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之战，刘备称王
曹操占据汉中，无异于在刘备的卧榻之旁虎视眈眈，所以刘备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安稳的。
法正便向刘备进言，道：“曹操一举逼降张鲁，平定汉中，不趁此机会进攻巴蜀，而只留夏侯渊和张郃驻守，自己班师北还，这并非因为他才智不足、力有未逮，而是其内部存在隐忧。如今，以我对夏侯渊和张郃的分析，其才略不足以胜过我军将领，我军若大举北上，定可攻取。一旦拿下汉中，便劝课农桑，积蓄粮食，等待时机。此战略，上可以消灭敌人，匡扶汉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开疆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地，为持久之计。此乃上天所赐的良机，万不可失。”
刘备欣然赞同，随即亲率大军进兵汉中，同时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将领进驻下辨（武都郡治所，今甘肃成县），负责阻击曹操的援军。
曹操得到战报，立刻命曹洪、曹休率部进攻武都，驰援汉中。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三月，曹洪、曹休进抵武都。张飞闻讯，留吴兰守城，然后率部进驻固山（下辨西北），并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截断曹军后路。
消息传来，曹洪等人都有些疑惧，便不敢轻易攻城。只有曹休不以为然，道：“敌人若真的要断我军后路，必然是悄悄行动，暗中设伏，如今却虚张声势，反而说明他们没这个能耐。所以，我军应趁他们尚未完成部署，立刻攻击吴兰。等下辨城一破，张飞和马超无所立足，自己就跑了。”
曹洪觉得有道理，立刻下令攻城。
果然，刘备留给张飞等人的兵力其实不多，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实力抄曹军后路，而当曹军全力攻城时，吴兰一部更是独臂难支。很快，城池被攻破，吴兰被曹军砍杀，所部全军覆没，张飞和马超被迫撤退。
此时，刘备在阳平关鏖战，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初，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此关，对手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张卫，尚且给曹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差点迫使曹操退兵。而如今，守卫此关的是夏侯渊、张郃、徐晃等曹军猛将，刘备要想拿下此关，势必要付出比曹操更大的代价。
眼看正面强攻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刘备只能兵行险着，命部将陈式率部攻取马鸣阁栈道（今四川广元市北），试图绕过阳平关，从曹军后侧发起攻击。
可是，刘备想得到这招，曹军又怎么可能想不到呢？徐晃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陈式一到，就被打得丢盔弃甲，仅率残部逃回。
刘备这边的攻势，同样接连受挫。
当时，曹军的主帅虽是夏侯渊，但刘备觉得夏侯渊不难对付，真正难搞的是张郃。他得知张郃屯兵广石（今陕西勉县西），便亲率一万余名精兵，并将其分成十部，于深夜对张郃大营发动奇袭。
曹军虽然深夜遇袭，但张郃却不慌不乱，亲自率部上阵肉搏，接连击退了刘备的十部精兵。刘备见偷袭不成，只好下令撤退。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刘备麾下已是损兵折将，不得不给诸葛亮发去急信，命他赶紧往前线增派部队。
当年七月，曹操得知刘备还在死磕汉中，遂亲率大军出征，于九月进抵长安。
然而，曹操此次出兵，与其说是要跟老对手刘备决一死战，还不如说只是想给刘备施加压力，让他知难而退。因为，从九月到达长安曹操就按兵不动了，直到半年之后，前线的形势急转直下，他才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急趋汉中。
此时，刘备早已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曹操先机已失，注定难有作为。
那么，这半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汉中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变呢？
答案就是——身为前线主帅的夏侯渊战死了。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刘备与夏侯渊已经在阳平关下对峙了将近一年，却始终未能决出胜负。
刘备这个人，军事上其实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但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坚韧不拔。只要是他认定的目标，必定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汉中的得失关乎整个益州的安危存亡，所以刘备志在必得，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碰上这么个硬茬，夏侯渊也很头疼。夏侯老兄是一个急性子，你让他搞千里奔袭，打闪电战，大开大合，速战速决，他没问题；可像眼下这种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却很容易把他弄得心浮气躁。
一个主帅一旦产生急躁心理，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当时，刘备率部南渡汉水，在离阳平关不远的定军山安营扎寨。如果夏侯渊足够有耐心，他完全可以稳坐阳平关，固守险要以逸待劳，让刘备来打，逐渐消耗刘备的有生力量，并最终耗死他。因为时间是站在曹军这边的，只要粮草和补给不出问题，打上个两三年都没关系。刘备是客场作战，后勤运输线道阻且长，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为不利，所以刘备最希望的就是夏侯渊主动出关，然后伺机展开决战。
就在此刻，夏侯渊犯了第一个错误，与张郃一同引兵出关，然后筑起营寨，与刘备对峙。
随军出征的法正大喜过望，对刘备说：“出击的时候到了！”
当天夜里，刘备命全军对曹营发起猛攻，开始放火焚烧曹营外围的鹿砦。
此刻，夏侯渊犯了第二个错误，急命张郃去修复东围鹿砦，自己则亲率一部去修复南围鹿砦。稍后，传令兵来报，说张郃失利，快守不住了。夏侯渊就在这时犯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致命的错误——从原本不多的部众中，又拨出了一半兵力去增援张郃。
刘备得到情报，立刻命黄忠所部全力进攻夏侯渊。
据说，此时夏侯渊身边只剩下四百人。当黄忠率部从山上俯冲下来，对他们展开雷霆一击时，这四百人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
于是，曹军的汉中主帅、一代名将夏侯渊，就这样被黄忠斩杀了。
毫无疑问，夏侯渊死得很没有价值。在他接连犯下的三个错误中，最不应该的，就是亲自出马去修补鹿砦。
这本来是一个“工兵排长”就可以干的活儿，可他这个前线总司令愣是自己上手了，结果不但害死了自己，也直接导致了曹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进而影响了整个汉中之战的走向和结局。
由此可见，身为主将，如果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过浓厚，迟早是会出大事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就看出了他身上的这个毛病，因此郑重警告他说：“身为将领，应当要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一味依仗自己的勇猛。固然，将军要以勇猛为本，但同时必须要有智谋；若只有勇猛，不过是一介匹夫罢了。”
很可惜，夏侯渊没听进去，所以曹操这番话就不幸言中了。
夏侯渊一死，曹军群龙无首，被刘备打得大败，张郃只能率残部退守阳平关。
没了主帅，军营上下人心惶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任督军的杜袭和司马郭淮商量了一下，决定推举张郃暂代主帅。他们收拢了散兵溃卒，然后号令各军，说：“张将军乃国之名将，素为刘备所忌惮，而今形势紧急，非张将军不能主持大局。”
张郃遂临危受命，接管了部众。他下令各军严加戒备，并亲自巡视阵地，而众将领也都接受节制，军心总算安定了下来。
当年三月，曹操才姗姗来迟，率大军从斜谷进入了汉中地区。
刘备得报，非但不惧，反而一脸轻松地对诸将说：“曹操虽亲自出征，已无法挽回颓势，我军定能拿下汉中。”
从前的刘备不止一次被曹操打得满世界跑，可以说患上了一定程度的“恐曹症”。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的刘备坐拥一个益州和半个荆州，已然跟曹操、孙权形成三雄争霸之局，且麾下人才济济、兵强马壮，自然不会再害怕曹操了。
不过，刘备也不急着跟曹操交手。
因为，曹操亲率大军前来，兵力固然是大大增加了，可粮秣给养的消耗也相应增加了。如果说，之前刘备的后勤补给比曹军艰难的话，那么现在，双方就是半斤对八两了，我难你也难，就看谁更有耐心、更有韧劲了。
所以，刘备随即下令各军据守险要，准备跟曹操打一场持久战。
大军对峙，却无意交锋，那么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袭击对方的补给线了。某日，黄忠得到情报，说曹军有一支运粮队要从阳平关北面的山上经过。他决定劫了这批粮草，于是立刻率部前往。
可是，黄忠走后，大半天都不见回来。
当时，赵云和黄忠同驻一座大营。赵云有点担心，怕老黄出事，便带上几十名骑兵出去探查。不料，此时曹操大军恰好出动，双方猝然遭遇。按理说，碰上这种状况，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掉头就跑，可赵云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命手下骑兵对曹军发起进攻。
虽然他们只有几十骑，但一顿猛冲之后，曹军前锋的阵脚还是被打乱了。赵云见好就收，赶紧带着部众且打且退。
等曹军前锋回过神来，才发现对方仅有几十人，连忙重新集结，然后拼命追击。
赵云一口气跑回了军营，可曹军却在背后紧咬不放。此时，营中毫无防备，要组织有效的防御根本来不及。于是，赵云又一次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命部众把营门打开，然后偃旗息鼓，让大伙各回营房，制造出了一个空营的假象。
当曹操率大军追到营门外时，见敌营不但大门洞开，而且一片死寂，连个鬼影都看不到，顿时大为狐疑。
怎么回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联想到方才赵云只带了几十骑出外溜达，然后打一下就跑，这不就是示敌以弱、诱敌深入，最后想在营中打埋伏吗？
还好我老曹警惕性高，否则就着了你小子的道了！
曹操得出这个结论后，当即掉转马头，引兵而还。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就这样被赵云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西晋人郭冲把这个故事移到了诸葛亮头上，然后写进了《条亮五事》（记录诸葛亮的五则逸事）中；再后来，罗贯中又把郭冲编的这个故事写进了《三国演义》。于是后世读者都以为“空城计”的主人公是诸葛亮，对手是司马懿，其实真正的主人公是赵云，对手则是曹操。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偃旗息鼓”，也是出自赵云一手导演的这出“空城计”。
曹操带着部众掉头离去后，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他万万没料到，大军刚刚走到汉水边上，身后突然“擂鼓震天”，赵云居然率部追了过来。
还没等曹操回头列阵，赵云部众的强弓劲弩便一齐发射，漫天箭雨呼啸而下，瞬间就击杀了一大片曹军的后卫部队。曹军大为惊骇，开始四散狂奔，然后互相踩踏，不少人被活活踩死，更多的则是堕入汉水，溺水而死。
这场令人始料未及的遭遇战，就这样以赵云的大胜和曹操的惨败而告终。
