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称帝，汉朝覆灭
曹操病逝于洛阳时，太子曹丕并没有在他身边，而是远在邺城。也就是说，曹操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及时移交到曹丕手上。
这样的权力真空期，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据史书记载，当时随曹操来到洛阳的军队率先“骚动”了起来。换言之，就是军中将士们开始忙着寻找出路，谋划各自的前程了。
面对这一状况，文官们不禁忧心忡忡，很多人建议干脆秘不发丧，以免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日后的曹魏名臣、时任谏议大夫的贾逵却认为不可。因为曹操去世这么大的事，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刻意隐瞒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众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才正式发丧。
可是，紧接着又有人提议，说应该把各郡县的太守和县令全都换成沛国人或谯县人。言下之意，就是全都换成曹操的同乡，把地方权力抓在自己人手里，以免生乱。
很显然，这是个相当脑残的馊主意。
首先，在这种权力真空期，仓促替换郡县长官非但无助于事态稳定，反而是在人为制造混乱。其次，要在短时间内做到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勉强完成，也绝对无法保证换上来的人能够称职。最后，也是最荒唐的，凭什么认为曹操的老乡就一定会是忠于曹魏的“自己人”呢？如果用地域和籍贯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忠奸，那天底下的所有人事组织部门就全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出这个主意的人，非蠢即坏。
时任魏郡太守的徐宣便厉声反对道：“如今，朝廷的用人体制都是统一的，不论关系远近，在任官员普遍都有忠诚之心，何必专任沛国人和谯县人，来让捍卫社稷的忠臣们寒心呢？”
此言一出，这个馊主意才没有被施行。
然而，这边的葫芦刚刚按下，那边却又起了瓢。之前就已骚动不安的军方彻底出事了——曹操生前的嫡系部队“青州兵”，竟然撂挑子不干了，各将领带着部众哗然四散，各奔西东，连招呼都不带打的。
这可急坏了文官们。众人七嘴八舌，都说应该拦住他们，绝不能放他们走，若是不听，便就地格杀。
“青州兵”就是当年曹操从黄巾降众中遴选出的精锐，多年来一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对他颇为忠心，战斗力也十分强悍，问题就是军纪一向很差——虽然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正规军，但依然改不掉流寇的习气，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这样一支部队，除了曹操，基本上没人镇得住。如今，曹操一死他们便一哄而散，恰恰说明他们谁都不服。在此情况下，又有谁能拦得住他们？还想把他们就地格杀，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假如真这么干了，青州兵必定造反，而这帮文官也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贾逵知道这些人是无法禁止的，所以他的意见是放他们走。不但放他们走，贾逵还当即发布文告，命各郡县负责给这些青州兵提供食宿。
之所以做得这么殷勤，是因为贾逵很清楚，这帮军纪涣散的家伙一旦流窜到地方上，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你如果不让他们吃好喝好，他们一定会烧杀抢掠，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刚刚把青州兵这摊烂事摆平，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有人想利用曹丕远在邺城的机会，乘虚而入，抢先把曹操的魏王玺绶搞到手。
这个人就是曹操的嫡次子、曹丕的二弟曹彰。
曹彰，字子文，生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曹操的四个嫡子，除四子曹熊早夭外，剩下这三个，如果说老大曹丕继承的是曹操的政治才干，老三曹植继承的是文学才华，那么曹彰继承的则是曹操的军事才干。
据说，曹彰的外貌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胡须是黄色的，所以被曹操称为“黄须儿”。
这个黄须儿，从少年时代起便善于骑射，臂力过人，敢徒手跟猛兽肉搏。他经常对左右说：“大丈夫应当做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率十万大军驰骋沙漠，驱逐戎狄，建功立业。”曹操有一次跟儿子们聊天，问起他们的志向，曹彰说他最想当将军。曹操就问他，怎样才算一位好将军。曹彰答：“披坚执锐，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曹操大笑，颇感欣慰。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的乌桓发动叛乱，曹操任命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征讨乌桓。临行前，曹操特意叮嘱他说：“在家里咱们是父子，接受了任命就是君臣了，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谨慎。”
曹彰出征后，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铠甲上被射了好几箭，他非但不退，反而越发斗志昂扬，遂大破乌桓叛军，斩杀并俘虏了数千人。当时，鲜卑部落酋长轲比能也心存异志，率数万骑兵在附近观战，打算坐山观虎斗，伺机捡便宜，结果一看曹彰如此凶猛，吓得赶紧主动请降。
北方的叛乱就此平定，曹彰一战便威震塞外。
当时，曹操正在汉中与刘备鏖战。有一次，刘备命养子刘封到曹营外挑战，曹操气得破口大骂，说：“你这个卖草鞋的小子，敢派个假儿子来骂战，等我把亲儿子黄须儿叫来，让他来揍你们！”
随后，曹操果然下令曹彰赶赴汉中。不过，曹彰刚到长安，曹操便已从汉中撤兵了。后来，曹操就让他驻扎在了长安，以防刘备入侵关中。
这回，曹彰听说老爷子在洛阳去世了，马上心急火燎地从长安赶了过来。
曹彰此来，首要目的当然是奔丧，以尽人子之孝；其次，就是打算抢班夺位。
曹操四个嫡子，最小的曹熊早夭，而曹植在几年前的立嗣之争中已经落败，所以现在唯一有可能跟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就只有曹彰了。
并且，曹彰军功在身，确实也有夺嫡的资本。
他一到洛阳，便急吼吼地问贾逵：“先王玺绶何在？”就是问曹操的魏王印玺和绶带在什么地方。
这话问的，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果然是战场上生猛无敌的黄须儿，连夺嫡都弄得跟肉搏似的，一点修饰都没有。
可是，像夺嫡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又怎么可能跟打仗一样呢？暂且不说你黄须儿只是一介武将，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有，你大哥曹丕岂是那么好对付的？人家跟老三曹植斗了那么多年，斗争经验无比丰富，而且太子也当了这么久了，早就在朝野上下遍植党羽，你黄须儿就算把魏王玺绶抢到手，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贾逵一听曹彰这话，真有点哭笑不得。
也罢，既然你黄须儿如此简单粗暴，那我也不必跟你绕弯子了。贾逵旋即一脸正色道：“社稷自有继承人在，至于先王玺绶在何处，不是君侯（曹彰的爵位是鄢陵侯）你应该问的。”
一句话，就把曹彰给（左扌右享）回去了，也把他刚刚露出苗头的夺嫡梦想一举粉碎了。
当然，曹彰此举，或许也只是投石问路而已，并非铁定了心要夺嫡。否则，仅凭贾逵轻飘飘的一句话，是不可能让他罢手的。换言之，曹彰自己可能也很清楚，曹丕在朝野的势力比他强得多，自己单凭军功，是很难撼动老大的太子位的。
在贾逵等人的努力下，洛阳的局面总算是稳住了。
很快，曹操去世的噩耗传到邺城，曹丕顿时悲不自胜，“号哭不已”。司马懿的弟弟、时任中庶子的司马孚赶紧劝慰道：“君王晏驾，天下都依靠殿下做主。上为宗庙社稷，下为天下万民，殿下岂能效法匹夫之孝呢？”
良久，曹丕才慢慢收起了眼泪，说：“卿言是也。”
历史上，每逢君主去世，继承人总是会哭得惨惨戚戚，同时旁边也一定会有人以“大义”相劝。这几乎就是一套固定的戏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老爷子去世，身为儿子内心悲伤，这份真情肯定是有的；但作为政治人物，而且是即将接掌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其眼泪也一定有作秀成分——你哭得越悲伤，才越能掩饰内心深处那种即将上位的兴奋和喜悦。
这种政治作秀，不光局限于继承人，也包括文武百官们——因为新老板一上任，他们的职位和薪资肯定都会往上提的。
所以，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后，群臣就在朝会上聚在一块儿痛哭，连班位和行列都错乱了。这种时候，自然还得有人站出来以“大义”相责。而这个人，当然还是司马孚。只听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王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日辅佐太子即位，以安定四方，难道你们只会哭？”
有人出头喊一嗓子，大伙就能顺势收起眼泪，赶紧努力工作了。
而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除了操办丧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尽快拥曹丕继魏王之位。按照礼制，继承王位，必须要有天子诏命，可现在天子远在许都，这一来一去得花多少天？群臣顿时有些犯难。
这种时候，当然还得有人出头再喊一嗓子。
司马孚出了好几次头了，再站出来不太方便，于是这回改由尚书陈矫来发话了，说：“魏王在外去世，天下惶惧，太子应该克制悲伤，马上继位，以安定朝野人心。何况，大王心爱的儿子（曹彰），正守在洛阳的灵柩旁，万一发生变故，社稷就危险了。”
尽管曹彰的威胁没想象中那么大，可毕竟也是一个威胁，不能不防。所以，别管什么礼不礼制了，赶紧先上车，回头再补票吧。
于是，大伙立刻分头行动，一天之间，就把即位仪式需要的东西全都置办齐全了，效率之高，令人叹服。
次日一早，大伙从卞夫人那儿弄来了一个“王后令”，权且以此代替圣旨，然后匆匆忙忙就把曹丕扶上位了。
许多天后，御史大夫华歆才带着天子诏书赶到邺城，授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还有冀州牧的官印，这才把合法手续补全了。
与此同时，朝廷改元延康。
这个新的年号，仍然是属于汉朝的，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短短十个月后，它就将被曹魏的年号取代。
当年二月二十一日，曹操的灵柩从洛阳运了过来，被安葬在邺城西面的高陵。
曹丕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两个兄弟赶紧滚远点儿——让兄弟滚蛋这种事，学名称为“就国”，就是命他们到自己的封国去住，别在新老板的跟前晃悠。
于是，曹彰就被赶到了自己的封国鄢陵（治今河南鄢陵县）。而曹植的命运则远比曹彰更为不堪。曹植本是临菑侯，本来应该赶到临菑（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可曹丕一想到当初差点被这个三弟夺了太子位，就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他，遂以“醉酒悖慢”为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封邑由原来的一万户一下子削减到八百户，然后把他赶到了远比临菑偏僻荒凉的安乡（治今河北晋州市侯城村）。
收拾完曹植，接下来就该清算他的党羽了。
时任“右刺奸掾”的丁仪，还有他的弟弟、时任黄门侍郎的丁廙，以及他们家族的所有男子，一夜之间被全部诛杀。
杨修本来也在清算之列，不过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就被曹操干掉了。既然人早死了，曹丕也就没再株连他的家人，所以杨修家族的男子才侥幸躲过一劫。
杨修之所以会被曹操干掉，可以说是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初，曹丕跟曹植在争夺储位时，由于杨修和丁仪极力在曹操面前美化曹植，所以曹丕一度落于下风。为了扭转颓势，曹丕就想跟自己的密友、时任朝歌（今河南淇县）县长的吴质好好谋划一下。可是，吴质是地方官，若公然与曹丕交往，容易犯忌讳，于是曹丕就想了个办法，让吴质藏在装绸缎的竹筐里，用马车载到他的府邸，以此掩人耳目。
不料，杨修早就在曹丕身边安插了眼线，旋即将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儿，说曹丕跟吴质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交往，一定是在谋划不可告人之事。
