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城之战：一幅“义士群像图”
建安十八年正月，一度被曹操击败的马超又卷土重来了。
当初马超败逃时，凉州一个叫杨阜的军事参谋就曾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之勇，甚得羌人、胡人之心，若大军东归，不严加戒备的话，陇西诸郡恐怕就非朝廷所有了。”
果然不出杨阜所料，曹操班师没多久，马超就率羌胡军团横扫陇西诸郡，最后只剩下一座冀城（今甘肃甘谷县）还在坚守。
杨阜就在这座孤城之中。
此时，汉中的张鲁很清楚，马超就是他在北面的屏障——若马超一直在关陇一带纵横，曹操就永远不可能入侵汉中。所以，张鲁便派遣大将杨昂，率一万多人前去助阵，帮马超一起围攻冀城。
从正月到八月，凉州刺史韦康一直率众坚守，却迟迟等不到救兵。韦康遂命别驾阎温设法出城，去向驻守长安的夏侯渊告急。
当时，冀城被马杨联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根本不可能从城门突围，阎温只好在深夜从水道潜出城外。次日凌晨，马超部众发现了地上的水渍，遂一路追踪，抓获了阎温。马超旋即押着阎温来到城下，命他告诉守军，说东边的援兵不会来了。
不料，阎温竟然扯起嗓子对着城头大喊，说大军不出三天必到，叫大伙不要放弃。
城上守军一听，顿时喜极而泣，高呼万岁。
马超大怒，本想当场砍了阎温，可念及这座坚城久攻不下，便软硬兼施，劝他改变主意，帮着劝降守军。可阎温却道：“侍奉君主，只有一死，没有二心，阁下不必指望从我这里听到任何不义之言。”
马超没辙，只好杀了阎温。
然而，阎温口中“三天必至”的援兵，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城中守军又苦战了多日，依旧等不到一兵一卒。刺史韦康和当地太守等一干高官，全都丧失了信心，决定投降。杨阜顿时痛哭流涕，死命劝阻说：“我等率父兄子弟，以大义相互激励，只求一死，别无所愿，誓死为使君守住此城。可今天，你为何要放弃就要建立的功业，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呢？”
韦康等人不听，还是开门迎降了。
马超这个狠人，迁怒于他们顽抗了八个月，所以一进城就把韦康等人全都砍了，然后自命为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此时，夏侯渊已经奉曹操之命风驰电掣地赶来援救了。然而，冀城却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马超既已腾出手来，便率主力亲赴二百里外迎战夏侯渊。
双方交战，夏侯渊失利。
就在这个当口，凉州的氐族酋长杨千万又率众反叛，进据兴国（今甘肃静宁县南），与马超遥相呼应。
夏侯渊知道一时半会儿无法克复冀城，且担心腹背受敌，只好撤兵回了长安。
城池陷落之后，杨阜假意投靠了马超，心中却时刻不忘夺回城池。碰巧，杨阜的妻子不久后病逝，杨阜便趁机向马超告假，以安葬妻子为由出了冀城，然后找到了他的大舅子姜叙。
姜叙时任抚夷将军，驻军历城（今甘肃西和县北）。杨阜见到他后，力劝他起兵夺回冀城。姜叙的母亲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妇，对姜叙说：“韦使君遇难，你也有责任替他夺回城池，岂止是杨阜一人之责？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于忠义，便是死得其所。你赶紧发兵吧，别考虑我，我自己会小心，不会拖累你。”
姜叙遂下定决心，旋即与部众赵昂、尹奉等人开始谋划，同时暗中派人潜入冀城，找到他的朋友梁宽和赵衢，说服他们充当内应。
刚刚计议停当，赵昂的儿子却不知何故落入了马超之手。马超显然不知道赵昂参与了杨阜和姜叙的起兵计划，但可能对他有些疑心，便把他儿子扣做了人质。
眼看起兵在即，赵昂却为此乱了方寸，只好跟妻子道出了实情，说：“我与姜叙他们谋划起兵，大事一定能成，可咱们的儿子怎么办？”
跟姜叙的母亲一样，赵昂之妻也是一个异常忠烈的女子。她听完之后，只厉声回了一句话：“为君父（代指刺史韦康）洗雪大耻，纵然砍头也不足为意，何况一个儿子！”
连一介妇人都如此豪气干云，还有什么可说的？干就完了！
建安十八年九月，杨阜与姜叙遽然发兵，进据卤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北）；赵昂与尹奉则发兵进据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对马超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马超大怒，正犹豫是要坚守城池还是主动出击，卧底赵衢就在这时候给他献策了，鼓吹了一堆必须主动出击的理由。马超被说动了，旋即率部出城。
他前脚刚走，赵衢和梁宽后脚就把城门死死关上了。然后，他们还把马超留在城内的妻子、儿女全都砍杀了。
马超顿时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去攻打姜叙的根据地历城。很快，马超便攻破城池，抓了姜叙的母亲。
这位老妇人面对马超的屠刀，却毫无惧色，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背叛父母的逆子、杀害君父的恶贼，天地岂能长久容你？你不快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不得不承认，姜母这话骂得没错。当初马腾和一大家子都在曹操手里，马超却全然不顾，肆意起兵，等于是间接害死了父亲和一家老小。就此而言，马超的确是“逆子”，被人如此诟骂一点都不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超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在这个时候死于非命，也未尝不是一种报应。
当然，骂完这番话，姜母就被马超砍倒在血泊之中了。紧接着，马超就又杀了赵昂的儿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马超除了杀人泄愤之外，也很难扭转进退失据、孤军被围的劣势了。
随后，杨阜、姜叙等人率部与马超决战。史书没有记载这一战的具体经过，但应该十分惨烈，因为杨阜竟然在此战中“身被五创”，就是身负五处重伤。
此战，马超大败，只好向南逃窜，投奔张鲁。
杨阜虽身负重伤，但侥幸未死。战后，曹操论功行赏，把杨阜、姜叙等有功人员十一人全部封侯。杨阜本人被封为关内侯。
这场冀城争夺战，在战乱连年的汉末三国其实并不起眼，充其量就是一场局部战役而已。而且，参与此战的人，只有马超是比较重要的角色，其他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然而，这场战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涌现了一群视死如归的忠义之士。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堪称一幅悲壮而感人的“义士群像图”。
当然，正如“春秋无义战”一样，汉末三国也根本没有什么“义战”可言，所有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像阎温、杨阜、姜叙、姜叙之母、赵昂之妻这些人，不论他们誓死效忠的对象是刺史韦康、魏公曹操，还是大汉天子刘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集体展现出的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烈精神。
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这种精神，就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苦难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一根傲骨！
生活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有时候会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古人把“忠义”看得比命还重要？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嘲笑他们愚忠和迂腐。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平与繁荣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战争和苦难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不是愚忠和迂腐，而是一种高贵的牺牲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族群得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挺立乃至繁衍不息的一种文化密码。
远的不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不是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秉承着这种精神，前仆后继地踏上救亡图存的征程，那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记住这种精神，我们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国人；记住这种精神，我们这个族群才有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马超逃到汉中后，张鲁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都讲祭酒”的职位。
别看这个职位有些不伦不类，看上去好像是个芝麻官，其实在汉中，这已经是二把手了。而汉中的官制之所以显得如此另类，是因为张鲁这家伙本来就与众不同。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据说是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张鲁的祖父叫张陵，早年客居巴蜀，在鹄鸣山学道，学成出山之后就开始忽悠老百姓，创立了一个民间宗教，叫“五斗米道”——凡是入道的人都要缴纳五斗米，故而得名。
可能是有不少人交了米之后没学到什么东西，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当时的舆论对张陵并不友好，江湖上的人送了他一个蔑称，叫“米贼”。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播五斗米道；张衡死后，张鲁继承了这个祖传衣钵。张鲁的母亲可能有些道行，善于攀附权贵，结交了当时的益州牧刘焉，张鲁也就随之得到了刘焉的信任。
后来发生的事情前文说过了，刘焉把张鲁派到了汉中，刘焉死后，张鲁不奉刘璋号令，刘璋愤而杀了张鲁的母亲，两边就结下了死仇。
张鲁割据汉中后，开始用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史称“以鬼道教民”（《三国志·张鲁传》）。张鲁自称“师君”，新入道的教众统称“鬼卒”，有了一定资历后称为“祭酒”，可以统领部众；资历更深的，称为“治头大祭酒”，麾下部众就更多了。
五斗米道教人“诚信不欺诈”，生了病以后也不用吃药，到“祭酒”面前去忏悔自己的罪过就可以了，总之跟张角的“太平道”半斤八两，忽悠老百姓的套路都差不多。
张鲁施行政教合一，汉中郡就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了，五斗米道的各级祭酒既是心灵导师，也是行政官员，抓起思想政治工作来，那真叫一个得心应手。
另外，张鲁还规定，凡是他治下的老百姓犯了罪，前面三次都可以经批评教育之后赦免，到第四次才入刑。
这么一弄，等于汉中郡的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合理合法地犯三次罪，所以当地人都很高兴，“民夷便乐之”。只是我们不知道，假如人人都最大化地利用这三次“豁免权”，先来个鸡鸣狗盗，再来个欺男霸女，最后来个杀人越货，而心灵导师们只是批评教育一下就把人放了，那么到头来，汉中到底是更太平了，还是更乱了呢？
如此脑洞清奇的规定，只能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要不是张鲁这种三代单传、天赋异禀的教主，一般人还真想不出来。
张鲁挺赏识马超，给他的“都讲祭酒”这个职位，比所有祭酒的级别都高，仅次于张鲁本人的“师君”之位。而且，张鲁还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只是，他刚冒出这个想法，就有人提醒他说：“有那么一种人，连爹娘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呢？”
这当然就是指马超了，说的仍旧是马超不顾马腾和一大家子肆意起兵的事情。
张鲁一听，立刻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可见，这件事的确是马超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不管走到哪儿都只能背着。
不过，历史总是很吊诡。被天下人如此诟病的马超，最后收留他的主公，居然就是最喜欢标榜仁义的刘备。并且，不是马超去投奔刘备，而是刘备主动邀请马超加盟的。