次日，刘备专程前来营中视察，对赵云大加赞赏，说：“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此后，曹操与刘备又对峙了一个多月，曹军中的厌战情绪开始蔓延，逃亡的官兵越来越多。
汉中在曹操眼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死守的地方，所以当初平定张鲁后才会把那么多百姓迁走。如今夏侯渊在此战死，自己又遭遇了惨败，此时的汉中对曹操而言已经不只是一块鸡肋了，更成了一个伤心之地。而眼下将士们又大量逃亡，军队的战斗力正在迅速削弱，如果继续这么耗下去，说不定自己的老命都得扔在这儿。
将上述事情通盘考虑了一遍后，曹操顺理成章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汉中。
当年五月，曹操引兵北还，彻底把汉中让给了刘备。
临走前，他担心刘备会攻取武都，然后利用当地的氐人来进逼关中，便问时任雍州刺史的张既有何良策。张既说：“可以把氐人迁到关中。就跟他们说，先到者朝廷重重有赏；为了利益，后面的人自然就会跟着走了。”
曹操同意这个办法，并让张既到武都负责此事。很快，便有大约五万个氐族村落的百姓集体迁居到了关中，分别被安置在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市）和天水郡（治今甘肃甘谷县）。
至此，曹操前后三次把汉中和武都的百姓迁了出去，总计应有数十万人之多。所以，刘备虽然就此占据了汉中，却不得不长期面临人口匮乏、土地荒芜的局面。
若干年后，诸葛亮以汉中为基地，接连发动五次北伐，其中多次都是因为粮草不继而被迫撤兵，其根源就在于汉中一带早就被曹操掏空了。
拿下汉中后，刘备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与荆州北部接壤的地区——那里仍是曹操的地盘。除了襄阳和樊城外，位于襄、樊西面的房陵（今湖北房县）和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也都还在曹操手中。
随后，刘备命将领孟达从秭归出兵，攻打房陵。孟达很快便将其攻克，斩杀了曹操任命的房陵太守蒯祺。刘备又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与孟达东西夹击，攻打上庸。曹操任命的上庸太守申耽自知不敌，只好开门迎降。
至此，汉中全境悉数被刘备收入囊中。
拿下房陵和上庸，不仅把刘备现有的地盘全部连成了一片，而且对襄阳和樊城形成了钳形攻势——西面的上庸有刘封和孟达，南面的江陵则有关羽。
下一步，刘备的战略便是攻取襄、樊，据有整个荆州北部，然后便可西出宛城、进逼中原了。
一切，都按照当年“隆中对”的既定战略在步步推进。
当年七月，刘备在沔阳（今陕西勉县）设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册封仪式，自立为“汉中王”。
这一年，刘备五十九岁。
出道这么多年，历经无数挫折，如今的玄德兄总算是熬出头了。所以，他需要一顶王冠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也给追随自己多年的弟兄们一个交代。
放眼天下，昔日多少枭雄都已灰飞烟灭，能够撑到今天的，既是胜者为王，也是“剩者”为王。所以，曹操成了魏王，刘备成了汉中王，孙权也将在三年后成为吴王。
既然已经称王，刘备自然是要跟曹操打声招呼的。他随后便派遣使节去了许都，对御座上的傀儡天子作了奏报，同时把“左将军”和“宜城亭侯”的印绶还给了曹操。
你是魏王，我是汉中王，从此大家就平起平坐了，这些东西当然要物归原主，还请孟德兄收好。
当曹操看着刘备还给他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年对刘备说过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事实上，当年曹操说这句话，多少是有些言不由衷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既有笼络之心，也有敲打之意，并非真的把刘备当成普天之下唯一的对手。换言之，当初的曹操虽然知道刘备是个人物，但恐怕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当初随口一说，而今竟一语成谶！
想起这些，曹操一定会感到既无奈又讽刺。
水淹七军：关羽的巅峰时刻
刘备称王后，立刘禅为太子，随后擢升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命他镇守汉中，然后班师凯旋，回到了成都。
老板称王了，弟兄们的身价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刘备擢升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余人等，也各有提拔。
此轮晋升，大部分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其中，许靖是文官，本身也是益州名士，虽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提拔他主要是为了笼络人心，而“太傅”一职基本上是荣誉衔，给他很合适；法正是刘备最倚重的谋士，此次出兵汉中就是他的提议，且随军出征，肯定有功，理应提拔；关羽和张飞是刘备的老兄弟，反正每次提拔几乎都有他们的份儿，没什么可说的；黄忠虽然资历较浅，来到刘备麾下的时间也不长，但人家老当益壮，斩杀了夏侯渊，这份功劳自然应该重赏。
上面这些人都没问题，“唯二”让人觉得不太公平的，一是没什么战功却升至高位的马超，二是明明立下大功却压根没被提拔的赵云。
客观来看，马超自从投靠了刘备，基本上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业绩。唯一称得上贡献的，也就是刚来的时候把刘璋及成都军民吓破了胆，从而顺利逼降了刘璋。而此次打汉中，他和张飞在武都是吃了败仗的，后面刘备死磕阳平关的时候，史书便没有他的记载了，估计就是没有任何值得一表的战绩。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一跃而为“左将军”，相当于取代了刘备原来的职位。若单纯以军功论，这是难以服众的。
可是，刘备为什么还是让他跻身“一线大将”的行列呢？
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马超之前毕竟是一方诸侯，其江湖地位和威望摆在那儿，就算没有什么战功，刘备也不敢怠慢了他。换言之，就是以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免得这个曾经纵横关陇的军阀再起异心。所以，此次对马超的擢升，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军功的角度。
再来看“一身是胆”的赵云，以一出绝妙的“空城计”大败曹操，从而迫使曹操放弃了汉中，可谓居功至伟，然而在这轮晋升中，刘备似乎把他给忘了。
之前攻下益州，赵云由“牙门将军”晋升为“翊军将军”，而此次却没有挪窝，还是原职。
那么，是不是“翊军将军”的军衔已经够高，足以跟前、后、左、右将军比肩，所以升无可升了呢？
首先，这个军衔古来未有，是刘备独创的，专门封给了赵云，终三国之世，再也没人继承这个头衔。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也算一种独有的荣宠，地位肯定是比一般的杂号将军高得多。此外，据东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也是把赵云的“翊军将军”与关、张、马、黄四人的军衔并列的。
由此可见，总体上看，赵云虽然在此轮晋升中被忽略了，但他在刘备集团里的真正地位，应该可以比肩于关、张、马、黄，或者说同属第一梯队。当然，要是进一步死抠细节的话，有一个差异不可不提——关、张、马三人在晋升军衔的同时，更获得了“假节钺”或“假节”的特权；而这项特权，黄忠和赵云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纯以军功、资历和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言，《三国演义》所谓“五虎上将”的排序，应该更符合我们后世读者的认知，即关、张、赵、马、黄，赵云排在中间，仅次于关羽和张飞。
但是，若以正史记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官方排名”则为：关、张、马、黄、赵，赵云屈居末位。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这五人合为一传时，也是按照这个排位顺序来写的。就此而言，赵云是有些憋屈的，不得不让后人替他抱憾。
关于此轮晋升，还有一个小插曲，跟关羽有关。
据说，当刘备派遣属下司马费诗前往荆州去给关羽授衔时，关羽听说自己居然跟资历平平、年纪却一大把的黄忠并列，顿时勃然作色，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费诗传》）然后坚决不肯受命。
不得不说，这就是关羽身上最大的缺点——傲气。
有才的人，通常都有这种“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的毛病，关羽也未能免俗。其实，关羽的这个性格缺点，早在几年前，他得知马超来降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当时，关羽素闻马超威名，觉得这家伙一来，可能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便特意写了封信给诸葛亮，问马超这个人的才干，大致可以跟何人相比。
诸葛亮一看，就知道关羽的傲气上来了。他真正想问的，其实是——马超跟我比如何？
怎么回信呢？
若说马超比你强吧，既不太符合事实，也会惹怒你，肯定不行；说马超不如你吧，似乎又把马超得罪了，日后传出去，肯定影响安定团结。
所以，诸葛亮再三斟酌后，提笔做了这样的回复：“这位孟起兄，文武双全，雄烈过人，堪称一世豪杰，不亚于汉初名将黥布、彭越，差不多可以跟翼德兄并驾齐驱、一争高下，但是跟你云长兄比嘛……你可是傲视群伦、超绝当世之人啊，他是肯定不及的。”
如此回复，既给了马超极高的评价，日后传出去也不怕得罪他，同时也等于捧了张飞，最后又把关羽直接捧上了天，简直是一石三鸟、面面俱到，可以说没人能把话说得比诸葛亮更漂亮了！
关羽见信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后就把这封信珍藏了起来，此后每次接待客人，都会把信拿出来让大家传阅，活像小孩子拿了“三好学生”的奖状一样。
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他的死穴和软肋，正如《荷马史诗》中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也会有一个脆弱的脚后跟。自负和孤傲，就是关羽的“阿喀琉斯之踵”。
短短数月后，关羽之所以会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意失荆州”，一世英雄却落得“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下场，很大程度上就是“骄傲”这一弱点导致的。
当时，费诗见关羽不肯接受任命，连忙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创立帝王之业者，不能只用同一种人。昔日，萧何、曹参跟高祖是发小，而陈平、韩信都是后来才投靠的。可论其官位，韩信居上，却也从未听说萧何、曹参因此抱怨。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指斩杀夏侯渊）重用黄忠，然而在他心目中，黄忠岂能与君侯你相提并论？在我看来，大王与君侯犹如一体，可谓休戚与共、祸福同担。所以，愚意以为，君侯不应计较官位高低、爵禄多少。在下不过一介信使，任务就是传达王命，君侯若执意不受拜，在下也只能回去。但是，君侯此举，令人遗憾，恐怕迟早会感到后悔。”
其实，关羽也不过是摆摆架子、发发牢骚而已，不可能真的拒绝受命。
虽说跟黄忠同列有些掉价，可你好歹在武将序列中也是排名第一的，还想怎样？倘若费诗真的拍屁股走了，你关羽不但自己下不来台，也会让老大刘备难堪，到时候大家脸上都挂不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所以，听完费诗的劝解，关羽便做出一番“大感悟”的样子，顺势就坡下驴，接受了任命。