曹操身边当然也有曹丕的眼线，所以杨修一告状，曹丕立马就知道了。他大为惊慌，赶紧问吴质该怎么办。吴质却气定神闲，淡淡一笑道：“无害。”然后附在他耳边说了句话。曹丕一听，顿时转忧为喜。
几天后，一驾同样载着绸缎的马车又驶入了曹丕府邸。杨修再度得到情报，立刻又禀告了曹操。曹操旋即派人前来，当场拦下马车搜查，把车上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可没想到，车上除了竹筐和绸缎，压根就没有吴质的影子。
杨修顿时目瞪口呆。
老谋深算的吴质挖了个坑，自以为聪明的杨修就乖乖往里面跳了。曹植最终之所以败给曹丕，除了自身的问题外，手下谋士的“段位”不够也是一大原因。
经此一事，曹操就认定杨修这小子不靠谱了。
后来，又经过多次交锋，形势逐渐逆转，曹植开始失势。他十分焦虑，就跟杨修走得更近了，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杨修身上。杨修不敢拒绝，同时也不甘心就此罢手，便决定再拼一把。
曹植虽然写文章厉害，但思维不够周密，尤其在处理政务方面，水平有限。而曹操为了考察他，又时常会拿一些政务问题让他作答。为此，杨修便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拟好了十几种不同类型的答案，让曹植对号入座，针对不同问题给出相应答案。
随后，每当曹操的考题刚刚送到曹植手上，不消片刻，一个完美答案就出现在了曹操的案头。曹操大为狐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便派人暗中调查。结果，杨修帮曹植作弊的事情就被抖出来了。
曹操顿时怒不可遏——好你个杨修，上回诬告曹丕的事还没跟你算账，现在竟然把这种伎俩玩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这是把我曹孟德当白痴吗？！
到了这一步，曹操对杨修已是深恶痛绝，加之杨修跟袁术又有亲戚关系（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这就更让曹操感觉恶心了。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曹操随即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逮捕了杨修，然后就把他杀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修之死，大可以给《红楼梦》的这句经典格言做注脚。
新王即位，有仇的报仇之后，接下来自然是有恩的报恩。
当初在立嗣之争中为曹丕出谋划策、立下大功的贾诩，由太中大夫擢升太尉；之前专程从许都赶来，帮曹丕补办合法即位手续的华歆，由御史大夫擢升相国；与曹丕平时关系不错的王朗，由大理擢升御史大夫。
而在洛阳极力帮曹丕稳定局面的贾逵，则先由谏议大夫擢为丞相祭酒，紧接着又出任豫州刺史，成了封疆大吏。因贾逵在任上很快做出了政绩，“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故而曹丕大加赞赏，说：“逵真刺史矣！”（《资治通鉴·魏纪一》）旋即布告天下，命各州郡皆以豫州为榜样，然后又封贾逵为关内侯。
除了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员之外，曹丕在选任侍中、常侍等近臣时，也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旧日亲信里面提拔，全不考虑其他人。司马孚看不过眼，便劝谏道：“新王刚刚即位，应当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只在自己的人际圈里选呢？如果选官的方式不当，那么得到官位的人也不值得被尊重。”
曹丕闻言，这才意识到自己格局小了，遂改弦更张，开始扩大范围，广纳人才。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时候由尚书陈群制定，然后迅速颁布实施的。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朝廷在地方设立“中正官”，然后以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为标准，品评人物，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只论人才优劣，不看出身贵贱，目的就是破除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让真正有才干的人进入仕途。
相对于东汉中后期流弊丛生的“察举制”，这项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一开始的确起到了纠偏补弊、拨乱反正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当年“察举制”的那些流弊便又卷土重来了。
九品中正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中正官的个人利益和好恶决定了一切。正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虽然表面上朝廷也有一套选择人才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真正公平和客观，到头来还是由中正官说了算，于是请托、行贿、利益输送等流弊便大量滋生，结果便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四百年间，政治权力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以致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直到隋唐年间，九品中正制才被更为公正的科举制取代。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曹丕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大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推行了新的选官制度，也基本上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接下来，曹操生前完全可以做却始终没有做的那件大事，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件事就是——彻底终结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正式建立曹魏帝国！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以贾诩、华歆、王朗、陈群、桓阶、辛毗、刘晔、司马懿等人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上表，声称“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资治通鉴·魏纪一》）。意思就是曹魏应当取代汉朝，此事民间早有预言，且各种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按照历史上惯有的改朝换代的戏码，文武百官的戏份是频频上表劝进，而最高领导的戏份则是屡屡婉言谢绝，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后领导人实在推却不掉万千臣民的盛情，才勉为其难地接受劝进，美其名曰“应天顺人”。
曹丕篡汉的戏份，当然也是按这个套路演的。
十月十三日，这场大戏终于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大汉天子刘协到高庙（刘邦之庙）焚香禀告，然后命大臣把皇帝玉玺和禅位诏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丕手上；曹丕又接连三次“上书辞让”，做足了谦逊的姿态，而结果当然是“义不容辞”，于是这皇帝就当定了。
随后，朝廷在许都西面的繁阳（今河南许昌市西）修筑了一座高台，作为登基仪式之用。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玺绶，即皇帝位，然后祭拜天地山川，改元黄初，大赦天下；三天后，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因而历史上也经常把曹操称为魏武帝。
至此，享国四百零七年的大汉王朝，自董卓之乱起便已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终于在苟延残喘了三十多年后，正式覆灭，颓然仆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刘协逊位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迁出许都（此后改名许昌），然后就到封国山阳（治今河南焦作市）做寓公去了。
其实，对命途多舛的傀儡皇帝刘协而言，早一天脱下不属于他的天子衮冕，早一天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草根逆袭：刘备终于当上了皇帝
在曹丕称帝的三个月前，刘备麾下的一员大将忽然投降了曹魏，等于是提前给曹丕献上了一份贺礼。
这个人，就是跟刘封一块儿驻守上庸的孟达。
孟达之所以叛变，是因为跟刘封关系很差，两人经常发生冲突，而刘封仗着自己是老板的养子，自然不把孟达放在眼里，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孟达实在受不了，就本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带着部众四千余家投降了曹丕。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封跟孟达闹矛盾，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估计早在他们进驻上庸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所以当初关羽急需他们发兵援助时，这两个家伙才会按兵不动。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无动于衷，而是忙着窝里斗，没那个工夫搭理关羽。因为要想支援关羽，肯定得一人守城、一人出兵，否则上庸就可能丢了。那么，到底该谁出兵呢？两人肯定会互相推诿，都希望对方出战，最好是战死沙场别回来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去我也不去，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两个家伙都没动，然后关羽就被耗死了。
对于孟达的投诚，曹丕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刻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并且对他礼遇甚周，连出门都拉着他同坐一辆车，表现得非常器重。
当然，老板对一个刚刚跳槽过来的新员工这么好，肯定不光是赏识他的才干，而是寄希望于他去拓展市场，给公司创造效益的。
所以，曹丕给孟达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把他前东家的地盘抢过来。
曹丕把刘备占据下的房陵、上庸、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三地做了合并，设置为新城郡（郡治设在房陵），然后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命他与徐晃、夏侯尚（夏侯渊侄子）一同出征。
孟达若想在曹魏立足，这一仗至关重要，而且这回又可以找刘封报仇，于公于私都只能胜不能败，所以孟达一到上庸，就打得特别卖力。刘封顶不住，弃城而逃，一口气跑回了成都。而之前投降刘备的上庸太守申耽，此时屁股一挪，又叛回了曹魏这边。
这棵乱世中的墙头草，东风吹来西边倒，西风吹来东边倒，反正保命要紧，认谁做主子都不是问题。像这种人，若是碰见异族入侵，就是妥妥的汉奸；如果异族被打跑了，他辫子一盘，立马又是革命党。一个国家，倘若这种人多了，可以分分钟亡国。所幸，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毫无廉耻、毫无气节的可怜虫，终究只是少数。
刘封逃回成都后，怎么处置他，成了摆在刘备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小子现在身上背着三宗罪：第一，见死不救，客观上害死了关羽；第二，仗势欺人，迫使孟达投敌；第三，战败而逃，丢失了战略要地。
若三罪并罚，就是一个字——死。
可刘封毕竟是刘备从小养到大的义子，要杀他，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
纠结之际，诸葛亮帮刘备下定了决心。他私下向刘备进言，说这小子生性刚猛，若是大王你百年之后，恐怕没人驾驭得了他，不如就趁现在这个机会除掉，以免后患无穷。
刘备也觉得有道理，只好痛下杀手，赐死了刘封。
当然，刘备最终之所以下得了手，是因为他现在早就有三个亲生儿子了：刘禅、刘永、刘理，根本不怕家业没人继承。若非如此，就算刘封把天捅个窟窿，刘备也断断不会杀他。
