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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励精图治 文帝刘恒

    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是西汉第三代皇帝,是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姬,七岁时被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刘恒继承皇位,在位23年。他为政清明,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在位期间采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的“休养生息”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大力推行安抚边疆、减少征战的统治措施,国家得以安定。文帝开启了一代清明的历史时期,与其后的景帝一起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

    1艰难即位:韬光养晦,夺回刘氏天下

    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刘恒艰难即位,在稳定民心的前提下,成为大汉的第三代皇帝,夺回了刘氏江山。

    刘邦生有八个儿子,其中吕后生了老二刘盈,后继位为汉惠帝,却不幸早逝。吕后为了掌权,对庶出的其他诸子大加迫害,到吕后去世时,除了老大刘肥善终,已有四人被她害死,儿子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

    刘恒的出世缘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据说是在楚汉之争时,刘邦击溃了项羽所封立的魏国,把魏王豹的后宫嫔妃全部虏获,并命令她们织衣锄地,以示惩罚。一天,刘邦来检查这些女子的劳作情况,发现薄姬颇有一番姿色,便将她带回宫中。薄姬的父亲是吴地人,秦朝时与魏王的宗室女相爱而生下了她。

    薄姬入宫岁余不得见,是其少时好友管夫人、赵子儿得幸刘邦后,笑与薄姬“先贵无相忘”的少时之约,刘邦心怜薄姬,才在闻听此语当日宠幸了她,没想到的是后来薄姬居然怀孕了,并生下了刘恒。由于当时战势的紧张,刘邦渐渐将她冷落了。刘恒出生后,从来没有得到父亲的关心和疼爱,一直都是和母亲相依为命,在他人的虎视眈眈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

    薄姬与世无争,不与妃妾们争宠,刘恒不得父亲喜欢,就终日看书习字,母子二人像是被遗忘了一样,然而正是这种安分守己的生活才使势单力薄的母子二人得以保存性命。刘恒和母亲从一开始就不受宠,又没有什么野心,不想争权夺利,只想过安稳的生活,自然就逃过吕后的手掌了。吕后专权,刘氏皇族死的死、亡的亡,刘恒势单力薄,根本无力与吕氏集团对抗,他也只能先顾命自保,相时以待,才有可能恢复刘家的天下。

    公元前180年,好消息不断地传来,执掌汉室大权多年的吕后死了,宫廷发生政变,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诛杀诸吕,朝廷的动向还难以卜知,因此刘恒不动声色,继续呆在他的代地。不久,朝廷的使臣来到了代地,奉请代王刘恒回长安即皇帝位。

    刘恒不敢贸然成行,他立即召集僚属商议。郎中令张武说,朝廷的大臣都是高祖的大将,擅长兵法权术,不能轻信,以防有诈。中尉宋昌则认为,刘氏的天下是天意神授,深入人心,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在刘邦的儿子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二人,刘恒年长名声又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议来议去,刘恒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母亲,薄姬向来处事谨慎,更不知该怎么办了。于是刘恒派舅舅薄昭前往京城探听周勃、陈平的虚实。薄昭很快就回来了,他将周勃等人杀死诸吕的情况一一禀报刘恒,并说刘氏定天下,万民归心,不可错此良机。刘恒听后很高兴,决定进京即皇帝位。

    朝中大臣原想拥立齐王刘襄或淮南王刘长为帝,但是考虑二人外戚势力强大,怕以后还会有外姓专权,祸害刘氏江山,重蹈覆辙;而代王仁孝宽厚,母后谨良,外戚势力薄弱,便转为拥护刘恒为皇帝。

    刘恒要宋昌陪同自己坐在代王的专用车里,令张武等六人乘坐普通车子作为随从,这小小的车队,便登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刘恒一行走到距长安50多里的高陵时又犯嘀咕了,唯恐有诈,决定就此不动,派宋昌再去探望周勃等人的动向。宋昌一个人骑着马,在距长安城北3里远的渭桥边,碰到了周勃、陈平等人,他们已率领朝中大臣在此恭迎圣驾了。宋昌赶紧回去禀报,刘恒快马来到渭桥,接受大臣们的拜贺。

    刘恒的车子很快进了代邸,群臣也一齐随从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几名谋划和发动政变的骨干人物到刘恒面前礼拜,并宣读了他们联名给刘恒的上表。大臣们一致认为现在的小皇帝刘弘等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非刘氏之后,不能继承刘氏江山。高皇帝刘邦的大嫂、二嫂、同曾祖的弟兄琅琊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列侯、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们都认为刘恒应当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请他即天子位。

    大臣们的意见集中了刘氏宗亲和上层官吏的看法,而且把宗亲放在首位,这既符合刘恒的意愿,又符合他的利益。于是周勃跪倒在地,奉上皇帝的印玺,刘恒再三辞谢,以示谦逊恭让之礼。

