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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进战略

    孙刘联姻,周瑜早逝

    当周瑜与曹仁相持于江陵时,孙权并没有闲着,而是亲自领兵,渡过长江,对曹操控制的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展开了进攻。

    孙权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动开辟东线战场,一是为了牵制曹军、策应西线的周瑜,二是挟赤壁之战的新胜之威积极进取,开拓疆土——说白了,趁着手气好,不下一把重注,都对不起这个好运气。

    然而,在长江跟曹操打水仗,孙权自然是占优势,可在陆地上直接进攻曹操的城池,他就丝毫讨不着便宜了。

    从建安十三年冬出兵,到建安十四年夏,孙权围着合肥打了将近半年,始终未能攻克。不久,他得到曹操援兵将至的情报,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解围而去。

    曹操虽然在赤壁伤了元气,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他的实力还摆在那儿,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削弱。所以,当孙权在东、西两线同时对他发起进攻的这段时间,曹操也是动作频频,不断进行各种针锋相对的部署。

    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开始在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同年七月,曹操亲自率领水军从涡水(淮河支流)进入淮河,在淝水登岸,进驻合肥,然后以芍陂(今安徽寿县西南)为中心,开展屯田;同年十二月,曹操在完成了前期工作后,命张辽、乐进、李典率精锐步骑七千进驻合肥,然后自己率水军回到了谯县。

    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既然孙权想从合肥打开北进中原的突破口,那么曹操就索性把合肥经营成了对孙权具有前出威慑的桥头堡。

    随着屯田工作的展开和张辽等猛将的到来,这座合肥城越发变得固若金汤,也越发成为孙权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心有不甘的孙权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死磕这座城池,却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

    从建安十三年的第一次进攻算起,到曹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孙权终其一生,一共对合肥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进攻。

    然而,曹魏的大旗却始终飘扬在合肥城头,穿越弥漫的烽烟而屹立不倒。

    合肥,成了孙权心中永远的痛。

    直到孙权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曹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东吴名将诸葛恪(诸葛瑾之子)最后一次率大军进攻合肥,依旧没能完成孙权未了的夙愿,同样不克而还。

    合肥,岂止是孙权心中的痛,更是东吴战争史上一块醒目的伤疤,一个终吴之世都无法抹去的充满耻辱的印记。

    反之,作为曹操一手经营起来的要塞(后来满宠又在城西三十里筑了一座新城),合肥却是曹魏战争史上的一块光荣榜,一座足以成为曹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不死之城。

    再说刘备占据荆南四郡后,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无疑就是西进巴蜀,攻取益州。这是刘备和诸葛亮共同制定的大战略,也是成就霸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然而,刘备集团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后顾之忧。

    那就是江东的孙权。

    赤壁之战的胜利,毫无疑问是周瑜的功劳,可赤壁之战的战果,却大部分被刘备给吞了。付出与收获如此不对等,不要说孙权肯定是耿耿于怀,就连刘备自己,心里也是不免于惴惴的。

    这倒不是说刘备对自己“摘桃子”的行为感到过意不去(毕竟在那个乱世,能抢到手就是本事,没必要温良恭俭让),而是刘备不免担心,昔日的同盟会因为荆州的归属问题而反目成仇,以致在东线燃起战火,破坏自己的西进战略。

    更何况,自己的新公司刚刚开张,各方面的实力跟孙权都差了好几个数量级,眼下绝对不是跟江东开战的时候。

    为了试探孙权的态度,也为了维护和巩固同盟关系,刘备决定亲自跑一趟江东,在外交层面上解除这个后顾之忧。

    可是,诸葛亮却反对这次江东之行。

    为什么?

    在诸葛亮看来,周瑜现在很可能已经在想办法对付刘备了,一旦他说服孙权采取行动,此行便无异于自投罗网。

    可刘备却没这么担心。在他看来,就算周瑜有不利于他的想法,孙权也未必答应。因为孙权主要防范的还是北边的曹操,必定不会轻易跟他这个盟友翻脸。

    最后,刘备还是成行了,来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对孙权进行了友好访问。

    让刘备后来惊出一身冷汗的是,一切不出诸葛亮所料,就在他抵达京口之前,周瑜已经给孙权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一个对付他的策略。

    周瑜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又有关羽、张飞这等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人下之辈。愚意以为,而今之计,最好是把刘备安置在京口,为他修建豪华宫室,多送给他美女珍宝,用声色犬马娱其耳目;同时,把关羽和张飞各置一方,让他们受江东大将节制,为江东所用,如此则大事可定。然而眼下,我们却把土地让给了刘备,成为他的资本,而刘、关、张三人同在疆场,恐怕有如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啊!”

    刘备到达京口后,江东将领吕范也赞成周瑜的计划,力劝孙权就此扣下刘备,把他软禁起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肃站了出来,坚决反对此议。他对孙权说:“将军虽英明神武,但曹操的实力仍非常强大。如今我们刚刚入据荆州,应该利用刘备来安抚当地士民,如此既给曹操制造了对手,又扶植了我们的盟友,方为上策。”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孙权思忖良久后,内心的天平还是倾向了鲁肃。

    他的看法是,要对付曹操,就必须“广揽英雄”,也就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另外,刘备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假如真的把他扣下,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最后的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所以,孙权决定继续与刘备交好。

    为了表达诚意,孙权甚至决定跟刘备做亲戚——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刘备。

    此时刘备已年近半百,而孙权还不到三十岁,他妹妹据说年仅二十岁左右,跟刘备差了三十岁,也亏孙权想得出来!

    然而,这就是政治。

    作为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孙权和刘备都只会考虑此事是否对自己有利,而绝不会担心年龄问题,更不会去顾及孙小妹的意愿和感受。

    刘备的太太甘夫人不久前刚刚病故,所以孙权的这个提议显得合情合理,而刘备更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这次来京口,主要目的就是巩固同盟关系、解除后顾之忧,如今既然能够达成这个目的,还意外得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婆,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此外,刘备此行还有一件事,就是让孙权承认他这个自封的“荆州牧”。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刘备也十分殷勤地给孙权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就是——“表请”孙权为“行(代理)车骑将军”,兼领徐州牧。

    在东汉末年,车骑将军可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居于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之上,位次上卿,比于三公。而刘备自己才仅仅是左将军,这么一来,就等于刘备主动屈居下位了。

    孙权此前的职位只是区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跟他目前的实力极不匹配,现在刘备这么一操作,就让孙权实至名归,终于不愧为一方诸侯了,这份礼物不可谓不厚重。

    人家刘备这么会办事儿,孙权自然要投桃报李,于是顺水推舟地承认了刘备的荆州牧一职。

    这笔政治交易就这样圆满完成,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该交易纯粹属于“私相授受”,跟朝廷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过,这根本就无所谓。反正自从天下大乱后,四方诸侯都是这么干的,天下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怪。更何况,如今所谓的朝廷,不就是曹操他们家开的吗?刘备和孙权要给自己升官,当然犯不着去征求曹操的同意。

    至此,刘备的京口之行可以说取得了超乎预期的圆满成功,不仅达成了政治交易,巩固了同盟关系,还抱得美人归,真的是老天开眼,惊喜三连啊!

    而此时的玄德兄有多么惊喜和快乐,他的老对手孟德兄,就有多么惊诧和郁闷。

    据说,当刘备与孙权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的消息传到邺城时,正在伏案写字的曹操当场就愣住了。

    然后,他手中的毛笔“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在任何一个三方博弈、彼此制衡的游戏中,最可怕的事,就是其中一方看到另外两方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虽说刘备与孙权早在赤壁之战前便已结盟,并非现在才走到一起,但曹操其实是暗暗希望他们在战后为了争夺荆州而开撕的。

    可惜,事与愿违。刘、孙两方非但没有开撕,反倒结成了亲家,俨然一副你侬我侬、情深义重的样子。

    曹操很震惊,尽管没惊掉下巴,却也是猝不及防地惊掉了毛笔。

    看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没那么容易实现了。最起码,在刘备和孙权的“政治蜜月期”结束之前,曹操意识到,自己不宜再打南征的主意,否则就有可能重蹈赤壁之战的覆辙。

    当周瑜得知刘备非但没被软禁,反倒成了自己老板的妹夫时,不由啼笑皆非。

    可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当务之急,只能是暂时搁置荆州的问题,寻找新的方向开疆拓土,扩张势力。

    周瑜选择的方向,跟刘备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就是益州的刘璋和汉中的张鲁。

    毫无疑问,诸侯割据的形势发展到今天,纵观天下,巴蜀便是最后一块人人垂涎的大肥肉,就看谁能先下手为强了。

    为此,周瑜立刻前往京口,向孙权进行了汇报。

    他说:“如今曹操战败不久,内部人心不稳,暂时不会与我们再度开战。我的计划是,与奋威将军孙瑜(孙权的堂兄)一同出征,攻取巴蜀,吞并张鲁,然后让孙瑜留守汉中,并与马超结盟,而我则回师荆州,跟将军一同进军襄阳,威逼曹操,北图中原。”

    孙权当即表示赞同,并让周瑜马上回去,着手进行战备工作。

    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如果实施,就算不能完全实现,至少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当时的天下大势,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别的暂且不说,刘备要想西取巴蜀,就不得不先过周瑜这一关。凭周瑜的才略,以及对他深入骨髓的敌意,刘备要想迈出这一步,恐怕会难如登天。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某个偶然事件,往往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也一举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发生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的这个偶然事件,就是周瑜之死。

    当时,周瑜从京口返回江陵,途经巴丘时,突发急病,旋即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六岁。临终前,周瑜留下了遗言。

    准确地说,他是给孙权留了一封信。

    人生固有一死,短命诚不足惜,只恨心中之志不得施展,更不能再为主公效命。如今曹操雄踞北方,疆场未曾平静;刘备寄寓荆州,好似养虎为患。天下之事,不知最终会是何种局面?此乃朝中志士奋发之日,亦是主公殚精竭虑之时也。鲁肃为人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替我的职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若我之所言有可采之处,瑜虽死无憾!