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春，曹丕称帝的重磅消息传到了成都。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益州的舆论瞬间炸开了锅。
舆论一沸腾，谣传也就跟着来了。有消息称，大汉天子刘协已经被曹丕害死了。刘备一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立马穿上丧服，大开追悼会，然后全境举哀，并给刘协追封了一个“孝愍皇帝”的谥号。
刘备之所以这么快就相信刘协死了，并不是因为他认定曹丕这坏小子心狠手辣，干出这种事不足为奇，而是因为把“刘协之死”确认为一个既成事实，对刘备最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很简单——刘备想当皇帝。
自从出道以来，刘备一直打的都是“匡扶汉室”的旗号，如果刘协不死，刘备就没有称帝的合法性。现在曹丕悍然称帝了，刘备这个从小就想坐上“羽葆盖车”的人，自然更是按捺不住称帝的欲望。
所以，刘协必须死——就算他没有在曹丕的屠刀下“生物性死亡”，也必须在刘备刻意制造的舆论场中“社会性死亡”。
只有这样，刘备才能顺理成章地登基称帝，并且还可以把“匡扶汉室”的旗号换成“为刘协复仇”的旗号，为进一步扩张地盘、逐鹿天下提供更强的合法性。
麾下的文武百官显然看懂了老板的心思，于是纷纷“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资治通鉴·魏纪一》）。
下面的人这么懂事，让刘备很欣慰。
可是，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劝进声中，还是出现了一丝不和谐音。时任前部司马的费诗竟然上书说：“殿下是因为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而集结士众，征战万里，一心讨伐曹贼。而今大敌未克，殿下却先自立为帝，恐怕天下人心会感到怀疑和困惑。昔日，高祖跟项羽相约，先破秦者称王，可直到攻破咸阳，擒获子婴，高祖却仍然谦让。何况，如今殿下连益州的大门都没迈出去，就打算自立称帝吗？臣虽愚钝，但还是认为殿下不该这么做。”
你确实愚钝，愚钝得不可以道里计！
刘备看到奏疏，气得肝都疼了——人家文武百官个个都那么懂事，一看到我为刘协发丧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就你小子眼瞎，什么都看不出来吗？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未出门庭，便欲自立”，我刘玄德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黄土都埋半截了，这辈子就想当一回皇帝、坐一回羽葆盖车怎么了？这个要求很过分吗？你一个屁大点儿的官，竟然敢这么跟老板说话，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趁早滚蛋！
随后，刘备就把费诗贬到了万山丛中的永昌（治今云南保山市），官职降为“从事”，存心要让他在那个瘴疠之地了此残生，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
不懂事的人走了，登基大典自然就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起来。
当年四月六日，刘备在成都西北面的武担山南麓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登基仪式，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这一年，刘备六十一岁。
从二十四岁起兵到现在，刘备付出了百倍于常人的艰辛，在遍布荆棘的创业之路上跋涉了三十七年，而今终于大功告成，得偿所愿，当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
这个当年摆地摊、卖草鞋的穷小子，终于实现了完美逆袭，坐上了从童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羽葆盖车。
刘备用他创业维艰、百折不挠的人生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由刘备所建立的政权，历史上称为“蜀汉”，刘备后来也经常被称为“先主”或“蜀汉昭烈皇帝”。
随着刘备的称帝和蜀汉政权的建立，中国历史在这一年（公元221年）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时代。虽然此刻的孙权既未称王也未称帝，理论上只是曹魏的藩属国，但从割据自立的事实而论，此时的中国已然是魏、蜀、吴三分天下。
广义的三国，可以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乱政算起；狭义的三国，则要从曹丕、刘备相继称帝的这个时期算起。
同年五月，刘备立长子刘禅为皇太子，娶张飞之女为太子妃；六月，立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理为梁王。
忙完了“称帝”这件大事后，刘备接下来要做的，是他已经想了很久的另一件大事——为关羽复仇！
关羽之死，是刻在刘备心头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也是刻在他脑门上的一个耻辱的印记。不让孙权血债血偿，刘备誓不为人。
得知老板要大举进攻孙权，麾下的文武百官大多都不赞同。第一个站出来劝谏的人，就是赵云。他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把曹魏灭掉，孙权自然臣服。如今曹操虽然死了，但曹丕篡位，正应顺应人心，早日进图关中，占据黄河上游，讨伐叛逆。到时候，关东义士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倘若放弃曹魏，先与东吴交战，战端一开，难以很快结束，臣以为并非上策。”
紧接着，群臣也纷纷劝谏。
然而，刘备决心已定，万牛莫挽。
正当刘备调兵遣将、摩拳擦掌之际，从阆中（今四川阆中市）突然传来一个噩耗，令刘备如遭电击——张飞死了。
张飞既不是病死，也不是战死，而是被自己的两个部下给杀了。一代名将却死得如此不堪，实在是令人唏嘘扼腕。
张飞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呢？
答案与关羽如出一辙——性格决定命运。关羽的死穴是骄傲，张飞的死穴则是暴躁。
关羽的傲慢，主要是对士大夫，对普通士兵则十分善待；而张飞恰恰相反，对士大夫非常敬重，却丝毫不体恤中下层的将士。
据说，张飞经常动不动就杀人，鞭打身边的将士更是家常便饭。刘备深知他的这一缺点，曾郑重告诫他，说：“你执行军纪时，杀人太多，而且动辄鞭打将士，打完后又把他们留在身边，这是取祸之道啊！”
张飞听了，虚心接受，却坚决不改。
每当张飞发飙时，他帐下的两名将官张达、范强就成了受气包，没少挨鞭子。久而久之，两人自然怀恨在心。此次刘备准备东征，命张飞率一万人从阆中出发，到江州与其他部队会合。可就在开拔前夕，张达和范强找了个机会，就把张飞的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带着他的首级顺流东下，投奔了孙权。
事发后，张飞所部立刻把这一消息送到了成都，刘备连奏表都没打开看，就已经预感到张飞出事了，不禁发出一声哀叹：“噫！飞死矣。”（《三国志·张飞传》）
陈寿在《三国志》的相关传记中，对关羽和张飞的结局，有着十分中肯的评论。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以短取败”，说的就是关羽和张飞性格中的缺点，一个是“刚而自矜”，一个是“暴而无恩”，所以导致了他们最终的败局。
刘备万万没想到，当初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这两个兄弟，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离他而去了。这对刘备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本来就已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的复仇的火焰，无疑也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炽热。
虽然张飞之死与孙权无关，但就冲着杀害张飞的凶手提着首级投奔了孙权，刘备就有理由把这笔血债也记在孙权头上。
所以，为了向孙权复仇，刘备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孙仲谋，赶紧洗干净你的脖子，等着我刘玄德的复仇之剑吧！
刘备伐吴，孙权封王
黄初二年七月，刘备集结了一支四万余人的大军，顺流东下，打响了进攻孙权的战争。
孙权做了两手准备，一边遣使求和，一边积极备战。
时任南郡太守的诸葛瑾立刻给刘备写了封信，劝解道：“陛下与关羽的关系虽然亲密，但也比不上跟先帝（刘协）的宗室之亲吧？都应该报仇，可应当谁先谁后呢？如果仔细思考这一层，该怎么做就很容易决定了。”
诸葛瑾的言下之意是：关羽被孙权杀了，刘协被曹丕杀了（按当时的传言），以事情的轻重而论，你应该先找曹丕报仇才对。
刘备当然不吃他们这一套。不管是求和的使节还是诸葛瑾的信，他一概置之不理。
诸葛瑾是出于公心，才跟刘备通信，不料随后便有人向孙权密报，说诸葛瑾有通敌的嫌疑，还煞有介事地说诸葛瑾已经派亲信去跟刘备见面了。
此时此刻，诸葛瑾的身份的确十分敏感，毕竟他是诸葛亮的胞兄，诸葛亮又是蜀汉的二号人物，令人起疑也是情理中事。若是碰上一个耳根子轻的主公，诸葛瑾这回恐怕就麻烦大了。不过，孙权的脑子却很清醒。
他当面对那个告密的人说：“孤与子瑜（诸葛瑾的字），有生死不变的誓言，子瑜绝不会辜负我，就像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一样。”
然而，此时谣言已经甚嚣尘上，传得有鼻子有眼。陆逊知道诸葛瑾是清白的，赶紧上表给孙权，建议孙权向诸葛瑾表明信任的态度，免得他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孙权给他回信说：“子瑜跟我共事多年，恩情如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的为人，非正道的路不走，非大义的话不说。刘备当初派诸葛亮过来，我曾经对子瑜说：‘卿与孔明乃一母同胞，而且弟弟追随兄长，名正言顺，你为何不设法留下他？孔明若愿意留在我身边，我便写信向刘备解释，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子瑜回答我说：‘孔明已效忠刘备，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就大义而言，便不会再有二心。他不会背叛刘备投奔主公，正如我不会背叛主公而去投奔刘备一样。’这样的话，足以感动神明，而今又岂会背叛我？之前诬告他的奏疏，我已经转寄给他了，而且亲笔给他写了封信。孤与子瑜，可谓神交，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我知道你关心子瑜，所以就把你的奏表也寄给他，让他知晓你的心意。”
刘备大军迅速东进，前锋将领吴班、冯习在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大破孙权军，刘备主力随后进抵秭归。武陵一带的蛮夷部落心属刘备，遂纷纷遣使来见，请求刘备早日进军。
见刘备来势汹汹，此战不可避免，孙权遂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人，共率大军五万，在秭归至夷陵一线严阵以待。
为了全力抵御刘备，避免两线作战，当年八月，孙权遣使前往曹魏都城洛阳，再度向曹魏称臣，且态度十分谦卑，还把当初滞留在东吴的于禁等人送了回去。
刘备跟孙权大动干戈，自然是曹丕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刘备出兵伐吴之前，曹丕就曾召集群臣，专门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只是蕞尔小国，只有关羽一个名将，他一死，蜀汉举国忧惧，不可能出兵伐吴。
只有侍中刘晔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蜀汉虽然弱小，但刘备一心要以武力自强，势必动员大军，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关羽跟刘备，从大义来说是君臣，从私恩来说却形同父子兄弟。关羽死了，刘备若不为他报仇，在情分上就有亏欠了。”
这回，孙权遣使称臣，曹魏群臣都向曹丕道贺，只有刘晔再度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他对曹丕说：“孙权称臣请降，是因为他现在遭遇了危机，因关羽之事被刘备兴师讨伐。如今的东吴，外有强敌，众心不安，又担心我朝趁机进攻，这才有称臣之举。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受到我朝攻击，二来则以我朝作为后援，以增强他的声势，令刘备产生疑惧。如今，虽说天下三分，但我朝拥有天下的十分之八，蜀汉和孙权，只不过各保一州（刘备据益州，孙权据扬州）。他们的自保之术，一是利用山川险阻，二是急难之时互相救援，如今他们却互相攻伐，此乃上天要灭亡他们，我朝正应大举出兵，渡江进攻孙权。蜀汉攻他的边境，我军则直捣其腹地，旬月之间，孙权必定覆灭。东吴若亡，蜀汉便独臂难支，就算他攻占了吴国的一半领土，也很难长期存在，何况蜀汉只得到吴国边境，我们得到的却是吴国的心脏地带！”