    刘恒进入长安之后并没有立即入住皇宫,而是住在自己作为外王时在京的行宫代邸里。大臣们诚惶诚恐,纷纷跪拜请求代王早日继承皇位,以稳定民心,处理国政。

    刘恒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正式宣布即皇帝位。他当夜就安排宋昌为卫将军,统管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宫内安全和领衔为皇帝服务的各级官员。就此,刘恒的帝位巩固了下来,他本人成为汉朝的第三代君主──文帝。

    2削相封侯:整顿朝纲,巩固皇权

    为了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帝位,汉文帝集中整顿吏治,恢复错误废除的将相,此举稳固了刘氏江山。

    汉文帝刘恒登基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帝地位,使刘氏江山更加稳固。为此文帝采取了缓急得当、有条不紊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文帝即位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官位较高的文臣武将们知晓此事,下层官员和民间根本不知道宫中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即位的当天晚上,文帝就马不停蹄地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国事安排。他首先控制了京城和皇宫的军队侍卫,由亲信宋昌、张武分别担任最高指挥官,从而确保了皇帝的人身安全不受到他人的控制和约束。

    文帝随后又向全国发布了第一道诏书,宣布刘邦的第四子现已即位,将大赦天下赐恩于黎民。这样,新帝登基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天下,文帝的举措得到了各地父老百姓的支持。这样不但他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风雨飘摇了多年的刘氏江山也巩固下来了。

    继位两年后,文帝下达诏书让大批诸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道与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列侯们除了想得到爵位以外,还想在京师谋求到有权力的职位,都托辞不走,所以诏书下达一年之后,诸侯王还是没有一个走的。文帝有些恼火,要丞相带头回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文帝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有的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于是周勃的丞相之职被免,回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曲沃东)。

    文帝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其实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

    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文帝当皇帝的头号功臣,文帝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在他即位后,丞相仍由陈平担任,周勃还是做太尉。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就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文帝见势便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自己认为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文帝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

    有人提醒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请归相印”,文帝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文帝又让他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文帝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周勃回家后,每当河东守尉到绛县例行公事,周勃都因唯恐被诛杀而如临大敌,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也拿着兵器。于是就有人告他谋反,文帝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后来在薄太后的帮助下,周勃才得以幸免。薄太后提着文帝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文帝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这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颐养天年。文帝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朝廷之臣调整完毕,文帝就开始了对各地封侯的调遣。文帝首先做的就是恢复原先刘氏诸王的封地和其他利益,以昭天下乃刘氏之天下之名,把吕后所剥夺的齐王、楚王等人的土地如数归还,把被吕后杀害的诸王的子嗣重新立为王,各归封地。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琊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在当时来看,汉文帝的分封政策对巩固刘家天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也埋下了以后诸侯叛乱、对抗中央的隐患。

    3治世:休养生息,开创盛世

    刘恒为政清明,在治世上提出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开创了安民之道,使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统治阶级淫侈之风日益严重,造成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期洛阳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散文家。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牧民之道,务在安之”,受到了文帝的极大赞赏。“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既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在“安民”方针的指导下,文帝首先在思想上大力推行黄老政治,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减省租赋的办法。另外还减轻徭役,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除此之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取消在原先的关口之处对来往商人的审查收税制度和对人民上山打柴、下河捕鱼的禁令。这些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流通”的繁荣局面,劳动人民可以自由地出入山林河泽之中,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补助保障,安居乐业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经济有了起色,文帝并没有欣然自喜,浪费资财,而是仍旧奉行勤俭节约的政策。文帝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穿着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

    文帝为政清明,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改正。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以敢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而著称,文帝任命他为廷尉。后来,在判某人无意间惊了圣驾和某人偷窃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两案中,尽管文帝的旨意是要处当事人以重刑,但张释之坚持依法办事,说服了文帝,维护了法律的公正。

    汉文帝极力推崇黄老哲学,黄老思想虽然吸引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重刑轻罪”的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所以汉文帝坚持“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帝王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他本人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帝王。

    在黄老思想作用下,汉文帝坚持废除秦之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废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现在,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文帝最重要的德政是改革刑制,废除肉刑。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中国刑制向新“五刑”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庶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4诛杀淮南王刘长: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

    权力的争夺,常常导致战争的爆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一忍再忍,就连一直推行无为政治的汉文帝,也不得不发动战争。

    汉文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催化了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诸侯势力之大,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

    诛吕安刘之事始于齐王起兵,成于吕产授首。这中间刘章的功劳不亚于周勃,但刘章原本主张立齐王为帝,所以文帝即位后,对刘章心怀不满,故意压低其功劳,使其位居周勃、陈平之后,封王一事也不了了之。文帝即位一年过后,分封诸子,才顺带分别立刘章、刘兴居为城阳王、济北王,他们封地的土地远不能和赵梁相比,而且都从齐地中割出。

