟达投奔曹魏，掉过头来又打了一回上庸，结果刘封逃回成都，而申耽、申仪这哥俩只好硬着头皮又叛回了曹魏。
好你个杀千刀的孟达，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打了我们兄弟两回，害得我们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反复横跳，跳得脸都丢光了。现在你自己又要叛回蜀汉，做人竟然这么无耻。好吧，你自己要作死，那我就帮你一把，让你死得快点儿！
申仪立刻派出快马，把孟达要起事的消息密报给了朝廷。
孟达也不是吃素的。申仪的密报一到朝廷，马上就有眼线给他通风报信了。孟达大为惊恐，便打算提前起兵。
此时，司马懿正驻守宛城，离新城较近，朝廷便把收拾孟达的任务交给了他。司马懿马上给孟达写了封信，各种温言安抚，表示绝对不相信申仪的情报，让他放宽心。孟达见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起兵之事便又搁置了。
诸葛亮当然不能坐等，于是再三催促。孟达只好去信敷衍，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离我这儿有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就算得到我起兵的消息，也要先上奏朝廷，然后等待诏命，这样一来一回，至少也要一个月。到时候，我的城防已经坚固，各军也都严阵以待了。何况，我所在的房陵地势险峻，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来，若是曹魏的其他将领来，我则毫不担心。”
孟达现在是脚踩魏、蜀、吴三条船，最终到底要上哪一条，这决心可没那么好下。所以，他只能采取拖字诀，拖到形势明朗的时候再做决断。
可是，孟达万万没料到，此时司马懿的屠刀已经向他砍了过来。
司马懿前脚刚发出那封忽悠他的信，后脚便率部南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房陵进发了。临行前，诸将都认为孟达已经分别跟蜀汉和东吴取得联络，恐怕没那么好对付，应暂且观望，不宜马上出兵。司马懿却道：“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狐疑不决，应该在他下决心之前把他解决掉。”
于是，短短八天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了。
孟达大惊失色，赶紧写信向诸葛亮告急，说：“我刚刚起兵才八天，司马懿就到城下了，没想到他如此神速啊！”
事实上，孟达不是刚刚起兵八天，而是直到城池被围才仓促起兵的。
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已经提前派出了援兵。与此同时，东吴也向房陵派出了援军。
然而，诸葛亮打了提前量，司马懿同样没有落于后手。早在他从宛城出发之时，便已另外派出了两路打援的人马。所以，诸葛亮和东吴的两支援军，全都遭到了阻击。
这就叫棋逢对手。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命定的冤家，尽管现在还没有正面交手，却已经通过孟达间接地较量了一回。
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正月，司马懿围攻房陵十六天后，终于攻破城池，然后斩杀了孟达。
诸葛亮的策反行动彻底失败。
这次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首先，固然是因为孟达脚踩三条船，根本不是真心回归蜀汉；其次，司马懿这个对手太过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孟达的败亡，虽然对诸葛亮的北伐大计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还是给这场即将打响的大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子午奇谋”与“西出祁山”
蜀汉北伐曹魏，首要目标就是关陇地区，即关中和陇右（也称陇西）。
从汉中进攻关陇，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
东路，从子午道穿越秦岭，可直趋长安。子午道开辟于秦末汉初，历来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当年刘邦在鸿门宴后，被迫由灞上到汉中就汉王位，走的就是子午道。三国时期的子午道，全长一千余里，其中八百里以上穿行在山间，而其核心路段“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地势尤其险峻，道路异常崎岖。相比于其他两条路线，这条路最难走，危险程度最高，但若出奇兵，可直接威胁关中重镇长安。
中路，走斜谷道，可进攻郿县。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向南流入汉水；一条叫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利用两条河谷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斜谷道，又名褒斜道。这条路虽然同样要穿越秦岭，但比子午道好走一些，所以在秦汉时期，由汉中向关中和长安运送物资，大多取此路，不取子午道。
西路，出阳平关，再出祁山，可进攻陇右。《三国演义》中所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说的便是这条路。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有“地扼蜀陇咽喉，势控攻守要冲”之称。相对于子午道和斜谷道，这条路要好走得多，既相对安全，又有利于后勤运输；但其缺点有二：一是绕了远路，二是只能威胁曹魏的西北边陲，离关中和长安太远，不足以对曹魏造成强有力的打击。
开战前，诸葛亮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要就是商议进军路线和相应的作战方案。时任丞相司马的魏延就是在这时候，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子午谷奇谋”，即出动一支精锐，走最危险的子午道，出其不意，直取长安。