刘晔这一招够狠。
假如曹丕有乃父曹操的雄心、魄力和胆识，势必会采纳这个战略。倘若如此，天下一统的时间必然会大大提前，三国鼎立的历史也就从此改写了。
然而，曹丕比曹操差远了。听完刘晔的建言，他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人家向我朝称臣，我们却趁机发难，这会阻塞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如接受东吴的臣服，发兵袭击蜀汉的后方。”
曹丕这个想法，如果是放在一二十年前群雄割据的时候，的确是明智的，因为接受一个诸侯的投诚，势必会对其他诸侯产生榜样效应，如此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问题是，如今天下只剩下魏、蜀、吴三家，这个论调就完全是刻舟求剑的迂阔之谈了。因为接受孙权投诚，并不能促使刘备也这么做。除了这两家，现在也没什么割据自立的诸侯了，你还顾虑什么“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谈吗？
刘晔很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遂据理力争，道：“蜀汉远而吴国近，若刘备发现后方遇袭，必定回师，战事就很难在短时间结束了。如今，刘备正在盛怒之下，一旦得知我朝也出兵伐吴，就知道孙权必亡，一定会加速进攻，乐得跟我朝瓜分吴地，绝不会改变初衷、压抑怒火而援救孙权。”
可是，刘晔好说歹说，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曹丕。一个千载难逢的统一天下的良机，就这样被曹丕生生错过了。碰上如此没有战略眼光的老板，刘晔除了无奈之外，顶多也就是回家去缅怀一下前老板曹操了。
曹丕这个人，不仅没有战略眼光，还远远没有他爹曹操那样的阳刚之气。曹丕做事情，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阴暗和猥琐。
就以于禁的遭遇为例。据说，于禁回朝后，“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资治通鉴·魏纪一》），已经跟当初挂帅出征的那个猛将判若两人了。他见到曹丕后，“泣涕顿首”，显然对自己的失节投降一事深感耻辱和懊悔。
曹丕例行公事地慰勉了几句，给了他一个“安远将军”的虚衔，然后命他到邺城的高陵去祭拜曹操——有什么忏悔之言，就跟先帝去说吧。
如果曹丕所为到此为止，那也不失为一个有气量、能容人的君主。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曹丕事先命人在高陵殿堂的墙壁上，画了一组活灵活现的壁画，主要刻画了三个人物形象：关羽大获全胜的样子，庞德义愤填膺、临死不降的样子，还有于禁跪地投降、臣服关羽的样子。
可想而知，于禁看到老板特意为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内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
正可谓士可杀不可辱，没过几天，于禁就“惭恚发病死”了。也就是说，一个大活人，生生被内心的羞愧和愤恨给折磨死了。
这个结果，正是曹丕命人画那组壁画的用意所在。倘若于禁没被气死，而是活得好好的，想必曹丕一定还有别的法子折磨他。
这样的老板，用心不可谓不阴暗，手段不可谓不猥琐。连司马光著书至此，也忍不住在《资治通鉴》中发了这样一段议论：“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于禁战败投降，这固然是他的一大污点，曹丕若是看他不爽，可以把他废为庶民，甚至可以杀了他，何必弄个壁画来侮辱他呢？所以在司马光看来，曹丕这么做，不是一个君主该有的样子。
对于孙权的称臣之举，曹丕很满意，于是投桃报李，准备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
刘晔再度表示反对，说：“先帝当初东征西讨，天下十分已据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位，德配天地，声誉传播四方。孙权虽有雄才，却只是前朝（东汉）的一个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小位卑。若要接受他的归降，可擢升他的将军称号，最多封十万户侯，但万万不可封他为王。因为王位与天子位只有一步之遥，其礼仪、服饰、车马等，都很容易与天子相混淆。孙权若只是一个侯爵，江南士民跟他之间便没有君臣名分，可我朝一旦封他为王，就等于给了他人君的身份，这无异于让他如虎添翼啊！”
为了让曹丕相信孙权绝不会真心归顺，刘晔进一步对孙权日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做了预判。
他说：“孙权接受王位，又击退了蜀汉之后，他会在表面上以周全的礼数敬奉我朝，令其国士民都知晓此事，但私底下，他一定会以无礼的举动激怒陛下。等到陛下赫然发怒，兴兵征讨，他就会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告诉他的臣民：‘我献身归顺朝廷，不爱惜金银财宝，随时进贡，不敢失去人臣之礼，而朝廷却无故讨伐我，一心要残害我的家国，俘虏我的人民，去给他们当仆人和奴婢。’东吴百姓听了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不相信。所以到时候，东吴必定同仇敌忾，上下同心，其战斗力或许会十倍于今。”
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都被刘晔不幸言中了。孙权耍的伎俩，大致不出他的预判。可见，不论是劝曹丕与蜀汉同时进攻孙权，还是劝曹丕不要给孙权封王，刘晔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当然，即便曹魏不给孙权封王，孙权迟早也会自己称王。因为以孙权的实力而言，他要称王是不必看任何人脸色的，无非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所以，曹丕到底该不该给孙权封王，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孙权，曹丕究竟应该持一种怎样的战略。假如曹丕仅仅满足于孙权在口头上臣服，愿意接受事实上的“三分天下”，那无话可说；如果并不满足于此，那就应该迫使孙权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归顺的诚意，比如命他送儿子入朝为质，或干脆命他割让几个战略要地，而且都要严格限定时间，不能无限期拖延。
如此一来，孙权必然会露出原形，那曹丕就可以立刻采取刘晔的战略，与刘备一西一东夹攻孙权，一举将他灭掉，然后再慢慢收拾刘备。
假如雄主曹操在世，一定会这么做。
只可惜，曹丕压根不是雄主。他虽然不敢完全相信孙权，但同时却又心存幻想，以致宝贵的战机就在他的优柔寡断中稍纵即逝了。
后面我们就将看到，曹丕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善变的孙权时，是多么缺乏战略远见，多么缺乏决断力，其智商又是多么令人着急！
当年八月，曹丕不顾刘晔的强烈反对，执意派遣使臣邢贞前往武昌，千里迢迢地给孙权送去了王位。
孙权是在三个月前从公安迁到鄂城（今湖北鄂州市）的，然后将其改名为武昌，这段时间便以此为大本营。
邢贞来到武昌后，东吴群臣大多认为，孙权的爵位应该是“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曹魏的封号。所谓“九州伯”，纯属这些人杜撰的。由于九州就代表了天下，所以这个头衔，几乎无异于“天子”的别称。
孙权当然知道这个称号不妥，便对群臣道：“九州伯，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说过。其实，接受魏国的封号，不见得就是耻辱。昔日，沛公也曾接受项羽所封的汉王，此乃因时制宜的办法，一个封号对我又有什么损害？”
随后，孙权率文武百官出城，在都亭迎接邢贞。邢贞坐车进入城门时，端着架子，没有下车。张昭大为不悦，对邢贞道：“要讲礼仪，便不能没有敬意；要讲法令，则必须严格执行。阁下竟妄自尊大，难道是觉得我们江南人少力弱，连一寸兵刃都没有吗？”
在人家的地盘上，邢贞当然不敢造次，闻言赶紧乖乖下车。
当时，大将徐盛对受封一事极感愤怒，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僚说：“我等不能奋斗牺牲，为国家夺取许、洛，吞并巴蜀，竟然令君王接受邢贞这种人的册封，岂非奇耻大辱！”说着竟然“涕泣横流”，把场面搞得十分悲壮。
当然，这一幕不排除是故意演给邢贞看的。
邢贞一看孙权的文臣武将都这么硬气，便对属下感叹道：“江东将相如此，看来孙权非久居人下之辈啊！”
一番册封仪式弄完后，孙权便派使臣赵咨随邢贞一同入朝答谢。
赵咨在洛阳觐见曹丕。曹丕问他：“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公？”
赵咨答：“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曹丕让他举一些例子来听。
赵咨道：“从平凡人中擢升鲁肃，是‘聪’；从行伍中提拔吕蒙，是‘明’；得到于禁却未加以伤害，是‘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智’；据三州（扬州、荆州、交州）虎视天下，是‘雄’；屈身臣服于陛下，是‘略’。”
赵咨吹捧自己的老板，无可厚非，而且孙权也的确当得起这些吹捧。问题在于，赵咨居然当着曹丕的面如此高调、如此张扬，却令我们这些读史的后人十分不解。
因为，孙权现在向曹丕称臣，纯属缓兵之计，目的就是麻痹曹丕。既然如此，那东吴的策略就应该是尽量低调、尽量示弱，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是与自己的既定策略相互矛盾吗？
尤其可笑的是，赵咨居然对曹丕说，孙权甘愿屈身臣服，表明孙权很有谋略。这不就等于把孙权的底牌完全亮给曹丕了吗？
上面这些对话，由陈寿记载于《三国志·吴主传》中。如果不是史料有误，那我们只能认为，赵咨是一个不合格的使臣。他口才固然很好，问题是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秀口才、夸老板的，而是要让曹丕相信孙权是真心臣服的。现在可倒好，你说老板臣服于曹丕是他的谋略，那你不是找死吗？自己找死倒也罢了，你这简直是成心破坏孙权的大计啊！
在陈寿的《三国志·吴主传》里，赵咨与曹丕的这场谈话到此为止。可是，在裴松之所引的《吴书》中，两人后面又谈了一堆，我们且先接着往下看。
曹丕又问赵咨：“吴王有学问吗？”
赵咨又十分高调地炫了一把，答：“吴王拥有战舰万艘，带甲百万，选贤任能，志存经略，一有闲暇，便博览群书，遍读史籍，博采众长，不像一般的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曹丕可能也对赵咨这样一再“示强”不太舒服，便突然抛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吴国可以征服吗？”
这个问题绝对是触及要害了，但赵咨居然是这么回答的：“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意思就是你们大国兵力雄厚又咋地？我们早就严阵以待、有备无患了。这种口气，完全就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
假如是曹操，这时候差不多可以把这个姓赵的直接拿下了，然后赶紧召刘晔上殿，趁着现在刘备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良机，开始制定一个全面的伐吴战略。
然而，面对赵咨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强”，曹丕除了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进行试探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举动了。
接下来，他又问了赵咨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吴国有能力进攻魏国吗？”
至于赵咨的回答，简直就是在给曹丕下战书！
他说：“吴国带甲百万，又有长江、汉水的天险，若要进攻，有何困难？！”
区区一个吴国使臣，敢对堂堂的魏国皇帝这么说话，而且还是在“称臣”的前提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曹丕居然忍了，对这句狠话毫无反应。
最后，他又问赵咨：“吴国像你这样的大臣有多少？”
言下之意，貌似对赵咨十分赏识。
赵咨又牛皮烘烘地回答道：“特别聪明和通达的，有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至此，对话终于结束。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咨此行，一是来吹牛的，二是来挑衅的，反正绝无半点低调和示弱的意思。
而对这一切，曹丕竟然照单全收了。
如果上述所有史料都准确无误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曹丕这个人，在处理军国大政上，水平堪忧。
因为赵咨的上述言行已经反复表明一个事实：孙权绝非真心臣服，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缓兵之计。