    刘章因为大功不得赏而忿恚不已,就国一年后郁郁而终;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西汉时期王国武装反抗朝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刘邦有八子,三子早死,为吕后所杀,唯文帝与淮南王刘长尚存。刘长是赵姬所生。汉高帝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叛,高帝率大军亲征,击灭英布,当即立刘长为淮南王。刘长自以为是文帝的弟弟,与文帝关系最亲,在国骄纵不法,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

    刘长与文帝去打猎时,公然坐在皇帝的车上,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力能举鼎。刘长痛恨辟阳侯审食其,发誓一定要杀掉审食其。原来高祖八年,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高祖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另外修筑宫室让她居住。不久高祖因贯高谋反一事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亦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美人已有刘邦骨肉一事,吕后因忌妒不愿告知高祖,审食其也不敢坚持。那位美人就是刘长的母亲,她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皇帝承认,便忿恨自杀了。刘长封王后,认为审食其当初没有尽职力争,对自己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就蓄谋杀掉他。

    文帝三年,刘长入京朝拜,袖藏铁锤往拜审食其,乘其不备将其锤杀。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为亲王所杀,此事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报母之仇,为天下诛贼”,历数辟阳侯罪三,文帝只好不予追究。

    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刘长锤杀辟阳侯未被治罪,归国后更是目中无法,不守规定的礼仪。在国中招纳四方游士,包庇在汉犯罪者,又自请让国博取声誉,自高于文帝。

    文帝实在是没办法,就让自己的舅父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刘长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好好做事。刘长接信后很不愉快,不但不听劝告,还打算起兵作乱。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阴谋暴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参与作乱的人全被处死,刘长被遣送蜀郡严道,在车中绝食自杀。淮南王死,百姓作歌以刺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权力的争夺,总能把人的劣根性表露无遗,当自感皇权受到威胁时,各种温情脉脉的面纱立马就会被撕下,从而露出赤裸裸的剑锋来。就连以温仁宽厚著称的汉文帝也同样不能免俗,但他为了自己的统治能更加牢固、长远,更为了刘氏的江山不致断送在自己手里,也只能这么做。

    5不念旧情:皇舅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封建社会,“家天下”观念下的统治者会让亲信来执权,一旦这些亲信有了对利益的诉求,便对统治者造成威胁。因此,当他们势力过于膨胀、倚权横行霸道、目无法纪而影响到统治者的利益时,他们的寿命也就达到了终点。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帝刘邦的妃子薄姬所生,文帝即位后,薄姬作为皇帝的生母,被尊为皇太后。薄昭是皇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汉文帝的亲舅舅。文帝即位后,鉴于薄昭是自己的亲舅舅,而且年幼时对自己和母亲多加照顾,便封他为轵侯。然而,薄昭仰仗自己是皇上的舅舅,到处横行霸道,目无法纪。

    文帝十年,朝廷派一名使者去见薄昭,使者只因一时疏忽,惹怒了薄昭,他便大发雷霆下令杀了使者。这个后果比较严重,按照汉代法律,杀了天子使者,就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文帝听说薄昭杀了朝廷派去的使者,又是气愤,又是后悔。他怨恨舅舅无法无天,也后悔自己不该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可是,要处死舅舅,对于讲究“孝道”的汉文帝来说,实在是件难事。

    原来,汉文帝从小被父亲冷落,戍守在边疆。舅舅薄昭从那时起,就在时为代王的文帝身边出谋划策,同生死、共患难,感情十分深厚。后来,绛侯周勃等人粉碎了“吕氏集团”,夺回了政权,派人请刘恒回朝执政。在那个政治动乱的时刻,又是薄昭冒险进京,探明实情,保驾刘恒登基。文帝一想到这些便不忍心下手。

    然而,汉文帝又想,若不处死舅舅呢,岂不是纵容他胡作非为,很难再取信于民。更严重的是还会带来外戚当权的后果,有可能使吕氏篡权的悲剧重演,到时好容易刚刚稳定的刘氏江山又要改姓薄氏。汉文帝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依法处置舅舅,稳定刘氏江山,维护自己刘氏家族的利益。文帝几次都想打消杀死舅舅的念头,但一想到皇室的统治,便又坚定下来。

    随后,文帝召见大臣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之中也有人劝文帝不必对自己家人过于认真。文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容忍藐视王法的权贵恣意妄为,刘家的江山就不牢靠了。”

    大臣们见汉文帝的主意已定,便不再多说什么了。随后汉文帝把丞相张苍、大夫贾谊二人召来,要他们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要依法治舅舅死罪,又要保全自己的“孝”名。由此可见,汉文帝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