魏延之所以敢提出如此冒险的计划，首先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其次是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
此时，镇守长安的是曹魏的安西将军夏侯楙。
此人来头很大。他既是曹魏名将、开国功臣夏侯惇之子，又是曹操的女婿，娶了曹操之女清河公主，而且是文帝曹丕的发小，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曹丕刚一即位，就把镇守长安和关中的重任交给了他。
然而，来头大不等于本事大。这个夏侯楙，其实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就是军事上一窍不通，却很善于经营家业。说白了，就是爱钱，也很会搞钱。除了贪财，夏侯楙还很好色，家里侍妾成群，所以跟清河公主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曹魏派这么一个毫无武略又贪财好色的家伙来镇守长安，对蜀汉而言不正是天赐良机吗？
因此，魏延便大胆地向诸葛亮提出了建议，说：“夏侯楙胆怯无谋，若给我精兵五千，带足五千人的口粮，从褒中（治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发，沿秦岭东行，从子午道一路向北，不出十日，便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看我兵临城下，必定弃城而逃。到时候，长安就剩下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等一帮文官，不足为虑。至于粮秣给养，一部分取自长安军粮，一部分取自百姓，足以解决。魏国若想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来天，而丞相亲率主力出斜谷道，可赶在魏国援军之前抵达。如此，则咸阳以西之地，便可一举平定。”
魏延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可诸葛亮听完后，却当头给他浇下了一盆凉水，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诸葛亮认为，此计太过凶险，不如西出祁山，从相对平坦的大路进军，以常规作战方式扫平陇右，这才是可保无虞的万全之策。
众所周知，诸葛亮一生谨慎，所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也是出于安全和审慎的考虑，与魏延的冒险奇袭之计，恰成鲜明对照。
那么，魏延的“子午奇谋”与诸葛亮的“西出祁山”，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呢？
这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迄今为止，支持魏延与支持诸葛亮的两派观点仍旧针锋相对，吵得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魏延的人认为，基于“蜀弱魏强”的客观事实，蜀汉要伐魏，就必须行险出奇，打闪电战，一举夺取长安，据有关中。由于关中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关东与陇西之间，且长安本是西汉都城，又是东汉和曹魏时期的陪都，其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一旦拿下长安和关中，既能斩断曹魏中央与陇西的联系，又能极大地振奋蜀汉的人心和士气，所以“子午奇谋”绝对是北伐的上上之策，可媲美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却被诸葛亮弃之不用，实在可惜。
由此，持该观点的人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诸葛亮固然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军事方面的才干却十分有限，谨慎有余而胆略不足，用兵只知“以正合”，不知“以奇胜”，以致一生中五次北伐都劳师无功，始终打不到曹魏的要害，只是徒然消耗蜀汉的国力而已。
支持诸葛亮的人则认为，子午谷一向被称为“死亡之谷”，其险峻程度超乎想象，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即便魏延顺利通过，拿下长安，但此时的长安历经多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蜀军的粮秣给养一定会出问题。魏延想在无险可守的关中平原以战养战，难度太大；且曹魏的关东援军一旦反扑，其进军速度一定会比诸葛亮走斜谷道快得多，所以魏延凶多吉少。总之，“子午奇谋”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荒诞。
反观诸葛亮的“西出祁山”，从战术层面上讲，进可攻，退可守，且路途虽远，但后勤运输更为便利，是既稳妥又可行的计划。若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讲，则“西出祁山”几乎可以说是蜀汉集团多年规划的大战略。早在二十多年前，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已提出，蜀汉的整体战略便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如今，除了“西和诸戎”这一项，其他战略目标基本都已达成。而诸葛亮所说的“诸戎”，指的就是陇右一带的羌人和胡人。由此可见，西出祁山，扫平陇右，其实是蜀汉集团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步骤，绝非诸葛亮的权宜之计或一时兴起的产物，更不能用“谨慎有余，胆略不足”来概括和评价。