    一代英雄,就此撒手人寰。

    与孙坚和孙策一样,周瑜也是壮志未酬,含恨而终。

    周瑜的英年早逝,千百年来一直令后人唏嘘扼腕。如果不是被《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给扭曲和污名化了,我相信,“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在后世一定会拥有更多粉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所幸,英雄离开这个世界的同时,其实已经反身走进了青史。所以,他们不会被无情的浪花席卷而去,也不会被后人永远忘却。

    余华说,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我想说,某些人的死亡,的确是失去了生命,但却走进了永恒的时间。

    比如周瑜,还有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值得被记住的人,他们一旦走进了历史,也就走进了永恒的时间。

    他们,虽死不朽。

    借荆州: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周瑜去世的噩耗传到京口,孙权如遭电击,失声痛哭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诚如孙权所言,周瑜的确是辅佐他成就帝王霸业最得力的股肱之臣。孙权对他的倚重,超过了江东的任何一个文臣武将。

    所以,周瑜之死,的确是江东无可估量的损失。

    倘若周瑜不是英年早逝,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许多年后的三国江湖,必定是周瑜、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人中之龙对决的战场。而最终究竟鹿死谁手,恐怕难以预料。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个个无法改变的结果。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只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逝者未竟的事业,继续奋勇前行。

    孙权“素服举哀”,并亲自奔丧,在芜湖(今安徽芜湖市)接到了周瑜的灵柩,然后迎回京口,花费国帑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众事费度,一为供给”。

    办完后事,孙权依照周瑜的遗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掌周瑜的部众。

    在周瑜的遗嘱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推荐鲁肃,还有一个,便是担心刘备坐大——“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这是周瑜最放心不下的事。

    以周瑜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孙权和鲁肃对刘备采取行动,把这个日渐坐大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然而,孙权和鲁肃却有不同于他的考量。

    在他们看来,现在还远远不是对付刘备的时候。诚然,孙权和鲁肃也绝对不想看到刘备坐大,因为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可问题在于,眼下对江东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刘备,而是那个雄踞中原、对江南虎视眈眈的曹操!

    假如现在除掉刘备,无异于自断了一条臂膀,只会令曹操称心快意。所以,孙权和鲁肃其实也知道,与刘备结盟必然会有“养虎遗患”的副作用,可为了对抗强大的曹操,他们也只能这么做。

    没办法,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所以,当鲁肃接替周瑜后,他给孙权的第一条建议便是——把荆州部分地区“借给”刘备。

    怎么个借法呢?

    就是孙权这一方,把南郡(主要就是江陵)及西面的夷陵地区让给刘备,并承认刘备对现有地盘(荆南四郡)的实际控制权,但条件就是刘备必须接受“借”这个说法,即承认孙权拥有整个荆州(当然也包括荆南四郡)的主权。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借荆州”。

    之所以用“借”这种说法,是因为孙权一方认为,自己是赤壁之战的主要胜利方,所以荆州作为战利品就应该属于江东,只是出于同盟关系,才暂时把部分地盘交给刘备管辖。换言之,孙权一方的意思就是,他们拥有荆州全部的所有权,但可以把其中一部分的使用权暂时出让给刘备。

    这样一个逻辑,天然就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孙权什么时候要把借给刘备的地盘讨回去,刘备就必须无条件奉还,否则还叫什么“借”呢?

    平心而论,这个逻辑从本质上说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很简单:虽说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这一方打赢的,刘备一方的功劳小得多,但问题是,在战前,双方并没有就荆州的归属问题有过任何协议,连口头的都没有。既然事先没有任何约定,那么当曹操败退之后,孙、刘两方当然就可以各凭本事抢地盘了,谁抢到就算谁的。荆南四郡就是刘备自己抢到手的,凭什么说它们的所有权一定是你孙权的呢?除了江陵、夷陵可以这么算之外,荆南四郡是绝对不能这么算的。

    既然所有权不在孙权那儿,那所谓的“借”字当然就无从谈起了。所以,理论上讲,刘备是有理由拒绝这套逻辑的。

    不过,在现实中,刘备却欣然接受了。

    原因也很简单,就两个字:划算。

    虽然这个“借”字听上去比较讨厌,但架不住人家提出的交换条件非常有诱惑力啊!

    让刘备难以抗拒的,就是江陵这个地方。

    江陵的前身是楚国国都“郢”,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是荆楚重镇,且位居南北水陆之要冲——北临襄汉,南扼湖湘,东接江左,西控巴蜀,是地地道道的战略要地。

    刘备之前占领的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和长沙郡南部,虽然幅员辽阔,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其战略价值都不大。如果江陵不在刘备手上,那不管是要北上襄樊打曹操,还是西进益州打刘璋,都将是举步维艰。

    此外,孙权顺带还给了夷陵,这就等于为刘备打开了西进益州的大门,真可谓求之不得。所以,虽然承认孙权对荆州的所有权让刘备感到不爽,尤其是这个“借”字更让人觉得憋屈,但为了拿到江陵和夷陵,刘备也只能忍了。

    至于将来孙权会不会把这些地盘都讨回去,眼下的刘备并不担心。因为一旦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到时候就不是你孙权说讨就讨的,实在不行,大家就用拳头说话。

    鲁肃提出这个“借荆州”的策略后,孙权很快就同意了。

    可是,既然江陵具有如此突出的战略价值,孙权为何甘愿把它让给刘备呢?

    有道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江陵对刘备而言价值重大,但在孙权手里头,却颇有鸡肋之嫌。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还是为了防备曹操。因为襄阳、樊城还在曹操手里,一旦曹军南下,位于长江北岸的江陵首当其冲,孙权就必须正面迎敌,而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刘备反倒可以躲在后面,这就完全违背了孙权与之结盟的初衷。而且,自从孙权进攻合肥,主动开辟了东线战场后,曹操就开始全力经营合肥,并派重兵布防,这就意味着孙权必须把主要兵力配置在东线,以防曹操越过长江,威胁孙权的大本营京口。

    如此一来,孙权就面临着与曹操两线作战的压力,而且从东边的合肥到西边的江陵,战线长达一千多里,万一到时候真的两头开打,难保不会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何况现在周瑜不在了,鲁肃虽说也能独当一面,可在军事方面,跟周瑜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上述理由,不如就干脆把江陵让给刘备,让他去抵挡襄樊的曹军,替孙权守卫西大门。既然江陵给出去了,那位于西边的夷陵就成了一块“飞地”,留着也没什么价值,索性就打成一个大礼包,一块儿给了。

    事实上,孙权与刘备结盟的目的,跟当初陶谦、刘表先后收留刘备的性质是一样的,在本质上都是利用刘备去抵御曹操,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说白了,在孙权眼里,刘备其实并未摆脱“雇佣兵”的角色。只不过现在这个雇佣兵,比过去强大了不少,所以在表面上必须给予他相应的尊重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任何政治人物所做的重大决策,必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绝不会做没有好处的赔本买卖。

    因此,“借荆州”这件事,不论对孙权还是对刘备而言,其实都是一笔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把南郡和夷陵给刘备,目的是为了防备曹操。而孙权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动作,目的则是防范刘备。

    周瑜之前攻克江陵时,也打下了长沙北部的四个县: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孙权当时把这四个县作为食邑封给了周瑜。如今周瑜不在了,孙权便将其转为鲁肃的食邑,并将这四个县从长沙郡分割出来,另行设置为汉昌郡(治今湖南平江县南),然后以鲁肃为太守,命他驻军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

    同时,孙权又把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分出了一部分,另行设置为鄱阳郡(治今江西上饶市鄱阳县),并加强了这个地方的驻军。

    因长沙郡南部由刘备占据,而豫章郡跟刘备所占的桂阳郡接壤,所以孙权这个操作,摆明了就是把刘备视为严加防范的潜在对手。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所谓的同盟都是一边互相利用,一边互相提防,孙权和刘备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对于孙权在双方接壤地区加强军事存在这件事,刘备并不是很在意。真正让刘备感到郁闷的,是孙权利用联姻的方式直接在他身边部署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存在”。

    这,就是刘备新娶的美娇娘——孙小妹。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女生,怎么就变成“军事存在”了呢?

    因为孙小妹可不是什么温婉贤淑的弱女子,而是十分彪悍的“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就是说,孙小妹是一个既有才干又泼辣刚猛的女中豪杰,其霸气程度丝毫不亚于大哥孙策和二哥孙权。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飒!

    更可怕的是,随同孙小妹一道嫁过来的,还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女子警卫团”。这些女保镖个个身手不凡,随身都带着刀,且一天十二个时辰轮班守在孙小妹身边。这哪是来过日子的,分明是来监控并威慑刘备的嘛!

    可怜刘备这个做老公的,每天进出老婆房间都胆战心惊,生怕哪天惹孙小妹不高兴,人家一声令下,这些女保镖一人一刀就可以把他剁成肉泥。

    据《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刘备每天这样担惊受怕,最后实在受不了,就特意把生性沉稳、做事周全的赵云从桂阳调了回来,让他也带着一个警卫团跟那些女保镖站对面,这样总算是放心了一些。

    这就是政治婚姻恶心人的地方。夫妻俩明明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却生生要搭配两个警卫团互相威慑,可能做梦都在担心对方给自己捅刀子。

    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想玩政治,就必须放弃普通人的情感和平凡生活的乐趣。有所得必有所失,只要你自己心甘情愿就好。

    周瑜去世后,西征巴蜀的计划一度搁置,但很快甘宁就再度向孙权进言,劝他早下决断。

    孙权也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遂下定决心。

    可是,江陵和夷陵现在已经给了刘备,要西进巴蜀,大军就得从他的地盘上过,自然得跟刘备打声招呼。于是孙权就派使节前往公安,对刘备说:“刘璋软弱无能,难以自守,若是让曹操得到了巴蜀,那荆州就危险了。如今,我打算先攻刘璋,再打张鲁,一统南方。到时候,就算有十个曹操,也无须担忧了。”

    孙权本以为,江陵和夷陵本来就是他的,现在跟你刘备打声招呼就算给足你面子了,相信刘备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可孙权万万没料到,刘备居然一口拒绝了。

    刘备是这么答复的:“益州人民富庶,地形险阻,刘璋虽然暗弱,但也足以自保。而今若进兵巴蜀、汉中,粮秣物资的转运长达万里,想要顺利攻取而不失利,就算孙武、吴起再生恐怕也难以办到。现在有很多人以为,曹操在赤壁战败,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不会再有南征的想法。事实上,如今的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他必将在东海饮马,在吴地阅兵(意指一定会进攻孙权),怎么可能守着现有的地盘以终老呢?我们跟刘璋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无缘无故自相攻伐,给曹操制造机会,让敌人乘虚而入,这实在不是久安之计。更何况,我与刘璋同为宗室,都衷心想要匡扶汉朝。如今刘璋得罪了阁下左右,我只会替他感到恐惧,实在不敢听从你的计划,还请多加宽恕。”

    刘备说得冠冕堂皇,可归根结底,无非就是想留着这块肥肉独享罢了。

    孙权不想听他瞎扯,命孙瑜直接率水军西上。

    可是,孙瑜刚走到南郡,就被刘备拦下来了。刘备放话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你如果非夺取巴蜀不可,我宁可披头散发逃进深山,也绝不失信于天下!