由此可见，作为老板，刘备其实也是很务实的。说到底，他的用人之道跟曹操并无本质区别——只要有才，能够帮自己打天下就行了，有德无德都在其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刻的马超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会是成为蜀汉名将。眼下，他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杀回凉州，夺回老巢，同时为自己的妻儿报仇。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春，马超从张鲁这儿借了兵马，然后挥师西向，开始猛攻祁山。姜叙连忙派人向夏侯渊告急。
诸将都认为，应先禀报曹操，方可出兵。夏侯渊怒道：“魏公远在邺城，一来一回就要四千里路，等到命令下来，姜叙早完蛋了，还救什么急？”
夏侯渊随即亲率大军出发，命张郃率五千步骑为前锋，火速驰援祁山。
马超虽然勇猛，但他的嫡系部众基本上都在之前的几次战役中拼光了，现在手下都是张鲁的兵，战斗力远远不如马超昔日的凉州兵团。况且，既然是借来的兵，就没有忠心可言，自然不可能替马超卖命。所以，当夏侯渊大军一到，结果可想而知，马超一战即溃，不得不再度逃回汉中。
夏侯渊击退马超后，心想大军既然出来了，索性搂草打兔子，把韩遂也一块儿收拾了。
当时韩遂驻兵显亲（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突闻夏侯渊来袭，自知不敌，赶紧夹起尾巴就跑。夏侯渊率部紧追，一路追到了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此地的西北面不远处，就是氐族酋长杨千万据守的兴国，韩遂往这边逃，显然就是想把曹军引入腹背受敌之境。
在距略阳城三十里外的地方，夏侯渊命部众稍事休整。有人建议稍后直接进攻韩遂，但也有人建议，应先北上攻击兴国，以免腹背受敌。
夏侯渊略加思忖后，同时否决了双方的提议。他说：“韩遂部众精锐甚多，而兴国的城墙也十分坚固，所以，咱们两边都不打，索性北上长离川（今葫芦河），直接去打羌人的老巢。韩遂的部众多是羌人，必然会去救他们的家乡。倘若韩遂准许羌人离开，那他的兵力就会削弱；如果他率部援救长离川，那我们便跟他野战，必可将其生擒。”
随后，夏侯渊命辎重部队原地待命，然后亲率一支轻骑北上，直趋长离川，攻击羌人的部落营地。韩遂闻讯，果然率部来援。众将发现韩遂兵力甚强，建议挖掘壕沟，修筑营寨，先稳住阵脚再伺机决战。
夏侯渊却不以为然，道：“我军转战千里，为的就是在机动中歼灭敌人，若缩在营垒之中，弟兄们士气一衰，就打不了硬仗了。敌军虽然人多，但很容易对付！”
曹军旋即擂鼓进攻，果然大破韩遂军。
韩遂经此大败，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其部将阎行发动兵变，攻击韩遂，然后投降了夏侯渊。韩遂的势力越发削弱。他彷徨无计，一度想去投奔刘备，被人劝阻。一年后，韩遂又纠集了数万羌胡兵马，准备反攻阎行，但未及开打就被部将麹演、蒋石杀了，终年七十余岁。
夏侯渊击败韩遂后，乘胜进围兴国。氐人酋长杨千万弃城而逃，仅带少数亲兵投奔马超，余众皆降。夏侯渊越打越顺手，觉得还不过瘾，索性继续北上，大举扫荡盘踞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市）一带的匈奴屠各部落，一战便将其彻底扫平。
夏侯渊不愧是曹军中屈指可数的悍将。在此次战役中，他把曹军最擅长的长途奔袭、机动作战和野战能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个人的机敏、果决和勇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同年十月，夏侯渊又奉曹操之命西征，平定了凉州人宋建割据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宋建自汉末大乱后便在此割据，自立为“河首平汉王”，还修筑王宫，设置百官，嚣张了三十余年，却一战就被夏侯渊收拾掉了。
其后，夏侯渊又派张郃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今青海大通一带）地区，逼降了盘踞在这一带的诸羌部落。
经过上述几场战役，夏侯渊彻底荡平了整个陇右地区，为日后曹操进攻汉中铺平了道路。
曹操对夏侯渊的赫赫战功大为赞赏，随即拜他为征西将军，还送给他八个字：“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三国志·夏侯渊传》）
霸业初成：刘备夺取益州
建安十九年五月，刘备一边加紧围攻雒城，一边给诸葛亮发去了进兵益州的命令。
诸葛亮遂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然后与张飞、赵云等人各率所部，溯江西上，攻克巴东（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东），进抵江州（今重庆市）。
巴郡太守严颜在此顽强抵抗，无奈城破被俘。张飞怒斥道：“我大军既到，你为何不投降，还敢抵抗？”
严颜面无惧色道：“是你们无道，侵夺我州，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大怒，命左右把他拉出去砍头。
见张飞气得脸色铁青，马上要被砍头的严颜反倒气定神闲地说了一句：“砍头就砍头，何必发这么大火？”
这淡淡的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严颜过人的胆色。
张飞一听，深感敬佩，连忙亲自给他松了绑，其后不仅以礼相待，还将他奉为上宾。
严颜后来有没有为蜀汉效力，以及最终结局如何，正史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的这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三国志·张飞传》），却从此被青史所铭记；而他临死不屈的气节，也从此传颂千古，不断激励着后人。
直到一千余年后，文天祥仍然在他的《正气歌》中歌颂着严颜的气节。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文天祥在此化用了八个典故，都是历史上以气节著称的故事，其中的“为严将军头”，说的便是严颜的事迹。
江州是益州的门户，拿下此地后，便可长驱直入川中平原了。
诸葛亮等人攻克江州后，旋即兵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益州：张飞由北路进军，攻下了巴西郡；诸葛亮由中路进军，攻下了德阳（治今四川遂宁市）；赵云由南路进军，攻克江阳郡（治今四川泸州市），继而掉头北上，攻下了犍为郡（治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
最后，三路大军兵锋所指，毫无疑问就是成都。
此时，刘备已经率黄忠、魏延等部在雒城围攻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未能攻克。
庞统就是在这时身中流矢、不幸身亡的，时年仅三十六岁。刘备痛惜不已，追赐庞统为关内侯，日后每逢说起庞统，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为避免更多的伤亡，刘备命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劝降信。
法正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先是言不由衷地解释了一通自己“被迫”投靠刘备的理由，然后才转入正题，为刘璋分析眼前的形势，主要谈了三点。
第一，刘备现在势力很强，不怕打持久战，可你刘璋却“土地日削，百姓日困”，双方实力对比太过悬殊，你撑不了多久的。
第二，刘备大军已经占领了益州的大部分土地，诸葛亮、张飞和赵云“三道并侵”，试问你刘璋“何以御之”？且眼下的益州“吏民疲困”，起码有八成的人想要投降，你的统治根基已彻底动摇，就不必心存幻想了。
第三，白水关和白帝城，是益州一北一南的两大门户，“实为益州福祸之门”，而今这两大门户皆已洞开，“坚城皆下，诸军皆破，兵将俱尽”，而敌人却“数道并进，已入心腹”，你刘璋现在只能坐守成都和雒城，还有机会翻盘吗？
法正最后得出结论：“存亡之势，昭然可见。”（《三国志·法正传》）你身边那些谋士，其实也都看出这个形势了。他们眼下只是苟且偷生，没人肯为你献计，等到刘备兵临城下，他们更不可能为你尽忠效死。所以，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如此才能保住你刘璋一家老小的性命。
刘璋见信后，虽然满心惶恐，但仍心存侥幸，一个字也没回。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接着打了。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军终于攻破雒城，然后从北面迅速进围成都；与此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分别从东面、东北面和南面杀了过来，对成都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
此时，成都城内还有精锐将士三万，库存的钱粮也足够支撑一年，所以将士和百姓都愿意死守，不肯投降。刘备打探到这个情况后，意识到如果强攻，必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最终也能打下来，可伤亡绝对不会小。
所以，还是要尽量想办法，迫使刘璋投降。
可是，法正的劝降信已经写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刘备思忖良久，最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
马超在关陇纵横多年，其凶悍勇猛的威名早已传遍益州。所以，成都军民或许不会忌惮刘备，但一定会惧怕这个发起狠来连爹妈都不管的马超！
若能请来马超加盟，那逼降刘璋之事就十拿九稳了。不过，马超眼下正在张鲁那边打工，他愿意跳槽吗？
刘备觉得无论如何，此事值得一试，便命不久前归降的益州官员李恢秘密前往汉中，去给马超递橄榄枝。
话说刘备这两年真的是“人品爆发”，运气好到不可思议——他这边刚想招揽马超，马超那边恰好也在想着跳槽。
马超之所以想跳槽，是因为在张鲁这边，他干得一点都不开心。首先，张鲁说到底就是个只求自保、不思进取的土皇帝而已，跟刘表、刘璋这些人如出一辙，这样的老板能干成什么大事？马超跟着他又能有什么盼头？其次，张鲁手下大将杨昂等人，担心马超抢他们的饭碗，便千方百计地排挤他，而马超势单力孤，若不赶紧另投明主，恐怕迟早被他们害死。
所以，李恢一见到马超，表明刘备之意，双方便一拍即合了。
马超立刻不辞而别，偷偷离开汉中，从武都（治今甘肃西和县）逃到了氐族人的聚居地，同时写了一封表忠心的信，让李恢带回。
刘备大喜，赶紧命人给马超传话，让他先别急着来，接着暗中派遣了一支部队与他会合，且化装成凉州兵团，打上了马超的旗号，最后才让马超带着这支兵马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成都城下。
之前马超被夏侯渊击败后，嫡系部众已死伤殆尽，身边只剩为数不多的亲兵，所以刘备才会来这么一手，其目的就是让刘璋和成都军民以为马超带着凶悍的凉州兵来了，从而达到威吓和震慑的效果。
果不其然，狠人马超一到，刘璋和成都军民就都吓坏了。《三国志·马超传》用了很简洁的四个字来形容其惊恐的程度——“城中震怖”。
刘备知道效果达到了，就不急着攻城，在围困了数十日后，才派谋士简雍给刘璋送去最后通牒。
虽然直到此刻，城中仍有部分军民愿意死守，但刘璋明白，大势已去，再怎么垂死挣扎也无力回天了，只是徒然牺牲更多人的性命而已。
当天，刘璋便昭告城中军民，说：“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刘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刘璋传》）
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没有什么恩德给予百姓。很多百姓在这三年中死于战火、葬身荒野，都是因为我刘璋的缘故，我的心怎么能安呢？
随后，刘璋命人打开城门，与简雍同乘一辆车子，出城投降了。见此一幕，其麾下部众无不感伤落泪。
最后的时刻，刘璋所做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因为它的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平心而论，刘璋其实算不上无道之君，他统治益州的这些年，老百姓总体上还是安居乐业的。不论是之前否决郑度“坚壁清野”的提议，还是最后放弃抵抗，都是他善待百姓、心存仁慈的表现。然而，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仁慈”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当能力和实力都跟不上的时候。所以，作为一个生性暗弱、才具平庸的人，刘璋凭借“子宫彩票”和后来的好运气得到的益州牧，最后肯定要凭实力丢掉。
这很公平，完全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同理，刘备夺取益州的手段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他分内应得的——毕竟“能者上位”的游戏规则，终究要比拼爹、拼投胎技术的规则更为合理。
刘璋投降后，刘备并未赶尽杀绝，而是把他送到公安县安置，还把他的个人财物全都归还，同时把朝廷此前授予他的“振威将军”印绶，也一并还给了他，让刘璋至少在名义上还保持着权贵的身份，不至于沦为庶民。