可明知如此，曹丕依然对孙权心存幻想，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的脑回路实在是异于常人。同样生儿子，人家孙坚生了个雄才大略的孙仲谋，可曹操一代枭雄，却生了这么个既无判断力又缺乏战略远见的继承人，委实令人遗憾。
看来，曹丕也只有在跟兄弟争权的时候，才显得有些政治才干，一到真正治国，他的能力就明显不行了。
夷陵之战：蜀汉的惨败
要判断一个政治领袖是雄主还是庸才，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考察，但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却往往能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贪不贪财。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最近的两个人为例：汉灵帝刘宏贪财如命，最后成了一个标准的昏君；魏武帝曹操既俭朴又务实，因而成为一代雄主。
曹丕在这方面，恰恰跟他爹相去甚远。
黄初二年冬，曹丕专门派使臣前往东吴，要求孙权进贡江南的奇珍异宝，为此还开出了一张长长的“索贿”单子，写满了他要的东西：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等。
吴国群臣一看就怒了，纷纷吐槽说：“我们荆、扬二州向朝廷进贡物品，都是有一定规制的。魏国现在要的都是珍玩之物，完全不合礼制，绝不能给。”
可孙权却丝毫没有生气。
不仅没有生气，他心里反而还生出了几分窃喜，因为曹丕此举，一眼就让孙权看穿了他是个什么货色。
孙权说：“我们如今正在西北与刘备对峙，江表的安全，暂时要仰赖魏国。他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讲跟瓦片和石头无异，我何必吝惜呢？何况，曹丕目前还在为曹操守丧，心里却还惦记这些玩意儿，你怎么跟他谈礼制呢？”
随后，孙权便按照那张单子，全部如数奉上了。
一个贪求财货的对手，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你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他砸晕——在政治博弈场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宜的事情呢？
怕就怕，对手开出的“索贿”单子上不是一串奇珍异宝，而是一串城池和土地，那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
所以，曹丕这么做，一下就暴露了自己的贪婪、浅薄和平庸。无怪乎孙权对他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曹丕渴求的这些奇珍异宝，在孙权眼中只是毫无价值的“瓦石”。
就此而言，谁是庸才，谁是雄主，一目了然。
孙权被封为吴王不久，就把长子孙登立为王太子，并精心遴选了四个元老重臣的儿子陪太子读书射猎，称为“四友”。他们是：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张昭之子张休，顾雍之子顾谭，陈武之子陈表。
曹丕得知孙权立了太子，立刻表示要封孙登为万户侯。其用意，当然是想让孙权把儿子送到洛阳来参加册封仪式，然后借机扣下作为人质。
孙权心知肚明，遂以孙登年幼、不宜封侯为托词，上书辞让，并派使臣沈珩入朝拜谢，同时又进贡了一大堆江南特产。
曹丕接见沈珩时，又玩起了那套莫名其妙且毫无用处的试探，问他说：“吴国担心魏国南下吗？”
沈珩答：“不担心。”
曹丕问：“为什么？”
沈珩答：“因为我们相信彼此盟誓时说的话：‘永归于好。’所以不担心。不过，若是魏国背盟，我们也早有应对之策。”
瞧瞧，东吴的使臣，一个个都这么硬气。而且，孙权明明是向曹丕称臣，彼此应该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却生生让沈珩说成了平等的同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身为皇帝的曹丕偏偏又忍了。
接着，曹丕又问：“听说吴太子孙登即将入朝，有这回事吗？”
这话更是问得莫名其妙。你想让孙登入朝，那就明说，孙权若不从就是心里有鬼；反之，你如果明知孙登不会入朝，那这话问了也白问，反而只会让人觉得虚张声势，徒然弱化一个皇帝本来应有的威严。
面对曹丕这个貌似刁钻犀利、实则虚有其表的问题，沈珩的回答几乎就是公然扯谎了。他说：“臣在吴国，既没有参与朝会的权利，也没有列席宴会的资格，所以这个消息，臣无从得知。”
这样的回答，站在东吴的立场看，当然是避实就虚的高明应对，说明沈珩的口才十分了得；可站在曹魏的立场看，却是既滑头又敷衍，毫无诚意可言。
换句话说，对沈珩的回答，曹丕是应该感到不爽的。
然而，事实却是，沈珩说完，“文帝善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曹丕居然对沈珩的回答予以了肯定和嘉许。
你曹丕是受虐狂吗？人家摆明了就是在忽悠你，你还嘉许对方，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这样？更有甚者，据《吴书》记载，曹丕随后还“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就是亲切地把沈珩叫到身边，两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一天。谈些什么呢？《吴书》说：“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就是随机应变，且从头到尾都很硬气，丝毫没有示弱。
《吴书》是吴国官方修撰的一部国史，大部已散佚。关于曹丕之前与赵咨的部分对话，以及之后与沈珩的问答，由裴松之收录于《三国志》的注里，才得以保存，且都被司马光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资治通鉴》。千百年来，后人基本上把这些内容都当成信史来读。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怀疑，《吴书》中的这些记载，很可能是东吴史官的粉饰和夸诞之辞。否则的话，东吴使臣怎么可能不顾孙权的战略计划，个个牛皮烘烘，一意逞口舌之快？而曹丕的言行和反应又怎么可能那么弱智且不合常理？
当然，具体的对话和细节可能出于虚构，但大体的事实，想必东吴史官也不敢编造。
也就是说，关于曹丕跟孙权在这场博弈中的表现，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孙权韬光养晦，机变百出，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博弈智慧；曹丕虽说没有《吴书》中描写的那么不堪，但总体上缺乏战略思维，胸无定见，没有决断力，且贪图财货，满足于东吴的表面臣服，可以说被孙权的虚情假意和银弹攻势给彻底麻痹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孙权玩弄于股掌之中。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刘备在秭归经过半年的休整，集结了足够的兵马，调集了充足的粮秣和物资后，决定亲率大军对东吴发起全面进攻。
部将黄权劝阻道：“吴人悍勇善战，我们的水军顺流东下，进攻容易，撤退就困难了。臣请求担任前锋，迎击敌寇，请陛下坐镇后军。”
刘备当然也知道，打水仗，蜀军绝非吴军的对手。一番思忖后，刘备决定全军弃舟登岸，就在陆地上跟吴军一决雌雄。随后，他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领江北各军从北岸进兵，自己则亲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进抵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的猇亭（今湖北宜昌市猇亭镇），在山上安营扎寨。
刘备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就此打响。
吴军得到战报，众将纷纷请求出战。主帅陆逊却不同意，说：“刘备举主力东下，锐气正盛，且在高处扎营，据守险要，难以攻克。即便攻上山头，也很难全歼敌军，稍有失利，我军的损失就大了。而今之计，便是激励将士，多方思考对策，以观其变。如果这一带是平原旷野，我军或许会担心遭到敌军突袭，但目前敌军沿着大山扎营，兵势施展不开，自困于树木乱石之间，我军只需耐心等候，待其疲惫之时，便可克敌制胜。”
众将很不理解，以为陆逊畏敌怯战，个个心中愤恨不已。
刘备统治荆南数年，在武陵郡的蛮夷部落中颇有群众基础，这回要跟东吴决战，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自然要设法调动起来。所以，刚一进驻猇亭，他便命侍中马良秘密前往武陵郡，找到五溪蛮夷部落的酋长，馈赠了大量金银绸缎，并许以官爵，要求他们起兵响应。
以沙摩柯为首的蛮夷酋长们欣然应允，旋即率部加入了刘备的阵营。
当时，刘备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战术。蜀汉大军自巫峡（今重庆市巫山县境内）往东，直到夷陵，在长达七百多里的战线上修筑了数十座大营。
这样的战术，好处是各营之间互为犄角、协同攻防，且稳扎稳打、步步逼近，其中任何一营都不会出现孤军深入、身陷重围的危险。
然而，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想当年，曹操大军在赤壁把所有战船用铁链拴在一起，自以为稳如泰山，结果被周瑜一把火便烧了个干净。如今，刘备把数十座大营全都修建在树木茂盛的大山中，无疑会面临一个同样巨大的危险——火攻。
此外，让人颇为遗憾的是，刘备此次御驾亲征，一心要跟东吴决一死战，按说应该把蜀汉的猛将都拉出来才对。可事实却是，昔日那些身经百战的一线大将，一个也没有随同出征；跟他一块儿来的，只有吴班、冯习、张南等二三线将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因有二。
首先，这几年蜀汉流年不利，将星凋零，导致人才队伍出现了断层。比如，关羽、张飞都已去世，老将黄忠也已在建安二十五年病逝，马超则是在刘备出征这一年患上了重病，年底便去世了。昔日的五位上将军，仅剩赵云一人，只能在成都留守，不宜出征。像魏延这样的准一线大将，又在北边的汉中镇守，也没法调到东线来。
所以，此刻的刘备，几乎已经没有大将可用了。
其次，虽说目前的蜀汉人才凋零，但如果刘备对此次东征足够重视的话，也未尝不可以把赵云拉出来。毕竟眼下的益州内政有诸葛亮在挑大梁，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一定非得留赵云镇守。另外，这几年汉中也无战事，假如刘备觉得有必要，也可以派几个二线将领去换防，把魏延替换到东线来。简言之，只要刘备觉得有必要，他是可以倾尽全力的。
刘备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此次东征抱有一定的自大心理。刘备自认为，跟他同一辈的那些东吴大将周瑜、鲁肃、吕蒙都死了，除非孙权亲自来，否则如今的东吴貌似已经没有人配当他的对手了。至于目前这个吴军主帅陆逊，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又何足惧哉？
既然刘备胜券在握，那当然没有必要让赵云、魏延等主力队员上场了，权且带吴班、冯习这帮候补队员出来锻炼锻炼，经历一些“重大赛事”，也有利于蜀汉人才梯队的建设。
在战术选择上的疏忽大意，加上自大和轻敌的心理，使刘备的这场复仇之战尚未开打，两大失败的隐患便已悄然埋下。
从这一年二月，一直到六月，蜀军与吴军在猇亭对峙了四个多月，彼此都不敢贸然出手。可时间拖得越久，对刘备越不利，因为他是客场作战，后勤补给线道阻且长，再这么耗下去，粮草肯定供应不上。
刘备决定引蛇出洞，遂令吴班率数千人下山，在平地扎营。
吴军将领们一看，个个都抢着要出击，陆逊却不肯下命令，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必有诈，再等等看。”
此时，刘备正亲自率领八千精锐埋伏在附近的山谷中，就等吴军出动，便要给他们来个前后夹击。可左等右等，吴军却没有半点动静。刘备无奈，只好带着那八千伏兵灰溜溜地撤出了山谷。
陆逊无声一笑，对众将道：“之所以不让你们去打吴班，正是因为我料到敌人必有阴谋。”
眼看刘备渐渐沉不住气了，陆逊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给孙权上书，汇报了自己准备决战的想法。他说：“夷陵是战略要地、国之门户，虽然容易夺取，但也容易失守。一旦失守，损失的不只是一个郡而已，整个荆州都将陷于险境。今日之战，必须取胜。刘备违背天意，不守在自己的老巢，却自行前来送死，臣虽不才，但承蒙社稷威灵，以顺讨逆，很快就将击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起初还担心他们水陆并进，没想到他们反而舍弃舟船，仅用陆军，而又处处扎营。观察他们的部署，平平无奇，主公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挂怀。”
当年闰六月，陆逊向全军发布了总攻的命令。
此时，众将领反倒觉得时机不对，纷纷说：“要打刘备，应该一开始就打，如今他们深入我国境内五六百里，两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各处要地他们皆已固守，现在才进攻，肯定讨不着便宜。”
陆逊只好耐心地解释道：“刘备一向狡猾，而且经验丰富，他们大军刚抵达时，精神集中，难以对付。如今驻扎了这么久，一直找不到我们的破绽，人马疲惫，士气沮丧，再也使不出什么招数了。歼灭此寇，正在今日！”