    刘备就是有这本事,再难听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那么仁义。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威胁孙权:别把老子逼急了,否则大伙一拍两散!

    所谓“被发入山”,就是撕毁盟约、各走各道的意思。

    刘备不光放了狠话,还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命关羽驻守江陵,张飞进驻秭归(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诸葛亮进驻公安,刘备自己则率部进驻孱陵(今湖北公安县西南)。

    关羽麾下的水军是刘备眼下的主力和精锐,把他放在江陵,就是构筑第一道防线;刘备自己驻守在公安西南,就是构筑第二道防线;让张飞到西边的秭归驻扎,则是构筑第三道防线;公安现在已被刘备设为南郡治所,让诸葛亮进驻,就是要让他居中调度,负责粮草军需的供应。

    这个架势,摆明了就是要开干啊!

    眼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孙权十分无奈,只好强吞下这口恶气,让孙瑜撤兵。

    孙权不忍不行。因为江陵和夷陵已经给了刘备,现在翻脸,等于地盘白送,盟友又没了,万一曹操趁此机会再打下来,那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

    据说几年后,当满口仁义道德的刘备自己跑到益州去攻打刘璋时,孙权气得七窍生烟,跳脚大骂:“猾虏,乃敢挟诈如此!”(《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这个老滑头,竟奸诈到如此地步!

    奸诈其实不是刘备的错。在乱世争天下,不奸诈的人早就死了,还怎么混呢?

    严格来讲,这其实不叫奸诈,而叫权谋,毕竟兵不厌诈嘛。刘备的问题在于:明明一肚子权谋,却总喜欢标榜仁义。

    他太过刻意经营自己的人设,有时候难免用力过猛,就会透出一个“假”字。

    当然,刘备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虚伪的,正如同他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仁义的一样。像罗贯中老先生那样,居于正统立场,拼命要把刘备塑造成道德君子,其实适得其反;反之,若认定刘备就是个奸诈小人,显然也不太公平。

    总之,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东西,每一个活人都是如此,刘备自然也不例外。

    曹操西征,马超败逃

    孙刘结盟,迫使曹操不得不暂时放弃南征,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西边。

    跟刘备、孙权一样,曹操盯上的也是益州这块硕果仅存的大肥肉。不过要取益州,就必须先拿下汉中的张鲁。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命钟繇、夏侯渊出兵征讨张鲁。

    进兵汉中,势必要通过关中。有属下提醒曹操说,关中军阀马超、韩遂等人猝然见大军西进,一定怀疑是要打他们,到时候必然哗变。所以,应该先平定关中,然后汉中自可传檄而定。

    曹操不听,仍按原计划出兵。

    果然,马超、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关中十部军阀闻讯,一夜之间全都揭起了反旗,共有部众十万,并迅速进据潼关(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

    马超,马腾长子,字孟起,自少年时代起便随父征战关中,勇猛无敌。数年前,马超曾率部驰援钟繇,击败河东叛将郭援,其部将庞德亲斩郭援首级,可以说为曹操平定河东立下了不小的战功。曹操因此对马超颇为垂青,屡次征召他,有心将他收至麾下,可都被马超拒绝了。

    几年前,马腾携二子及家眷入朝,马超留在关中,被曹操任命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接管了马腾的部众。在曹操看来,把马腾和他一大家子全都捏在手里,马超一定不敢反。

    没想到,马超居然说反就反了。

    马超此举,显然是不计后果、极为鲁莽的行为。正是他这次造反,直接导致了灭族的惨剧——次年五月,马腾和两个儿子马休、马铁就全都被曹操杀了,并被夷灭三族,阖家老小无一幸免。

    没有人知道马超为何会如此冲动。《三国演义》是把这两件事情的顺序调了一下,说马腾是因为密谋反曹被诛灭三族,然后马超才愤然起兵、为父报仇的。这么一来,逻辑上自然是理顺了,也为马超起兵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动机。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而是马超起兵在先,马腾三族被诛在后。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讲逻辑,经常让后世读者莫名其妙,反而是虚构的和影视作品,必须十分注重逻辑和人物行为的合理性,否则一定会被读者和观众骂死。

    不管合不合理,反正马超就是起兵造反了。曹操本来就因这小子架子太大、屡次拒绝他的征召而不爽,这回可倒好,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曹操立刻命曹仁率众将进逼潼关,但特地叮嘱曹仁不可交战,先坚壁清野,等他率大军抵达后再亲自跟马超过招。

    当年七月,曹操让世子曹丕和程昱留守邺城,然后亲率大军,向潼关进发。

    当时,麾下众人大多认为,马超、韩遂等关西军队善于使用长矛,若不挑选出一批精锐作为前锋,恐怕很难抵挡。曹操却对此嗤之以鼻,说:“战场的主动权,在我之手,不在贼人之手。贼人虽精于长矛,可我却会让他们的长矛无用武之地,诸位就等着瞧吧。”

    八月,曹操大军进抵潼关,与马超、韩遂等联军隔关对峙。

    潼关是扼守关中的门户,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潼关其实就是曹操建的,始建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此关建成后,位于它东面一百多里外的古来第一雄关——函谷关,便逐渐废弃了。

    曹操修建潼关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守卫关东,防备马腾、韩遂这些关西军阀,不料现在却被马超他们抢先占据,成了阻碍自己进兵的一道险关要隘。有趣的是,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潼关事实上一直承担着关中门户的角色,主要起着保卫长安和关中平原的作用,与曹操修建此关的初衷完全是相反的。

    潼关之所以成为名冠天下的战略要地,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它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北临黄河,南依秦岭,谷深崖绝,山高路狭,地势异常险峻。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往东边,几乎形成了一个直角,而潼关就位于这个直角的拐弯处。

    可想而知,要对这样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发起强攻,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曹操不想付出这个代价,决定智取。

    他一边命部队发起佯攻,给关中联军施加压力,吸引他们的注意,一边却命徐晃、朱灵率精锐步骑四千,悄悄从蒲阪津(今山西永济市西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作为先头部队在西岸建立基地。

    很显然,曹操的战术就是向北绕过潼关,从后侧包抄敌人。

    这一年闰八月,曹操命主力北渡黄河,自己仅率一百多名虎贲卫士留在南岸断后。如此一来,曹操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了马超。

    马超也是身经百战之人,岂能放过这个绝佳的攻击机会?他当即亲率一万多步骑,冲出关门,对曹军发起猛攻。

    就是这一仗,让过于托大的曹操险些送了老命。

    马超军人多势众,一边冲锋一边放箭,瞬间“矢下如雨”。而曹操却毫无惧色,坐在一张胡床(类似于现在的小马扎)上岿然不动。这可急坏了身边的“警卫团长”许褚。他和几名卫士不由分说,架起曹操就往一艘小船上跑。

    小船还没离岸,马超大军已逐渐迫近,继续拼命放箭。转眼间,船上的好几名水手就被流箭射死了。许褚情急之下,用左手抓起一只马鞍,护在曹操头上,同时右手抓起竹篙,拼尽全力一撑,这才让船脱离了河岸。

    此时,马超大军已杀到了岸边,可曹操乘坐的小船并未驶远,还在弓箭的射程之内,若无人来救的话,饶是曹操有许褚和马鞍护体,恐怕也会被射成一只刺猬。

    所幸,危急时刻,岸上还有一个叫丁斐的校尉。

    这个丁斐,估计是曹军中分管后勤的,手下没几个人,但是手底下牛马成群。可能是为了让主力部队先渡河,所以丁斐和他的“牛马大军”就被留在了最后。此刻,眼见曹操身处险境,丁斐急中生智,就命手下把“牛马大军”全都放了出去。

    马超的部众虽然骁勇善战,可军纪却不咋地,一看到漫山遍野的牛马,忙不迭地开始哄抢,也没人去管曹操了。

    就这样,曹操侥幸逃过一劫,顺利渡过了黄河。

    马超策马立在浊浪滚滚的黄河边,也只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

    当时,先行渡河的众将领不知曹操能否脱险,一个个惊恐不安,等到曹操平安归来,众人不由悲喜交加,有人甚至喜极而泣。而此时的曹操,非但没有侥幸逃生的惊惶之态,反而满不在乎地哈哈大笑,说:“今天差点儿被那小贼困死!”

    这就是曹操。好像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保持斗志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仅凭这一点,曹操就不愧为一代枭雄。

    随后,曹操率主力进至蒲阪,旋即西渡黄河,在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与徐晃、朱灵会合。

    经过两度转进,曹军已如神兵下凡,出现在了关中联军的侧翼,令潼关天险形同虚设。

    不过,虽然成功跨越了潼关天堑,但紧接着就又有一道难题摆在了曹操面前。

    黄河沿岸,支流众多,沟壑纵横,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这对曹军的行军和后勤运输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怎么办?

    没有路,那就修出一条路!

    曹操立刻命工兵全体出动,沿着黄河西岸,硬生生由北往南修出了一条“甬道”。所谓甬道,不是一般道路,而是两侧有墙壁或其他遮蔽物的特殊通道。当然,限于战场的条件,不可能修筑石墙,曹操只能命后勤部队把大小车辆都弄上去,然后命工兵砍伐树木,在车辆之间修起栅栏,这就形成了一道简易却实用的木墙。

    之所以不惮其烦搞这么大的工程,目的是防备关中联军袭扰,尤其是防备对方骑兵的冲锋。很快,曹军就通过这条甬道推进到了渭水北岸。

    此时,马超等关中联军也已撤出潼关,退到渭口(渭水入黄河处)据守。两军由此前的隔关对峙,变成了现在的隔河对峙。

    曹操随即派出多支小股部队,四处游击,让马超等人无从判断对方要从何处渡河。然后,曹操选择了一个地点,命工兵架设浮桥,一夜之间就将部分主力推进到了渭水南岸,并迅速筑起了营垒。

    眼看曹军步步紧逼,马超忍无可忍,遂主动出战,于某日深夜率部袭击曹营。不料,曹操早就算准了他要来偷袭,所以也早就为他准备了伏兵。

    可想而知,马超被打得大败而逃。

    到了这一刻,马超算是充分领教曹操的手段了。他和韩遂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一遭再说,遂派人去跟曹操求和,并表示愿意割让黄河以西的土地。

    可是,曹操却一口回绝了。你小子说造反就造反,想求和就求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更何况那天在黄河岸边,你差点把老子射成刺猬,这笔账岂能不算?