随着益州之战落下帷幕，刘备终于拥有了一块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兵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刘备从二十四岁开始创业，历经磨难，饱尝艰辛，屡仆屡起，愈挫愈奋，终于在五十四岁这一年获得了成功。
老天爷仿佛是有意要把刘备打造成百折不挠的励志样板，所以在前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他挖了一个又一个坑，一直把他往死里整，在最后这几年，才终于像考核过关一样，赐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从而一举把他送上了人生巅峰。
刘备梦寐以求的霸业，至此总算是规模初具了。而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也在这一刻正式奠定。从此，刘备才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资格，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曹操、孙权一起逐鹿天下了。
进入成都后，刘备大摆酒宴，犒劳三军，并取出府库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
接着就是论功行赏了。
刘备自领益州牧，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魏延为牙门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孙乾为秉忠将军，霍峻为梓潼太守。
关羽和张飞因之前皆已晋位将军，故此次没有提升。
除了嫡系之外，一批归降的原益州官员也都得到了晋升：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黄权为偏将军，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伊籍为从事中郎，刘巴为西曹掾，等等。
之前围攻成都时，刘备为鼓舞士气，曾与将士们约定，一旦打下成都，便任由众人劫掠府库，他一概不管。
如今成都拿下了，虽然是刘璋自己降的，并非将士们卖命打下来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刘备也不能食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士们把大小府库洗劫一空，不由懊悔不迭。
问题倒不是刘备抠门，不舍得那些金银珠宝，而是如此一来，财政立马吃紧，没过几天，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都发不出来了。
正当刘备一筹莫展之际，刘巴献上了两条宝贵建议。
第一，铸造新货币，面值百钱，即一枚新钱相当于一百枚旧钱，这样财政马上就有钱了，足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由于增发货币极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必须采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设立“官市”，即由官府开办集市（相当于国企的垄断经营），如此既能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又能广辟财源，给各级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这两条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经济政策，刘备当即采纳，予以推行。很快，两项政策就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新政府的腰包立马鼓了起来。
财政有钱了，军方一些人的胃口就又膨胀了，遂大造舆论，认为应该把成都的良田和豪宅都赏赐给有功将士。
这就是典型的“流寇思维”——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将其视为战利品，必欲抢光掠尽而后快，然后再去抢下一块地盘。
可刘备是来益州开辟根据地、建立新政权的，稳定人心都来不及，岂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但想要开疆拓土、扩张霸业，又必须得依靠这帮将士，故而也不宜公开打压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刘备决定找一个军方的人出面，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出双簧。前提是，这个人必须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同志，而且要有德行、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才能镇得住场子。
这个人就是赵云。
于是赵云就公开表态了，说：“当年，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曹操窃国，其危害比匈奴更甚，还不是贪图安乐的时候。必须等到天下安定了，将士们各回家乡，去耕作自己的土地，才适合赏赐田宅。眼下益州百姓刚刚经历战乱，应该把田宅归还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得到士民的拥护，官府才能顺利地征发徭役、收取赋税，绝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来赐给自己宠爱的将领。”
很显然，这番话既是赵云自己的想法，也代表了刘备的态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此言一出，军方的舆论就平息下去了。
刘备要在益州扎根，作为集团二把手的诸葛亮，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
此前刘璋统治益州，纲纪废弛，各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执法不严，导致地方上的豪强士族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而现在轮到诸葛亮来治理，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诸葛亮首先入手的就是制度重建的工作。他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推出了一整套严刑峻法。可想而知，豪强士族们过惯了不受约束的安逸日子，现在却动辄得咎，不免牢骚满腹，怨声四起。
法正时任蜀郡太守，相当于首府的市长，很多利益是跟地方上的豪强士族捆绑在一起的，对诸葛亮的做法自然相当不满，便出面与他交涉，说：“昔日高祖入关，只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关中士民无不感恩戴德。如今，阁下凭借武力，据有一州之地，初具国家规模，还未对百姓施以恩惠和安抚，何况对当地人而言，您是外来之客，应该放低姿态。所以，我希望能放宽各种法律和规定，以满足士民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挺不客气的，大有以主人自居、压诸葛亮一头的意思。
诸葛亮当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言不讳地（左扌右享）了回去，说：“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暴虐无道，政令苛酷，百姓怨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天下立刻土崩瓦解。高祖基于这种情况，自然要采取宽大政策。可现在的益州就不同了，刘璋一向暗弱，且自刘焉以来，惯以恩宠笼络臣下，法律制度形同虚设，上下逢迎，互相奉承，以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地的士族豪强，普遍横行不法，肆意妄为，君臣之道，逐渐破坏殆尽。用权位来笼络人，等权位高了，人反而会轻视；用恩德来宠爱人，等恩德少了，人就会翻脸。益州之所以弊端丛生，原因在此。我现在用法律树立权威，一切都按法律来办，臣民就会知道政府的恩德；对所授官爵严格审查，加官晋爵时才会感到荣耀。这就叫‘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治国理政的要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法正本想倚老卖老，教教诸葛亮怎么做事，不料反倒被他教育了一番，心里十分不爽，却也没有办法。毕竟人家是集团的二把手，给你面子是情分，不给你面子是本分，你又能如何？
当然，诸葛亮这个人，也不是全然铁面无私、不知变通的。在官场上混，有时候要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但有些时候，也得睁一眼闭一眼，难得糊涂。这其中的分寸，诸葛亮就拿捏得十分到位。
还是以法正为例。由于法正在刘璋时期混得很不如意，经常遭人鄙视排挤，心里积怨甚深，所以这回“衣锦还乡”后，他就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一连杀了好几个当年跟他结怨的人。
此时诸葛亮正在推行“依法治国”，而法正这么干，属于典型的公权私用，自然是于法不容的。于是有人就向诸葛亮告状，说：“法正太骄横了，将军应该启禀主公，打压他一下，免得他作威作福。”
如果诸葛亮是像包拯、海瑞那样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主，那这回他跟法正之间就有好戏看了。不过，诸葛亮绝非那种只讲法律、不讲政治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法律暂时放到了一边，跟那个告状的人讲起了政治。他说：“主公当初在荆州，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忌惮孙权的逼迫，在家里还要担心孙夫人变生肘腋。直到法正成为主公的羽翼，才让主公得以展翅翱翔，不再受制于人。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他，让他想称心快意一下都不行呢？”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政治。
要禁止法正很简单，把事情一查，依法惩治即可，但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不会夸刘备执法严明，而是会骂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那时候，刘备的人设就崩了，还有谁肯替他卖命？为了维护法律，造成这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值得吗？
由此可见，凡事只讲政治、不讲法律，固然会滋生以权谋私的乱象；但凡事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有时候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
“借”来的荆州，该不该还？
自从孙权把妹妹召回江东后，眼睛就死死盯住了刘备的一举一动。
前文说过，孙权要攻打益州，却被刘备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挡了回来，令孙权十分不爽。如今，刘备竟然把自己当初说的那番漂亮话完全抛诸脑后，公然用武力夺取了益州，这不是摆明了拿孙权当傻子耍吗？
孙权暴跳如雷，大骂刘备是奸诈的老滑头。
这口恶气无论如何是吞不下去的。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孙权命诸葛瑾出使益州，目的只有一个——让刘备归还荆州。
当初说好了，看在盟友的情分上，荆州是我孙权“借”给你的，现在你竟然拿我当傻子耍，那对不起，盟友没得做了，把荆州给老子还回来！
有借有还，天经地义！
然而，在孙权看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刘备那儿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刘备一口回绝了诸葛瑾。
当初刘备之所以同意“借荆州”这个说法，无非是为了得到南郡江陵这个战略要地，口头上敷衍一下而已，打心眼里根本就不承认孙权对荆州的所有权。既然不存在“借”，那当然就无所谓“还”了。
不过，刘备这个人不喜欢说难听话，便又随口找了个理由来搪塞，说：“我正打算进攻关陇，等拿下关陇，就把荆州还给你们。”
诸葛瑾无奈，只好灰溜溜地回江东复命。
孙权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破口大骂：“这老滑头就是不想还，空口说白话，就是想拖延时间罢了。”
既然道理讲不清楚，那就只能来硬的了。
孙权随即单方面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官吏，命他们即刻到辖区赴任。可是，关羽眼下正在江陵镇守呢，你当他不存在吗？可想而知，孙权任命的官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关羽给赶回来了。