当刘备命刘封和孟达拿下房陵、上庸后，关羽立刻意识到，进攻襄、樊，全面夺取荆州北部的时机成熟了。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即刘备刚刚自立为汉中王没几天，关羽便打响了北伐之战。
他命南郡太守糜芳（糜竺之弟）镇守江陵，部将傅士仁镇守公安，以防备孙权，然后亲率水陆大军北上，对曹仁驻守的樊城发起了猛烈进攻。
据《三国演义》所言，关羽“刮骨疗毒”的经典一幕，便是发生在这场攻城战中。故事里说，关羽在攻城时被曹仁的弓弩手所伤，右臂中箭，翻身落马，被关平救回大营。因箭头有毒，关羽伤口红肿，右臂不能动弹，众人赶紧四处寻访名医。恰在此时，神医华佗翩然而至，为关羽刮骨疗毒，旋即妙手回春，治愈了箭疮。
“刮骨疗毒”的一幕，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详，至于为关羽医治的人，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不是华佗。因为，华佗早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被曹操扔进许都的监狱中，然后拷打致死了。假如还有一个“华佗”去给关羽开刀，那肯定是江湖骗子。
按《三国志》记载，关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每到阴雨天，“骨常疼痛”。医师认为，是因为箭头有毒，侵入了骨头，必须割开手臂皮肉，刮骨去毒，才能根治。关羽二话不说，手臂一伸，就让医师动刀。
这是典型的外科手术，可关羽完全不当回事儿，一边开刀还一边跟众将领聚宴喝酒。手术过程中，只见“臂血流离，盈于盘器”，关羽竟然若无其事地喝酒吃肉，还跟众人谈笑风生。
这种忍耐力和意志力，当真世所罕见！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之所以把关羽奉若神明，除了崇拜他的义薄云天、武功盖世之外，再有的话，想必就是这种视疼痛如无物的“大丈夫气概”了。
关羽开始攻城后，曹仁一边据城死守，一边频频向曹操告急。曹操接到战报，立刻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打算让他挂帅出征。可是，在权力斗争中出局的曹植对政治早已死心，如今更没有那个心思去打仗，于是故意喝得酩酊大醉，连站都站不稳。
曹操万分无奈，只好转而派遣于禁和庞德，共率“七军”约三万人驰援樊城。
庞德本是马超麾下猛将，此前跟马超一起投靠了张鲁，可后来马超转投刘备，庞德却没有跟从，而是留在汉中。再后来，他便随张鲁一起投降了曹操，被曹操封为立义将军。
援军到来后，曹仁命于禁和庞德驻扎在城北十里处的山谷中，准备内外夹击，给关羽来个反包围。
然而，曹仁万万没料到，正是这一安排，导致了于禁的惨败。
时值八月，秋雨连绵，汉水暴涨，致使堤坝决口。而于禁、庞德驻扎之处，地势低洼，所以一夜之间就被数丈深的洪水淹没了。
这对关羽而言，自然是天赐良机。
当时，曹军人马大多被洪水所淹，于禁带着部分将士仓皇爬上了附近的高岗。关羽则率领他的水军，乘坐大型战舰，浩浩荡荡而来，将于禁等人团团包围，然后从容地发起了进攻。
于禁率残部抵抗了一阵，可他眼下的处境如同困守“孤岛”，再怎么抵抗也是徒劳。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战死，要么投降。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于禁最后还是选择了投降。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身为曹操嫡系的于禁选择了投降，可不久前才刚刚投奔曹操的庞德却表现得极其英勇。
庞德当时带着少数部众逃到了附近的堤坝上。面对关羽水军的围攻，史称其“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也就是从清晨一直力战到中午。部将董衡、董超等人想要投降，都被庞德亲手砍杀了。
最后，箭射光了，敌人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庞德厉声对部众道：“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三国志·庞德传》）说完便拔刀冲了上去，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这是一场毫无希望、必败无疑的战斗，可庞德却“战益怒，气愈壮”，用视死如归的行动诠释着“良将”的风范与“烈士”的气节。
然而，战至午后，大水越漫越高，庞德及其部众能够立足的地方也越来越小。面对如此绝境，残存的将士们终于撑不下去了，纷纷缴械投降。最后，庞德身边只剩下三个人。
他万般无奈，只好带着这三个人乘上一艘小船，准备拼死突围。可船刚划出去没多远，就被湍急的水流掀翻了。关羽部众生擒了庞德，把他押到关羽面前，命他跪下，可庞德却昂首挺胸，坚决不跪。
关羽内心也颇为敬佩他的悍勇，便道：“你的堂兄庞柔在汉中归顺了我们，我也有心要收你为将，你为何不早点投降呢？”
庞德怒目而视，破口大骂道：“竖子，扯什么降不降！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你们刘备不过是个庸才，岂能敌得过魏王？我宁为国家之鬼，也绝不当贼人之将！”
关羽有心想留庞德一命，可见他如此决绝，也没办法，只好把他杀了。
后来，于禁投降、庞德就义的消息传到邺城，曹操忍不住怆然涕下，悲叹道：“于禁与我相知三十年，何曾料想面临危难，反而不如庞德啊！”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战役之一“水淹七军”，以曹军惨败、关羽全胜而告终。这无疑是关羽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老天爷帮了大忙，而并非像《三国演义》里写的，是关羽决堤放水才淹了于禁七军。究其实，关羽只是顺势而为，抓住了战机而已。
灭了于禁的援军后，关羽立刻回师，继续围攻樊城；同时，另遣别将进攻曹军将领吕常驻守的襄阳。
由于连日被洪水浸泡，樊城的城墙多处坍塌，曹军将士惶惶不安，于是有将领劝曹仁道：“今日之危险，非人力所能克服，还是趁关羽尚未完成合围，乘上快船，连夜撤退吧。”
曹仁闻言，心里不由得也打起了退堂鼓。
此时，满宠也在樊城，见曹仁的意志有所动摇，赶紧道：“洪水来势凶猛，可难以持久，不必太过担心。我得到情报，说关羽已另派一部北上，前锋已进抵郏县（今河南郏县）。如今，自许都以南，百姓皆人心惶惶，而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就是担心我军断其后路。一旦我们撤退，关羽便会长驱直入，只怕到时候，黄河以南就不再是朝廷所有了。”
曹仁当然也知道樊城的战略地位有多么重要，只是眼下自己的部众只有区区数千人，若无援军，必定坚守不了多久。然而，若真的弃城而逃，回到邺城又将如何面对魏王？即便逃过一死，一世英名也将毁于一旦，那不是比死还难受？
所以，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死战到底！
曹仁想通了，遂召集部众，然后把一匹白马沉进了水里，以此立下盟誓，命全军上下“同心固守”。
随后，关羽对樊城完成了全面包围，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这样的围困，很容易让一些人意志崩溃。很快，城中便有两名大员违背了曹仁刚刚立下的“白马之盟”，偷偷出城投降了：一个是荆州刺史胡修，一个是南乡太守傅方。
关羽相信，用不了多久，城中守军便会步这两人之后尘，乖乖出城投降。而一旦拿下襄、樊，他便可挥师北上，直取中原了！
然而，此刻踌躇满志的关羽，却忘记了一句古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一心只盯着北边的曹操，却忽略甚至轻视了身后的孙权。所以，英雄盖世的关羽，注定要为他的自负和轻敌，付出致命的代价。
孙权在下一盘大棋
这几年，刘备率主力经略益州，独留关羽一支偏师镇守荆州，可见关羽身上的责任是非常重的。在孙刘联盟基本能够维系的前提下，以关羽的才干，独当一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只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北面的曹操即可，无须太过担心东边的孙权会在背后捅刀子。
可问题在于，孙刘联盟的维系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鲁肃。
这些年来，鲁肃一直主动充当孙权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矛盾缓冲垫；对于自负骄矜的关羽，他也一直采取顾全大局、包容忍让的态度。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脆弱的孙刘联盟才得以勉强维系，关羽也才得以稳稳地守着荆州的西半部。
然而，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孙、刘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纽带式人物”鲁肃病故了，取代他担任汉昌太守的人，是孙权一手提拔起来的吕蒙。
鲁肃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孙、刘联盟破裂，所以曾一再劝谏孙权，说曹操还在，应该安抚和团结关羽；孙、刘双方要同仇敌忾，不可失去和睦的局面。
这一基调大致主导了孙权这些年的对外政策。可是，随着鲁肃的离去和吕蒙的到来，孙、刘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就注定要被打破了。
因为吕蒙是鹰派，不是鲁肃那样的鸽派。
鲁肃认为应该安抚和团结关羽，可吕蒙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他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是枭雄般的人物，对荆州和江东有着“兼并之心”。而且，关羽占据着荆西三郡，处于长江上游，在战略上对江东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所以，在吕蒙看来，孙、刘之间这种脆弱的联盟关系必定是难以持久的。说白了，就是看谁先动手打破了。
为此，他在赴任之前，特地向孙权进行了密奏，提出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战略。
吕蒙说：“可命孙皎驻守南郡，潘璋进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一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弋，随时支援各处据点，而我则跨江北上，为主公进据襄阳。如此一来，何必担心曹操？又何必依赖关羽？况且，刘备、关羽君臣向来狡诈，每投奔一处便背叛一处，绝不可跟他们推心置腹。如今，关羽之所以还不敢对我们动手，一来是因为主公圣明，二来是我等将领尚在。若不趁现在我方实力正强时动手，一旦我等不在人世，再想有所作为，也是力不从心了。”
对于这一战略，孙权无疑是相当动心的。
因为这些年来，刘备的“狡诈”和关羽的“骄矜”，早就让他受够了。
就在不久前，他按照鲁肃一贯的主张，出于笼络关羽的目的，主动派了使节去见关羽，想跟他缔结儿女婚约。在孙权看来，自己身为雄踞江东的诸侯，对关羽做出这个姿态，明显是纡尊降贵的，关羽肯定会欣然应允。可万万没想到，关羽不但一口回绝，还把使节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赶了回来。
这让孙权的脸往哪儿搁？！
孙权勃然大怒。可是，碍于联盟关系还在，且这几年自己一直在东线与曹操交锋，实在腾不出手来收拾关羽，只好强行吞下了这口恶气。
如今，鲁肃已死，时移势易，似乎到了跟刘备、关羽新账老账一块儿算的时候了。不过，孙权却仍有顾虑。因为自从赤壁之战后，他的内外战略基本上都是按照鲁肃“联刘抗曹”的主基调在制定的，所以主要兵力和资源更多配置在了东线战场，将曹操的徐州作为主攻目标，如今要掉转方向去打关羽，整个内外战略势必随之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这个决心可不是那么好下的。
所以，孙权有些迟疑道：“我想先取徐州，然后再取关羽，你认为如何？”
吕蒙当然反对这个战略，道：“曹操远在河北，镇抚幽、冀，无暇东顾，我们若攻打徐州，定可拿下。可问题是，徐州地处平原，适合骑兵驰骋，主公今日夺取徐州，曹操明日必定来争，就算用七八万兵力去守，也还是让人担心。而今之计，不如进攻关羽，将长江中下游全部置于我方的控制之下，势力越是扩张，防守也就越容易了。”