当天，吴军便对蜀军的一座营寨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结果，攻了半天都攻不上去，吴军伤亡不小。众将大发牢骚，说这是让士兵白白送死。
陆逊一直在附近观战，起初眉头紧锁，稍后却面露笑容，对诸将道：“我已有破敌之术了。”
陆逊想到的破敌之术，正是火攻！
他命所有士兵每人带上一捆茅草，然后冲到敌营前纵火焚烧。结果，顷刻之间，蜀军的营寨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吴军迅速将其攻克。
随后，火势蔓延开来，引燃了周遭的树林；林火很快又烧着了另一座蜀军营寨，于是火势更大；就这样，无情的烈火仿佛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把连绵相接的蜀军营寨一座接一座地吞噬了……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火烧连营”，正是来自这场著名的火攻战役。
陆逊抓住战机，命全军对所有蜀军营寨发起总攻，旋即接连攻破蜀军的四十余座大营，将蜀军大将冯习、张南及蛮夷酋长沙摩柯等人斩杀，逼降蜀军将领杜路、刘宁多人。刘备率余部仓皇逃上马鞍山（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命部众迅速建立起一个环形的防御阵势。
陆逊命各军四面合围，全力进攻，丝毫不给刘备喘息之机。
此时的蜀军将士早已被铺天盖地的烈火吓破了胆，最后这一仗充其量就是困兽犹斗而已。在吴军的猛攻之下，蜀军很快就土崩瓦解，四散奔逃。
此时夜幕徐徐降临，刘备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往西边逃窜。吴军在后紧追不舍。危急时刻，刘备麾下一个管驿站的小吏，把蜀军丢弃的盔甲堆到一个隘口焚烧，这才挡住追兵，让刘备得以逃出生天。
夷陵之战，就这样以蜀汉的惨败和东吴的全胜而告终。
蜀军的舟船、武器、装备，以及水陆两军的所有军用物资，全部丧失殆尽；五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尸体漂满了长江。
刘备一口气逃到了白帝城，又羞又愤，仰天长叹道：“我竟然会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意！”
这句话，把刘备战前的自大和轻敌心理暴露无遗。很显然，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陆逊这个后生小辈的。可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堂堂蜀汉皇帝、纵横天下数十载的一代枭雄，最后还是败在了这个毫不起眼的陆逊手上。
刘备的失败，与当年曹操在赤壁的失败可谓如出一辙。
这两个雄主，战前都是志得意满，压根瞧不起对手，结果却同样被对手用一把火烧得怀疑人生。
巧合的是，汉末三国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最后导致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居然都是一个字——火。
曹操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一把火烧了乌巢的粮仓，转败为胜；周瑜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一把火烧了曹军的战船，以弱胜强；陆逊则在耐心蛰伏了半年之久后，突然一把火烧掉了蜀军的数十座大营，一举而大获全胜。
在战前，不论袁绍、曹操还是刘备，看上去似乎都是稳操胜券的那一方。其结果，却都是强势的一方遭遇惨败。
看来，“骄兵必败”这四个字，无论何时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蜜月”的终结：曹魏与东吴开战
夷陵之战，令陆逊声名鹊起，一跃成为东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
事实上，在开战之前，陆逊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因为，不仅刘备瞧不起他，就连吴军内部的大将们也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虽然孙权信任陆逊，任命他为大都督，但其麾下的将领们，个个资历都比他深厚，要么是孙策旧部，要么是孙权的亲戚，全都牛皮烘烘，不大愿意听他号令。
为此，陆逊召集众将专门开了一个会，决定把话跟他们挑明。
在会上，他手握剑柄，神色严峻，对众将道：“刘备名闻天下，连曹操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沙场相见，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诸君皆荷国厚恩，当勠力同心，共同剪除这个敌人，上报国恩，可诸位却都不愿服从命令，这是为何？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于主上，国家之所以委屈诸位听我指挥，是认为我还有些尺寸之长，并且能够忍辱负重。诸位在军中，应各负其责，岂能推辞？军令如山，不可违犯！”
这个会开完，众将表面上是不敢再跟陆逊对着干了，可内心还是不服。直到整场仗打下来，众将亲眼看见陆逊是怎么一步一步击败刘备的，这才心服口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吴、蜀双方刚刚交战之际，孙权的族侄、时任安东中郎将的孙桓在夷道县被蜀军前锋围困，赶紧向陆逊求救。陆逊却按兵不动。众将以为他见死不救，纷纷质疑道：“孙将军是公室贵戚，现在被敌人围困了，危在旦夕，你为何不救？”
陆逊却一点都不着急，慢条斯理道：“孙将军深得士众之心，且夷道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没什么可担心的。等我的计划实施后，用不着救他，其围自解。”
后来，事态发展果如陆逊所料，蜀军惨败，夷道之围不救而解。孙桓随后见到陆逊，感慨道：“之前我其实是怨你见死不救的，可直到今日，才知一切尽在你的调度掌控之中。”
战后，孙权接见陆逊，谈起之前众将不服他的事情，问说：“当初诸将不听从号令，你为何不向我禀告？”
陆逊淡淡一笑，答道：“臣深受国恩，而诸位将领有的是大王的心腹股肱，有的是身经百战的功臣，都是国家倚赖的可以共同成就大业之人。臣常追慕古代蔺相如、寇恂以国事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所以希望像他们那样来成就国事。”
孙权大笑，十分赞许，旋即擢升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并改封江陵侯。
刘备在夷陵的惨败，令身在后方的诸葛亮大为痛惜。
他长叹了一声，道：“孝直若在，必能阻止主公东征；即使阻止不了，也一定会辅佐主公，而不至于遭遇如此惨败。”
孝直，就是法正。
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即辅佐刘备平定汉中不久，法正便病逝了，终年四十五岁。当时刘备十分哀伤，连哭数日，追封他为翼侯。
法正与诸葛亮，虽性格不同，处世原则也有很大差异，但两人在军国大政上却能形成很好的互补：诸葛亮擅长治理内政，法正善于谋划军事，所以每逢大军出征，都是由诸葛亮坐镇成都，负责后勤，而法正则随刘备同行，出谋划策。
而今，法正不在了，意味着从今往后，蜀汉的内政和军事都不得不由诸葛亮一肩挑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却没有进一步西逃的动向，吴军大将徐盛、潘璋等人都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纷纷上书，请求进攻白帝城，彻底消灭刘备。
孙权咨询陆逊的意见。陆逊与大将朱然等人都认为不妥，便联名上书说：“如今曹丕正在大举集结军队，表面上说是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实则包藏祸心，故大军不宜追击，应各回驻地。”
陆逊的谨慎是对的，因为此时的曹丕的确已经蠢蠢欲动了。
早在蜀汉与东吴两军对峙之际，曹丕便命人一直在搜集战场上的情报。当他得知刘备竟然在崇山峻岭上连营七百里时，不禁对群臣道：“刘备不懂军事，岂有将营寨延伸七百里而能拒敌的？兵法上说，凡是在树林、原野和洼地扎营的，必定被敌人击败，此乃兵家之大忌！看来，孙权的捷报，不日便会送来了。”
在这一点上，曹丕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短短七天之后，东吴大破刘备的捷报便送到了洛阳。
刘备败逃后，当初奉命沿北岸进兵的黄权顿时成了一颗弃子，进退两难，无所依归。
想要西行撤回益州吧，沿途的城池关隘皆已被东吴占领，根本无路可走；索性投降东吴吧，黄权又担心留在成都的家眷会有危险，毕竟现在东吴已是蜀汉的死敌。
万般无奈之下，黄权只能往北走——投奔曹魏。
虽说曹魏也是蜀汉的敌人，但眼下跟东吴比起来，敌对的意味显然要弱一些，所以黄权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得知黄权降曹，蜀汉的有关部门立刻上报刘备，请求逮捕黄权的妻儿老小。刘备想起黄权当初的劝谏，若以黄权为前锋，自己坐镇后军，水陆并进，恐怕就不会遭遇如此惨败了。于是，刘备否决了有司的提议，答复说：“是我辜负了黄权，不是黄权辜负我啊。”
黄权到了魏国后，曹丕问他：“阁下弃暗投明，是为了效法当年的陈平和韩信吗？”
陈平和韩信早年都追随项羽，后来转投刘邦，成了西汉的开国功臣。曹丕把黄权抬到如此高度，显然是想把他树立为典型，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宣传。
黄权可能没看出领导的意图，或者知道被立为典型不是什么好事，便实话实说道：“臣受刘备厚恩，既不可投降东吴，回蜀汉又无路可走，所以才归命陛下。而且，臣是败军之将，得免一死，已属万幸，岂敢说效法古人呢？”
尽管曹丕对这样的回答不是很满意，可不管怎么说，愿意投奔曹魏，还是值得表彰的，遂任命黄权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并加“侍中”衔，赐他“陪同乘车”的特殊待遇。
不久，有人从蜀汉叛逃过来，声称黄权的妻儿都让刘备给杀了。曹丕一听，马上下诏，命黄权发丧。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有利于把蜀汉描黑。不料，黄权依旧“不识抬举”，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待，他们都知道臣的志向。这恐怕是个谣言，还请再等一段时间。”
后来，消息得以证伪，人家妻儿果然活得好好的，搞得曹丕很是没趣。
其实，在“妖魔化对手”这种事上，曹丕还是比刘备嫩了点儿。人家刘备为了把他描黑，愣是给大活人刘协办了个轰轰烈烈的追悼会，丝毫不担心被打脸；可他想黑刘备，却总是不得要领，一份黑材料都办不下来。
随着夷陵之战的落幕，刘备与孙权的纷争自然告一段落，而曹丕跟孙权之间的博弈，则迅速由暗处转到了明面上。
双方博弈的焦点，就是孙权是否真心臣服。
要验证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孙权愿不愿意把儿子孙登送到曹魏去当人质。
早在夷陵之战前，曹丕就已向孙权提出了这个要求，可孙权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直到战后，此事依旧悬而未决。曹丕开始不爽了，打算派重臣辛毗、桓阶出使东吴，给孙权下最后通牒——赶快把儿子送过来，否则朕有理由怀疑你称臣是假的。
让曹丕万万没想到的是，辛毗和桓阶还没动身，孙权的答复就来了，意思很明确，他不会送儿子来当人质。
这无异于是在赤裸裸地告诉曹丕——不用怀疑我的称臣之举，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
直到此刻，曹丕对孙权的幻想才终于破灭。
在“称臣”这件事上，与其说是孙权成功地忽悠了曹丕，还不如说是曹丕被自己的虚荣和自欺心理成功地蒙蔽了。
孙权之所以敢摊牌，无非是因为他已经在西线击败并重创了刘备，两线作战的危险已经解除，所以他现在完全有信心回头在东线跟曹丕干上一仗。
曹丕感到自尊心和智商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禁勃然大怒，决定讨伐东吴。然而，现在讨伐东吴，真的是好时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刘晔立刻表示了反对，说：“东吴刚刚打了胜仗，上下齐心，且有山川险阻可以依恃，很难在短时间内打败他们。”
当初刘晔劝曹丕攻吴，是因为可以跟刘备东、西夹攻，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是最佳时机；如今他阻止曹丕，则是因为刘备败了，战机已经错失，而东吴士气正盛，所以绝非出兵的好时机。
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思维。
可曹丕身为曹魏皇帝，偏偏不具备这种思维。他当初不肯进攻东吴，是因为孙权表现得十分“乖巧”；现在想打东吴，则是因为孙权惹他生气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全凭个人好恶，无视客观情况，任由情绪主宰，毫无理性可言，根本不像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帝王，更像是无知无识的一介匹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