孙权怒不可遏。
讲道理你们不听，和平移交你们也不干，那就用刀枪来说话吧！
孙权立刻派出了两路人马：命鲁肃率兵一万进驻巴丘，抵御关羽；命吕蒙率兵两万，溯江西上，夺取三郡。
形势急转直下，原来就不太牢靠的孙刘联盟首次出现了破裂的局面。
吕蒙不愧是孙权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大将，不但会打仗，而且很会动脑子。他率部开赴战场后，并没有急着去攻打城池，而是给三个郡的郡守分别写了一封劝降信。结果，长沙太守廖立自知不敌，扔下城池就逃奔益州了；桂阳太守本是赵云，他入蜀后，此地防守自然薄弱，于是继任太守也只能带着辖下各县乖乖投降。
只有零陵郡的太守郝普不买吕蒙的账，仍然坚守城池。
此时，身在成都的刘备万万没料到，吕蒙竟然兵不血刃就夺了他两个郡的地盘。
眼下益州刚刚到手，政权还不稳固，荆州这块老地盘是绝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刘备不敢耽搁，连忙率领五万人马，从成都赶回了公安，然后命关羽率兵三万，往益阳（今湖南益阳市）方向进兵，目标就是夺回长沙、桂阳二郡。
得知刘备亲赴前线，孙权当然不甘示弱，也立刻从建业赶了过来，进驻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各军。
两方大佬都出马了，一场大战看来已不可避免。
孙权一边命鲁肃率兵两万从巴丘进驻益阳，一边命吕蒙暂时放弃零陵，迅速回师与鲁肃会合，共同迎战关羽。
吕蒙接到命令后，却不急着动身。
因为他不甘心就此放弃零陵——既然长沙和桂阳都不战而降了，凭什么零陵就拿不下来呢？我倒要看看你郝普有多大能耐！
吕蒙脑子转了转，便心生一计。
他把孙权的军令藏了起来，秘而不宣，然后连夜召集众将开会，下令明日一早大举攻城，还煞有介事地对诸将面授了一番机宜。最后，他才假装不经意地把目光瞄向了一个叫邓玄之的部将。
这个人是郝普的故交。
吕蒙用一种聊闲天的口吻对邓玄之说：“郝普这个人，听说世上有忠义之事，也想效法，殊不知现在时机不对啊！”
为何时机不对呢？
吕蒙接着说：“现如今，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给包围了，命在旦夕；关羽在南郡呢，也被咱们的主公给堵住了，听说已经吃了一场败仗。他们目前的处境啊，可以说是头脚倒悬，自顾尚且不暇，岂有余力来救援零陵呢？咱们现在兵精粮足，而且计划周密，我估计明日攻城，当天便可攻破。到时候，郝普白白送了性命，有什么好处？何况他还有一个百岁老母，恐怕也难逃一死，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事啊！”
所谓刘备在汉中被围、关羽吃了败仗等，当然都是假情报，不过邓玄之却信以为真，不免替郝普担心起来。
吕蒙看在眼里，便装腔作势地长叹了几声，最后才道：“我估计啊，郝普是因为坐困孤城，得不到外面的情报，以为一定会有援军，才决定固守。听说你跟他交情不错，不妨跟他见一面，把这些情况跟他说一说。是福是祸，就由他自己选了。”
邓玄之为救朋友一命，自然不敢耽搁，遂连夜入城，把吕蒙这番话原封不动地搬给了郝普。郝普听得心惊胆战，无奈之下，只好出城投降。
次日一早，吕蒙亲自乘船前来受降。一番交接仪式后，吕蒙亲切地握着郝普的手，从船上下来，在岸上站定，然后才掏出孙权的那道军令，递给了郝普。
郝普接过来一看，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吕蒙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得意，当场就大笑了起来，还一边笑一边给自己鼓掌。
郝普看完才知道，刘备根本不在汉中，而是已亲赴公安；关羽也根本不在江陵，而是已经进兵益阳。换言之，只要他死守几天，大军一定会前来救援。
可事已至此，郝普除了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之外，又能如何？
就这样，吕蒙不费吹灰之力，便一连拿下了刘备三个郡的地盘，可以说无论之前刘备给了孙权多大的羞辱，吕蒙现在都加倍还了回去。
拿下零陵后，吕蒙命部将孙河留守，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率部北上，前往益阳。
孙、刘双方的所有人似乎都恨不得立刻撕毁盟约，只有一个人深感忧虑。
他就是当初力促双方结盟的鲁肃。
之前“借荆州”就是鲁肃的主意，如今双方为了荆州的归属问题闹到如此地步，眼看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鲁肃不仅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而且有义务避免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为此，他决定亲自出面，去跟关羽谈判。
众将都认为此举太过危险，纷纷反对。因为他们都觉得，关羽这个人并不友善，之前关系尚未恶化时，关羽就曾心生猜疑，多次有过挑衅之举，全靠鲁肃顾全大局，一再忍让，才勉强维护住了双边关系。而如今，双方都已经撕破脸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可鲁肃却不这么悲观。他对众人说：“局面恶化至此，彼此更应该把话摊开来说。刘备虽然忘恩负义，但是非对错还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关羽岂敢凭他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大局？”
随后，鲁肃向关羽发出了会晤的邀请。
到了约定时间，双方在益阳城外见面，各自的兵马都停留在百步之外，将领们也只携带随身佩刀。鲁肃很不客气，一上来就谴责刘备一方背信弃义，说：“我们主公当初之所以把土地借给贵方，全都是因为贵方战败，无处容身。如今你们得到了益州，却全无归还之意，我方要按约定取回三郡，你们又不答应，这是何道理？”
话音刚落，关羽还没接茬，身旁便有一人幽幽道：“土地这种东西嘛，谁有德行就归谁，哪有固定的主人呢？”
这话说得其实挺有水平，只是挑衅的意味太浓，无助于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鲁肃闻言，当场色变，厉声呵斥。
关羽也觉得此人随便插嘴太没规矩，便手按佩刀，说：“此乃国家大事，你这家伙懂什么！”然后目光如刀，逼视着那个人，迫使他乖乖退了下去。
史书没有记载这个说话挺跩的人是谁。《三国演义》说是周仓，但周仓此人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只见于民间传说和话本中，后来被罗贯中写进了《三国演义》，可以肯定是个虚构人物。而且，就算真有周仓这个人，当时也在场，但以其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的“莽夫”性格来看，也绝对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关羽赶走那人后，回答鲁肃道：“乌林之战，左将军身在战场，全力破敌，岂能白白辛苦，连一块土地都没有？莫非阁下此来，是想强行夺走土地不成？”
赤壁之战，刘备一方固然也参与了，但凭良心说，功劳实在很小，跟周瑜等人比起来，压根不值一提。所以，鲁肃很不屑地道：“不然！从我与刘豫州第一次在长坂坡见面，你们的兵马就少得可怜，而且士气低落，形势危急，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当时刘豫州一心想要逃得远远的，何曾想过会拥有荆州？是我们主公怜悯刘豫州没有栖身之所，这才把土地借给他，让他有个立足之地，帮他渡过难关。想不到，刘豫州竟然自私自利，存心欺诈，还撕毁盟约。而今，益州已经得手，又想兼并荆州之地，这种事连一个凡夫都干不出来，何况是堂堂的领袖人物？”
关羽打仗很猛，但口才却不咋地，更不懂谈判的艺术，所以被鲁肃这番抢白，竟然无言以对。
其实，谈判的艺术，关键就在于不能跟着对方的逻辑走，而要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即使对方说的是事实，你也可以从同样的事实中找出不同的角度，建立自己的说辞。比如，鲁肃口口声声说孙权在刘备身处危难时救了他一把，这固然是事实，关羽完全可以大方承认，但是把荆州“借”给刘备这件事，却只是孙权一方的逻辑，并不等于事实本身。
关羽应该反问鲁肃：荆州本来是谁的？难道不是刘表的吗？你孙权凭什么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呢？这是什么逻辑？更何况，刘表临终前还曾把荆州“托付”给刘备（虽然此事不一定为真，但关羽却不妨拿这个说事），就此而言，荆州更应该属于刘备，而不是孙权。
假如鲁肃反驳说，是因为周瑜打赢了赤壁之战，才保住了荆州，所以孙权理应得到荆州的所有权。那么关羽就可以针锋相对地说，按照你这个逻辑，谁打赢了，地盘就归谁，那荆南四郡本来就是我们打下来的，凭什么要从你孙权那边“借”呢？
假如鲁肃无法反驳，只能改口说，“借荆州”主要指的是南郡，那关羽就可以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那你们这回口口声声要讨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又是怎么回事？关羽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你们借出南郡，目的不就是让我们帮着你们抵御曹操吗？既如此，那这件事的实质就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笔交易。如果这么说太难听，那说好听一点，就是盟友双方互相帮助。既然是互相帮助，那你们又何必把这事扯成一桩天大的人情呢？又有什么理由讨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呢？充其量，你们只能讨回南郡。可曹操一旦打过来，你们还要不要帮手？如果现在你们把南郡拿回去，到时候又找我们结盟以共御曹操，这不就成了儿戏了吗？哪有这样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更何况，我们刘豫州也是堂堂一方诸侯，这么做岂不成了你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马仔？！
倘若关羽口才好点儿，懂得用上述逻辑进行反驳，那无言以对的人恐怕就是鲁肃了。
不过，无论最后是谁哑口无言，这场谈判到头来都是没有结果的，也根本没有胜利的一方。因为，当谈判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妥协时，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建安二十年初秋，正当刘备和孙权准备大打出手之际，一个消息从益州传来，把刘备惊出了一身冷汗。
消息说，曹操已出兵关陇，即将大举进攻汉中。
汉中是益州的北面屏障，一旦失陷，益州就危险了。此时的刘备虽然据有荆、益二州的大部分土地，但还远远不具备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实力。所以，刘备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选择——向孙权求和。
既然是主动求和，那当然只能妥协，把地盘让出去了。孙权不费一兵一卒，就捞回了面子，还拿回了地盘，当然没有理由不答应。
于是，孙权命诸葛瑾为代表，前往益州与刘备谈判，先划分地盘，然后重建盟友关系。
据说，诸葛瑾每次出使益州，都由弟弟诸葛亮负责接待和引见。不过，兄弟俩除了公事之外，为了避嫌，私底下连一次面都没见过。没办法，这就叫各为其主。在政治面前，亲情往往是次要的，有时候甚至会变得微不足道。
谈判结果，双方大致以湘水（今湘江）为界，把荆州一分为二：东边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西边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归刘备。
对于这个结果，孙权和刘备基本上都还是满意的。毕竟，刘备不敢同时与孙权和曹操开战，孙权也不敢同时与曹操和刘备开战。在如今这个“三雄争霸”的格局中，唯一敢同时与另外两方开战的，也只有强大的曹操了。
换言之，只要曹操依旧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孙权和刘备就只能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尽管这个关系非常脆弱，但起码在现阶段是不可或缺的。
曹操平定汉中
建安十九年冬天，许都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皇后伏寿被魏公曹操干掉了。
曹操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皇后呢？
事情还要从十四年前的“衣带诏事件”说起。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献帝刘协的老丈人董承，声称奉天子之命，暗中联络了一帮朝臣，准备诛杀曹操，不料密谋泄露，董承等人皆被曹操诛灭三族，其中自然也包括董承的女儿、刘协的嫔妃——董贵人。
当时，董贵人已怀有身孕，刘协苦苦哀求曹操，让他看在腹中胎儿的分儿上，饶董贵人一命。可曹操这种人向来信奉斩草除根，所以二话不说就把董贵人砍了。
有道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皇后伏寿眼睁睁看着董贵人一尸两命，顿时恐惧不已，遂暗中给父亲伏完写了封密信，控诉曹操的残暴罪行，并恳求父亲设法对付曹操，否则她总有一天也会步董贵人之后尘。