总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蜀汉的国力弱于曹魏，才应该以“蚕食”之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陇西为北伐基地，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能贸然出兵长安，企图一口吞掉关中。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不能因为魏延之策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一旦实行定有奇效，就只盯着“子午奇谋”的各种亮点而无视诸多不利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忠义形象而“为尊者讳”，一意替他的北伐战略辩护，而不去分析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对诸葛亮本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历史上，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固然可以探讨其失败的原因，也不妨追究他的决策失误和个人缺点，但不能据此认定，魏延的战略就一定能成功。同理，虽然历史上从未有人能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魏延就一定不能。
结论好下，可出于假设的结论意义不大。对于历史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这个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固然可以争论、辨析，也可以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但所有的争论和辨析，只是为了尽量廓清历史迷雾、厘清逻辑谬误，同时尽可能地从更为宽广的维度去接近历史真相。倘若立场和观点先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这么做非但不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有可能窄化我们解读历史的视野。
因此，在关于蜀汉北伐战略这一千古争讼的问题上，我并不打算选边站队、拥护哪一方的观点。说到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容易的，可有什么意义呢？
解读历史，重要的不是找到确定的结论，而是学会辨析和思考；有意义的，也不是拥有某种立场和观点，而是在容纳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时，获得一种全局性的视野，以及一种更透彻、更清明的理性。
诸葛亮确定了“西出祁山”的战略计划后，故意放出假情报，扬言蜀军要从斜谷道进军，进攻郿县，然后命赵云和邓芝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布下疑兵，吸引魏军主力。
曹叡得到情报，立刻任命曹真为“关中战区司令”（都督关右诸军），相当于撤换了花花太岁夏侯楙，然后命曹真率大军进驻郿县，严防死守。
见疑兵之计奏效，诸葛亮旋即亲率主力，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正式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大幕。
自从刘备兵败夷陵后，蜀汉一直寂寂无闻，此刻突然倾巢而出，大出所有人的意料，魏国朝野无不震恐。而几年来养精蓄锐的蜀军一上战场，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军容齐整，号令严明，令陇右一带的曹魏官民颇为胆寒。于是，短短一个月内，魏国管辖下的天水郡、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便望风而降，相继归附了蜀汉。
三郡叛降的消息犹如一场飓风，自西向东席卷而去——传到关中，“关中响震”；传到洛阳，魏国大臣们也全都蒙了，“未知计所出”（《资治通鉴·魏纪三》）。
危急时刻，反倒是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显得颇为镇定，说：“诸葛亮一向躲在巴蜀的群山后面固守，如今却自己送上门来，要按兵法来看，诸葛亮必败无疑。”
不管曹叡是故作镇定还是真的有把握，总之在这个时候，皇帝自己是绝不能慌乱的，而曹叡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他立刻集结了五万精锐步骑，命大将张郃率领，即刻奔赴陇西，抵御蜀军。紧接着，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他又御驾亲征，赶到了长安坐镇。
应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开局是非常漂亮的，不但兵不血刃拿下了陇西三郡，且引起了魏国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如果接下来能够稳扎稳打，不犯决策上的错误，那么这场北伐一定会大有斩获。
只可惜，诸葛亮还是犯了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错用了马谡这个人。
前文说过，马谡此人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所以诸葛亮对他非常器重。不过，马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眼高手低，只会纸上谈兵。刘备对此早有洞察，所以临终前特意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马谡传》）
然而，诸葛亮却把刘备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照旧对马谡青睐有加。