孙权闻言，权衡了一番利弊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吕蒙旋即赴任。之后两年，他一直在暗中筹备进攻关羽的事宜，同时静待时机。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襄、樊，机会终于出现，吕蒙立刻上书孙权，说：“关羽进攻樊城，但在后方还是留下了不少兵力，正是担心我从背后发动袭击。我现在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不如以此为由，设计智取关羽。我的计划是：将部分兵力调回建业，同时我也回去养病，关羽得知后，必定会把后备部队悉数调往前线。到时候，我军便可昼夜兼程、溯江西上，利用其后防空虚的机会，一举拿下南郡，且生擒关羽！”
孙权遂依计而行，公开发布命令，把吕蒙召回了建业。
吕蒙回程，途经芜湖时遇到了一位中层将领，二人做了一番攀谈。就是通过这次谈话，此人给吕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然后吕蒙一到建业，便郑重地向孙权举荐此人，让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这个人，此时还默默无闻，日后却名震天下，成为东吴帝国的中流砥柱，被誉为“社稷之臣”。
他，就是陆逊。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出身于江东大族，二十一岁入孙权幕府，历任东西曹令史、屯田都尉，曾出兵征讨会稽山贼，因功升为定威校尉。孙权对他颇为赏识，便将侄女（孙策之女）许配给了他。
建安二十二年冬，丹阳一带的山贼首领费栈与曹操暗通款曲，收了曹操给的官员印绶，然后充当内应，策动山越人发动了叛乱。孙权任命陆逊为右部督，命他出兵征讨。陆逊一到，便针对山贼支党众多、分散藏匿于山间的特点，将部队化整为零，于深夜潜入山中，分别锁定目标，之后才大举进攻，遂一战便将费栈叛军彻底击溃。
战后，陆逊又在数郡范围内广泛征兵，将大多数青壮山民征召入伍，得到了精兵数万人。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一下就把动辄叛乱的山越人的兵源吸干了，同时又给部队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实属一举两得。
可是，陆逊这么干，显然是动了当地官员的奶酪。会稽太守淳于式立马上书告状，说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三国志·陆逊传》），就是指控他滥抓壮丁，骚扰百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随后，陆逊回朝复命，谈及此行见闻，却大赞淳于式是个好官。
孙权很纳闷儿，忍不住问：“淳于式专门上书来告你的状，你却替他说好话，这是为何？”
陆逊答：“他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才告我，如果我也在主公面前告他的状，那岂不是扰乱了圣听？此风断不可长。”
孙权一听，大为感佩，道：“你这是忠厚长者才有的胸怀啊，一般人绝对做不到。”
后来，陆逊奉命驻扎芜湖，就在这里遇见了“告病回朝”的吕蒙。
陆逊此时只是中层将领，自然不知道孙权和吕蒙这些高层决策者在谋划什么，所以对吕蒙关键时刻离开前线的做法很有意见，便直言不讳道：“关羽驻地与我方接壤，对我们构成了直接威胁，可你怎么就走了呢？你难道不担心发生什么变故？”
吕蒙不能泄露机密，只好装糊涂道：“你说得没错，但我病得很重啊！”
如此不负责任、轻描淡写的回答，自然是让陆逊很不满意。其实陆逊并不知道，吕蒙故意这么说，就是想考察一下他，看看他能否拿出什么高见。
陆逊果然没让吕蒙失望。他立刻当仁不让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说：“关羽自恃骁勇，盛气凌人，之前在樊城新建大功，越发骄矜自负，故而一意北伐，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如今，他又听说你生病了，必然更不戒备，我军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将其制伏。希望将军见到主公后，能妥善计议。”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
陆逊提出的战略，恰恰跟孙权、吕蒙的高层决策不谋而合。吕蒙一听，不由得在心里对陆逊大为赞赏。不过表面上，他仍然装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打着官腔道：“关羽素来勇猛，平时便是个难缠的对手，何况现在据有荆西三郡，根基打得十分牢固，再加上立了大功，胆气和声势越发雄壮，没那么好对付啊。”
这番谈话到此就结束了。
史书没有记载陆逊听完后做何反应，不过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料想的。估计在他看来，吕蒙不但身体有病，脑子也有病，否则怎么会白白错失这个对付关羽的大好机会呢？
吕蒙回到建业后，孙权马上就问他：“谁能接替你的职位？”
答案当然是——陆逊。
吕蒙答言：“陆逊这个人，思虑深远，才堪大用，看他的心胸器宇，终将担当大任。而且，起用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现在还没什么名望，不是关羽忌惮的人。所以，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一旦起用陆逊，就要命他敛藏锋芒，韬光养晦，暗中则全力备战，如此定能克敌制胜，完成计划。”
孙权对陆逊也赏识已久，遂与吕蒙一拍即合。
随后，孙权立刻召陆逊回朝，拜他为偏将军，正式接替吕蒙。
陆逊这才知道，原来领导们是在下一盘大棋，而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通过了领导的面试，然后一下就被摆在了“棋眼”上。
很快，陆逊便进驻陆口，开始实施“谋取关羽、夺回荆州”的战略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向关羽发射“糖衣炮弹”。
陆逊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关羽，在信中极力赞美他的功勋和美德，恨不得把他捧上天；同时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恨不得低到尘埃里。最后，陆逊还意味深长地暗示自己有跳槽的打算——“为尽忠自托之意”（《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也就是想到刘备那边“尽忠”，欲将前程托付关羽。
关羽见到这封充斥着溢美之词的“跪舔”信，自然非常受用，原本尚存的一丝戒备心理也彻底消失了，旋即把大量后方的预备队调到了樊城前线。
陆逊立刻向孙权进行了奏报，并进一步完善了谋取关羽的计划。
此时的关羽，完全没有意识到孙权的绞索已经套上了他的脖子，仍然把孙权的君臣们当成软柿子，想捏就捏——由于之前“水淹七军”时收降了不少于禁的部众，粮食不够吃，关羽便悍然发兵，夺取了孙权设在湘水边上的粮仓。
孙权闻报后，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遂一刻也不想多等，当即决定收紧绞索！
他打算让孙皎和吕蒙共同执行歼灭关羽的计划，于是分别任命他们为“左、右部大督”。可吕蒙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说：“若主公认为孙将军能担此任，那就用他；若是认为我能胜任，那就用我。想当初，周瑜和程普分任左、右部督，一同领兵攻打江陵，虽然大事都由周瑜决断，但程普自认为是老将，而且跟周瑜平级，所以两人经常意见不合，险些坏了国事。这样的教训，今日正应引以为戒。”
孙皎是孙权的堂弟，所以孙权此项任命，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政委”，即吕蒙当军事主官，孙皎当政治主官。至于为什么要安排一位“政委”，那当然是防范某些不便言说的风险了。
不过，单纯就此事而言，孙权可能也没有多想。如此安排，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帝王心术”罢了，并非针对吕蒙，当然更谈不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当吕蒙提醒他这么做的弊端之后，孙权也意识到了不妥，当即向吕蒙道歉，然后说：“就以爱卿为大督，让孙皎带领后备部队即可。”
没有了“政委”掣肘，吕蒙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此时此刻，关羽还在樊城与曹军鏖战。他绝对不会想到，“病夫”吕蒙出手之日，就是他这个盖世英雄的覆灭之时。
白衣渡江：吕蒙的千里奇袭
建安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曹操颇为心烦。
樊城和襄阳被围，于禁全军覆没，且关羽前锋大有北上之势，而中原一带恰在此时也跟着乱了起来。
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东北）有一个叫孙狼的家伙，聚众起兵，杀了该县的主簿，然后跑到南边投奔了关羽。关羽马上授予孙狼官职，还给了他一支兵马，命他回中原打游击，在曹操的后院点火。
孙狼随即带兵回到中原，然后东奔西突，四处流窜。于是，自许都以南的很多地方相继发生叛乱，且纷纷打出了响应关羽的旗号。
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彻中原大地，用史书的说法，就叫“羽威震华夏”（《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操不免有些惶恐。当年十月，他亲率大军离开邺城，进驻洛阳，旋即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把天子刘协和朝廷从许都迁出，移到北方，以避关羽兵锋。
这是自从建安元年，把天子接到许都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二十多年来，只有曹操东征西讨、耀武扬威、到处威胁别人的份儿，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曹操也会被别人威胁到打算迁都的地步？
没办法，曹操老了。
关羽正当壮年，而曹操已经英雄迟暮。
这一年，曹操已然六十有五，在他那个时代，基本上可以算高龄了。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因为当年那个“烈士”没有真的到“暮年”——当初写下这一豪迈的诗句时，曹操才五十三岁，不过中年而已。
如果说当时的曹操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那么现在的曹操，显然已经是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了。
当生命的黄昏真正降临，人的心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哪怕是像曹操这种斗志昂扬、野心勃勃的一世枭雄，也难免会趋于保守和倦怠。这一点，其实早在四年前，曹操平定汉中后却无意南征益州时，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此刻，迁都之念的萌生，同样是一个老人保守和倦怠的表现。
不过，在比他年轻的人看来，这样的想法纯属反应过度，完全没必要。
比如，时任丞相军司马、时年四十一岁的司马懿就站出来进行了劝谏，他说：“于禁等将领是因为遭遇洪水才失利，并非作战失败，对于朝廷大计更没有丝毫损害。刘备跟孙权，表面亲密，实则互相猜忌，而关羽得志，必然是孙权所不愿的。故此，可派人前往江东，游说孙权出兵，抄关羽后路；作为交换，朝廷可权且答应他割据江南。如此一来，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
曹操觉得有道理，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旋即依计而行，一边写信给孙权，让他抄关羽后路，一边给樊城派出了第二波援军——徐晃。
当时徐晃驻扎在宛城，接到命令后迅速南下，不久便进抵阳陵陂（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关羽知道第二波援军随时会来，所以早就派遣了一部兵马驻扎在偃城（今湖北襄阳市北）。徐晃被挡住了去路，便心生一计，命工兵在偃城西侧挖掘壕沟，且故意暴露出要把壕沟挖到城池南面的意图，做出要切断对方退路的样子。