从不甘束手待毙的角度来看，伏寿可以说是一个烈女。然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说，她这么做很愚蠢。
因为曹操没那么容易对付。董承、董贵人父女不就是自不量力才身死族灭的吗？你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就更要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如今你竟然怂恿父亲去做董承已经失败的事情，不恰恰是在重蹈覆辙吗？
伏完毕竟是在官场上混的人，当然知道女儿这么做很幼稚，也很危险，所以压根没有任何反应，权当没看过这封信。
于是，这件事情貌似就这么过去了。
建安十四年，伏完在中散大夫任上寿终正寝，也把他和女儿之间的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可是，谁也没料到，又过了五年，即建安十九年，当初伏寿给父亲写信、密谋对付曹操的事，居然不知何故被翻了出来！
曹操得知后，自然是暴怒不已。
这些年来，虽然刘协一直乖乖地做着他的傀儡天子，从不敢跟曹操叫板，但自从出了“衣带诏事件”后，曹操便始终心存警惕——你刘协表面上不敢反对我，但心里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所以保不齐哪天又会冒出一个董承，再搞一出“衣带诏事件”。
对这种事，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就在不久前，一个名叫赵彦的议郎，就因为跟皇帝刘协讨论了一下时局，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便被曹操不由分说砍了脑袋。
连跟我说几句话的大臣你都要杀，那我当这个天子还有什么意思？！
刘协压抑多年的恐惧和愤怒终于爆发。有一天，曹操因事上殿觐见，刘协忍无可忍地对他说：“阁下如果愿意辅佐我，我感激不尽；若是不愿，那就求你开恩，放我一条生路吧。”
虽然天子纯粹是个傀儡，但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还是让曹操颇为心惊。据说，曹操当时就“失色”了，然后频频跪拜行礼，接着就逃也似的告辞而出。
依照当时的朝廷仪轨，凡三公入朝觐见，都要由宫中的虎贲卫士跟在左右，以防生变，看上去就像被全副武装的卫士“挟持”一样。而曹操上殿，当然也得照这个规矩来。虽说宫中卫士早就都是曹操的人，但曹操也不敢担保里头不会有个别人暗中投靠了皇帝，想当董承第二啊！
倘若如此，那皇帝趁曹操独自上殿之机，命卫士把他干掉，岂不是易如反掌？纵横天下无敌手的曹操如果真这么死了，那可算是在阴沟里翻船了。所以，那天下殿后，曹操好久都回不过神来，“顾左右，汗流浃背”（《后汉书·伏皇后纪》）。从那天起，曹操就再也不愿上殿朝见了。
好巧不巧，伏皇后又恰在此时东窗事发。当曹操把所有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后仔细一想，后背不免阵阵发凉。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衣带诏事件”重演了。
于是，伏皇后的末日就此降临。
曹操先命御史大夫郗虑，持节收缴了伏皇后的印绶，又命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准备抓人。伏皇后紧闭门窗，藏进了墙壁的夹层中。可是这等小伎俩岂能瞒得过人？华歆命士兵拆屋毁墙，没两下就把伏皇后拉了出来。
此时，刘协正在外殿，面如死灰地陪着郗虑坐着。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士兵从内殿押了出来，边走边哭。经过刘协面前时，伏皇后绝望地喊了一声：“能不能救我一命？”刘协满面凄凉地看着她，喃喃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命就没了。后面没说完的半句是——还拿什么救你？！
然后，刘协把脸转向郗虑，尽管满腔悲愤，最终也只能化作一句无力的吐槽，说：“郗公，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没办法，这就是命。从你当上这个名存实亡的大汉天子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活一天算一天吧，至少，比起你那个短命的哥哥刘辩，你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想那刘辩坟头的杂草，怕是已经有一人多高了吧？生逢乱世，谁又不是命若飘蓬、身不由己呢？认命吧，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你就该感到庆幸了，别的都是奢望。另外，别把头上戴的那顶天子冕旒太当回事儿，你可能也就想开了。
史书没有记载郗虑是如何回答刘协的。不过，想必他也不会回答。因为，只要在刘协面前说一个不该说的字，他的下场就会跟赵彦一样。
伏皇后随后被关进了“暴室”（宫内染坊，相当于冷宫），没过多久便幽禁而死了。她和刘协生的两个皇子，都被毒鸩赐死；还有她的六个兄弟及宗族老少一百多人，也全部被杀。
建安二十年正月，曹操立曹贵人为刘协的新皇后。
这个曹贵人，正是曹操的女儿。如此一来，刘协无异于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方位无死角地处于曹操的监控之中。从此，曹操终于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一心一意征战天下了。
本来，进攻汉中便已在曹操的计划之内，如今刘备悍然夺取了益州，大有觊觎汉中之势，曹操自然要加快平定汉中的脚步。
当年三月，曹操亲自出征，准备从武都进入汉中。聚居在这一带的氐人部落得到消息，立刻封锁了道路。曹操命张郃、朱灵为前锋，将氐人击溃。四月，曹操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大散关（今宝鸡市西南），进抵河池（今甘肃徽县）。
氐人酋长窦茂，率众一万余人，在此凭险固守。五月，曹操攻克河池，屠城。
七月，曹操大军进抵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这座险关乃汉中门户，南北两面皆是崇山峻岭，地势极为险要。张鲁得知曹操大兵压境，自忖难以抵挡，立刻冒出了投降的想法。他的弟弟张卫坚决反对，然后自告奋勇，亲率数万部众进驻阳平关，并且一口气在两山之间修筑了十多里的城墙，打算跟曹操死磕到底。
曹操也知道阳平关易守难攻，所以战前便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当时，凉州的不少参谋官和武都的降卒都跟他说，张鲁很好打，因为阳平关的南山和北山相去甚远，很难严密防守。曹操信以为真，等自己来到关前一看，才发现那些情报根本不靠谱——这座关隘的险峻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时，张卫已经在阳平关两侧的高山上，利用险要地形修建了多座营垒，宛如在曹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曹操虽善于用兵，但这回可不像当初打潼关那么轻巧了，还能渡过黄河绕到敌人背后。这座阳平关就是进入汉中郡的唯一通道，除非你能变成鸟儿飞过去，否则只能硬着头皮强攻。
随后，曹军一连多日对山上那些营垒发动猛攻，无奈山势太过陡峭，连正常攀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头顶上还有滚木礌石不停往下砸，所以伤亡异常惨重。
曹操大为沮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连张鲁的一根汗毛都没伤着，自己的老本就要拼光了。而且，眼下的军粮也即将耗尽，曹操思前想后，终于决定退兵。
当时天色已晚，还有一支部众在山上，尚未归营，曹操遂命夏侯惇和许褚去通知他们撤退。不料，夏侯惇和许褚在山上转了半天，愣是没找着这支部队。
难道，他们都被敌人干掉了？
其实，这支队伍并没有被干掉，而是在夜里迷路了。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深山老林里转来转去，本来都快抓狂了，可谁也没料到，转到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撞进了一座敌人的军营。
而且，这座军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因为离它不远的地方就是张卫的大营。
之前连日猛攻，死伤无数，却连一座敌营的边都没摸着，眼下居然阴差阳错就撞进来了。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更重要的是，张卫的手下压根没想到他们是误打误撞进来的，还以为是敌人大半夜搞定点突袭呢，顿时大为惊骇，于是不敢抵抗，哗啦一下就作鸟兽散了。
于是，曹军的这群“无头苍蝇”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占据了这一要地。
当时，曹营谋士辛毗、刘晔二人随该队同行，意外得手后，赶紧下山去报捷，正巧在半路上遇见夏侯惇和许褚。二人忙不迭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
两位大将一听，根本不敢相信有这种事。夏侯惇亲自到那个据点走了一遭，才发现是真的，于是飞奔下山，向曹操做了汇报。
曹操又惊又喜，立刻下令乘胜进攻。
夏侯惇遂率部上山，没花多少力气，便找到了张卫的大营所在，旋即发动进攻。张卫抵抗了一阵，终究不敌，只好连夜逃遁。
这座原本形同天堑的阳平关，就这样凭着不可思议的好运气落入了曹操手里。
我们说过，真实的历史经常是不讲逻辑的。很多时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必然性，而是谁都无法预料、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偶然性。
曹操以这种方式拿下阳平关，进而平定汉中，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张鲁本来就一心想投降，如今阳平关一丢，他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写降表了。谋士阎圃劝他不必这么着急，说：“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投降，我们没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如暂时投奔朴胡（少数民族首领，族众聚居于今四川阆中市一带），跟曹操对峙一段时间，然后再降，这样身价就不同了。”
张鲁觉得有道理，决定暂到巴中（今四川东北部）一带躲避。临走前，左右劝他把囤积财货的府库悉数烧光，张鲁不同意，说：“我本来就想归顺朝廷，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如今只是为了躲避兵锋，并不是想跟朝廷为敌。所以，这些府库财货，自然也要归朝廷所有。”
于是，张鲁命人锁上府库，贴上封条，然后才逃离了南郑（汉中治所，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
曹操随即兵不血刃地入驻南郑，占据了汉中。
见张鲁把府库保存得十分完好，曹操非常满意，便派人去见张鲁，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之意。
拿下汉中，就等于打开了益州的北大门。此时，最佳战略就是一鼓作气，挟新胜之威直捣成都，趁刘备立足未稳，将他一举消灭！
有个随军的谋士就在这时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就是司马懿。
这些年，司马懿屡获升迁，已经官居丞相府主簿，相当于国务院的秘书长，成为曹操帐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他对曹操说：“刘备用诈力逼降刘璋，蜀地的人心尚未归附，如今又与孙权争夺江陵，此机不可失也。眼下我军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若大兵压境，其势必瓦解。圣人行事，既不可违背时机，也不可错失时机啊。”
按照曹操一贯的雄心壮志和霸气作风，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采纳这个建议。
然而，司马懿万万没想到，曹操居然淡淡地回了这么一句：“人苦于不知足。有道是既得陇又望蜀啊！”
最早发出这句感叹的人，不是曹操，而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刘秀说这句话时，连年征战后的厌倦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时此刻，曹操也说了这句话，难道是偶然吗？
很明显，这绝非偶然。
平定汉中的这一年，曹操已经六十一岁了。
如果从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离京征讨黄巾的那一年算起，迄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间，曹操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仗中度过的。如果有哪一天他不在战场上，那也一定是在走向战场的路上。