平心而论，诸葛亮器重马谡，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不一定非得因为老板一句话就弃而不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用。像马谡这种人，最适合他的角色就是军事参谋，也就是在沙盘前比比画画，在帷幄中献计献策。事实上，诸葛亮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用他的。此次出征，诸葛亮就让马谡以“参军”之职跟随左右，然后天天“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如果诸葛亮始终把马谡当谋士用，就足以发挥其“好论军计”之所长，避开其“言过其实”之所短。这才是最高明、最妥善的用人之策。可诸葛亮错就错在，竟然脑子一热，把马谡放在了一个最不适合他的位置上。
什么位置？
前锋大将。
当时，军中的魏延、吴懿等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众人都认为，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人出任前锋大将。可诸葛亮却无视所有人的正确建议，偏偏把这个最重要的职务，交给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
刘备若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把棺材盖都踢开。
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就这样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然后率领各军，进驻街亭（今甘肃张家川县西北），负责抵御曹魏名将张郃，还有他的五万虎狼之师。
真实的战场绝非固定不变的沙盘，真实的敌人更不是任你摆弄的兵棋，不论你在帷幄之中的推演如何出神入化，真刀真枪的战争都会分分钟教你做人。
马谡率领大军一到街亭，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对劲了，史称其“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资治通鉴·魏纪三》）。也就是说，一到前线，马谡就把诸葛亮事先所做的指示抛诸脑后了，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风范，然后给部众下了一堆命令，却都不得要领，让部众不堪其扰又无所适从；最后，他居然放弃了水源和城池，把大军拉到了街亭附近的山上安营扎寨。
也许，马谡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与擅长野战的魏军正面交锋，企图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遏制魏军，发挥蜀军打山地战的优势。这显然是一个军事参谋惯有的思维方式，应该说理论上没错。可要命的是，习惯了兵棋推演的人往往会忽略将士们吃喝拉撒的问题，所以马谡就把“喝水”这一看似最不起眼、实则性命攸关的细节给忘了——蜀军驻扎的这座山上，完全没有水源！
马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可蜀军上下难道就没有一个脑子清醒的人吗？
当然有。部将王平就一再劝阻，指出此举的危险性，然而极度自负的马谡根本听不进去。
悲剧就此注定，再也无法挽回。
张郃大军一到，立刻发现了蜀军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经验丰富的张郃马上命人切断了附近的各处水源，然后安坐在大营之中，等到蜀军上下一个个渴得嗓子冒烟、浑身瘫软的时候，才命全军发起进攻。
这一仗的结果，可想而知。多日缺水、处于虚脱状态的蜀军毫无战斗力可言，一触即溃，四散逃命。估计，那些逃出去的蜀军士兵，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找水喝。
在大军崩溃之际，唯一一支建制完整、有序撤退的部队，就是王平所部。他率领麾下的一千余人擂响战鼓，严守营垒，以至张郃怀疑敌人设下埋伏，遂稍稍延缓了进攻态势。王平抓住这个时机，集合所部及各部的残兵败将，慢慢撤离了营寨，并安全回到了位于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的诸葛亮驻地。
蜀军在街亭遭遇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中，驻守箕谷的赵云和邓芝部难免军心动摇。曹真趁此时机发起反攻，赵云和邓芝不敌，只好撤出了箕谷。
不过，赵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兵败，撤退时却有条不紊，所以兵员和物资基本上没什么损耗。事后，诸葛亮曾问邓芝：“街亭大军败退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为何箕谷撤退时，部队建制仍能保存完好？”
邓芝答：“关键在于赵云亲自断后，而且粮草、甲仗等军需物资都没有丢弃，将士们自然不会慌乱。”
随着西线的主攻战场和东线的佯攻战场相继溃败，蜀军顿时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
诸葛亮无奈，只好下令全线撤退。临走时，诸葛亮带走了西县的百姓一千余家，将其迁到了人口稀少的汉中安置。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轰轰烈烈的形势开局，而以损兵折将的溃败收场。
这么大的一口黑锅，自然得有人来背。而这个“背锅侠”，当然非马谡莫属。
街亭惨败，马谡肯定是直接责任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当初无视所有人的正确意见，硬是把马谡推上前线的诸葛亮，难道不该背负更大的领导责任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不是诸葛亮害了马谡，同时葬送了这场北伐吗？
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然后上书刘禅，轻描淡写地“自贬”了三级。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马谡是不是非死不可？