君主不可以因一时的怒气而兴兵，将领不可以因一时的气愤而开战。曹丕之前在批评刘备“连营七百里”时，说他犯了兵家之大忌，貌似一副熟读兵书的样子，可轮到他自己，就把《孙子兵法》抛到九霄云外了。
黄初三年九月，曹丕不顾刘晔劝阻，命曹休、张辽、臧霸率军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长江渡口），命曹仁率部出濡须，命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部进围南郡，兵分三路，对东吴发起了全面进攻。
曹魏与东吴之间维持了短短几年的“政治蜜月期”，至此宣告终结。
孙权立刻调兵遣将，以三路御敌：命吕范率五个兵团及江防舰队，抵御曹休等人；命朱桓率部抵御曹仁；命诸葛瑾、潘璋、杨粲率部驰援南郡。
一切部署停当后，孙权又开始向曹丕释放烟雾弹，先是给曹丕上书，态度突然变得十分谦卑，表示愿意把土地和人民都献给曹魏，自己心甘情愿到交州去当寓公；稍后，又托人带话给曹丕，说想为儿子孙登向曹魏宗室求婚；没过几天，又说打算派张昭等人护送孙登前往洛阳……
总之，就是各种花式忽悠，简直是把曹丕的智商当成面团在反复蹂躏。
面对孙权这种反复无常、近乎恶作剧的行为，一般脑子不糊涂的帝王肯定懒得搭理，可曹丕竟然还板板正正地给孙权回了一封信，说：“朕与阁下，君臣大义已定，又怎么乐意劳师动众，兵临长江、汉水？倘若孙登早上入朝，我下午就把大军召回。”
都什么时候了，曹丕居然还在奢望孙登入朝，真是让人无语。
对于曹丕的这封回信，孙权的反应十分简洁明快，只有一个动作——改元。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孙权自立年号“黄武”，从此再也不用曹魏的年号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学名叫作“不奉正朔”，属于最正式、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割据行动。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孙权起的这个年号，“黄”字取自曹魏年号“黄初”，“武”字取自蜀汉年号“章武”。这种各取一字的做法，显然并非无心，而是有意为之。换言之，孙权就是想通过这个年号昭告天下——
从今天起，我东吴就跟你们曹魏和蜀汉“三国鼎立”了！
曹丕还在指望孙登入朝，可孙权直接就用“改元”这个行动给（左扌右享）回去了。这脸打的，真是啪啪作响。
曹丕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愤然宣布御驾亲征。
当年十一月，曹丕自许昌南下，进抵宛城。就在这时，曹休从前线寄来了一份大表忠勇的奏疏，说：“臣愿率领精锐，龙骧虎步，跃马江南，连后勤补给都不需要，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臣一定每战必克，即便战死沙场，也请陛下不要挂念。”
稍有点实战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来，曹休这是在吹牛。长江是一道天险，又不是一条小水沟，而且江上还有当时天下水战能力最强大的东吴水军把守，岂是你曹休想越就能越过去的？
反正吹牛又不上税，只要老板喜欢听就行了。
果然，曹丕还真喜欢听，而且还把曹休的吹牛当了真。他担心曹休贸然渡江、孤军深入会有危险，赶紧派快马传令，命曹休不得擅自渡江。
眼看老板被曹休忽悠得又急又忧，一旁的老臣董昭不忍心，只好把曹休的牛皮戳破，说：“臣看陛下面有忧色，想必是担心曹休渡江吧？说到渡江作战这种事，其实谁都不会轻易冒险，就算曹休有此雄心壮志，也势必不敢孤军南下，必须众将领配合行动。至于臧霸那些人，富贵功名都有了，不会再有更大的企图，只想终其天年、保有禄位而已，怎么可能心存侥幸、自投死地呢？若臧霸等人观望不前，曹休自己便退缩了。依臣看来，就算陛下命他们渡江，他们恐怕也会犹豫拖延，未必就会马上从命。”
曹丕闻言，将信将疑，却没说什么。
很快，董昭的判断就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型遭遇战得到了证实。
当时，吴将吕范的舰队在江面上与魏军对峙。某日，吴军一侧的江面突然刮起暴风，不仅吹断了缆绳，还把吴军战船一股脑儿全都刮到了北岸的曹营前。曹休抓住战机，迅速出动，将晕头转向的东吴水军斩杀并俘虏了一千余人。
曹丕得到战报，立刻命曹休利用这个机会，率全军渡过长江。
不出董昭所料，之前还信誓旦旦的曹休真的接到渡江命令后，立马就怂了，好几天都按兵不动。东吴旋即派出援军，把被围困的吕范所部救了出来，返回南岸。曹休知道再不动就不好交代了，便命臧霸率部追击。可这个臧霸同样被董昭算准了，压根不想冒险追击，只是跟在吴军后面做做样子而已。
吴军见状，立刻杀了个回马枪，把臧霸打得大败而逃，魏军将领尹卢战死。
一个突破吴军长江防线的天赐良机，就这样被曹休和臧霸生生毁掉了。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二月，曹仁率步骑数万进攻濡须，出兵前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攻打东边的羡溪。镇守濡须的朱桓赶紧分兵前去援救，不料那一部人马走后，曹仁大军却径直向濡须杀来。
朱桓闻报，知道中了对手的声东击西之计，连忙又派快马去召回那支部队。可快马刚走，魏军已兵临城下。此时朱桓所部仅剩五千人，麾下众将无不忧惧。可朱桓却镇定自若，对众将道：“敌军跋涉千里而来，人困马乏，而我军据守坚城，以逸待劳，定可百战百胜。即便是曹丕自来，尚且不足为虑，何况是区区曹仁？”
随后，朱桓也使了一出“空城计”，命部众偃旗息鼓，做出守备极其空虚的样子，暗中却严阵以待，就等魏军来攻。
曹仁见状，立刻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又命部将常雕、王双乘上快船，攻击濡须水的江中小岛。
吴军将士的家眷都在这座小岛上。曹仁这一招，大有釜底抽薪之意。可是，随军谋士蒋济却不赞成去攻岛。他的理由是：东吴水军的战船都集结在上游不远处，一旦魏军进入江中，恐怕还没登岛，吴军就杀过来了；而吴军都是大型战舰，魏军则是小型快艇，根本不是对手，所以此举绝对是自寻死路。
曹仁不听，仍命曹泰等人按原计划行动，自己则率一万人马留守橐皋（今安徽巢湖市西北），作为各军的后援。
战斗打响后，主攻濡须的曹泰一路首先受挫。因为吴军兵力虽少，但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力并不弱；而曹泰则被朱桓的“示敌以弱”迷惑了，颇有轻敌之心，所以仓促攻城，结果一战便被击退了。
曹泰退回大营后，本想稍作休整再行攻城，不料朱桓却亲率精锐从城中杀了出来。曹泰不敌，只好一把火烧掉大营，仓皇撤回橐皋。
另一路的战况，则不出蒋济所料，常雕、王双刚刚率部进入江中，便遭到东吴水军的猛烈进攻，结果常雕战死、王双被俘，所部一千余人或被砍杀，或落水溺毙，全军覆没。
东线战场的曹休和曹仁接连受挫，接下来，魏军的希望就全部落在西线战场了。西线，魏军的主攻目标是南郡的江陵。
此时镇守江陵的吴军大将是朱然。吕蒙临终前，特意向孙权推荐了他。
江陵是东吴的西边门户，战略意义自不待言。对东吴来说，此地不容有失，而对曹魏来说，则是志在必得。
所以，双方注定要在此地展开一场恶战。
永安托孤：刘备在玩权谋吗？
江陵外围，有东吴的两路援军，一路是孙权派出的诸葛瑾等人，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公安；另一路是大将孙盛，所部约一万人，驻扎在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
这样的防御力量，应该说已经很雄厚了——两路援军与江陵守军互为掎角，魏军要想把江陵困死，显然没那么容易。
然而，西线魏军的战斗力，却让东吴方面大出意料之外。
黄初四年春，魏军西线统帅曹真展开了“围点打援”的行动：先是在正月，命张郃进攻孙盛，大破吴军，夺取了江中岛；紧接着在二月，又命夏侯尚击退了诸葛瑾、潘璋等人率领的援军；曹真本人，则亲率主力把江陵团团围困。
很快，江陵城便陷入了“中外断绝”的境地，加上城中疫病流行，仍有战斗力的兵员只剩五千人，形势极为险恶。
魏军的攻势异常猛烈，“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守城将士惊恐万状，个个面无人色，只有朱然一如平常，毫无惧意。他不断激励将士，积极组织防御，非但顽强地守住了城池，还趁魏军暂停进攻的间歇，亲自率部出击，攻破了魏军的两座营寨。
就这样，魏军围困了江陵数月之久，却始终未能攻克。
不过，城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战斗人员越打越少，粮食也即将告罄，军心不免再度动摇起来。当时，负责防守北门的江陵县令姚泰觉得肯定守不住了，便暗中派人与魏军联络，准备打开城门投降。
所幸，朱然及时察觉，斩杀了姚泰，这才稳住了军心。
为了援救江陵，孙权决定派水军夺回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打破魏军的封锁。魏军大将夏侯尚得到情报，立刻上报曹真，并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计划：派重兵把守江中岛，然后在江面上架设浮桥，直达北岸，以便大军随时进出。
曹真及众将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因为如此一来，对江陵的封锁就会非常稳固，那么城池自然指日可下。
很快，魏军便实施了这个计划。
当身在宛城的董昭得知这一消息后，顿觉大事不好，立刻上书曹丕，说：“先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十分谨慎，从不敢轻敌若此。凡是行军作战，前进容易，后退困难，这是兵法常理。即便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作战，撤兵尚且不易，何况深入江中，更要考虑后路，因为胜败无常，战场上不可能事事如意。如今，大军进驻江中岛，可谓至深；靠浮桥运送部队，可谓至危；只有一条道路通行，可谓至狭。三者皆兵家之大忌，我军却全都犯了。倘若吴军集中兵力攻击浮桥，我军稍有失误，岛上的精锐便会悉数成为吴国的俘虏，不再是魏国所有了。臣为此甚感忧虑，寝食难安，可前线那些将领却都自以为得计，这不是糊涂吗？何况汛期将至，一旦江水暴涨，我军如何防御？用兵之道，若无法战胜敌人，至少要保全自己，为何将自己置于险境，却毫无恐惧之心呢？万望陛下明察。”
曹丕见到奏疏，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诏，命夏侯尚所部即刻撤出江中岛。
不出董昭所料，就在夏侯尚接到诏令、匆忙撤退的同时，东吴水军已经在东、西两侧集结了两支舰队，正准备夹攻浮桥。
魏军人数众多，浮桥却十分狭窄，撤退时不免一片慌乱，几乎堵得难以通行。所幸，曹丕的命令来得非常及时，当东吴水军逼近浮桥时，夏侯尚所部刚好全部通过浮桥，安全撤到了北岸。
魏军将士惊魂甫定之际，回头一看，不禁又捏了一把冷汗——吴军大将潘璋早已准备了大量舟船，上面满载芦苇，只等靠近浮桥便纵火焚烧。
假如撤退命令晚到一步，浮桥必定被付之一炬，而夏侯尚的这支部队也必定会全军覆没！
十余日后，果然又如董昭所料，长江水位迅速暴涨，把江中岛完全淹没了。曹丕既后怕又感慨，对董昭道：“你对这件事的判断，何其精准啊！”
不久，魏军军中突然爆发疫情，将士们纷纷病倒，战斗力大幅下降，曹丕知道再耗下去凶多吉少，只好无奈地发布了诏令，命三路大军全部撤退。
曹魏对东吴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魏、蜀、吴三国进入了一个为期数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通过夷陵之战和魏、吴之间的这场大战，所有人都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如今鼎足而立的这三个政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略均势，谁也不可能轻易吃掉谁，更不用说一统天下。
虽然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还是曹魏最强，但这种强大却远远不足以让它在短时间内吞并其他两国，甚至都不足以让它彻底战胜其中任何一国。简言之，就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八个字，对蜀汉和东吴也同样成立。
尽管东吴分别击退了来自蜀汉和曹魏的全力进攻，可这已经是它的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不可能对二者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充其量只能是在东线与曹魏进行旷日持久的局部交锋。
至于蜀汉，在夷陵惨败后，向东扩张遭遇重挫，从此便不敢再打荆州的主意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然后向南稳定大后方，向北寻求突破。这正是后来由诸葛亮主导的战略。
如果说在曹操的全盛时期，“一统天下”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如今这个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四个字，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为了图吉利，将此地改名永安，取“永远平安”之意。
可是，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的平安呢？