    当年九月,曹操全军渡过渭水,摆开了与关中联军决战的架势。

    不过,曹操也只是故意摆出架势、对敌人形成威慑而已,他压根就不想跟关中联军正面对决。理由他之前就说过了,要让关中联军的长矛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随后的日子,马超等人连番挑战,曹操却愣是坚守营垒,毫无反应。马超、韩遂等人没辙,只好再次遣使求和,这回不光是献上土地,还承诺每人都献上一个儿子作为人质。曹操本来照样要拒绝,可贾诩却在一旁建议,说不妨假意答应他们。

    曹操问:“你有何计?”

    贾诩阴阴一笑,道:“无他,离间而已。”

    曹操心领神会,说:“懂了。”

    关中联军得知曹操同意了,无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韩遂与曹操有些旧交,这时就想跟曹丞相叙叙旧情、拉拉关系,于是主动要求见面。曹操马上应允,跟他约了个时间。

    到了约定时间,双方来到两军之间的一个空旷地带,骑在马上就开始聊。据说,这一聊就聊了很长时间。当然,双方所言都与军事无关,只聊一些洛阳旧事。谈到高兴处,两人竟都拊掌大笑,一派老友重逢、其乐融融之状。

    韩遂手下都是些边地汉人和凉州胡人,从没见过曹操,这会儿便都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要一睹曹丞相尊容。曹操把脸转向他们,大笑道:“你们是想看我曹孟德吗?我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智谋多一点罢了。”

    曹操这个人就是这么好玩。我们翻阅史料,经常能看见曹操动不动就大笑,动不动就幽上一默,十分有血有肉,一点都不像故纸堆里那些正儿八经、呆板无趣的古人,倒更像是由编剧精心塑造的影视作品里鲜活生动的人物。

    三国这出大戏之所以精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曹操这个男一号特别能“演”,不但在主线情节上表现得十分出彩,还特别能在细节上给自己“加戏”。

    曹操和韩遂在大庭广众下相谈甚欢,不禁让马超、杨秋等人犯了嘀咕。

    韩遂一回营,马超就忍不住问他:“你们刚才聊什么了,那么高兴?”

    韩遂说:“没聊什么啊。”

    一般这么说的话,八成就是心里有鬼。马超等人不由满腹狐疑。几天后,曹操又专门给韩遂写了封信,并故意对信中文字做了很多涂抹点窜,弄得好像是韩遂见信后,为了掩盖什么而修改的一样。

    然后,在曹操的精心安排下,这封信不出所料地落入了马超手中。

    马超等人一看,越发怀疑韩遂叛变了,私底下肯定跟曹操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至此,曹操估摸着这帮造反派已经互相猜疑、离心离德了,遂悍然撕破假面,下令对关中联军发动全面进攻。

    决战当天,曹操先命轻装步骑兵与对方接战,待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之际,突然命虎豹骑绕到敌军后侧,以合围之势发起强攻。

    关中联军本来就因相互猜疑而军心不稳,现在一看虎豹骑从背后杀来,再不逃命就要被团灭了,遂纷纷夺路而逃,顷刻间全线崩溃。

    关中军阀成宜、李堪等人跑得慢,被虎豹骑一一砍掉了脑袋,只有马超、韩遂、杨秋三人侥幸脱逃——马、韩逃奔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县),杨秋逃奔安定(治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当年十月,曹操乘胜追击,进围安定,杨秋不敌,只好投降。

    十二月,曹操命夏侯渊驻兵长安,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负责治理关中,然后班师凯旋。

    战后,曹操和众将领对此次西征进行复盘,曹操详细分析了在这场战役中运用的各种战略战术,令众将大为叹服。其中,有件事特别让众将不解,就是当初关中的十路军阀并非一起进入潼关,而是马超和韩遂先到,其他各部日后才陆续抵达。当时,曹操每接到一份情报,说关中哪路军阀又到了,他不但毫不担心敌军兵力的增加,反而每一回都面露喜色。

    众将当时不便发问,现在纷纷追问曹操这是何故。

    曹操为他们揭开了谜底,说:“关中地方那么大,如果各路贼人分别据守险要,我们要打,没有一两年是搞不定的。如今,他们全都聚到一块儿了,虽然人多势众,但谁也不服谁,全军没有主帅,一战便可歼灭。能如此轻易地获得胜利,我当然该高兴啦。”

    众将闻言,恍然大悟。

    曹操这番话,不仅解除了众将的困惑,同时也揭开了另一个更大的谜底,那就是——曹操当初命钟繇进攻张鲁,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目的其实是逼反马超、韩遂等关中军阀。

    换言之,曹操故意虚张声势,就是为了把马超、韩遂等人一网打尽,以便为进攻张鲁和刘璋扫清障碍。

    所以,马超等人其实自始至终都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论在战术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

    曹操的谋略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引狼入室:益州的变局

    益州,东汉十三州之一,民生富庶,疆域辽阔,其范围大抵包括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陕西南部、缅甸北部等。

    首任益州牧,是刘璋的老爹刘焉。

    刘焉,字君郎,江夏郡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西北)人,出身宗室,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太常卿等职。汉末天下大乱,刘焉听人说“益州有天子气”,便蠢蠢欲动,建议灵帝将当时各州的“刺史”改为“州牧”,理由是刺史的权力太小,不足以镇压各地叛乱。灵帝同意后,刘焉便自请出任益州牧,然后就跑到益州搞起了独立王国。

    刘焉这个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到益州后,头一件事就是跟朝廷脱离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手下的一个司马派到了汉中,命他“断绝谷阁,杀害汉使”(《三国志·刘焉传》),也就是封锁进入益州的道路,杀掉朝廷派来的使者。

    刘焉派出的这个手下,就是张鲁。

    张鲁替他干了这些脏事之后,刘焉又假惺惺地给朝廷上表,说“米贼(张鲁)断道,不得复通”,把责任都推给了张鲁。

    随后,刘焉在益州一边招降纳叛,培植自己的势力,一边杀戮立威,镇压当地的豪强士族,还杀了不少不听他号令的地方官。就这样,刘焉逐步站稳了脚跟,然后就堂而皇之地做起了土皇帝,按照天子规格制作了车舆、服饰,等等。

    数年后,董卓被杀,长安大乱,刘焉就打起了关中的主意,命长子刘范、次子刘诞联合马腾,与李傕等人开战,不料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两个儿子都被李傕杀了。

    刘焉有四个儿子,除了一出场就挂掉的这两位,还有一个老三叫刘瑁,老四就是刘璋。

    刘焉痛失二子,悲不自胜,赶紧把当时还在朝中担任奉车都尉的刘璋召了回来。没过多久,刘焉一病不起,然后就翘了辫子。他死后,三子刘瑁不知何故突发精神病,也跟着一命呜呼了。硕果仅存的老四刘璋就这样成了唯一继承人,顺理成章地接任了益州牧。

    刘璋,字季玉,生性“懦弱少断”,既没有人主的威严,也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当时,南阳、关中等地,有很多流民逃难到了益州,其中的青壮年被收编成军,号为“东州兵”。东州兵是外乡客,跟本地的原住民不和,经常干些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事情,刘璋也没有办法禁止。久而久之,便导致了“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的局面。

    眼看刘璋继位后,把益州搞得民怨沸腾,张鲁打心眼里瞧不上他,索性割据自立,不再听益州号令。刘璋这个人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他一怒之下,便杀了住在成都的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派将领庞羲进攻汉中,可庞羲数度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从此,刘璋和张鲁的死仇就算结下了。

    面对当时的群雄割据之势,刘璋也知道益州不安全,迟早会被各方诸侯盯上,加之张鲁又在“卧榻之侧”虎视眈眈,便越发恐惧。所以,刘璋只能想方设法去抱曹操的大腿。

    早在建安十年和十二年,刘璋就曾两次遣使去向曹操示好。到了建安十三年,刘璋得知曹操拿下了荆州,眼看战火都烧到家门口了,赶紧又派了一个人去见曹操,表示愿意替曹操征发徭役,并提供兵员,一副摇头摆尾的跪舔之状。

    刘璋派去的这个人,就是日后“引狼入室”、帮刘备谋取了益州的张松。

    张松,时任益州别驾,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市)本地人,据说身材矮小,为人放荡不羁。所谓浓缩的就是精华,张松这家伙虽其貌不扬,但十分精明,一肚子鬼主意。他奉刘璋之命去见曹操,却压根不想替刘璋办事,而是企图投靠曹操,并做曹操的内应,帮他谋取益州。

    曹操本人虽然算不上君子,但他生平最厌恶卖主求荣的不忠之人,加上张松长得实在对不起观众,所以曹操打心眼里反感他,就十分怠慢,不怎么搭理他,临了还故意给了张松一个穷乡僻壤的县令之职。

    当时的惯例是,凡各地诸侯遣使去拜见曹操,曹操都会礼尚往来,以朝廷的名义给来使一个职位,虽不一定实际到任,但所给的官帽子肯定比使者原有的大,且毕竟是朝廷所赐,名义上也是一种尊崇。

    可是这回却大大不同。要知道,张松本人已经官居益州别驾,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可曹操却给了他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的县长,这不是故意恶心人吗?

    虽说张松是来跪舔的,但你不让人家舔也就算了,说几句客气话打发了便可,又何必弄这么一出来侮辱人呢?