关羽的部将得到情报，果然中计，旋即烧毁兵营，率部撤出了偃城。
徐晃遂进据偃城。此地距樊城已近在咫尺，于是部将们都嚷嚷着要即刻进攻关羽，解樊城之围。可徐晃很清楚，仅凭自己这一支援军，根本救不了曹仁，必须等待其他援军陆续集结才有胜算，否则只能把自己搭进去。
随军参谋赵俨看出徐晃的顾虑，便对众将道：“眼下，敌军对樊城的包围十分严密，且洪水仍然很大，我们的兵力又太过薄弱，曹仁被困，不知我们已经抵达，难以完成内外夹攻的配合。我们若仓促行动，既救不了曹仁，也害了自己。而今之计，必须设法与曹仁取得联络，让他知道援兵已至，才能激励守城将士。我估计，我军主力不出十日便可到达，而樊城再坚守十日应当没问题。等到各路援军全部集结，到时候里应外合，一起发动，必可破敌。诸位放心，若是因援救迟缓而获罪，全由我一人承担，与诸位无关。”
众将一听，这才不再聒噪。
随后，徐晃派出工兵和传令兵，悄悄摸到关羽的围城阵地前，距其仅三丈之遥，然后双管齐下，一边暗中挖掘地道，一边飞箭传书，好不容易才跟城内联络上，于是跟曹仁来回互通了好几次消息。
差不多与此同时，孙权的回信也送到了曹操手上。他在信中说，愿以征讨关羽报效朝廷，只希望曹操不要透露消息，以免关羽有所防备。
曹操就此事要不要保密询问群臣的意见。众人都认为，孙权愿意出手，再好不过，这个消息自然应该封锁，绝不能泄露。
只有谋士董昭持不同意见。他说：“军事行动，崇尚的是权变之术，一切应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前提。我们可以向孙权承诺保守秘密，不过同时却要暗中向关羽泄露消息。如果关羽相信这个消息，就会立刻回师，那么樊城之围自然解除，到时候鹬蚌相争，我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不过据我观察，关羽这个人，一向自负好强，不见得会相信，且他自认为江陵和公安守备严密，不一定会马上撤兵。所以，这个消息也必须让曹仁知道，一旦守城将士得知孙权要在背后攻击关羽，便会坚定守城的意志。无论如何，把消息泄露出去，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曹操闻言，大赞了一声：“善！”旋即命人把孙权的信复写了一封，然后把原件和副本都送到前线，命徐晃分别将信射入樊城和关羽大营之中。
不出董昭所料，城中将士见信后，顿时士气倍增；而关羽看完后，则满腹狐疑，最终还是没有回师。
得知关羽按兵不动，曹操麾下群臣就又慌了，纷纷劝曹操赶紧率主力南下，否则曹仁必败。
如果放在以前，不用群臣来劝，曹操早就亲率大军杀过去了。可是今时非同往日，连“迁都”这种想法都能冒出来的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还有那个斗志和精力挂帅亲征吗？
然而，面对一众属下，一向自负的曹操又不愿表现出消极厌战的情绪，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出征。
这种微妙的时刻，就需要有聪明的下属来帮领导解围了。时任侍中的桓阶看出了曹操的倦怠，便站出来跟老板唱了一出双簧。
他问曹操：“在大王看来，以曹仁和吕常（襄阳守将）的能力，能否应对当下的危局？”
曹操答：“能。”
桓阶又问：“那大王会担心二人不尽全力吗？”
曹操答：“不会。”
桓阶再问：“那大王为何还要亲征？”
曹操答：“我担心敌人兵力太强，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觉得铺垫得差不多了，便来了一番总结陈词，道：“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之所以能够死守孤城，绝无二心，全是仰赖大王以强大的声势作为外援。正所谓‘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如今曹仁等人内怀死争之心，外面则有强大的救援力量，而大王麾下拥有大军，何必担心失败而一定要亲征呢？”
有了桓阶给的这个台阶，曹操便顺势下来了，做出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取消了亲征计划。随后，曹操率军进驻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并立刻大举派遣援军——先后派出了殷署、朱盖等十二支部队驰援樊城。
随着援军陆续抵达，徐晃的底气越来越足，遂决定对关羽发起总攻。
当时，关羽在樊城四周的高坡上设置了四个攻城指挥所，然后本人在一座最高的山丘上设置了总指挥部，彼此间互为掎角，遥相呼应。
徐晃放出假情报，扬言要率主力进攻关羽总部。正当关羽严加戒备之时，徐晃却兵分四路，对那四个指挥所发起了猛攻。关羽见状，赶紧亲率五千步骑去救援。而此时，徐晃早就率一部精锐埋伏在了关羽的必经之路上。
关羽率部刚到山下，便遭到了徐晃的伏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由于徐晃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关羽渐渐不敌，只好下令撤回大营。
然而，此时两军早已纠缠在一起，关羽虽拼死杀出了重围，却无法甩开徐晃——他前脚刚撤入大营，徐晃后脚就跟着杀进来了。
曹军的战斗力本就强悍，加之人多势众，所以徐晃势如破竹，一连突破了关羽大营的十重壕沟和鹿砦。双方在大营中混战，结果关羽大败，不久前刚刚投靠过来的傅方和胡修也死于乱战之中。
关羽无奈，只能率残部撤退。
围攻樊城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关羽只是撤走了陆军，水军则仍然在汉水游弋，负责阻断樊城与襄阳之间的交通，以便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然而，遗憾的是，关羽再也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了。因为，孙权的绞索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而手握绞索的人，就是那个“告病还朝”的吕蒙。
正当关羽跟徐晃在樊城外对峙的时候，吕蒙已经带着一支精锐部队，悄然从建业来到了寻阳（今湖北武穴市东北）。
一场隐秘的奇袭行动，即将从这里展开。
吕蒙在这里组织了一支船队，全部打上商船旗号，然后将精兵埋伏在船舱中，同时命一部分士兵穿上平民的“白衣”，负责摇橹划桨；另一部分人则化装成商贾，在甲板上活动，以掩人耳目。
一切就绪后，吕蒙就率领这支船队浩浩荡荡地溯江西上了。
早在战前，关羽便在长江沿岸布置了很多观察哨和斥候，目的就是防备孙权偷袭。可关羽的人万万没想到，从东边缓缓驶来的这支“商船队”，竟然会是江东的精锐水军。所以，这些毫无防备的观察人员和斥候，就陆陆续续全部被吕蒙俘虏了。
很快，吕蒙的这支“白衣”船队便长驱直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陵与公安之间的江面上。
这场成功的千里奇袭行动，从此作为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史书还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白衣渡江。
当时，糜芳驻守江陵，傅士仁驻守公安，如果他们忠于关羽、拼死一战的话，吕蒙不见得会轻易得手。只可惜，这两个家伙跟顶头上司关羽的关系很不好。
之所以关系不好，其因有二。
其一，身为领导的关羽，对待下属一向盛气凌人。而糜芳和傅士仁的能力都比较一般，所以关羽很瞧不起他们，时常颐指气使，二人自然就怀恨在心了。
其二，关羽此次北伐，命二人在后方负责筹措粮草、供应军需，由于供应不太及时，关羽就怒了，遂放出狠话，说一旦班师，定将二人治罪。
如此一来，糜芳和傅士仁更是惶惶不安。
这些重要情报，事先早已被吕蒙摸得一清二楚。
吕蒙决定不战而屈人之兵，遂命随军谋士虞翻去劝降傅士仁。虞翻来到城下，要求见面，傅士仁不肯露面。虞翻便写了封信递了进去，自然是一番威逼利诱。傅士仁知道自己是守不住公安城的，况且就算勉强守住了，在关羽那儿也不一定讨得着好，于是便不再犹豫，打开城门投降了。
虞翻接着又向吕蒙献计，说只要带着傅士仁一块儿去江陵，糜芳必降。果不其然，当吕蒙带着傅士仁来到江陵城下时，糜芳站在城头上一看，残存的一点抵抗意志瞬间就瓦解了，旋即出降。
就这样，吕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江陵、公安这两座军事重镇，一举端掉了关羽的老巢。
吕蒙进入江陵后，首先释放了被关押在此的于禁，以此向曹操示好；接着严令全军，善待关羽及部众的家属，对城中百姓也必须做到秋毫无犯，坚决不取群众一针一线。
军令一下，所有将士果然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只有一个人，因为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被吕蒙抓了典型。
此人是吕蒙麾下的将官，且跟吕蒙是同乡，只因拿了老百姓的一顶斗笠，就被吕蒙以“违反军令”为由抓了起来。
一顶斗笠本来就不算啥，况且据史书称，此人也并非将斗笠据为己有，而是取之“以覆官铠”。意思大概是说，此人负责运送铠甲，可能是碰到了下雨天，就随手从百姓那儿拿了一顶斗笠盖在铠甲上面。
按理说，这事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又是出于保护“官铠”的公心，一般而言，象征性地责罚一下也就罢了。然而，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眼下正是吕蒙要在江陵大搞“军民鱼水情”的节骨眼上，这时候任何一点微小的瑕疵，都会因为影响了这个“形象工程”而被无限放大。同理，任何一个稍微触犯了军令的人，也都会被吕蒙拿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
更何况，此人又是吕蒙的同乡，就更适合拿来做“大义灭亲”的典型了。于是，吕蒙便流着泪把这个人的脑袋给砍了。
此事一出，顿时“军中震栗”，所有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于是江陵城立刻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社会秩序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吕蒙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再接再厉，派出了一大批“社区工作者”，从早到晚在城中不停奔走，深入各条街道慰问父老，给他们送温暖，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三国志·吕蒙传》），把江陵的父老乡亲们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事后来看，吕蒙在江陵善待关羽部众的家属，尤其是大张旗鼓搞这个“军民鱼水情”的形象工程，实在是一记釜底抽薪的妙招——它轻而易举地收了关羽部众的心，瓦解了他们的斗志，从而最终将关羽推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
从吕蒙“告病还朝”，到陆逊写信示弱，再到白衣渡江，千里奇袭，智取江陵、公安，善待敌军家属，抚慰江陵父老……吕蒙这一连串计谋玩下来，堪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妙范例！
再厉害的人物，恐怕也挡不住如此处心积虑的连环杀，更何况关羽还有“自负骄矜”这一极易被人利用的死穴。
所以，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只能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悲剧已然注定，关羽在劫难逃！
英雄末路：关羽走麦城
关羽得知江陵、公安失陷，又惊又怒，立刻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眼看关羽彻底退去，曹仁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旋即召集众将开会，讨论要不要追击。众人都认为，关羽现在老巢被占，形势危殆，若出兵追击，定能将其生擒。
只有谋士赵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孙权利用关羽北上之机，抄了他的后路，接下来，他便会坐山观虎斗，让我们跟关羽斗个两败俱伤。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放关羽走，让他成为孙权的祸害。如果我们穷追猛打，消灭了关羽，那么孙权扭头就会来对付我们。我想，这一定是魏王最担忧的事情。”