事实上，在杀马谡之前，蒋琬就提出了质疑。他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资治通鉴·魏纪三》）
诸葛亮的回答是：“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在于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擅闯军营，大将魏绛便斩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大战刚刚开始，若是废弃了军法，如何战胜强敌？”
军法严明是对的，可因为打了败仗就杀头，显然过于严苛了。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是败一仗就杀一将，不要说蜀汉本来就面临人才凋零的局面，即便是人才济济的曹魏，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况且，真要如此严苛的话，身负领导责任的诸葛亮本人，是不是也该引颈就戮？
在重用马谡这件事上，诸葛亮本来就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根本没有给马谡一个逐步历练、慢慢成长的机会，一上来就让他挑重担，指望他打胜仗，而且是面对曹魏那种强敌，这不是异想天开，跟赌博无异吗？
现在马谡败了，恰恰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方法错了。这正是反思和自我检讨的时候。诸葛亮如果真的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应该给马谡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诸葛亮偏偏把马谡给杀了，这其实不是执法严明，而是诿过塞责，是在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换言之，诸葛亮执意要杀马谡，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军法，不如说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用人失当而生出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减轻自己的挫败感和负罪感。
此次追责，除了斩杀马谡外，将军李盛也被斩了，另有黄袭等人被剥夺了兵权，连赵云也被贬了，从镇东将军降为镇军将军。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回到成都不久，赵云就因病去世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被誉为“常胜将军”的赵云，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仗，其实是以失败收场的。不过，最后这点小小的瑕疵，丝毫掩盖不了他身为一代名将的光芒。
在所谓的蜀汉“五虎将”中，关羽和张飞都有显著的性格缺陷；马超因不顾父亲及一大家人死活，一直遭人诟病；黄忠除了斩杀夏侯渊外，别无值得称道的事迹；似乎只有赵云，既有显赫战功，又有忠义品格，而且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各方面都近乎完美的人。所以，后世也常把赵云称作“具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的确是实至名归。
在处罚别人的同时，诸葛亮也象征性地“自贬”了三级，结果就是以右将军行丞相事，即职位降了，但丞相的职权却丝毫没有削弱。
这也没办法。此时的蜀汉，若没有诸葛亮总揽军国大政，恐怕连自保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北伐大业。
全军上下唯一一个受到嘉奖的，就是之前曾劝谏马谡、之后又有序撤军的王平，被擢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
蜀军败退后，曹真一举收复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鉴于蜀汉在祁山一线遭遇惨败，所以曹真推断，蜀汉若二次北伐，极有可能兵出散关，进攻陈仓一线，遂命部将郝昭镇守陈仓，并大力修缮城防工事。
此次北伐，蜀汉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唯一让人感觉欣慰的是，之前天水郡归降时，郡中的一名参军投到了诸葛亮的麾下。
此人现在还默默无闻，但若干年后，却成了威震一方的蜀汉名将，也是在后诸葛亮时代独撑蜀汉大局的砥柱之臣。
他，就是姜维。
诸葛亮经过一番考察，对姜维的胆识和智谋颇为赏识，遂任命他为仓曹掾，并参与军事。
二次北伐，激战陈仓
蜀汉在西北对曹魏用兵，东吴的孙权自然也不会闲着。
此时，孙权的当面之敌，就是镇守合肥的魏国扬州牧、天子曹叡的族叔曹休。考虑到之前几次进攻合肥都劳师无功，孙权这回打算智取，设法引诱曹休出兵，再围而歼之。
如何才能让曹休出兵呢？
孙权找来了鄱阳郡太守周鲂，让他在山越人中物色一个曹魏熟知的山民首领，佯装投诚，诱使曹休南下接应。
周鲂说：“山越首领，不过是些小人物，恐怕靠不住，万一事情泄露，曹休就不会上钩。我愿意担当此任，把我的亲人派出去，送信给曹休，声称我遭到打压，即将被诛杀，故而愿以全郡归降魏国，请求曹休出兵接应。”
孙权同意了这个计划，随后便跟周鲂演了一出苦肉计。
他接连派出好几拨钦差到鄱阳郡，以各种事由调查周鲂，故意把事态搞得很大；而周鲂则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不但对自己施加“髡刑”，剃光了头发，还顶着一个光头跪在郡政府的大门口，连声向钦差谢罪。
这出“闹剧”很快便搞得尽人皆知。曹休先是收到了周鲂的信，本来还半信半疑，现在一看出了这档子事，遂深信不疑，旋即率领十万步骑南下，向皖县（今安徽潜山市）进发，准备接应周鲂。
为了配合曹休的行动，曹叡立刻命司马懿出兵攻击江陵，命贾逵出兵攻击濡须口，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对东吴发起进攻。