    贾谊说:“车骑将军大逆不道,依照我朝法律,理应处死。万岁若念昔日情分和功业,可将国舅召来,设酒宴共饮,席间申明大义,劝其自刎。”

    那天,文帝便派人设宴款待了舅舅薄昭。薄昭在酒席间十分高兴,没一点想死的念头。文帝得知舅舅不愿自尽,心中十分气恼,觉得舅舅没有气节,也感到自己脸上无光。为了逼迫舅舅依法自裁,同时也是为了给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大臣、外戚们一点颜色看看,文帝果断地下令:大臣们换上丧服,一起到车骑将军薄昭家中哭丧。

    于是,在丞相张苍的率领下,大臣们换上了丧服,排着队伍,由吹鼓手在前面开道,吹吹打打直向薄昭府第而来。薄昭知文帝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只好拔剑自刎了。

    汉文帝依法处死了舅舅,不仅严明了朝廷的法度,而且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那些骄横的大臣、外戚们很少有敢闹事的,从而有效地防治了外戚专权,巩固了刘氏的江山,维护了刘氏家族的利益。

    6安抚南越与匈奴:维护四周边境的安定

    汉文帝即位以来,为谋求边境的安定,一直采取隐忍的和亲政策,避免了许多战争的爆发。

    南越,是中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称,一般指五岭以南、南海以北的这片土地。南越地区正式进入文明社会是在秦朝时期,但是秦朝在南越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秦王朝实行残暴的剥削政策,遭到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秦朝末年,赵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正式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汉文帝即位后,对四夷诸侯实行怀柔政策,示以友好,不愿发生兵戈之扰。

    对于赵佗,在真定老家为其修葺先人墓,还给其本家兄弟安排官职。文帝派使者告谕各诸侯国和四方各少数民族,首先表示对南越王的问候,介绍汉王朝自高祖刘邦、吕后、惠帝的演变过程和文帝刘恒自己的即位经过,现在国家已经恢复正统,愿与各诸侯部族相安往来。同时,严肃批评赵佗在长沙一带用兵滋事。文帝说,本来可以用兵南越,但是,“高祖当年承认南越王,允许你管辖长沙以南。我没有理由擅自变更。希望捐弃前嫌,着眼将来,向我大汉称臣。”

    赵佗叩首领旨,连连谢罪,表示服从大汉皇帝,永为藩臣。赵佗派人犒劳在南方和南越相持的汉军,并请求汉军将领周灶代向汉文帝上书,帮他寻找内地的同门兄弟,还请求文帝撤回驻扎在长沙国监视南越的大量军队。

    从那时起,赵佗一直称臣,派使节入朝。然而,赵佗并没有真正遵守诺言,在南越依然使用皇帝称号。但一旦汉室过问或者派使者入朝,又表示自己尊奉汉天子,位同诸侯。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困扰西汉边境的一大问题,自从汉高祖实行和亲以来,汉匈之间避免了许多战争的发生。但是在文帝的时候,匈奴还是不断入侵汉朝的边境地区,掠夺当地居民的财物和牲畜,屠杀汉朝的地方官吏和守卫士兵。

    汉文帝为了谋求边境的安定,一直采取隐忍的和亲政策。汉军只守不攻,尽量避免大动干戈,但匈奴却不守信约,一再犯边,文帝也是无计可施。这时文帝手下的政论家晁错提出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晁错是西汉颍川郡人,家境充实,年轻的时候到轵县跟随很有名气的学者张恢学习。晁错学习非常用功,而且能活学活用,张恢就推荐他到朝廷做官。晁错通晓文献典故,做事灵活而且有见解,仕途很顺当,不久就做了太常掌故。

    晁错针对匈奴悠忽不定的侵扰,认真分析了两国的基本形势,然后上书建议文帝在边境地区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凡是迁徙之人,国家给予相当补助,以维持他们在边境地区的基本生活。对于愿意迁徙的百姓,有罪的可以免除其罪,无罪的则授予爵位,或者免除徭役。边境所建立的城邑,不宜过大,否则难以组织;也不宜过小,否则难以阻止匈奴的进攻,一般都保证相当的规模。国家鼓励边境居民同匈奴作斗争,能夺回被匈奴所抢财物的人,政府将其中的一部分奖励给他们。

    鉴于迁民实边最大的好处在于国家无动乱之苦,百姓无侵扰之灾,边民以自保而利于自身,从而利于国家,文帝便欣然接受了晁错的建议。

    这一措施实施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经过几次战斗之后,汉文帝吸取了教训,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他在边地设立马苑三十六所,建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使用奴婢三万余人,饲养马匹三十余万匹,大大壮大了军队的力量。文帝还下诏鼓励民间养马,成绩突出者,还给予许多奖励。文帝的各项措施为缓和及解决匈奴侵边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