这么多年，曹操攻克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枭雄，取得了一次比一次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有好多次遭遇惨败，命悬一线。但无论如何，他始终雄心勃勃、斗志昂扬。尤其是统一了北方之后，他更是每天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激励自己。
然而此刻，他终于厌倦了。
这匹“志在千里”的老马，终于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磨掉了锐气和霸气。
这位“壮心不已”的烈士，终于在连绵的征战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斗志与豪情。
聪明过人的司马懿，显然已经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沉默了，没有再劝。
而另一个谋士刘晔，却没有意识到伟大的曹公也有身心俱疲的一天，便又进言道：“刘备乃人中豪杰，其长处是格局广大，短处则是反应迟缓。他占领益州的时间尚短，蜀地之人不足以成为他的后盾。如今我们攻破汉中，蜀人震恐，势将自行崩溃。以主公的英明神武，再顺应这种时势，必定攻无不克。若稍微拖延，诸葛亮身为谋士，善于治国，关羽和张飞身为大将，勇冠三军，很快便会使人心安定，到时候据守险要，就不易击破了。今日不夺取益州，日后必有大患。”
两个谋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曹操终究没有听从。
他在南郑住了七天，其间陆续有蜀军士兵前来投降。其中一人被带到曹操面前，交代了这几日益州的情况。他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将领们用诛杀的手段镇压，仍未稳住局面。”
这一刻，曹操忽然又心动了。
他可以预料到，自己夺取汉中一定会给益州带来震动，只是完全没想到，震动竟然如此之大。
看来，不乘胜进攻益州，的确是有点可惜了。于是他问刘晔：“现在打，还来得及吗？”刘晔摇了摇头，说：“如今益州已经有了防备，不是最佳的进攻时机了。”
曹操其实也只是心动了一下而已，并非完全改变了主意，否则以他往日的脾气，不要说仅仅时隔七天，即便时隔七十天，蜀军已经有了严密防备，只要他想打，那就谁都拦不住。
刘晔很可能也已察觉到了曹操的这一本质变化，所以才顺水推舟，说现在已错过了时机。不然的话，仅时隔七天，何至于形势就截然不同了呢？
既然不想打，那就班师吧。随后，曹操命夏侯渊、张郃、徐晃留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督汉中事”（管理内政），旋即引兵返回邺城。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这一走，还顺便把汉中的数万户人口强行带走了，并将他们安置在了长安和关中。不久，他又授意杜袭，通过一番软硬兼施，把汉中百姓八万多人，全都迁到了洛阳和邺城。
曹操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呢？
在古代，人口就是最宝贵的资源，几乎可以说是第一生产力。曹操这么做，首要目的当然是以人力资源充实自己的后方。可是，此时汉中也已经是曹操的地盘，把人口迁走就等于削弱了汉中，这又是为何？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汉中是益州门户，对刘备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性命攸关，但是对曹操而言，其战略意义就要小很多了。所以，曹操肯定能预见到，刘备必定会来争夺汉中，而曹军到时候能否守住，把握并不是很大。既如此，曹操对汉中这个地方自然就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因此索性提前把人口迁走——即便到时候守不住，留给刘备的也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空壳。
曹操班师不久，巴中的夷人首领朴胡等人便率众归降了。
同年十一月，张鲁也在做足了一番“对峙”的姿态后，选择出山投降。曹操给了他一个“镇南将军”的名号，并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和谋士阎圃等人，也都被封为列侯。
合肥之战：孙权的惊魂一刻
自从建安十三年攻打合肥铩羽而归后，孙权与曹操在东线战场便一直没有停止交锋。
建安十八年正月，双方在濡须口打了一仗。
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孙权又在吕蒙的建议下，率吕蒙、甘宁攻取了皖城（今安徽潜山市），拔除了曹操在合肥以南最重要的屯田之所。
曹操勃然大怒，于同年七月率部亲征，准备夺回皖城，但再度遇到南方的暴雨天气，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故仅历时三个月便无功而返。
到了建安二十年八月，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之际，携吕蒙、甘宁、凌统、贺齐、徐盛、陈武等多位将领，共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对合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
此时，守卫合肥的是曹军猛将张辽、李典和乐进，上面还有一个上司叫薛悌。他们麾下的部众，仅有七千人。
很显然，对曹军而言，这将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恶战。
曹操西征前，预料到孙权很可能会趁机在东线发难，便事先给了薛悌一封密函，并在信封上注明：“贼至，乃发。”
此刻，众人将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若孙权亲至，张辽和李典出战，乐进守城，薛悌不可参战。”
众人看完，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曹操的安排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张辽和李典向以骁勇善战著称，所以命他们出战；而乐进为人沉稳持重，所以命他守城；至于薛悌，只是个文官，所以命他不得参战。
然而，这个貌似没有问题的安排，却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曹操固然预料到了孙权的行动，却没能料到孙权竟然会率十万大军前来。
七千对十万，这仗怎么打？
固守待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主动迎战则无异于自寻死路！可曹操的军令在此，谁敢违抗？
尽管在场诸人除了薛悌外，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可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却难免心生疑惧。四个人中，只有张辽毫无惧色，道：“曹公远征在外，若是等到援军到来，敌人早把我们击破了。所以，曹公的意思，是让我们在敌军完成合围之前主动迎击，摧毁敌人的锐气，安定我方的军心，如此才可固守。”
李典等人面面相觑，都不接茬。
张辽见状，不由怒道：“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迟疑不决，那我就一个人出战！”
李典与张辽素来不睦，两人本来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可人家张辽如此硬气，李典又岂能做缩头乌龟？于是他慨然道：“此乃国家大事，我方才没说话，只是想看看诸君有何计策，现在你都这么说了，我岂能因个人私怨而不顾公义？愿同你一起出战！”
这个决心之所以如此难下，是因为大伙都清楚，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基本上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决定出战就意味着决意赴死了。
当天夜里，张辽募集了八百名敢死队员，然后宰杀了几头牛，犒赏众将士。
这无疑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大概率是没有下顿了。
次日拂晓，张辽和李典率敢死队出击，抢在孙权各路大军完成集结之前，直奔孙权的帅旗而去。张辽身披铠甲，手持铁戟，一马当先，头一个杀入了敌阵。
他一边高呼自己的大名，以此震慑对手，一边左冲右突，接连砍杀了数十名敌兵，还把吴军大将陈武和另一名将领先后斩落马下，然后一口气杀到了孙权的帅旗之下。
猛将就是猛将，打起仗来完全是拼命三郎的架势。
孙权万万没料到，曹军竟敢主动出击，更没料到张辽如此生猛，居然一眨眼就杀到了自己面前。他大惊失色，慌忙掉转马头，奔上附近的一座山丘。左右亲兵赶紧用长戟围成人墙，把孙权护在当中。
张辽在下面大声叱骂，叫孙权下来决斗。孙权当然不可能下去。他现在暂时安全了，惊魂甫定之际，蓦然发现其实张辽带的兵很少，之所以能杀到自己眼皮底下，无非就是敢玩命而已。
这个发现让孙权瞬间就有了底气。他立刻下令部众包围张辽。
很快，孙权部众就把张辽和他为数不多的敢死队员围了好几重。张辽意识到“擒贼擒王”的突击战术已经失效，再打下去必死无疑，遂带着几十名部众拼死杀出了重围。
可是，余下的部众仍被困在包围圈中。他们看到主将跑了，忍不住高声大喊：“将军要扔下我们吗？”
张辽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反身又杀了回来。
按照常理来讲，能在万军包围之中杀出去，已属万幸，一般将领早就逃得没影了。而且，能在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带着几十名部众杀出去，已经是非常难得了，绝不会遭人非议。假如张辽就这样一走了之，相信曹军上下都可以理解。
然而，为了弟兄们，张辽却义无反顾地杀回了重围之中。
名将之所以是名将，不仅是因为能征善战，更是因为能在危难时刻把部众的性命看得高于一切，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没有意外的话，张辽这一次恐怕是要跟他的弟兄们一起战死沙场了。
可历史就在这一刻，再次出现了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反转。
孙权这边的将士，照理说也都是身经百战之人，且在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这一仗中砍下张辽首级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事实却是：“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三国志·张辽传》）
张辽竟然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把剩余的部众都解救了出来；而孙权方面，竟然被杀得人仰马翻，没有一个人挡得住张辽。更离谱的是，张辽“拔出余众”后，并没有逃回城中，而是带领部众继续鏖战，“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
从早上一直战斗到中午，结果人多势众的吴军非但没能灭了张辽，反倒被打得十分狼狈、士气全无。比如吴军大将徐盛，不但挂了彩，连手中的长矛都被打掉了。危急时刻，所幸贺齐率部来援，才救了他一命，并帮他抢回了长矛。
如果陈寿关于这一仗的记载没有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像这种平原地带的野战，曹军的战斗力显然要比吴军高出好几个数量级，否则绝对不可能打成这种结果。此外，这一仗的结果似乎也证明了，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主将的杀气和部众的士气，要比“兵力”这个因素重要得多。
战斗结束后，张辽全身而退，回到城中，从容地加固防御工事。经此一战，曹军士气大振，人人都有了固守之心。
接下来，孙权带着他的十万大军围着合肥打了十多天，却始终未能撼动这座坚城。
直到此刻，孙权才意识到自己太过轻敌了。
本以为十万打七千，可谓易如反掌，不料刚一交战就被对手挫尽了锐气，之后这十几天的围城战，更是越打越没信心，只能徒增伤亡，外加耗费粮草。
十万人的后勤补给，可不是闹着玩的，若无取胜的把握，还不如趁早撤兵。
没办法，孙权最后只能下令撤退。
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合肥之战，就这样尴尬地落下了帷幕。
不过，故事到此并未结束。这场著名战役在即将落幕之际，又出人意料地给后世“观众”奉献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彩蛋”。
十万大军要撤退，自然不能轰的一下全都一块儿走，只能是一部一部有序撤离。当大部队陆续撤出战场后，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等少部分将士，仍停留在逍遥津（今安徽合肥市东北，南淝河渡口）的北面，等待渡河。
可怕的张辽就是在这一刻，再度抓住了难得的战机。
他在城头上瞭望，发现孙权似乎落单了，立刻率步骑飞驰出城，第二次直奔孙权帅旗。
这一次，比上回更惊险。因为这次张辽带的兵力，已经远远多于此刻孙权这边的部众。见曹军突然来袭，吕蒙、甘宁等将领立刻挺身上前，勠力死战，凌统则领着侍从保护孙权后撤。
把孙权带到安全区域后，凌统旋即返身加入了战局。
这一仗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十几天前那一仗，区别只是兵力强弱之势互换了而已。凌统血战到最后，左右部众悉数战死，而他本人也多处挂彩，险些丧命。最后，凌统估计孙权已经脱离危险，才且战且退地撤出了战斗。