东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八月，孙权得到战报，立刻亲率大军，进驻皖县，然后命陆逊为大都督，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率三万人，严阵以待。
曹休刚走到半路，就得到了孙权进驻皖城的情报，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可是，倘若现在打道回府，让曹休的一张老脸往哪儿搁？
仗着自己麾下有十万大军，曹休决定豁出去了，跟孙权玩一把大的，遂继续进兵。
孤军深入，两翼空虚，此乃用兵之大忌。吴将朱桓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赶紧向孙权建议，说：“曹休不过是因曹魏宗亲的关系，才担任要职，本人并非智勇双全之名将。这一战，我相信他一定失败；而他一旦败逃，只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夹石（今安徽桐城市北硖山），一是挂车（今安徽桐城市西南）。而这两条，都是险峻的窄路，只要派一万人，分别用树木石头把路堵死，就能歼灭敌军，生擒曹休。臣请求率部前往，将两条路全部截断。”
孙权也觉得此计可行，便咨询陆逊的意见。
不料，陆逊却直接否决了。孙权出于对陆逊的尊重，只好作罢。
事后来看，曹休败退之际，走的果然就是夹石道。只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吴军最后虽然赢了，但由于陆逊没有采纳朱桓的计策，所以白白错失了更大的战果。
当时，得知曹休孤军深入，魏国方面有不少人都觉得大事不妙。时任尚书的蒋济立刻向曹叡上奏，说：“曹休深入敌境，与孙权的精锐正面对决，而东吴大将朱然等人据守长江上游，可乘机进攻曹休后背。臣认为如此境况，对我军极为不利。”
此外，时任前将军的满宠也上奏说：“曹休虽然明智果决，但很少指挥大兵团作战。此次进军路线，背靠群湖，面对大江，易进难退，此乃兵法所谓的‘悬挂之地’。曹休大军一旦进入无彊口（今安徽庐江县西），便应严密戒备。”
然而，还没等魏国朝廷对这些预警做出反应，曹休大军便已长驱直入，过了无彊口，进抵石亭（今安徽潜山市东北）。
陆逊的大军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双方在石亭展开大战。陆逊亲率中军迎战魏军主力，命朱桓、全琮从左右两翼发动攻击。魏军由于长途奔袭，战斗力难免受到削弱，而吴军以逸待劳，且是主场作战，士气自然高昂。一番激战后，魏军渐渐不敌。曹休见状，只好下令撤退。
吴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魏军撤至夹石道，人马辎重挤成一团，于是原本井然有序的撤退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溃逃。吴军趁势发起猛攻，斩杀并俘虏了魏军一万多人，缴获辎重车辆一万余辆；魏军的粮秣、器械及一干军需物资，全部落入吴军之手。
若无意外，曹休本人也难逃此劫。
就在曹休拼死抵抗、近乎绝望之际，一支魏国援军突然杀到，救了他一命。
这支援军，就是原本计划进攻濡须口的贾逵所部。
当曹休孤军深入吴境之际，曹叡便急命贾逵迅速向曹休靠拢，以便策应。贾逵一接到命令，就知道曹休这回麻烦大了，对左右说：“敌人并未在濡须口布防，说明大军都集结在了皖县一带，曹休深入敌境，此战必败。”
随后，贾逵率部水陆并进，急行二百余里，途中抓到了舌头，一问之下，才知曹休已在夹石遭遇惨败。众将一听，顿时傻了眼，纷纷建议就地驻扎，等待后方援军。
关键时刻，这个曾经在曹操去世之际全力稳定洛阳局势的贾逵，再度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色。他对众将说：“曹休溃败，道路断绝，进不能战，退不得归，情势危急，恐怕支持不到天黑。不过，敌军以为曹休没有援军，才敢一路追击到夹石，我们若疾进，便可出其不意。敌军发现我们后，必然退走。如果在这里等待援兵，敌军便会据守关隘，切断道路。到那时候，就算援兵再多又有何用？”
紧接着，贾逵便率领部众，昼夜兼程赶往夹石，且沿途故意大张旗鼓，制造大批援军到达的假象。
吴军得到情报后，摸不清对方虚实，遂见好就收，主动撤出了战场。
贾逵迅速占领夹石。至此，被围困数日、早已断粮的曹休所部才得以死里逃生。
回到洛阳后，曹休主动上书谢罪。曹叡念在他的宗室身份，不予追究。可曹休自己却羞愤难当，没过几天，背部忽生恶疮，旋即一病而亡。
曹叡遂命满宠“都督扬州”，接替曹休坐镇合肥。
魏国在石亭之战中遭遇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蜀国。
诸葛亮大为振奋，马上决定要发动二次北伐。然而，此时距离第一次北伐失败还不到一年，群臣普遍认为，蜀国的元气尚未恢复，不宜再大举用兵。
为了说服群臣和刘禅，诸葛亮又写了一道奏表，这就是历史上与《出师表》同样知名、可谓之“双璧”的《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在这篇雄文中，诸葛亮一开篇就以“先帝”的名义抛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从“继承刘备遗志”的政治高度给刘禅和群臣施加压力。
然后，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蜀汉必须北伐的理由。
其一，诸葛亮以汉高祖刘邦为例，说刘邦和帐下谋臣们都那么厉害，还不是要经历艰难困苦才取得成功？如今，陛下你的才干不及刘邦，我们这些谋臣也不如张良和陈平，怎么能指望与曹魏长期相持，然后啥事也不干就把天下平定了？
其二，他举了刘繇、王朗的例子，说这两人当初就是因为坐而论道，消极怯战，才使孙策坐大，最后吞并江东的。言下之意，蜀汉要是不作为，必然步刘、王二人之后尘。
其三、其四，诸葛亮接连搬出了“三国一哥”曹操，来为自己的北伐失利辩解。他说，就连曹操那种智慧超群、谋略过人、用兵足可媲美孙武、吴起的人，一生中也打了很多败仗，用人也屡屡失误，那大家凭什么要求他诸葛亮一出手就打胜仗呢？
其五，他谈到了兵力问题。自去年北伐以来，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以赵云为首的七十多位宿将相继去世，蜀军各部精锐也减员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刘备当年从四方招募的人才，不是益州一地所能提供的，再过几年，减员肯定更严重，到时候拿什么跟曹魏抗衡？