曹仁觉得有道理，遂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曹操的加急令就到了，果不其然，跟赵俨的判断如出一辙，命众将不得追击。
关羽担心自己和部众的家属有什么闪失，所以不敢贸然回去攻打江陵，便暂时在半路驻扎，然后接连派出使者，骑快马去江陵打探消息。
吕蒙热情地接待了关羽的使者，还带着使者走遍全城，探访了很多关羽部众的家属。使者每到一处，看到的都是平安祥和的景象，听到的都是对江东军队的赞美之词。不少家属还特意写了平安信，托使者带给军中的子弟。
使者回去后，众将士纷纷私下打探消息，当大伙得知家属都安然无恙，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还舒坦时，一颗颗惴惴不安的心终于都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他们的战斗意志也瞬间瓦解了——既然妻儿老小都过得挺好，那还有必要反攻江陵吗？索性把这身军装脱了，回去跟家人团聚岂不更好？
所以，江陵父老写给军中子弟的那些平安信，客观上其实就是一封封劝降信，甚至效果比后者还好。因为劝降信的意图太明显了，反倒会令一些意志坚定的战士产生逆反心理；而平安信则发挥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哪怕是再坚强的钢铁战士，在亲情面前都是毫无抵抗力的。
这就是所谓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吕蒙的这套“攻心术”，玩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关羽意识到军心已散，反攻江陵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只好暂时进驻麦城（今湖北当阳市东南），后面的事再做打算。
得知吕蒙兵不血刃拿下江陵和公安，孙权大喜过望，立刻从建业赶到江陵，前来慰问吕蒙及全军将士，同时也专程前来招降纳叛、收揽人心。
刘备任命的那些荆州文武官员，本来大多还在犹疑观望，此刻见江东的老板大驾亲临，于是不再纠结，纷纷跳槽，悉数归附了孙权。
只有时任治中从事的潘濬，闭门称病，不肯来拜孙权的码头。孙权就派人去他家，连人带床一块儿给抬了过来。潘濬趴在床上，涕泪横流，却看都不看孙权一眼。孙权便在床边坐下，亲切地称呼他的字（承明），不停地温言劝慰，然后还命左右拿手帕帮他擦眼泪。
这一幕，乍一看挺让人感动，其实往细了一想，两个人无非都是在作秀而已。
潘濬之所以闭门称病，不肯见孙权，其用意并非不肯为孙权所用，而是故作姿态，待价而沽罢了。孙权也很清楚潘濬的心思，所以便心照不宣地配合他演了一场悲情戏。
孙权之所以纡尊降贵予以配合，一来固然是看中了潘濬的才干，二来则是借此塑造“折节下士”的美名——通过这“感人”的一幕打一波广告，让江陵的文武官员和父老乡亲心悦诚服地接受他这个新老板。
很显然，要论“攻心术”，不止吕蒙是大咖，孙权也是个中好手。
眼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潘濬这才收起眼泪，翻身下床，向孙权拜谢。孙权随即升任他为治中，全面参与荆州的军事决策。
随着荆州官员的纷纷归附，原本由刘备占据的荆西三郡（南郡、武陵、零陵）基本上都被孙权收入囊中，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樊伷的原武陵从事，纠集了一帮当地蛮夷，仍然在负隅顽抗。
有谋士建议，至少要派一万人出征，才能平定樊伷。孙权咨询潘濬的意见，潘濬却说，五千人足矣。
孙权问：“你为何如此轻视樊伷？”
潘濬引用一则逸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樊伷虽出身南阳大族，颇能摇唇鼓舌，但没有真实才干。臣听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樊伷设宴邀请当地官员，结果等到日过中天，一盘菜都没上，十几个客人一下子全走光了。仅此一例，便足以让臣轻视樊伷。这就好比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侏儒，不需要看他全身，只看他的手或脚就清楚了。”
孙权闻言，忍不住大笑，旋即给了潘濬五千兵马，命他出征。
果然，潘濬到后，一战便斩杀了樊伷，平定了武陵郡。
同年十一月，刘备任命的宜都（治今湖北宜昌市）太守樊友见大势已去，便弃城而逃，下辖各县及蛮夷酋长，遂纷纷投降。
至此，除了北部的襄、樊一线仍由曹操占据，荆州全境基本上全都落入了孙权手中。
经过数年的精心筹划，这场“夺回荆州”的行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孙权开始论功行赏，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为宜都太守，并擢其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封娄侯，命他进驻夷陵，负责扼守秭归至峡口（宜昌市西北）一线，防止刘备反扑。
接下来，孙权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掉关羽这个宿敌了。
当然，关羽毕竟是当世屈指可数的猛将，杀了未免可惜，所以孙权还是心存一丝希望，派人前去麦城劝降。
关羽表面上答应投降，然后在城头上遍插旌旗，还摆放了很多稻草人，企图以此迷惑孙权。布置完这一切，关羽才偷偷出城，往西北方向飞奔而去。
此刻，他麾下的部众早已溜得一干二净，绝大多数当然都是回江陵跟亲人团聚了。最后，跟着关羽一块儿走的人，只有儿子关平和十几名亲卫骑兵。
一世英雄，却落到这个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实在是令人唏嘘。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奔走在逃亡之路上的关羽，内心一定充满了愤懑和不甘。
时值隆冬，万物萧瑟，天地之间一片苍凉。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凄惶肃杀的景致，像极了关羽此刻的命运和心境。
“水淹七军”的胜利，“威震华夏”的荣耀，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夺取襄樊、剑指中原的战略，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开局，成功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可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一切就都像一场美丽的春梦一样，遽然消散、转眼成空了呢？
关羽想不明白。
他也许会把这场失败归因于曹操派来的援军太多了，以至于他独臂难支；或者，他会将其归咎于糜芳和傅士仁的背叛，导致他失去了退路；又或者，他也会怪自己疏忽大意，不该派使者去江陵打探消息；即使要打探，也必须对全军将士封锁消息，如此便不至于弄得军心离散、不战自溃……
总之，关羽可能会想很多，但他唯独不太可能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更不可能归结到自己的性格上。
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归根结底，就是“自负骄矜，目中无人”的性格害了你，关羽一定会嗤之以鼻。
一个生性骄傲的人，即便是死，他也会昂着高傲的头颅去死，绝对不会自省和自责，更不会反思和忏悔。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人才会干的事。
所以，这个冬日的黄昏，在一个叫章乡（今湖北当阳市东北）的地方，当关羽遥遥望见不远处有一支人马拦住去路的时候，他的内心或许会感到绝望，但一定不会感到恐惧。
正如“刮骨疗毒”不会让他发出一声呻吟一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想他也一定是平静而从容的。
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个疤吗？何惧之有？！
自从中平元年跟随大哥刘备起兵的那一刻起，三十多年来，金戈铁马，纵横天下，关羽对这一天的到来，想必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即便是猝然降临的死亡，也不会在他心里激起任何波澜。
关羽唯一的憾恨，或许就是没有机会跟大哥谢罪，也没有机会跟大哥、三弟告别了。眼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面朝益州方向的天空，在心里对刘备和张飞说：
“大哥，对不住，我一不留神，把荆州弄丢了。”
“大哥，三弟，原谅我关云长不辞而别，先走一步。若有来生，咱们再做兄弟！”
至此，人生再无余事。
关羽昂起头颅，跃马横刀，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个宿命的结局……
此刻，横在关羽面前的这支人马，为首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名叫马忠。
早在孙权派人去劝降关羽的同时，就已经做了另一手准备。他料定关羽投降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早就派遣大将朱然和潘璋渡江北上，截断了关羽的逃亡之路。而这个马忠，就是潘璋麾下的一个区区司马。
在汉末三国，不少征战沙场的老将最后都是死在小人物手里。这似乎有点讽刺，但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英雄一旦走到穷途末路，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而他的脖子，自然也不会比普通人更硬。
关羽人生中的最后这场战斗，纵然规模很小，但一定是悲壮而惨烈的。因为关羽这边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马忠想取下关羽首级，绝非易事，势必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我们只能自行脑补，因为史书上只记载了这么短短一句话：“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关羽“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身死，主要责任肯定在他自己身上。正如我们前文一再讲过的，关羽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刚而自矜”，所以遭遇这样的败局并不算意外。
这就叫性格决定命运。
然而，除了关羽本人的因素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探究——当关羽、曹操、孙权三方在荆州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刘备在干什么？在前后长达半年的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刘备集团为何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驰援关羽？
由于这件事情太过蹊跷，完全不合常理，且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所以就有不少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
比如，有人认为，刘备之所以不救关羽，是因为关羽功高震主，遭到了刘备的猜忌，且刘备担心日后刘禅镇不住关羽，所以就利用此次机会，借孙权之刀杀了关羽。
还有人认为，是诸葛亮与刘备合谋害死了关羽，理由是关羽后期居功自傲，不但对刘备的分封不满（黄忠事件），而且不顾大局，一再破坏孙、刘两家的联盟关系，违背了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制定的战略决策，所以二人对关羽颇为不满，认为他难以驾驭，索性对荆州战事不闻不问，任他兵败身死。
事实上，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值一哂。
理由很简单，暂且不说关羽多年来对刘备的贡献之大以及二人的感情之深，即使纯粹站在厚黑学的立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量，假设关羽真的功高震主，引起了刘备的猜忌和诸葛亮的不满，那么刘备和诸葛亮也有一千种办法来对付他，绝不会愚蠢到拿荆州这一战略要地来给关羽陪葬。