可凌统并不知道，此时的孙权再度遭遇了惊魂一刻。
当孙权在侍从的护卫下策马逃上一座木桥时，竟然发现靠近南岸的某处桥面塌陷了一丈多长。而此刻，身后的追兵已越来越近。跟在他旁边的侍从官谷利，赶紧让孙权紧握缰绳，然后狠狠在马屁股上抽了几鞭。坐骑吃痛，飞奔而出，这才跃过了断桥。
可是，你孙权跃得过去，后面张辽的追兵自然也跃得过去，所以危险并未解除。
万幸的是，恰在这时，贺齐率领的接应部队乘船抵达，连忙把孙权接上了船，孙权这才逃过一劫。
张辽率部追到岸边时，孙权的船队刚刚扬帆而去，仅仅差了一步。
虽然没能生擒孙权，但张辽在这一战中的惊人表现，已足以令他威震江东，名扬天下。此次合肥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张辽仅仅凭借这个战绩，便可当之无愧地跻身三国名将的行列。
后来，张辽的威猛之名传遍民间，以致老百姓要吓唬爱哭的熊孩子时，都会说：“你再哭，张辽就来了！”很多熊孩子果然就吓得不敢再哭。于是历史上就有了“张辽止啼”这个典故。
孙权死里逃生后，十分庆幸，便在船上设宴，一来慰劳众将，二来给自己压惊。然而这顿酒，大伙都喝得很不开心，因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陈武战死，凌统重伤，徐盛等人也不同程度地挂了彩，甚至连主公孙权都两度遇险，差点被张辽掳了去……
尤其是考虑到双方的兵力对比，十万对七千，拥有绝对优势，本以为稳操胜券，可谁能想到，最后非但没拿下合肥，反倒被打成这副熊样，简直是奇耻大辱！
所以，众将都很郁闷。而最后一刻及时接应孙权的贺齐，除了郁闷之外，更多的则是后怕——假如自己来晚一步，后果岂堪设想？
为此，贺齐觉得不吐不快，便起身离席，一边流泪一边对孙权道：“主公乃至尊之身，应时刻注意安全，以持重为念。今日之事，几乎酿成大祸，我等内心无不震恐，犹如天塌地陷一般，还望主公以此为终身之戒。”
其实，孙权自己又何尝不后怕？
当初，他的父亲孙坚和大哥孙策都是因为麻痹轻敌才遭遇不测的，今日他又因为不够“持重”而险些重蹈覆辙，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足以令他没齿不忘。
孙权心中感慨，连忙上前，抹去了贺齐的眼泪，道：“我也非常惭愧。今日的教训，定当铭刻于心！”
曹操集团的权力斗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班师回到邺城。
同年五月，曹操晋爵魏王。
虽然终其一生，曹操就在这个地方止步了，没有迈出那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但从“魏公”晋爵“魏王”，显然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举。
曹操现在走这一步，其实就是在为曹丕日后颠覆汉室、另立新朝铺平道路。对此，朝中文武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的，甚至都希望由曹操本人来称帝更好。因为，他们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子，实则都是曹老板的人，而老板早一天成为皇帝，他们自然也就早一天成为新朝的开国大臣。到时候，不论是官位还是各种薪资待遇，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这种皆大欢喜的事，谁又不乐观其成且乐享其成呢？
所以，曹操刚刚晋封魏王不久，便有一帮人开始上表吹捧，大造声势，恨不得老板明天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位登九五。
在这帮替老板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人中，有一个叫杨训。据说，此人的奏表写得十分浮夸，让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肉麻，于是不少人都在背后笑骂，顺带也骂了当初举荐杨训的人，说他眼睛瞎了，才提拔了这种马屁精。
举荐杨训的人，正是向来以善于识人著称的崔琰。
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崔琰自然很不爽，便特意把杨训的奏表拿来看。看完后，估计也是被恶心到了，但崔琰又不敢说杨训做得不对，只好写了封信给他，大意是说，上表赞美老板，这本来是好事，但你得注意时机。什么时机呢？就是要等到大势即将产生变化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等老板真的要称帝了，你再来拍马屁、造舆论也不迟。
言外之意，就是劝杨训拍马屁也要拿捏火候、掌握分寸，别成了人家的笑柄。
崔琰并不知道，就是这封信，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官场上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很快就有崔琰的政敌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说他傲慢自大，不可一世，且心怀怨恨，诽谤朝政，尤其是在私下议论魏王，出言不逊，实属悖逆。
这一堆大帽子扣下来，崔琰就在劫难逃了。
曹操大怒，立刻将崔琰关进了大牢，且施以“髡刑”（剃光头发），并在狱中服劳役。可是，崔琰的政敌仍不放过他，不久又向曹操奏报，说他在牢中依旧态度倨傲，言行举止都带着嗔恨，毫无悔过之心。
曹操很干脆，马上给了崔琰一杯毒鸩，把他赐死了。
崔琰无辜而死，他多年的同僚兼好友毛玠大感悲愤，言行中难免流露出了一些不满。于是，厄运立刻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很快又有人向曹操告密，罪名还是那老一套，说毛玠心怀怨恨，诽谤魏王。
曹操二话不说，照旧把毛玠扔下了大狱。
眼看这些老臣都要一个接一个被收拾了，深感唇亡齿寒的两位同僚赶紧站了出来，替毛玠求情。这两人，一个是桓阶，一个是和洽。
桓阶请求先查明案情，再将毛玠定罪。曹操不以为然道：“据举报的人说，毛玠不但诽谤我，还替崔琰打抱不平，这就等于把‘君臣恩义’完全弃置一旁，只想替他死去的朋友鸣冤叫屈，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君臣恩义”四个字，是史书记载的曹操的原话。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不仅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了实质上的皇帝，而且已经公然表现在言行中了，丝毫没有任何顾忌。
和洽闻言，赶紧道：“倘若真如举报者所言，那毛玠的确是罪过深重，为天地所不容。臣也不敢曲意回护毛玠，破坏君臣伦常。只不过，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信任，且为人刚直，公忠体国，是朝臣都敬畏的人，按理说不该有此言论。当然，人心难测，有没有也不好说，所以更应该深入调查，把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实情都弄清楚。如今，大王圣恩，不忍让有司公开审理毛玠，这固然是不想让他受辱，但反而会令是非曲直变得不分明。”
在和洽这番话中，不论是自称为“臣”，还是把曹操之恩称为“圣恩”，都已经公然把曹操视为皇帝了。换言之，此时曹操与满朝文武的关系，显然已非丞相与百僚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关系。
除了缺一个登基仪式外，此刻的曹操，与皇帝几乎没有分别了。
对于和洽之言，曹操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深入调查，正是为了保护毛玠和举报者两方。”言下之意是，不管毛玠是真的有罪还是举报者诬告，都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种态度，首先有和稀泥之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这么做与其说是在保护毛玠，不如说真正目的是在保护那个躲在暗处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并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
和洽不接受这种“和稀泥”的处置办法，仍旧据理力争道：“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之言，当在闹市上斩首；如果毛玠并无此言，那么就是举报者诬告大臣，蒙蔽大王视听，倘若不加以追究，臣深感不安。”
然而，不管和洽说什么，曹操终究不肯深入调查，也不让毛玠有机会跟那个举报者当面对质。
当然，由于和洽与桓阶的求情，曹操最后也放了毛玠一马，没有治他的罪，而是免去其所有官爵，放他回家了。
不久，毛玠以庶民身份在家中寿终正寝，终究没有像崔琰那样死于非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崔琰和毛玠，这两个曾经在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方面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就这样一死一贬，落得个无比凄凉的下场。
个中原因，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曹操不忠，而是遭遇了政敌的陷害，纯粹是死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跟当年袁绍集团内部的倾轧与恶斗如出一辙。
崔琰和毛玠的政敌们之所以能够接连得手，无非就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和残暴。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因此，对于“告密”这种行为，他自然会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而不会在意告密者是否别有用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随时掌握所有人的动向，从而把一切在他看来足以危及统治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再度发兵进攻孙权，亲率大军进抵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孙权率吕蒙、甘宁、周泰、孙瑜、蒋钦等将领坚守濡须，与曹军对峙。
这是曹操与孙权的第二次濡须之战。
史书对第一次濡须之战的记载非常详尽，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可对这次会战，各种史料却都语焉不详；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基本上都付诸阙如。我们只知道，大概在当年二月，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但战况似乎都不太激烈。然后，史书就简单粗暴地给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
结果有些莫名其妙，且令人大跌眼镜——“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三国志·吴主传》）。是的，孙权居然主动向曹操请降了。至于他是否被曹操打败了，以及如何被打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对这个结果，曹操当然很满意，于是也遣使跟孙权修好，然后双方还承诺要互相通婚云云。
可是，如果孙权真的“请降”了，结果怎么会如此和谐呢？难道不应该是放弃地盘、解除武装、北面称臣才对吗？所以我严重怀疑，“请降”之说是陈寿老先生的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请和”，即孙权主动求和，然后双方暂时修好，各自罢兵。
孙权之所以主动求和，想必是战况对他不利。而曹操之所以马上就答应了，想必是战况即便对他相对有利，但他也无心恋战，只想赶紧班师回朝。
当年三月，曹操命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驻守居巢，然后就引兵而还了。既然是主动出兵攻打，且战况有利，为何不乘胜进击，获取更大的战果，而要匆忙班师呢？
答案或许是：曹操此次出兵，目的并不是要打败孙权、夺取地盘，而纯粹只是“炫耀兵威”而已。换言之，就曹操的动机来看，这一战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曹操才会大举出兵，却又匆忙班师呢？
很简单，此时的曹操，正在加紧为“改朝换代”这件大事进行布局，所以他既需要对外“耀兵”以营造声势，又必须尽快回朝把一切安排妥当。
看曹操回到邺城后的一系列举动，这一点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当年四月，曹操刚一回来，便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诏，自设“天子旌旗”，且“出入称警跸”。也就是说，曹操从此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公开打出了天子的大旗，且出入都要实行戒严，如清理街道、限制行人等，反正都按照皇帝的规格来。