其六，关于军费问题。诸葛亮认为，北伐固然耗费甚巨，但就算消极防守，不也同样要花那么多军费吗？若不主动出击，仅凭益州一地的财政收入，要想跟国力强盛的曹魏打持久战，必输无疑。
最后，诸葛亮又以刘备当年的创业史为例，强调了“以弱胜强”的可能性，给刘禅和群臣打气鼓劲。当然，诸葛亮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打气。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北伐到头来会是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所以，诸葛亮说自己只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就不是他所能预料的了。
应该说，诸葛亮一再坚持北伐，在战略上是肯定没错的，因为国力弱小的蜀汉，只有自强不息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而诸葛亮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贞，千百年来也感动并激励着无数后人，不愧为古代人臣的楷模。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才干，远远不及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也远远配不上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罗贯中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全才，不仅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还可以呼风唤雨，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以至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相对而言反而鲜为人知。无怪乎鲁迅会吐槽罗贯中，说他“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事实上，综观蜀汉的五次北伐，我们能够给予诸葛亮最好的评价，顶多也就是八个字：屡败屡战，坚韧不拔。倘若纯粹从军事能力的角度看，或许就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了。
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最大的错误还只是在“用人不当”上，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次北伐，就没什么借口好讲了，其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能力不足。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十二月，诸葛亮发动二次北伐，率数万大军兵出散关，进围陈仓。
而这个进攻方向，早就在曹真的预料之中。经过将近一年的经营，此刻的陈仓城已是固若金汤。虽然守将郝昭的麾下只有一千余人，但对蜀军来讲，这座城池仍然是一块异常难啃的硬骨头。
蜀军试探性地进攻了几次，陈仓岿然不动。
诸葛亮决定用最小的代价拿下陈仓，便派了一个叫靳详的郝昭同乡，到城门下喊话，劝郝昭投降。
郝昭站在城头，大声回应道：“曹魏的国法，你很熟悉；我的为人，你最清楚。我荷国厚恩，且一家老小都在洛阳，叛降的后果是什么，不说你也知道。所以，你不必多言，我必与此城共存亡，请你回去向诸葛亮致谢，然后让他尽管来攻。”
靳详遂无功而返。
诸葛亮不死心，让靳详再去劝一次，说：“你就告诉他，就凭他那点兵力，肯定不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靳详只好硬着头皮又跑了一趟，转达了诸葛亮的话。没想到，这回郝昭不耐烦了，索性搭弓上箭，瞄准了靳详，厉声道：“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认识你，我的箭可不认。”
靳详吓得面无人色，慌忙一溜烟跑回了大营。
没办法，劝降不成，那就只能强攻了。诸葛亮自认为，自己大军数万，而郝昭只有区区一千余人，且曹魏援军不会这么快赶到，所以这一仗几乎是稳操胜券，陈仓必破无疑！
然而，郝昭及其部众的战斗力之强悍，以及抵抗之顽强，完全超出了诸葛亮的想象。
第一轮进攻，蜀军动用了“云梯”“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
在真实的古代战场上，云梯绝非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长长的竹梯，而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所以准确的称呼应该叫“云梯车”）；二、车上配有防盾、绞车、滑轮等器具，可令梯身上下仰俯，倚架于城墙上；三、梯身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住城墙上的雉堞，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
面对蜀军的云梯，郝昭的对策是用“火箭”，即在箭头后部绑附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郝昭命部众用火箭射击云梯，结果云梯纷纷着火，上面的蜀军士兵都被活活烧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火箭”一词，就是来自这场守城战。
云梯都烧毁了，蜀军只好用“冲车”撞击城门。郝昭的对策，则是用大石磨砸，而且石磨还用粗绳拴上，可以多次回收、反复利用，一个石磨足以对付好几十台冲车。
第一轮进攻彻底失败。