换言之，即便刘备和诸葛亮要玩权谋，也会考虑代价最小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以换防为由，把关羽召回成都，然后采取历史上惯用的权术，外示尊崇，内夺兵权，最后再制造一起“意外事故”令他暴毙。如此既能消除心腹大患，又没有丝毫代价和副作用，还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岂不是上上之策？
这么玩，才叫权谋。若像上述阴谋论者所言，为了除掉关羽而丢掉荆州，那刘备和诸葛亮的智商就令人担忧了。这不啻为了干掉一只老鼠，却把一座房子给烧了。此乃脑残行径，怎么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既然阴谋论不足采信，那么刘备为何没有援救关羽呢？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非不欲救，而是有诸多客观原因使然。
首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正值刘备打完汉中之战后，府库空虚，士众疲惫，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喘息，才可能恢复元气。而且，此时刘备的当务之急是治理益州内政，修固各处关防，以图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在客观上，对荆州的重视就不够了。
有关刘备这个时期到底在益州忙些什么，大部分史料都付诸阙如，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中的一句话，让我们窥见了端倪。该书称，刘备从汉中回到成都后，“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馀区”。
所谓“馆舍”，即驿站、客栈及各种房屋；所谓“亭障”，即军事要塞、堡垒。可见，刘备一回到成都，就开始忙着大兴土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称王，从政治上讲，有必要修建一些宫殿及配套设施，才能彰显“汉中王”的身份和权威，并为日后称帝做好铺垫；此外，他还在成都和白水关之间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和驿站，这自然是为了防御北边的曹操。
也就是说，回到成都后，刘备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一口气修建了四百多座相关建筑。可想而知，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占用了刘备极大的精力。所以，他很可能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以致无暇旁顾其他事务。
其次，关羽发动此次北伐，前半段的进展是极其顺利的，不但兵围襄樊、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而且剑指中原、“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差点迁都。所以，从当年七月出兵到十月初与徐晃在樊城下对峙，关羽发给成都的战报全都是胜利的消息，刘备高兴还来不及，又怎能料到之后的形势会急转直下呢？
而当曹操的援兵陆续集结，徐晃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击退关羽后，形势也还没那么糟。因为当时关羽还把水军留在了襄、樊之间的汉水上，可见他只是打算稍作休整，然后随时要打回去的。换言之，直到被迫解除樊城之围，主动权仍然在关羽手上，而关羽也并不认为自己战败了，所以仍然没有必要向成都求援。
形势真正开始恶化，是吕蒙袭取了江陵、公安之后，即当年十月中下旬。直到此刻，关羽才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同时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然而，此时向成都告急求援，还来得及吗？从成都到江陵，今天的高速公路也要将近一千公里，当时的距离绝对是在两千里以上，一来一回就是四千多里地。等关羽的急报送到成都，再等刘备组织兵力赶过来，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还救什么救？更何况，刘备之前接到的都是捷报，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仓促间要集结兵力、准备粮秣及一应军需物资，哪有那么容易？哪样不需要时间？
所以，当关羽意识到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向刘备求援。而这个时候，离他最近的援兵，其实是驻守上庸的刘封和孟达。上庸在今天湖北的竹山县，距离襄樊大约五百里，距麦城也不过五百多里。事实上，据《三国志·刘封传》记载，早在关羽围攻樊城和襄阳期间，便已多次联络刘封和孟达，要求他们出兵相助了：“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就是说，刘封和孟达压根不想配合关羽，便以上庸刚刚拿下、人心不稳为由拒绝了他。
由此可见，关羽并没有自大到想一个人包打天下。在围攻襄、樊期间，形势尚且有利之时，他就已频频联络刘、孟了，更何况后来丢了江陵和公安，被迫败退麦城之际，关羽怎么可能不求救呢？他一定会再度向刘、孟二人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遗憾的是，刘封和孟达依旧无动于衷，始终未曾派出一兵一卒。
就此而言，如果说是刘封和孟达间接害死了关羽，恐怕也不为过。
综上所述，在关羽丢失荆州、兵败身死的这场悲剧中，真正见死不救的人并不是刘备，而是他的养子刘封！
其实，刘备当初把刘封和孟达放在上庸，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配合关羽。而正因为早在战前就做了这项部署，所以刘备后来才没有再派兵给关羽。换言之，在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并不是刘备没有及时援救关羽，而是他早就给关羽安排了一支协同攻防的援军。至于后来形势会恶化得那么快，且刘封和孟达居然会见死不救，那就不是刘备事先能够逆料的了。
关于刘封和孟达为何不救关羽，我们后文还会讲到，此不赘述。总之，战后，刘备对刘封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自然是极度不满的——“会羽覆败，先主恨之”（《三国志·刘封传》）。
短短半年后，刘封就遭了报应，被刘备赐死了。
虽然刘备赐死刘封还有别的原因，但刘封间接害死关羽的这份罪责，恐怕是促使刘备最终痛下杀手的主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人生几何：曹操的最后岁月
孙权据有荆州后，之前被刘备安置在公安的刘璋，其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现在的公安已经是孙权的地盘，刘璋自然就成了孙权的俘虏。那么，该如何处置这个特殊的俘虏呢？
是该把他废为庶民，任他自生自灭，还是干脆把他杀了，省得再花钱养他？
这两个选项，孙权都没有采用，因为它们都不高明。孙权的做法，是把益州牧的官帽，重新戴回到刘璋头上，然后把他安置在了秭归，其他待遇一仍其旧。
很显然，孙权这么做，一来是为了恶心刘备，二来则是为了动摇益州人心，总之就是要让刘备不舒服。
一张本来已经没用的“废牌”，让孙权这么一打，貌似还有点用处——虽然在实质上对刘备构不成什么伤害，但至少侮辱性是有的。
只可惜，没过几天，刘璋就死了。具体死因，史书没有记载，只用一个“卒”字就把这个人物交代了。不过我大胆推测，不排除是刘备暗中派人干掉了刘璋，因为刘备是不可能容许世上有两个益州牧存在的。
此次孙权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夺回荆州，吕蒙可谓居功厥伟。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荆州争夺战的落幕，吕蒙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吕蒙之前便已疾病缠身，只因重任在肩，才强撑病体，全力以赴地打完这一仗并夺取了胜利。如今大功告成，再无遗憾，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一松，病魔便迅速把他击倒了。
孙权把吕蒙安排在了自己的行馆隔壁，然后动用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手段，千方百计予以救治。每当医师给吕蒙针灸时，孙权在一旁看着，感觉那些针仿佛都扎在了自己心上。孙权希望时刻关注吕蒙的病情，可又怕打扰他，便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暗中观察。每当看见吕蒙病情稍有好转，多少能吃下一点东西，孙权便喜不自胜，跟左右之人有说有笑；否则便长吁短叹，乃至夜不能寐。
不久，吕蒙的病情忽然减轻了许多，孙权大喜，立刻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祝，麾下文武百官也齐来道贺。
然而，孙权没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
短短几天后，吕蒙便溘然长逝了，年仅四十二岁。
孙权悲痛万分，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然后指定三百户百姓为吕蒙看守墓园，专门负责祭拜洒扫。
在孙权守业、创业的道路上，他的运气很好，因为先后有周瑜、鲁肃、吕蒙这三位国士替他出谋划策、开疆拓土；可换个角度看，他的运气也没那么好，因为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国士仿佛有“配额限定”，给一个，就必然要召回一个，让孙权永远都只有一人可用。
从赤壁之战到荆州争夺战，周瑜、鲁肃、吕蒙仿佛就是在打一场接力赛，每跑完一程，就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自己则黯然离场——周瑜交棒给鲁肃，鲁肃交棒给吕蒙，而现在，吕蒙则交棒给了陆逊。
有一天，孙权和陆逊谈话，言及这三位国士，孙权对他们的功绩做了一番总结和评价，基本可以视为对这三个人的盖棺论定。
首先，孙权对周瑜的评价是：“公瑾雄壮刚烈，胆略过人，大破曹操，开拓荆州，其功勋罕有人及。”
接着，他谈到了鲁肃：“子敬是公瑾推荐给我的，我跟他促膝长谈，第一次便谈到帝王大业，此乃第一件让人称快之事。后来，曹操降服刘琮，扬言率数十万大军东下，水陆并进，我问诸将该如何应敌，却无人敢言，而张昭和秦松则主张投降，唯独子敬驳斥反对，并劝我迅速召回公瑾，托以大计，迎战曹操，此乃第二件让人称快之事。其后，子敬劝我借荆州给刘备，这固然是他的失策，但无损于前两次的贡献。古代的周公，不会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我常忽略子敬之所短，而重视其所长。”
然后，孙权谈到了吕蒙：“子明年轻时，做事不畏艰难，果敢而有胆识，我以为他的长处就这些而已。想不到他年长之后，学问大有增益，奇谋妙策过于常人，可以说仅次于公瑾，唯有言谈议论不及公瑾那样雄姿英发。而且，在谋取关羽这件事上，子明胜过子敬。”
最后，孙权的话题又回到了鲁肃身上：“子敬曾有一次写信对我说：‘每一个帝王的兴起，都有人替他扫清障碍，关羽不足为虑。’这其实是他力有未逮，在面子上说说大话而已。我也原谅了他，并未加以责备。不过，子敬在治军和治政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在他的管辖内，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地方上能做到路不拾遗，其治理之道堪称尽善尽美啊。”
三个人中，孙权谈周瑜谈得最少，但评价最高；吕蒙次之；鲁肃谈得最多，但恰恰对他的不足也谈得最多。
孙权对鲁肃最大的不满，就是“借荆州”这件事。
如果说在赤壁之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孙刘联盟对孙权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话，那么到了刘备夺取益州后，这个联盟关系对孙权来说就越来越像一块鸡肋了——因为孙权分明感受到，刘备已经由弱变强，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反倒是过去咄咄逼人的曹操，后期的战略已明显趋于保守，其威胁也随之变小了。