同年十月，曹操再次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令，让自己戴上了皇帝专属的“十有二旒”的冠冕（前后各有十二条悬垂的玉石串珠），同时“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就是乘坐黄金装饰的车驾，御马六匹，另有颜色各异的五辆副车随驾。
所有这一切，当然全都是“天子之制”，在正常情况下绝非人臣所能僭越。
然而此刻，该“僭越”的曹操全都僭越了一遍。
到了这一步，如果曹操临门一脚，索性把刘协踢下去，自己登上皇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意外，包括刘协在内。
可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哆嗦，曹操终究还是忍住了。
也许，这跟曹操的务实性格有关。
迄今为止，天下犹然三分，尚未完成一统，所以曹操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称帝的资格。或者，他认为自己在实质上已经跟皇帝没有任何区别了，差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乎，称不称帝都无所谓。又或者，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的心态跟年轻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在内心深处，当年那个一心想要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青年曹操仍然活着。而且，那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曹操，或许还会不时发出声音，警告今天这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曹操——不论你实际上是否已经拥有了天子的一切，至少在名分上，你不能“篡逆”，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简言之，曾经的那个屠龙少年，并不希望自己最终变成恶龙。
所以，就在即将化身“恶龙”的一瞬间，曹操停了下来。虽然他很清楚，最后这个动作，就算他不完成，迟早也会由他的继承人去完成。但是至少，在有生之年，曹操还是说服自己，按下了“变身恶龙”的暂停键。
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操没有亲手颠覆四百多年的大汉朝，但他还是在“改朝换代”的大棋盘上落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子。
这一子，就是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亦即确立了未来的曹魏帝国的天子。
这个继承人，就是曹丕。
曹丕，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曹操的次子，由卞夫人所生。曹操的长子曹昂是妾室刘氏所生，由原配丁夫人抚养，后来因张绣之乱战死于宛城，丁夫人因此责怪曹操，夫妻关系破裂，曹操就让卞夫人当了继室，所以曹丕就成了实际上的嫡长子。
然而，他这个嫡长子最终成为“王太子”，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这条路上，曹丕一直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曹植。
卞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熊。就是说，曹丕跟曹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曹植，字子建，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众所周知，曹植是个享誉古今的大才子，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南朝诗人谢灵运曾以“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盛赞曹植，南朝评论家钟嵘也如此评价曹植的作品：“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三国志》称，曹植“年十岁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曹操有一次看他写的文章，觉得水平太高，不像十几岁孩子写的，便问他：“你是请人代笔的吧？”曹植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此事面试便知，又何必请人代笔？”
建安十五年，史上著名的“铜雀台”在邺城落成，曹操命几个儿子登台作赋。当其他兄弟还在搜肠刮肚时，曹植已经“援笔立成”了，而且辞赋卓然可观，令曹操大为惊喜。
很显然，曹植在文学方面完全遗传了曹操的基因，且大有青出于蓝之势。此外，曹植生性务实，车马服饰都很简约，不喜欢华丽的东西，这也十分合乎曹操的性情，所以对这个儿子，曹操是越来越宠爱。
眼看曹植得宠，朝臣中的一些聪明人就开始选边站队了。
公然站到曹植这边的人，为首的有两个：一个是前太尉杨彪之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还有一个叫丁仪，时任丞相府的西曹掾。
这个丁仪，颇受曹操器重，官虽不大，但颇有实权。曹操甚至一度想把女儿嫁给他。只可惜，丁仪的长相有点问题，据说有一只眼睛病得厉害，几乎快瞎了，所以曹丕瞧不上他，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曹操便作罢了。
因为这件事，丁仪对曹丕恨之入骨。他后来之所以投靠曹植，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报复曹丕。
丁仪和杨修都属于比较张扬的人，他们加入曹植阵营后，便毫不避讳，屡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并力劝曹操立曹植为嗣。
这么大的事，曹操当然不会轻易决断，便给朝中一些主要的大臣发去密信，私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崔琰竟然以公开信做了回答，说：“《春秋》大义，立嫡以长，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理应接续正统，我崔琰誓死捍卫这个原则。”
崔琰后来之所以死于非命，祸端其实在此刻就已经埋下了。
他这么做，首先是得罪了曹操跟前的红人丁仪，其次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曹操造成了尴尬——人家老板用密信向你咨询，就是暂时不希望把事情公开，可你倒好，为了显示自己的原则性，竟然一下就把事情挑破了，这不是让老板下不来台吗？
相比之下，毛玠做事就比较有分寸了。他没有像崔琰那样写公开信，而是私下答复了曹操，说：“当初的袁绍，就是因为嫡庶不分，才会身死国灭。废长立幼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该听到的。”
崔琰和毛玠都站在了曹丕一边，自然就成了丁仪的死敌。所以，后来崔、毛二人一死一贬，并非出于偶然，其根源恰恰就是这场“立嗣之争”。
对于崔琰之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人所为，但毛玠下狱之事，史书则说得非常明白——“玠之获罪，仪（丁仪）有力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可见，崔琰和毛玠获罪，背后的黑手很可能都是丁仪。
见很多老臣都反对立曹植为嗣，曹操也就暂时按下不表了。
虽然暂时保住了嫡子之位，但曹丕知道，既然老爷子已经动了废立之念，那自己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随时有可能被废掉。曹丕惶惶不安，便私下去找贾诩，请教自保之术。贾诩淡淡道：“只要你好好培养德行，不断扩大胸襟，权且把自己当成一个寒门子弟，凡事刻苦自律，朝夕勤勉，不违背人子之道，就可以了。”
乍一看，贾诩说的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甚至有些迂阔，但聪明的曹丕却一下就心领神会了——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对方迟早会犯错，到时候你就赢了，慌什么？
从此，曹丕便深自砥砺，开始了一场如临如履的刻苦“修行”。
不久，曹操又动了废立之念，便私下问贾诩的意见，贾诩却默然不语。
曹操不悦，道：“问你话呢，怎么不吱声？”
贾诩说：“刚才在想事儿，走神了。”
曹操问：“想什么？”
贾诩答：“想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之事。”
袁绍和刘表都干过废长立幼的事，然后他们就都身死国灭了。贾诩惜言如金，点到为止，貌似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曹操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老家伙是在拐弯抹角地劝谏呢，顿时哈哈大笑。
汉末三国时期，厉害的谋士很多，可像贾诩这样既洞明一切又圆熟老到的，其实也是凤毛麟角。无怪乎他能在这个乱世之中左右逢源，屹立不倒，最后还以七十七岁高龄，在曹魏新朝廷的三公之位上寿终正寝。
就曹操内心而言，他其实是倾向于曹植的，但大多数老臣都维护曹丕，这就达成了某种平衡，使这场“立嗣之争”不得不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
某一天，曹操出征，曹丕、曹植和众朝臣都到城门送行。曹植可能是得到了丁仪和杨修的点拨，便大秀文采，在出征仪式上出口成章，极力歌颂曹操的功德。于是，众朝臣的眼球一下都被曹植吸引了过去，曹操自然也很满意。
一旁的曹丕顿时失去了存在感。
眼看风头都被曹植抢光了，曹丕恨得牙痒，却又无计可施。此时，一个叫吴质的幕僚忽然凑了过来，对曹丕耳语道：“待会儿魏王启程，你什么都不用做，哭就好了。”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曹植是大诗人，自然要秀文采，走高雅路线；曹丕的诗歌虽然也写得不错，但总体上的才艺不及曹植，所以必须另辟蹊径，走感情路线，搞差异化竞争。
曹丕的演技相当过硬，老爷子刚要动身，他便跪倒在地，然后眼泪说来就来，“涕泣而拜”，无言地表达着对父亲的眷恋和不舍之情。
看他瞬间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曹操和众朝臣无不唏嘘不已。大伙都觉得，曹植虽文采斐然，可还是曹丕的“真情流露”更让人感动。
曹丕一哭，便胜过了曹植的千言万语，可见在权谋上，曹丕阵营的实力足以甩曹植阵营好几条街。
如果说，曹植遗传了曹操的文学才华，那么曹丕就是遗传了曹操的政治才干。所以，作为一个文人，曹植在更多的时候，会出于天生的性情行事，不太善于表演和伪装；曹丕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则会将权谋之术贯穿到所有的言行之中，不惜代价打造一个完美继承人应有的人设。
于是，久而久之，朝野舆论便渐渐倾向于曹丕。曹操耳中听到的，越来越多的都是称颂曹丕的声音。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丕坚持多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曹操正式将他立为王太子。
据说，得知这一消息，曹丕欣喜若狂，一把抱住朝臣辛毗的脖子，大笑道：“辛君知我喜不？”（《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丕跟辛毗的私交可能不错，所以不怕他笑话，但如此得意忘形，终究有失太子的威仪，也不像一个未来的开国之君应有的样子。所以，辛毗一回家，就忍不住跟女儿辛宪英吐槽，辛宪英则不无鄙夷地感叹道：“太子的责任是替君王主持宗庙社稷，因责任重大，理应担忧恐惧，而他反倒欣喜若狂，这样的人如何能长久？曹魏的国运如何能昌盛？”
不管曹魏未来的国运如何，总之这场马拉松式的“立嗣之争”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
曹植颇为失落，就开始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天，他竟然擅自驾车奔驰在宫中的“御道”上，还大摇大摆地从“司马门”出了宫。要知道，御道和司马门都是天子专用的，曹植此举，显然丝毫不把朝廷礼制和规矩放在眼里。
在曹操看来，这小子故意这么干，就是在发泄不满，在跟他这个老头子示威！
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负责守卫司马门的公车令便无辜躺枪了，被曹操砍掉了脑袋。没过几天，曹植的老婆也躺枪了，被曹操赐死在家中，理由居然是她穿的绣衣太奢华，违背了朝廷厉行节约的命令。
曹操没动曹植一根汗毛，但却拿这两个无辜之人的性命开刀，明摆着就是杀鸡儆猴——倘若你小子再不收敛，下一个掉地上的，就是你的脑袋！
从此，曹植被迅速边缘化，彻底失去了曹操的宠信。
曹丕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才华横溢的三弟跟自己抢太子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