不过，诸葛亮并不气馁。仗着蜀军人多，诸葛亮决定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当然，前提是要先填平城墙下的壕沟。考虑到魏军弓弩的远程打击能力很强，诸葛亮便命人打造了数十座“井阑”。所谓井阑，即底部装有车轮、高度达到百尺的移动箭楼，弓弩手可以躲在里面，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移动射击。
井阑一上，效果显著，蜀军很快就把魏军的弓弩手压制下去了，于是壕沟被迅速填平。第二轮进攻，看来马上就要得手。可是，诸葛亮万万没料到，当蜀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上城墙时，蓦然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圈城墙！
这不是见鬼了吗？陈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座内城？战前的情报根本没提这茬啊！
里面的城墙，当然不是事先建好的，而是郝昭趁着蜀军打造井阑、填平壕沟的这些天，命部众和城中工匠临时修建的。如此一来，内城的防御线大为收缩，士兵的守备密度提升，抵抗力无疑变得更强了。
诸葛亮有些傻眼。
打外城已经耗费了不少时日，如今再打一遍内城，时间肯定不允许，因为蜀军带来的军粮有限，而且魏国的援兵很快就会到来。
所以，第三轮进攻，诸葛亮别无选择，只能打地道战。
郝昭很快察觉了蜀军的新动向，旋即采取了新的对策。
你挖竖的地道进来，我就挖横的地道拦截，而且一条横的就能截断你好几条竖的，看谁耗得过谁！
就这样，蜀军拼了老命挖掘的众多地道，无一例外全都被魏军给拦截了。
三轮进攻下来，诸葛亮使尽浑身解数，几乎把能想到的攻城战术全都用上了，可郝昭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始终有办法破解诸葛亮的招数。
这场攻防战前后历时二十多个昼夜，蜀军将士累得精疲力竭，陈仓城却依旧纹丝不动。
此时，曹真早已派出将军费耀等大批援军，正风驰电掣地朝陈仓而来。
除了曹真的援军，魏国天子曹叡还亲自点将，命驻守方城（今河南叶县西南）的张郃即刻出征，驰援陈仓。
为了鼓舞士气，曹叡御驾亲临，前来为张郃饯行，然后问他：“待将军抵达，陈仓会不会陷落？”
张郃略为沉吟，胸有成竹道：“等我抵达时，诸葛亮恐怕早已撤军了。”
张郃之所以这么有把握，是因为料定蜀军的粮秣支撑不了多久。
果不其然，当张郃昼夜兼程赶赴陈仓，刚走到半道时，前方就传来消息，说诸葛亮已然解围而去了。
原本胜券在握的第二次北伐，再度以劳师无功的结局黯然收场。
数万大军对付一千余人，结果竟然打成这个样子，可谓颜面尽失，令人无语。
唯一的收获，就是蜀军撤退之际，曹魏将领王双率部追击，诸葛亮果断杀了个回马枪，斩杀了王双，总算是捞回了一点面子。
两次北伐，蜀汉均以优势兵力攻击曹魏，却接连失败，这其中固然有蜀军战斗力不及魏军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蜀军的最高统帅诸葛亮的确不善用兵。
可是，诸葛亮即便明白自己的不足，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告诉自己“尽人事，听天命”外，唯一能够告慰诸葛亮的，也许就是回顾刘备当年屡败屡战、屡仆屡起的创业史了。
既然当年先帝可以凭借这种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那我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精神去从事北伐大业呢？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春，班师回到成都还没几天的诸葛亮，就出人意料地命部将陈式再度北上，兵锋直指祁山附近的武都、阴平（治今甘肃文县）二郡。
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立刻从驻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出发，南下驰援。
而让郭淮没有料到的是，他刚一出动，诸葛亮便亲率主力迂回到了建威（今甘肃西和县）。此地位于武都、阴平的北面，这就意味着，如果郭淮要南下援救二郡，势必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诸葛亮，并陷入蜀军的包围圈。
得到情报后，郭淮无奈，只好放弃救援，撤回了驻地。
很快，诸葛亮便与陈式合兵一处，顺利攻下了武都和阴平。
这场战役，被视为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此役虽然规模不大，且对曹魏的威胁很小，但总算是在接连败北之后取得的一场胜利，不仅让诸葛亮扬眉吐气了一回，而且一定程度上振奋了蜀汉的军心，意义还是不小的。
蜀主刘禅见诸葛亮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连忙恢复了他的丞相之职，以示嘉奖。
就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取得胜利之际，即当年四月，时年四十八岁的吴王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改元黄龙。
古人常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但在此刻的中国大地上，却足足有三个皇帝、三个朝廷，以及三个分庭抗礼的国家。
之前的魏、蜀、吴虽然实质上已经进入三国鼎立的状态，但名义上还不是完全对等的三个国家，毕竟孙权的“吴王”是魏国册封的，东吴在名义上仍是曹魏的藩属国。可随着孙权的称帝，名实相符的真正意义上的三国鼎立，就正式出现了。
历史在这里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过往的一切，就像一轮血色残阳渐渐落入了地平线。而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仍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演绎它的恢宏、浩荡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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