    张松感觉自己的尊严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回,自然是又羞又愤,回到益州后,就拼命说曹操的坏话,力劝刘璋跟曹操这个老贼绝交。

    曹操一辈子精明过人,这回却实实在在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

    张松在益州身居要职,深受刘璋信任,而且又是成都本地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是根深势大,而凭借曹操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有这家伙充当内应,拿下益州简直是十拿九稳,甚至可以说是探囊取物。

    后来的刘备之所以不费多大力气便得到益州,就是这个张松帮了大忙。

    可见,曹操犯的这个错误,是完全不可原谅的,白白扔掉了一块唾手可得的大肥肉,也等于白白送给了刘备一个成就霸业的机会。

    东晋史家习凿齿就为此发了一句颇为精辟的感慨:“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昔日,身为霸主的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一不留神流露出了自负自夸的样子,许多诸侯国就背叛他了;今日,曹操偶尔表现出了傲慢无礼的态度,就导致了后来的天下三分。这都是兢兢业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成果,却在一低头、一抬头的瞬间就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刘璋对张松言听计从,他说跟曹操绝交,刘璋果然就不再理睬曹操了。

    建安十六年,当曹操命钟繇进兵汉中的消息传到益州时,刘璋深感恐惧,赶紧找张松来商议对策。

    当初听你的跟曹操绝交了,那么粗的大腿愣是没抱上,现在可倒好,人家曹操要来打张鲁了,下一个肯定轮到咱们,你说该怎么办?

    张松告诉刘璋,不一定非要抱谁的大腿,其实找个打手来看家护院也是可以的。张松就是在这个时候,隆重推出了刘备——这可是你们老刘家的亲戚,又是曹操的死敌,且善于用兵,若是请他打张鲁,张鲁必败;到时候由他看守咱们益州的北大门,还用怕姓曹的老贼吗?

    刘璋一想也对,大家都是宗室之人,同气连枝,肯定比外人靠谱,便问张松该派何人去跟刘备接洽。张松马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眼下还默默无闻,日后却成了刘备帐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也是蜀汉政权中深受刘备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

    这个人就是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风郡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出身于名士家庭。建安初年,他与同乡好友孟达一同入蜀,曾任县令,混了十多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军议校尉,因不受重用,常郁郁不得志。张松跟法正的私交不错,两人就经常在一块儿吐槽——张松骂刘璋懦弱无能,干不成大事;法正骂刘璋有眼无珠,不会用人才。

    私下里一起骂老板,是很容易增进员工情感的,所以张松和法正慢慢就成了铁哥们儿。这回,张松劝刘璋请刘备入蜀,就是存心要把刘璋给卖了。这种卖老板的事情当然不宜让旁人插手,只能找老铁一块儿干,所以张松就推荐了法正。

    刘璋遂命法正出使荆州。法正怕人看出他跟张松之间的猫腻,就故意推三阻四,表现得很不情愿。直到刘璋再三催促,他才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跑了一趟荆州,跟刘备见了一面。

    回来后,法正马上对张松说,咱们没看走眼,这个刘玄德果然是个雄才大略之人,请他来益州当老板准没错!

    于是,迎刘备入蜀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两人一番密谋之后,张松又去见刘璋,极力鼓吹刘备如何仁义,然后恐吓刘璋说:“如今,咱们益州的将领如庞羲、李异等人,都是居功自傲、骄横不法的家伙,企图与外面的势力勾结。如果不能得到刘豫州的帮助,咱们势必陷入‘敌攻其外,民攻其内’的困境,那就是死路一条了!”

    刘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拍板,命法正和孟达率四千人,赴荆州恭迎刘备。

    此时的刘璋并不知道,他这么做纯属引狼入室,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其实,益州也不是没有明眼人。比如一个叫黄权的主簿,就极力劝谏刘璋,说:“刘备有骁勇之名,如今请他来益州,把他当成属下吧,他心里肯定不满足;把他奉为上宾吧,则一国不容二君。如果客人有泰山之安,那主人一定有累卵之危。而今之计,不如闭境自守,以待局势安定。”

    刘璋不听,把黄权赶出了成都,贬到了一个小地方去当县长。

    还有一个叫王累的小官,见黄权劝谏不成,索性把自己倒挂在了城门上,希望用这个出格的“行为艺术”劝阻刘璋,可刘璋都懒得理他。王累万般无奈,就在城门口自刎了,拿自己的一条命进行死谏,可刘璋照旧无动于衷。

    谁反对都没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益州的变局就此注定。

    很快,法正就率领他的迎宾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荆州。

    上次来只是摸个底,这回法正就直奔主题了,对刘备说:“以将军的才干和贤明,足以将懦弱无能的刘璋取而代之。何况,还有身居要职、被刘璋视为心腹股肱的张松作为内应,要拿下益州,可谓易如反掌。”

    对于做梦都想得到益州的刘备而言,这个机会无异于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儿饼,自然是求之不得。可是,事到临头,刘备却犹豫了起来。

    他在犹豫什么?

    很简单,他担心这么干会破坏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人设。出道这么些年,当初一穷二白的刘备凭什么混到今天?他主要凭借的,不就是“仁义宽厚、急公好义、锄强扶弱、诚信待人”这些标签所共同打造的那个完美人设吗?现在让他打着救人急难的名义去抄人家的老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自我打脸,这也太颠覆世人的三观了吧?

    倘若大事能成,那打脸就打脸了,颠覆就颠覆了,反正成功之后再来涂脂抹粉,修复人设,那都不叫事儿。可关键的问题是,万一失败了呢?那他刘备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将来还有谁愿意跟他打交道?万一以后又被曹操打得满世界跑,还能有谁愿意收留他呢?

    想到这些,刘备就不可能不犯踌躇。

    就在刘备举棋不定的当口,有个人站出来劝他了,最后终于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这个人就是“凤雏”庞统。

    庞统,字士元,荆州襄阳人,小时候呆呆傻傻的,没人拿他当回事儿:“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三国志·庞统传》)。直到二十岁那年,庞统的才学才被人发现。有一天,庞统去见水镜先生司马徽,当时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桑,庞统就坐在树下跟他聊天,两人聊着聊着,竟然从白天一直聊到了晚上。司马徽对庞统的才识大感惊异,从此逢人便说,庞统“当南州士之冠冕”,就是说有朝一日,庞统会成为南方士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得到水镜先生如此盛赞后,庞统的名气才渐渐大了起来。

    庞统的叔父庞德公是荆襄名士,对司马徽、诸葛亮和庞统都很看重,就是他分别给三者起了“水镜”“卧龙”“凤雏”的雅号。

    后来,庞统进入官场,在南郡做过一段时间的功曹,就是主管KPI(关键绩效指标)评审的,其间给人打的分数,普遍都高于当事人的实际绩效。有人觉得庞统是在放水,就质问他为何这么干。庞统的回答是:“如今天下大乱,正义之道逐渐式微,善人少而恶人多。我想兴起良善的风俗,以达到助长正道的目的,所以要宣扬好的榜样,改善世风,如果不这样做,善人只会越来越少。十个人当中,如果可以改善五个人,就可以将此事完成一半,进而达到教育世人的目的,使有志者可以自勉自励,这样难道不行吗?”

    赤壁之战后,庞统投到了周瑜麾下,先任功曹,后任从事(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周瑜去世,庞统扶棺送葬,到了东吴,结交了陆绩、全琮等江东官员,其名声也随之在江东传播开来。

    后来,刘备接管了南郡,庞统被下放到地方,挂职耒阳(今湖南耒阳市)县令。可能是觉得被轻视了,庞统有些不爽,就不怎么干活,然后就被罢免了。鲁肃听说后,就专门给刘备写了封信,告诉他庞统“非百里之才”,就是说让他当区区县令太屈才了。

    那庞统适合当什么官呢?鲁肃建议刘备,应该让他担任治中、别驾这种级别的官,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治中、别驾,那可都是副省级高官啊,刘备居然把人家弄去做县令,后来还把县令给免了,这可不就是埋汰人才吗?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在提醒刘备,说这位“凤雏”当初可是跟他齐名的,实在不应该埋没了。刘备这才终于回想起来,当年司马徽就是同时推荐这两位的,这几年戎马倥偬,居然把“凤雏”忘得一干二净,确实是委屈人家了。

    随后,刘备赶紧召庞统来见。一聊之下,果不其然,是个大才啊!旋即任命庞统为治中,并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

    据《三国志·江表传》记载,有一天,刘备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庞统:“你之前在周瑜手下,有件事你应该知情,就是当初我去江东,听说周瑜曾给孙权上了一道密奏,劝孙权扣留我,有这回事吗?”

    庞统只答了一个字:“有。”

    刘备一听,顿时后怕不已,道:“当时我处境危急,有求于孙权,不得不前往,没想到差点遭了周瑜的毒手!看来天下的智谋之士,果然是所见略同啊,当初孔明就劝我别去,所担心的正是这个。现在看来,那次江东之行实在太冒险了,绝非万全之策啊!”

    庞统得到刘备的重用后,自然是尽心尽力,而他这一生对刘备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这一次关于益州的谋划。

    眼看刘备犹豫不决,庞统便进言道:“荆州历经数年战乱,已荒凉残破,人、财、物力消耗殆尽,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地肥沃,财富丰足,若能以其为资本,则大业可成啊!”

    刘备面露难色,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与曹操势同水火,而且处处相反。曹操严厉,我则宽厚;曹操残暴,我则仁慈;曹操诡谲,我则忠信。就是要事事与他相反,大业才可成就。如今,若是因为贪图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将来如何善后?”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人设问题。

    刘备的这番自我剖析,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人设就是在先天性格的基础上刻意经营的结果。尤其是处处跟曹操相反,更加说明先天的成分小,刻意为之的成分大。

    所以,如今让他为了夺取益州而颠覆人设,变成跟曹操一样的人,这么做到底划不划算,最终得到的利益能否大于他这么多年的经营和付出,刘备不能不做一番审慎的考量。

    庞统当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便直言不讳道:“战乱之世,只固守一套原则,是不足以定天下的。更何况,吞食弱小,兼并愚昧,逆取顺守,都是古人称道的做法。等到大事成了,就封刘璋一个大一点的食邑,在信义上有何亏欠?今日不取益州,它终究也会落入他人之手。”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向来都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逻辑,不论是一千多年前的三国乱世,还是21世纪的今天,本质上都一样。人类通过文化、道德、法律,等等,让自己从野蛮逐步走向了文明,但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却从未有丝毫改变,对生存资源和各种利益的争夺,也同样亘古如斯。

    在个体层面,人们的行为或许还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基本上就是被丛林法则支配的。所谓的道义或国际规则,通常只是一层薄薄的遮羞布,随时可以被捅破。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终极因素,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力。所以,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才会说:“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今天,真理当然不会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但一定是在洲际导弹的射程之内。

    所以,居于上述理由,当刘璋拥有益州广阔的地盘和丰富的资源,而实力却又十分弱小的时候,曹操、孙权、刘备这些势力都对他虎视眈眈,就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刘璋最终的命运,必然是被人“吃掉”,区别只是谁来下嘴而已。

    如今,刘备身在荆州,离益州最近,而且又是刘璋主动邀请,另外还有张松、法正充当内应,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全齐活了,此时不下嘴,更待何时?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送到嘴的肉,不吃白不吃!