自从起兵以来，刘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各种危险，所谓的平安，或许就是这一个危险与下一个危险之间的短暂间歇罢了，何来“永远”？
更何况，即便刘备一路披荆斩棘，化解了所有的危险，到最后，总有一个危险是他无法化解的，那就是——死亡。
黄初四年春，刘备在战败的羞愤中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二月，诸葛亮接到诏令，马不停蹄地从成都赶到了永安。三月，刘备病势沉重，陷入弥留。
一代枭雄，一位草根逆袭的王者，终于到了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论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
刘备把诸葛亮召到病榻之前，命他以丞相之职辅佐太子刘禅，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手。
这对相知多年的君臣，在最后的时刻，执手相看泪眼，当然并没有“无语凝噎”，而是留下了一段简短却意义重大的对话。
（刘备）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也称白帝托孤）。
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超过曹丕十倍，必能安定国家，完成大业。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请辅佐；如果他没有君主之才，你可以取代他。”
诸葛亮哭着说：“臣岂敢不竭尽全力，以忠贞之节报效，死而后已！”
这段对话，乍一看就是正常的托孤遗言，但仔细品味，其中有四个字，却与历史上大多数政治遗言截然不同，似乎大有深意，遂令千百年来的无数后人争讼不已，至今仍无定论。
这四个字就是刘备说的“君可自取”。
老皇帝托孤，却跟顾命大臣说，我儿子要是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这种话，简直会把顾命大臣活活吓死。相信诸葛亮在那一刻，一定会汗流浃背，惶恐莫名。他当时流下的眼泪，如果说有七分是哀伤，那么另有三分，恐怕便是惊惧和惶恐了。
正因为刘备这话实在是超乎常理，所以他的动机就十分耐人寻味：刘备说这种话，究竟是出于真诚之心，以国家大事为重，希望诸葛亮“能者上位”，不必顾忌君臣之义，还是出于帝王权谋，忌惮诸葛亮的能力，所以既要托孤，又要防止权臣篡位，故而留此遗言终身震慑诸葛亮？
这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历来都有很多拥趸，而且似乎都言之成理。
前者，以《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代表，他说：“其（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三国志·先主传》）
很显然，陈寿认为刘备托孤完全是出自真诚之心。所谓“心神无贰”，强调的就是刘备之言纯属发自肺腑，绝无弦外之音，更不存在“权谋论”那种阴暗的动机，所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大义，才能成为古往今来的典范。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清代史学家赵翼，也都持类似观点。胡三省说：“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刘备）之明白洞达者。”赵翼也说：“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
对刘备“永安托孤”进行阴谋论解读的代表，则非乾隆皇帝莫属。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这话的意思是：刘备跟诸葛亮平时常以鱼和水来比喻彼此的关系，可见刘备深知诸葛亮的忠贞，可为何托孤时要说这种猜疑的话呢？三国时代的人，大多崇尚诡诈之术，实在可鄙！
可能同样是皇帝，所以乾隆自认为更懂刘备的心思，于是习惯成自然地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解读刘备的话，结论当然就是“猜疑”和“谲诈”了。
那么，当刘备说“君可自取”时，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哪一种呢？是出自真心，还是出自权谋？
我的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理由很简单：人都是复杂而矛盾的，刘备尤其如此。
我们在前文说过，刘备这个人，很难用一个固有的标签来界定他。你说他仁义，他确实有很多仁义之举；你说他诡诈，他确实也经常扛着仁义之旗行权谋诡诈之事。
刘备为什么要行仁义？
因为这不仅出自他的天生性情，也是出于立身处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也分析过，像刘备这种草根出身的苦孩子，没有任何资源，只能以仁义立身创业，有意识地跟曹操、袁绍这些豪门子弟进行差异化竞争，才有可能拿到逐鹿天下的入场券。
刘备为什么要行权谋诡诈之事？
原因也一样，要想在乱世安身立命并且逐鹿天下，不懂权谋怎么混？不行诡诈之术怎么可能建立霸业？
所以，“高尚/卑鄙”“真诚/虚伪”“仁义/诡诈”这些通常看上去水火不容的品质，就可以水乳交融地结合在刘备一个人身上。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矛盾的东西，同样存在于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身上。
弄清了这个前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刘备托孤之时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是简单而纯粹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刘备与诸葛亮的确相知莫逆，否则既不会有“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也不会有刘备对关羽和张飞说的那句经典之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后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并肩作战，两人之间更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外，对于诸葛亮的能力、才干和忠诚，刘备也是高度认可的。所以，刘备要托孤，诸葛亮必然是舍此无他的不二之选。就此而言，刘备的托孤之举当然是真诚的，因为他绝不可能把儿子和蜀汉基业托付给一个能力不足或忠诚度不够的人。
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刘备毕竟是一个皇帝，而且是在乱世之中草根逆袭的皇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复杂而深沉的帝王心术呢？
帝王心术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百分之百的完全信任。
这并不是说刘备不相信诸葛亮，而是刘备不相信人性。靠自己的本事拼杀出来的帝王，对人性都有很深的洞察，对于世事无常、人心善变更有着深刻的体认。所以，刘备相信诸葛亮的忠诚，与刘备担心诸葛亮未来有变成权臣的可能，这两者并不矛盾。或者说，即使是矛盾的，这两种心态也完全可以在刘备的心中并存。
古人常说“主少国疑”，意思是即位的君主年少，人心便会疑惧不安。刘备托孤的这一年，刘禅才十七岁，是典型的未经世事的少主。何况知子莫若父，阿斗生性懦弱、才具平庸，刘备不可能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少主，搭配一个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的顾命大臣，其结果，就使后者极有可能成为架空君主的权臣。这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对此，刘备必然会有所预见，也必然会感到担心。尽管所托付的这个人，是他一直以来都高度信任的诸葛亮；尽管眼下的诸葛亮，其忠诚度是无可怀疑的。可刘备不敢保证，此时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在大权独揽若干年后，其品德不会败坏，其野心不会膨胀。
所以，刘备索性把这层担心直接表露了出来。当然，表露方式是很委婉、很高明的，是推心置腹、充满真诚的。不管诸葛亮对“君可自取”四个字作何理解，理解到什么程度，总之刘备相信，诸葛亮在听到这四个字时，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震撼，而且这种震撼必将伴随诸葛亮的一生——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言犹在耳。
如果诸葛亮是始终忠贞不渝的，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勖勉和鞭策。
如果诸葛亮有朝一日起了异心，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敲打和震慑！
这就够了。
对于行将就木的刘备而言，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的蜀汉霸业会走向何方，未来的天下大势会如何演变，就不是他所能关心和左右的了。
托孤之后，刘备还给阿斗和另外两个儿子留下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遗言。
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人到五十岁死亡，就不算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何遗憾？我自己虽然无憾，但对你们兄弟甚是挂念。不要因为恶行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做。只有贤能和品德，能让人敬服。你的父亲德行不够，你不要效法。
后人从刘备的这段遗嘱中，摘出了两句为人处世的格言。这两句话从此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之语，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刘备对仁德的注重，于此可见一斑。作为一个草根逆袭的皇帝，刘备一生固然做过不少权谋诡诈的事，但作为一个性情宽厚的人，刘备仁德的这一面，却是毋庸置疑也不容抹杀的。
临终之际，刘备把次子刘永叫到床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们兄弟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丞相。”
曹魏黄初四年（蜀汉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于永安，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昭烈”。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给了刘备很高的评价。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耳。
刘备气度恢宏，意志坚毅，性情宽厚，有知人之明，善待士人，具备高祖刘邦的风范和英雄的器宇。刘备在机变、权术、才干、谋略方面不及曹操，所以事业格局相对有限。然而，刘备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不肯屈居曹操之下，是因为他料定以曹操的器量，终究容不下他，这不仅是为了争权夺利，也是为了不被曹操所害。
同年五月，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资治通鉴·魏纪二》）。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蜀汉的一切政务，无论大小，全部都由诸葛亮裁决。
这一年，诸葛亮虚岁四十三，属于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年纪。上天在这一刻把蜀汉的这副重担交到他的手上，既是一种命运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诸葛亮小刘备整整二十岁，所以刘备打下的基业，迟早是要交棒给他的。这一点，其实早在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在隆中与诸葛亮一起策划天下大计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黄初四年的夏天，当诸葛亮扶着刘备的灵柩走在回成都的路上，这句话肯定是他当时的内心写照，只是后来才被他记录在了《前出师表》上。
属于曹操的时代，属于刘备的时代，都已经随着这些枭雄的离去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中。接下来，将是一个属于诸葛亮的时代，以及即将与他同台竞技的司马懿的时代。
这一刻，胸怀天下的诸葛亮定然踌躇满志，同时也如临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