既然外在形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孙权的战略必定要随之调整。然而，鲁肃却自始至终坚持“联刘抗曹”的立场，这在孙权看来，就未免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了。
所以，鲁肃一死，孙权就迫不及待地改变了外交战略，从“联刘抗曹”变成了“联曹灭刘”，这才顺利地除掉了关羽，夺回了荆州。
从结果来看，孙权的这一战略转变无疑是正确的。假如鲁肃还在的话，孙权非但拿不回荆州，而且还会在战略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在东线与曹操相持，在西线又受到关羽威胁。
所以，孙权之所以在这番“盖棺论定”的谈话中对鲁肃颇有微词，原因就在于鲁肃中后期的战略思想太过故步自封、不知变通。
当然，正所谓瑕不掩瑜，鲁肃后期的战略失误，仍然无损于他在前期和在总体上对江东所做的贡献。就像孙权说的那样：“孤忘其短而贵其长。”
樊城保卫战的胜利，对曹操而言，虽然只是保住了既有地盘，没有新的开拓，但除掉了关羽这一劲敌，还是让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徐晃凯旋班师，回到摩陂，曹操亲自到七里之外迎接，然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犒劳徐晃和众将领。席间，曹操亲自给徐晃敬酒，说：“保全樊城和襄阳，全都是将军的功劳啊！”
樊城和襄阳的确是保住了，但这一仗的损失太大，以致曹操对是否应该长期经营此地打上了一个问号。所以，他又生出了大规模迁移人口的想法，打算把襄、樊一带的居民和派驻在汉水两岸的屯垦部队全部迁回中原。
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跟汉中一样，迟早会丢掉这块地盘。
曹操终究是老了，这几年在战略上处处采取守势，一味收缩，与他早年的锐意进取完全判若两人，这样下去可不太妙。
司马懿当即站出来劝谏，道：“荆楚之人，生性轻躁易动，如今关羽刚刚覆灭，诸多追随者各自藏匿逃窜，心存观望，倘若我们把良善百姓都迁走了，这既有损于他们的利益，也会让那些逃亡之人永远不敢回来。”言下之意，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归附，而襄、樊一带便彻底残破荒废了。
曹操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才作罢。
事后，那些一度逃亡的人，发现没什么异样，而且看曹操也没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便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随着荆州争夺战落下帷幕，曹操跟孙权之间开启了一段你侬我侬的“政治蜜月期”：曹操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持节），兼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则遣使入朝进贡，向曹操称臣，同时还送上了两份特殊的礼物。
头一份，就是关羽的首级。
孙权擒杀关羽后，把他的身躯以诸侯之礼安葬于当阳，然后把他的首级封在匣子里，郑重其事地献给了曹操。
曹操一向敬重关羽，对他的死其实也深感惋惜，于是也以隆重的礼节将其首级葬于洛阳。从此，民间就有了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的说法。
对于孙权献首级这件事，曹操心里很清楚，这小子装得这么恭敬，其实就是想把关羽之死的责任推到他曹操头上，让刘备以为害死关羽的罪魁祸首是曹操。
不过，孙权的这点小心思，既瞒不过曹操，也瞒不过刘备。所以不久之后，刘备就将用一场战争来表达对孙权的愤怒和仇恨。
孙权献给曹操的第二份礼物，是在奏表中“称说天命”，即鼓吹曹操是天命所归之人，怂恿他颠覆汉朝、登基称帝。
对于这样一份居心叵测的“礼物”，曹操更加嗤之以鼻。他把孙权的奏表拿给文武百官传阅，然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
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炉火上烤吗？！
在曹操看来，汉朝虽然早已名存实亡，但毕竟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这就像最后一层窗户纸，要捅破它很容易，问题是什么时候捅、谁去捅，却是大有讲究的。而曹操自从晋爵魏王后，实际上跟皇帝已经没什么区别，差的也只是一个名分而已。
所以，摆在曹操面前的问题就是：他如果硬要拿下皇帝这个名分，就必须同时背负“篡夺汉室”的骂名——活着，被世上的人骂；死了，也要被后世之人千年万载地骂。
这么干，值得吗？
曹操这个人向来务实，名分对他来讲意义不大，除非那个名分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倘若现在为了得到“皇帝”的名分，却要遭到天下和后世之人的口诛笔伐，同时又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利益，那这样的名分意义何在呢？
因此，对曹操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也罢。
可是，曹操不想要这个名分，下面的文武百官却都很希望他要。原因我们前文说过，老板早一天黄袍加身，底下的人就早一日跟着鸡犬升天。
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首的文武百官，趁着孙权“称说天命”的机会，极力向曹操劝进，说：“汉朝国祚其实早已终结了，并不是今天才这样。殿下功德巍巍，群生仰望，故而孙权远在江东，依然俯首称臣。此乃天人感应之兆，所以天下人才会异口同声称说天命，殿下应该早正大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曹操冷冷地看着这帮慷慨激昂的大臣，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商朝末年，周文王作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虽然四海归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终究没有推翻商朝。直到其子周武王继位后，才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
可见，曹操的态度明摆着——终其一生，他都会像周文王“服事殷商”那样尊奉汉室，绝不会颠覆它，至于改朝换代的事情，就交给后人（曹丕）去做吧。
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最终一定是要捅破的，但曹操并不想自己捅，因为他不愿留下千古骂名。
曹操说出上面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末。此时的曹操，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必然会从他的生命中逐渐淡去，而作为诗人和哲人的曹操，却一定会在这时候越发生动起来。因为，生命的风景不同了。当眼前只剩下落日余晖，人的心境只能被感伤和回忆充满、被诗情和哲思充满，而不该再让现实理性和政治考量来搅扰。
所以，与其在这最后的岁月里还劳心费神地去鼓捣一场篡汉自立的大戏，还不如平平静静地过完这剩下的日子，然后从从容容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临终前，曹操留下遗言：“天下尚未安定，不宜遵照古礼来办丧事。一旦安葬完毕，你们就脱去丧服。率军驻守边防的将领，都不得离开驻地。各级官吏都要各尽其职。入殓之时，穿平时的衣服即可，不要在墓穴里埋藏金玉珍宝。”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曹操依然秉持着一贯的务实和节俭作风，要求不得厚葬，一切从简。作为一个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人，这样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总结了曹操的一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同时起兵，而袁绍虎视天下，占据四州，强盛无敌。曹操运筹帷幄，施展智谋，征战四方，纵横宇内，运用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兼备韩信、白起的兵家奇策。将官职授予有才干的人，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做事能克制情绪，理性考量；用人则唯才是举，不念旧恶。最终才能够总揽朝廷大政，完成建国大业，这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无人可及的缘故。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凡的人，是超越当世的一代俊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从另外一些侧面做了补充评价，并同样给予了曹操盛赞。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曹操知人善任，很难在他面前作假伪装。他赏识提拔奇才异能之士，不论出身是否微贱，都能依照其才干授予职务，人才也乐于为他所用。与敌人对阵之时，意态悠闲，就好像不愿作战一样，可一旦捕捉到战机，便能克敌制胜，且气势昂扬，威不可当。对建有功勋应获赏赐之人，一掷千金，毫不吝啬；而对没有功劳却企图赏赐的，则一分一毫都不会给。执法严峻，对犯法者必定诛杀，就算犯人痛哭流涕，也绝不赦免。生性朴素节俭，不喜华丽之物。所以他才能够扫灭群雄，几乎平定海内。
陈寿和司马光之所以都对曹操赞誉有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曹操的确是最杰出的人物，没有之一。之前的董卓、袁绍、袁术、刘表等诸侯虽然都曾称雄一方，但比起曹操，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即便是之后与曹操三分天下的刘备和孙权，在才干、学问、气魄、格局、功业以及综合素质上，也还是不如曹操。
打开今天的百度百科，后人给曹操的历史定位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在这一串头衔中，刘备和孙权最多只能荣膺前两项，而与后三项绝对无缘。另外，曹操还有两个身份：“汉末权臣”和“曹魏奠基者”，而刘备和孙权虽然分别是蜀汉和东吴的开国之君，但跟“权臣”的身份则丝毫不沾边。换言之，曹操对汉末天下的影响力是全局性的，代表的是中央政权；而刘备和孙权的影响力都只是局部性的，因为他们只是一方诸侯。
所以，不论是从个人综合素质的角度讲，还是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讲，曹操都是当之无愧的三国一哥！
如果说，一个时代只能推举出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曹操肯定是汉末三国最具有说服力、最没有争议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往往也创造着时势。假如不是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金戈铁马的乱世，肯定孕育不出曹操这样一位“奸雄”；但如果没有曹操这个人物，汉末三国的历史也不会如此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英雄和时代，往往是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
随着曹操的逝去，一个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一段群雄混战、诸侯争霸的历史渐渐远去，迎面而来的，则是一个三国鼎立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