    一向高举仁义大旗的刘玄德,终于下定决心,做一回不仁不义的强盗。

    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命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自己带着庞统等人,亲率步卒数万,随同法正溯江西上,朝着他梦寐以求的益州进发了……

    权臣的自我修养

    得到刘备入蜀的消息,孙权忍不住破口大骂。

    可是,明知道刘备虚伪狡诈又能如何?这年头在江湖上混,不就是互相蒙骗、互相利用吗?除非你不想让他替你防御西线、抵挡曹操了,否则这口恶气你也只能暂且吞下。

    出于大局考虑,孙权不敢撕毁盟约,但有另一种东西他却是可以撕的。那就是刘备与孙小妹的婚姻关系。

    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孙权立刻派出船队,远赴江陵,要把妹妹接回来。孙小妹当然也知道二哥被刘备耍了,内心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孙权,所以立马收拾金银细软,然后带上她的“女子警卫团”,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回江东的船。

    同时,她还“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年仅五岁的阿斗。

    孙小妹这么做,目的当然不是带阿斗去江东旅游,让他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是要把刘备这个宝贝儿子扣为人质,以此报复刘备,并作为筹码在日后要挟刘备。

    如果孙小妹得手,那刘备的损失可就大了。所幸,危急关头,阿斗命中注定的保护神又出现了。

    他就是赵云。

    赵云发现阿斗不见了,立刻叫上张飞和一帮弟兄,风驰电掣地追到了码头,截住了刚刚要扬帆起航的江东船队。

    孙小妹手下那帮女保镖们,自然少不了跟赵云等人一番对峙。

    不过,眼前这两位,一个是长坂坡吓退虎豹骑的张翼德,一个是从万军之中抢回幼主的赵子龙,他们一发威,恐怕再狠再飒的女保镖也会心生惧意。更何况,这里是刘备的地盘,真要动起手来,孙小妹恐怕从此就回不了娘家了。

    没办法,孙小妹只能不情不愿地把阿斗还给了他们。然后,孙小妹就回了江东,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刘备。这桩折磨人的政治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事实上,不论对刘备还是对孙小妹而言,这个结果都是一种解脱。

    刘备的此次益州之行,受到的礼遇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刘璋专门颁下敕书,命沿途各郡县官员都要用盛大的礼仪迎送刘备,不但好吃好喝供奉,临走还要带上一笔厚礼,“前后赠遗以巨亿计”(《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刘备感觉自己就像英雄回到了家乡一样,“入境如归”,实在是生平未有之待遇。

    一路上只有一位益州官员,对刘备的到来感到了极大的忧虑和恐惧。他就是时任巴郡(治今重庆市)太守的严颜。

    严颜捶着自己的胸口,仰天长叹道:“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三国志·张飞传》注引《华阳国志》)

    独自坐在深山里,想找一只老虎来保护自己,结果只能是被这只老虎吃掉。

    但是,此时的刘璋可不这么想。他自以为请来了一支兵强马壮的雇佣军,正喜不自胜呢。为了表达诚意,刘璋亲率三万步骑,带着一支豪华车队,专程来到涪城(治今四川绵阳市涪城区)迎接刘备,并精心准备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

    刘璋绝不会料到,此刻,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已经在酝酿中了。

    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张松。他派人给法正送来口信,让法正秘密通知刘备,一不做二不休,就趁这次会面动手,干掉刘璋。

    刘备吃了一惊,对法正说:“此事绝不可如此仓促!”

    一见面就把人家干掉,这也太穷凶极恶了吧?虽然益州是早晚要拿下的,但是让刘备用如此狠毒的方式去拿,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完全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刘备断然拒绝。

    庞统见状,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那就在宴会上把刘璋抓起来,如此便可不费一兵一卒,坐拥整个益州。”

    庞统的方案,吃相是好看了些,问题同样是操之过急。

    刘备沉稳持重的性格,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说:“咱们初来乍到,恩德和信义都还没建立,不可冒这个险。”

    虽然刘备很喜欢标榜仁义,但他此刻的这个顾虑却绝非大而无当的道德说辞,而是十分切合实际的现实考量。

    因为干掉刘璋容易,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征服益州人心,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刘璋下手,不管是杀还是抓,都会让刘备背上以怨报德、不择手段的骂名。一旦失去人心,就算得到了益州,也会面对很多不稳定因素,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绝非长治久安之计。

    所以,刘璋是迟早要拿下的,但绝不是现在。必须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动手。

    就这样,刘璋在无知无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他隆重款待了刘备。在欢迎宴会上,两个本家互相给对方送上了一份见面礼:刘璋推举刘备为“行(代理)大司马”,兼司隶校尉;刘备则推举刘璋为“行(代理)镇西大将军”,兼领益州牧。

    当时的诸侯,这套把戏都玩得挺溜。反正都是不要钱的空头高帽,能扯多大是多大,只要大家高兴就好。

    两位主公互戴高帽、把盏言欢,下面的将士们自然也就跟着称兄道弟、彼此结交了起来。接着,欢迎活动整整持续了一百余日,天天美酒佳肴、笙歌燕舞,把人都给养胖了,不知道有没有害得刘备再度哀叹大腿又粗了。

    宾主尽欢之后,刘璋又拨给了刘备兵马、武器、钱粮及一应军需物资,然后才提出要求,请他北上进攻张鲁。刘备自然是满口答应。

    此时,刘备的原有部众加上刘璋拨给他的,总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可刘璋还是担心他兵力不够,又主动表示,可以把白水关(今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东北)驻军的统辖权交给他。

    做完这一切,刘璋才放心地回了成都。

    这位慷慨好客的刘璋刘州牧,实在是个罕见的厚道人。在当时那个乱世,每个出来混的人,都唯恐自己的心眼不够多,可唯独这位兄台,真是一点心眼都没有,头回见面,就对刘备付出了毫无保留的信任。

    做人如此单纯厚道,在承平之世的官场都不好混,更不用说在眼下这个乱世江湖了。这种人被出卖、被算计,可以说是分分钟的事,也幸亏是他运气好,才在益州牧的位子上坐了这么久。

    然而,好运气是不可能眷顾人一辈子的。所以,随着刘豫州的到来,这位刘益州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也幸亏来抢地盘的人是刘备,做事还算有原则、有底线,假如换成早些年李傕、郭汜那样的军阀,他就算有八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刘备得到刘璋的大力资助后,顿时变得兵精粮足。出道这么多年,他还是头一回这么阔气。随后,刘备率部北上,进驻葭萌关(今四川广元市西南),摆出了一副进攻张鲁的架势。可实际上,他就是做做样子给刘璋看罢了。刘备到此地后,就把进攻张鲁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埋头做一件他认为有价值的事——广树恩德,收买人心。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班师回到了邺城。

    曹丞相不辞劳苦,远赴关中击败了那些造反的军阀,平定了三辅地区,这对大汉朝廷自然是大功一件。虽然被圈养在深宫之中的那位傀儡天子对此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曹丞相本人,对自己的功劳还是很认可、很在乎的。

    所以,曹丞相决定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拿什么犒赏呢?

    论官职,“丞相”之职已经是位极人臣,没法再往上升了;论爵位,自从建安元年封武平侯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没动,倒是有必要往上挪一挪,不过这个可以稍后再说;剩下来的,比如良田豪宅、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些东西,曹操通通不稀罕;就连世人最看重的“食邑”,曹操也没放在眼里。

    比如,一年多前,曹操就曾经有过这么一通操作: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封给了自己四个县、三万户的食邑,然后又上表退还了三个县和两万户食邑,只保留作为“武平侯”原有的一个县和一万户。

    为此,曹操还专门下了一道丞相令(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向世人表明了自己不爱财、不居功的高风亮节。

    既然连食邑都退了,那还有什么犒赏是配得上曹丞相的呢?

    当然有。比如权臣的专属待遇——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才是曹操真正想要的。

    我们在前文曾经介绍过这些待遇的细节。当初董卓自立为相国时,就给自己弄过这么一套特权。两汉时代,最早享有上述待遇的人是名相萧何,不过萧何只有后两项,“赞拜不名”其实是东汉中期的跋扈外戚、权臣梁冀自己加上去的,后来董卓就有样学样,现在曹操也一并笑纳了。

    在曹操身后,有曹真、曹爽、司马师三人复制了这套动作。至于后面的历朝历代,拷贝的人就更多了,如王敦、刘裕、萧道成、萧衍、侯景、陈霸先、杨坚、李渊、朱全忠等。

    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发迹的过程各异,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权臣。

    从权臣到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所以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后来都做了皇帝。即使没做成的,也不等于他没有篡位称帝之心。

    所以,曹操现在既然迈出了这一步,若说他丝毫没有当皇帝的想法,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在上文提到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后世史家都对此耳熟能详。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确实没错。在汉末三国这个群雄割据的乱世,假如没有曹操来“镇场子”,恐怕连犄角旮旯的阿猫阿狗都会肆无忌惮地过一把“称帝称王”的瘾。不过,从这句霸气十足的话中,我们其实可以解读出某种潜台词,那就是——在曹操心目中,普天之下除了他,没人有资格称帝称王。

    既然唯有他一人具备资格,那他最终是否称帝称王,就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的问题。

    作为独霸朝纲的权臣,该要的,曹操自然都会要。

    在历史上,除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组待遇,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礼遇,也是权臣的标配,那就是——加九锡。

    在获得上述待遇半年多后,曹操立马就动了晋爵和“加九锡”的念头。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九赐”,即天子专门赏赐给功臣的九种特殊器物或礼遇。

    一赐车马,即金车与兵车各一驾,枣红色公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赐衣服,即衮冕之服,外加赤舄(红色木底鞋);能安民者赐之。

    三赐乐则,即定音、校音器具及钟磬乐器;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赐朱户,即朱漆大门;能感化民俗者赐之。

    五赐纳陛,即上殿时特制的台阶;善纳贤良者赐之。

    六赐虎贲,即虎贲卫士三百人;能退恶者赐之。

    七赐弓矢,即红弓一张、箭百支,黑弓十张、箭千支;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赐斧钺,即大斧铜钺一副,有专事征伐、先斩后奏之权;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赐秬鬯,即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香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建安十七年十月,在曹操的授意下,谋士董昭进言道:“自古以来,人臣匡扶天下,从未有像丞相建立这么大功业的。有这么大的功业,也从未有人长久屈居臣子之位的。如今丞相高风亮节,乐意保有人臣的操守,然而身处大臣之位,难免受人猜疑。此等大事,丞相不可不慎重考虑。”

    董昭说了一堆,其实就一个意思:丞相您劳苦功高,应该晋爵并进一步提升待遇了,否则你越谦让,人家反倒越怀疑你。

    董昭首倡此议后,朝廷的列侯和众将领们心领神会,就开始纷纷附和。一时间舆论高涨,都认为曹操应该晋爵国公,并“加九锡”,如此才足以表彰丞相的盖世功勋。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了异议。

    他就是曹操多年来最倚重的心腹股肱、时任尚书令的荀彧。

    荀彧对董昭等人道:“曹公当初兴起义兵,是为了匡扶朝政、安定国家,这些年一直秉承着忠贞和热诚,恪守着谦恭与退让。君子若敬爱一个人,应该砥砺他的品德,所以你们不该这么做。”

    此言一出,就把曹操往死里得罪了。

    荀彧表面上是在赞美曹操,实际上却是在暗讽他忘记了初心,丧失了人臣的操守。换言之,即便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曹操非做权臣不可,荀彧也希望,他这个权臣还能保有最基本的自我修养。

    如此这些,曹操岂能听不出来?

    我曹孟德忠不忠贞、谦不谦退、自我修养高不高,那都是我自己的事,轮不到你荀彧来说三道四,更不能成为你道德绑架的理由!

    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荀彧现在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他既然公开反对,曹操也不好一意孤行,更不宜直接对荀彧采取什么行动。

    所以,曹操只能暂时搁置这项提议。然后,他决定再度出兵,用更大的战功来打荀彧的脸——只要我的功劳越大,你那套道德绑架的说辞就越显苍白!

    曹操此次出兵的目标,是江东孙权。

    之前曹操每次出征,都会让荀彧留守大本营,这几乎成了惯例。然而这一次,曹操却故意派给了荀彧一个差使,让他到前线来劳军。等荀彧到了大营,曹操又以“参丞相军事”的名义把他留了下来,没再让他返回朝廷。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意味着曹操已经不再信任荀彧了。而荀彧当然也嗅出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他知道,除非自己改变立场,向曹操妥协,否则以后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

    思虑及此,荀彧毅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决定。

    建安十七年十月,当曹操大军向濡须进发的时候,荀彧没有跟着大军前进,而是以生病为由,留在了寿春(今安徽寿县)。

    这么做,无疑更让曹操不爽。不过,荀彧已经不必关心曹操爽不爽了,因为他已经决定炒老板鱿鱼,潇洒走人了。

    当然,荀彧这一走,不是离开曹操阵营,而是离开这个世界。

    是年冬,“(荀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荀彧服毒自杀,享年五十岁。他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为他效忠的汉室殉节了,同时也跟曹操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管你曹孟德要做董卓还是做王莽,我荀文若都没有能力阻拦,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以死明志,至少不必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在青史中留下千古骂名。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荀彧之所以如此决绝,不仅是因为曹操把他叫到了前线,更因为曹操做了一件令人费解、同时也让人胆寒的事——他派人给荀彧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之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这是什么意思?曹操到底想表达什么?

    很显然,曹操是想告诉荀彧:你名义上是汉朝臣子,可实际上端的却是我曹操的饭碗;我可以让你位高权重、衣食无忧,也可以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所以,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曹操的这个暗示,本意应该也不是想逼死荀彧,只是想让他妥协而已。不料,荀彧竟然会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这个结果,恐怕是出乎曹操意料的。

    不过,对于此刻的曹操来说,荀彧之死,充其量也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罢了。事过了无痕,地球照样转,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曹操在日后回忆起荀彧曾经做过的诸多贡献时,或许也会有些惋惜和伤感,但是眼下,他绝不会为荀彧流一滴眼泪。因为荀彧的死,客观上其实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足以让满朝文武从此俯首帖耳,再也没人敢对曹操说半个“不”字。

    就此而言,荀彧这一死,对曹操反倒还有些“价值”,也不失为在最后时刻为曹操做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贡献”。

    刘备攻蜀,曹操晋爵

    建安十七年冬,刘备已经在葭萌关待了整整一年,既没有进攻张鲁的动作,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似到这天府之国度假养生来了。

    庞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对刘备提出了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上、中、下三策。

    他说:“而今之计,不如秘密派出一支精锐,昼夜疾行,直接袭取成都;刘璋不懂军事,又无防备,大军突至,可一举攻克,此乃上策。其次,驻守白水关的杨怀、高沛二人都是刘璋麾下的宿将,我听说他们已多次上书刘璋,要求把将军遣回荆州。将军不妨将计就计,声称荆州有急,欲率部回援,然后整顿行装,做出开拔之状。此二人既仰慕将军英名,又庆幸将军要走了,必然会轻骑简从前来送别,到时候就把他们绑了,吞并其部众,再向成都进发,此乃中策。若不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撤退到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东),与荆州联兵,慢慢再定方略,此乃下策。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将被困在这里,恐非长久之计。”

    刘备反复思量,最后决定采取中策。

    不过,现在荆州太平无事,要扯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才能让刘璋和他手下的将领相信呢?

    就在刘备和庞统搜肠刮肚之际,老天爷帮了刘备一个大忙,给他送来了一个现成的借口。因曹操发兵攻打孙权,所以孙权便遣使向刘备告急,希望他从荆州出兵,在西线牵制曹操,以减轻东线的压力。

    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刘备这几年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棚。有了这个借口,事情就好办多了。刘备旋即给刘璋写了封急信,说:“孙权和我是盟友,可谓唇齿相依,而关羽兵弱,我若不回师驰援,曹操必取荆州,接下来便会侵犯益州。这个麻烦,要远比张鲁大得多。张鲁就是个自守之贼,不足为虑。”

    在信的最后,刘备向刘璋提出,希望再拨给他一万兵马,以及相应的粮草和军需物资。

    刘备此举,显然是得寸进尺。

    人家把你请到益州来,奉你为上宾,又给了你那么多好处,是让你做雇佣军去打张鲁的。可你倒好,愣是在这儿混吃混喝待了一年,不但啥事儿没干,现在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再度伸手,又要兵马又要钱粮,然后就想拍屁股走人,这不是把人家刘州牧当冤大头了吗?

    刘璋再厚道,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任你刘备这样变本加厉、予取予求啊!

    可是,刘璋怕刘备翻脸,又不敢不给。思前想后,只好打了四折,答应再给刘备四千兵马,其余粮草物资则打了个五折。

    刘璋这么做,正中刘备下怀。

    他之所以提出无理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翻脸的借口,若是刘璋不打折,刘备反倒没理由动手了。随后,刘备立刻召集众将士,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道:“我们为益州征讨强敌,殷勤劳苦,可刘璋却如此吝啬,凭什么让我们替他死战?!”

    瞧这话说得,纯属昧了良心。你刘备在涪城白吃白喝三个多月,又在葭萌关度了一年假,其间未曾出动一兵一卒去打张鲁,还有脸说自己辛苦?

    不过,刘备说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脸皮要厚,情感要充沛,演技要到位,要把谎言说得连自己都信,然后还要感动别人。

    还好,这些刘备都不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尤其是这种苦大仇深的卖惨角色,作为苦孩子出身的刘备就特别适合。

    所以,将士们的义愤之情当场就被点燃了。

    刘备这场戏演得实在太过逼真,以至把自己的同志都给骗了。

    一直奋斗在隐蔽战线的张松同志,以为刘备真的要打道回荆州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质问他们:“如今,大事马上就要成了,为何突然要走呢?”

    可是,还没等刘备和法正告诉他实情,张松就暴露了。

    揪出张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时任广汉太守的张肃。

    可能是张松对自己的大哥不太戒备,不小心说漏了嘴,就把卧底身份暴露了。张肃唯恐东窗事发,自己会被张松连累,就跑到刘璋那里把亲弟弟给卖了。

    刘璋又惊又怒,马上抓了张松,并砍了他的脑袋。可惜了这位副省级高级特工张松同志,殚精竭虑地为益州的“解放”做了那么多工作,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没能等到胜利的那天。

    刘璋清除了内鬼之后,立刻发文通知各关隘守将,不得再与刘备有任何往来。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自然也在通知之列。

    没想到,刘备却抢先下手,赶在二人接到通知之前,将他们召到了葭萌关。因刘璋之前给了刘备统辖白水关驻军的权力,所以杨怀、高沛不敢抗命。二人一到,刘备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砍了。

    随后,刘备顺利地吞并了白水关的部众,然后命部将霍峻留守葭萌关,自己亲率黄忠、魏延等将领挥师南下,迅速攻占涪城,正式打响了夺取益州的战争……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率大军进驻濡须口,对外号称步骑四十万。他命张辽、臧霸为前锋,然后大军继进,一战便攻破了孙权军在长江西岸的大营,俘虏了江东都督公孙阳。

    江西大营的陷落,对孙权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早在数月前,孙权便已把大本营从京口迁到了秣陵(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而此地离前线又近了很多。

    当初之所以要搬迁,是因为张纮认为秣陵“山川形胜”,风水比京口好,而刘备之前来江东时路过此地,也极力称赞,因此孙权便在此地修筑了一座石头城,然后将秣陵改名为建业。

    虽然风水更好了,但也有代价——受到曹操的威胁更大了。所以江西大营一失陷,孙权便坐不住了,立刻亲率七万大军,偕孙瑜、甘宁、周泰、董袭、朱然、徐盛等将领,渡过长江,在西岸扎营,与曹军对峙。

    为了给曹操一个下马威,孙权交给了甘宁一个特殊的任务——夜袭曹营。

    这个任务的目的,不在于杀伤敌军,而在于扰乱敌人军心,挫败其锐气。甘宁接到任务后,马上挑选了一百余名精锐士卒,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于深夜潜行到了曹军大营外。

    他们悄无声息地干掉了哨兵,移除了鹿砦(把树木的枝干交叉放置、形似鹿角的军用障碍物),然后“逾垒入营”,一连暗杀了数十名曹军士兵。等到曹军发觉,顿时惊恐万状,纷纷点起火把,失声大喊“抓刺客”,整座军营顷刻间便乱成了一锅粥。

    这个时候,甘宁早已全身而退,回营复命了。见甘宁得手,孙权大喜道:“把曹操那老头吓坏了吧?我就知道你浑身是胆。”

    甘宁毕竟是当过黑道老大的人,执行这种暗杀任务自然是小菜一碟。

    随后,两军在濡须口相持了一个多月,其间打了一仗,曹军被孙权一方斩杀了三千余人,落水溺毙者又有数千人。这一仗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曹军的士气。

    由此,孙权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尽管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吸取了教训,花了不少心血训练水军,试图补上这块短板,可事实证明,某些先天劣势是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的,在水上作战这方面,曹军终究不是孙军的对手。

    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记载,此后孙权数次挑战,曹操皆坚守不出。孙权索性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亲自乘坐一艘快船,大摇大摆地驶入了曹军的防守区域,公然对曹操进行挑衅。

    曹军诸将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纷纷请求出战。曹操却不同意,说:“这一定是孙权想亲眼看看我军的阵容。”言下之意就是让他看好了,不必理睬,然后命全军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

    孙权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沿着曹营前的水道走了五六里,然后折返的时候,还故意命手下击鼓奏乐,一路敲敲打打,好不热闹。

    面对孙权如此嚣张的示威行径,曹军将士们一个个恨得牙根痒痒,却也只能强行忍耐。

    同样强忍怒火的,其实还有曹操。他当然知道孙权是在挑衅,可在没有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他却不敢贸然出击。

    稍后,曹操也特意跑到孙权的大营前去侦察了一下,发现对方的“舟船、器仗、军伍”都十分“整肃”,丝毫没有破绽,不禁喟然长叹,然后就发出了那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顺带还把刘表的两个儿子骂了一下。

    关于孙权到曹营前示威的故事,后来的曹魏郎中鱼豢在《魏略》里记载了另一个版本。他说,孙权乘坐一艘大船到了曹军大营前,然后曹操的反应与《吴历》记载的恰好相反,不是下令不得发射弓弩,而是命部众“弓弩乱发”。结果,孙权的大船一侧射满了箭,导致船身的重心倾斜,眼看就要倾覆,孙权立刻命船掉头,用另一侧去“受箭”。然后曹军又是一通乱射,很快,“箭均船平”,两侧都射满了箭,重量相等,船身恢复平衡,孙权遂从容而去。

    就是这个版本,给了罗贯中灵感,才有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曹军与孙军在濡须口相持的这个时候,正值春天,雨水绵绵。曹军都是北方人,对这样的气候很不适应,而相应的作战条件也变得更加不利。孙权算准了这一点,便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随信还附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同样是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口气看上去轻松诙谐,就像是在问候老友,实则杀机凛凛,霸气侧漏。

    曹操见信后,非但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对众将说:“孙权不欺孤。”然后就真的撤军了。很显然,曹操也知道,孙权不是在吓唬他。

    本来战场的主动权便不在曹操手上,加之雨水日渐增多,情况只会对曹军越来越不利,此时不撤,更待何时?

    当年四月,曹操班师回到了邺城。

    次月,他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出征前就想做的事情——晋爵,加九锡。

    曹操以天子的名义下诏,封自己为“魏公”,以冀州的十个郡作为食邑,同时加了九锡。

    建安十五年,曹操装模作样地让出了三个县的食邑,还大张旗鼓地下了一道丞相令以表明心迹,现在一口气给自己封了十个郡,却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可见,权臣就是权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是权臣的常规操作。若是像荀彧那样,指望权臣能有什么忠贞谦退的自我修养,纯属缘木求鱼。

    再说另一边,刘备初战告捷、拿下涪城后非常兴奋,便大摆宴席,犒劳众将。

    在宴会上,刘备多喝了几杯,有些得意忘形,便对庞统道:“今天这场宴会,实在是很欢乐啊!”

    庞统可能觉得大事未定,不宜高兴得太早,便瓮声瓮气地顶了一句:“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三国志·庞统传》)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庞统这话其实挺违心的,甚至可以说挺虚伪的。之前刘备犹豫着要不要入蜀的时候,不就是你拿“弱肉强食”的那套说辞劝人家的吗?现在又来扯什么“仁者之兵”,是不是太假了?

    可是,庞统这么说,其实用意不在于强调什么“仁者之兵”,而在于提醒刘备要低调——革命尚未成功,不宜太过张扬。说白了,咱们是来抢地盘的,偷偷进村的可以,敲锣打鼓的不要。

    没想到刘备喝高了,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所以当场就怒了,马上用一句同样冠冕堂皇的话(左扌右享)了回去:“当初周武王讨伐商纣,不也是前面唱歌后面跳舞吗,难道周武王就不是仁者了?你说这话完全不对,赶紧给我出去!”

    领导发飙了,庞统还能说什么,只好乖乖滚了出去。

    片刻后,刘备酒劲过了,意识到方才有些过火了,便把庞统叫了回来。

    庞统回来后,就跟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刘备憋不住,就说:“刚才那番话,到底是谁错了?”

    领导这一问,还真不好回答。说领导你错了吧,既让领导难堪,又对自己没好处,肯定不行;说自己错了吧,既心有不甘,又有谄媚之嫌,也说不出口。

    那怎么办?

    庞统不愧是号称“凤雏”的人,当即不假思索道:“君臣俱失。”

    说两个人都错了,其实就是说谁也没错。刘备闻言,哈哈大笑。这场小小的不愉快就在刘备的笑声中化解了。

    建安十八年五月,刘备率大军由涪城南下,兵锋直指成都。

    刘璋接到战报,不禁大为惶恐。

    一个叫郑度的谋士向刘璋献计,说:“刘备孤军深入我益州,士众尚未归附,其军中缺乏粮秣辎重,全靠劫掠。而今之计,不如把巴西郡(治今四川阆中市)和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一带的百姓,强行迁移到内水(今涪江)以西,然后把所有仓库存粮及田野庄稼焚毁,继而深沟高垒,以静制动。刘备若前来挑战,可置之不理。他们得不到补给,不出一百天,必将遁逃,到时候再出兵追击,必可将其生擒。”

    这个坚壁清野的计划显然是对付刘备的最好办法,一旦实施,足以发挥釜底抽薪的效果,令刘备不战而败。

    很快,法正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刘备。刘备一听就急了,问法正该怎么办。法正却若无其事道:“刘璋不会采用的,你就放心吧。”

    果不其然,刘璋没有采纳郑度的计策。他对众属下说了自己的理由:“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三国志·法正传》)

    我只听说过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的,从没听过驱赶百姓以躲避敌人的。

    这句话本身,完全没毛病。既有体恤百姓的仁义,又有不畏强敌的英勇,顿时把刘璋的形象衬托得十分高大。

    可问题在于——话没毛病,人有毛病。刘璋的问题就是他缺乏实力,根本没有条件与刘备正面对决。所以,这句本来没毛病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大话,成了空言,成了罔顾现实的迂腐之辞。

    换言之,就是自不量力,徒逞口舌之快。

    假如是曹操、孙权或刘备来说这种话,那肯定没毛病,足以赢得一片喝彩。可刘璋这么说,也就只能过过嘴瘾而已,结果无疑是把头伸到了刘备的刀口之下。

    放出这句豪言后,刘璋立刻把郑度罢免了,然后开始调兵遣将,一口气派出了刘璝、泠苞、张任、邓贤、吴懿等多名将领,各率所部一同进攻刘备。

    结果呢?

    刘璋自以为能够抗击敌人从而保护百姓,结果是既没挡住敌人,也没保护好百姓,还把自己的多名大将及其部众给赔了进去。

    虽然刘璋这边人多势众,可都不经打,刘璝等人接连败北,只好退保绵竹(治今四川绵竹市),吴懿则索性带着部众投降了刘备。刘璋怕刘璝等人也跟着投降,赶紧又派李严、费观两名高官前往绵竹督战。

    李严和费观一到前线,啥事儿没干,直接带着部众就奔刘备大营去了。

    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投降的。

    连负责督战的大员都直接投降了,这仗还怎么打?刘璋有些傻眼,连忙又把亲儿子刘循派了去。

    人家打仗是大量减员,可刘备却越打兵马越多,简直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搞收编的。随着兵力的迅速扩大,士气自然大为高涨。刘备旋即分遣诸将,陆续夺取了绵竹附近的许多县城。刘循和刘璝等人怕被包饺子,只好再度退守雒城(今四川广汉市)。

    刘备不给对手喘息之机,迅速率大军将雒城团团包围。雒城距成都已是近在咫尺,若再失守,成都便门户洞开,刘璋就彻底完蛋了。

    危急时刻,刘璋这边也是有忠勇之士的。

    这个人就是张任。他毅然率部出战,在雒城东南面的雁桥对刘备发起反攻,可惜又一次战败了。张任被俘,刘备素闻他有忠勇之名,便劝他投降。张任厉声道:“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刘备尽管颇为惋惜,还是把他杀了。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三国演义》给这个张任加了不少戏:首先说刘璋与刘备在涪城聚宴之时,庞统命魏延舞剑,意在击杀刘璋,张任便出面对舞,救了刘璋;然后,又安排张任在落凤坡设伏,射杀了庞统;最后,又写了“孔明定计捉张任”的一幕,以此作为诸葛亮入蜀的第一桩功劳。

    这一切,当然都是虚构的。

    庞统最后的确是在围攻雒城时身中流矢而死,但不是此刻,而是在一年后。诸葛亮同样也是在一年后才由荆州攻入巴蜀的,与张任也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情节虽属虚构,但像张任这样的忠勇之士,却值得罗贯中为他花费笔墨。因为面对刘备的进攻,偌大一个益州,大部分都是贪生怕死、望风而降之辈,像张任这样愿意为老板尽忠效死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仅此一点,他便值得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