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清末和民国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1915年前后十几年的中国，如果要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两个字：乱世。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为了一己之私，在北京悍然称帝，加上他此前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已经将中国再次置于“亡国灭族”的危险之中，自然就激起了刚刚从两千多年帝制中解放出来的全体国人的强烈反对。
1915年12月25日，西南边陲的古城昆明以“一隅而天下先”的气概，首举反袁护国的大旗，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宣告云南独立，明确提出“与全国人民竭力拥护共和国体”，并决定开展武装讨袁。
云南在全国首家发动的“护国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后的护国运动开始。
云南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护国军，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接着，以逃岀南京的蔡锷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分别领军出征，进入四川和广西等地，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作战。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
1915年12月31日，唐继尧和蔡锷等人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1）与全国人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2）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3）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4）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这份电文再次表明“护国讨袁”并非军阀争夺地盘，而是为了巩固共和国的民主政权和根本利益。
大军出征，招兵买马、募集粮草和枪支弹药自然是最紧要的事情。此时滇军只有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共15000人，要实现两路出击的目标，并同时保卫云南，这点兵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护国军岀征的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参军动员伴随着护国运动的推进就开始了。
云南军政府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护国军很快增编新军20个团，警卫团四个团，骑兵、炮兵各一团，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
出征的护国军自然成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恼羞成怒，下令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率领北洋军集合川、湘、粤等省军队共计8万多人分三路回击，还有其他兵力予以支援，而护国军仅有约两万人，双方兵力实为悬殊。
尽管实力悬殊，但斜不压正。护国军英勇善战，以少胜多，先后在四川、广西、桂林、广东均取得大胜。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节节胜利,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告独立。
“卖报，卖报，云南政治官报，快来看呀，昨日昆明3000青年响应军政府号召从军！”
“卖报，卖报，云南日报，云南护国第一军大捷，攻占叙府！”
“卖报，卖报，云南日报，护国第一军兰田坝再传捷报，正在猛攻川南重镇泸州！”
“卖报，卖报，云南日报，昨日护国第二军广南大捷！”
……
从1915年年底到1916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昆明变成了一个热血涌动的城市，每天从拂晓开始，报童们满街卖报喊出来那一系列吸引人的最新消息，就像一串串过年所放的炮仗一样，将人们刺激得无法不激动和兴奋，于是，整个城市也很快就沸腾了起来。
就从这段时间开始，报童也成了整个昆明城最受欢迎的人，卖报成了少年们梦寐以求的工作。因为昆明人最喜欢通过看报来了解时事，特别是从云南开去四川和广西的护国军的作战情况，天天都在牵动着云南父老乡亲敏感的神经。
冬子也成了一名报童，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他每天和李向东一起六点钟起床，练武至七点后就跑步赶去报社，领取100份《云南日报》去街上卖报。
精明的冬子刚开始时也是在街头使劲地吆喝着卖报，但他很快就改变了方式，专门跑去那些企业和商家门口卖报，他们往往一买就是几份甚至十几份，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可以完成任务。
每份报纸卖出后的提成，加上冬子在报社那份打杂的工作，使他每月能挣到八块左右大洋，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的下层老百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冬子喜得每天都乐滋滋的，不时还会买回来一些好东西和李向东一起分享。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月初的一天，当李向东从学校回到他和冬子的住处后，发现冬子的床铺上放着一堆银元，下面压着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向东哥，我去当兵了，今天中午就乘车去蒙自集训，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报考武校，不要管我。
李向东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好兄弟冬子竟然以这样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离开了他。
冬子其实早就想走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四海为家的人，来到昆明这两年多来，他感到既幸福快乐，又若有所失。
冬子感到幸福的是遇到了李向东这样一个关心他的生死兄弟，还有冯少聪一家，以及报社的陆凌天叔叔等人，都让他有些舍不得离开。
但冬子却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跟着李向东一辈子的，他读不了书，考不起陆军讲武学校，这样下去最终将会成为李向东的累赘。
所以，尽管这段时间冬子都在竭尽所能的赚钱，但他仍然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街头听到了征兵处热情洋溢的宣传之后，冬子报名选择参加了护国第二军。
为了防止李向东阻止他，冬子直到开拔前才给李向东留了这张纸条，并将身上的钱几乎全部留给了李向东。
李向东抱着头痛苦地思考了很久，才明白了冬子的一番苦心。冬子的这个选择也像一记重锤一样，将他当头敲醒，他觉得自己也该赶紧投笔从戎，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啦！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名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它开办于1909年，原是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云南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与创办于1906年的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且被列为三大讲武堂之首。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任教。
蔡锷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在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期间，就曾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秀才出身，师从梁启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宣统三年（1911年）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和李根源等人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在昆明发动的“重九起义”，就是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成的起义军。这次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辛亥革命后，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之后，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吸引了邻省甚至邻国朝鲜、越南的许多有志青年都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
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走出了中共的两位元帅和国共双方数百名将军，其中，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数十人，这是后话。
然而，当李向东兴冲冲地去参加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报考时，却被告知，因武校师生有85以上的人都编入了护国军，参加此次出滇护国征战，武校暂停报考。
李向东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不仅感到一种失望，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急，他今年已经快要到17岁了，虽然重归学堂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全家人的深仇大恨还是没法去报，让他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思考之后，李向东下定了决心，他不可能等待讲武学校复课之后再去报考了，决定像冬子一样立即从军。
于是，李向东在下定决心的当晚，就买了一些水果和糕点，鼓起勇气再次敲响了冯少聪家的房门。
李向东向冯少聪叔叔一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和冬子的谢意，并向他们辞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请求冯少聪帮助自己选择，应该去参加哪一支队伍。
冯少聪一家虽然情感上有些不舍，但却没有感到多少惊讶，因为冯晓君这几天已经知道了李向东的烦恼和焦急，并已经告诉了她的父母双亲。
冯晓君虽然在内心深处已经爱上了李向东，但她也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少女，更理解他的志向和烦恼，自然不会阻拦他从军的选择，所以她主动提前就向父亲说了李向东的想法，希望父亲能够再帮帮李向东。
冯少聪一脸平静地听着李向东的诉说，他其实早就已经看出李向东不是一个普通的少年郎，他现在的烦恼和焦急不仅反映了他渴望报仇的心态，还有他的理想和追求，处在像李向东这样的年龄，谁能够安于现状呢？何况，他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青春年少啊。
待李向东说完后，冯少聪微笑着安慰他道：“向东，你不必这么烦恼，你今晚回去再好好思考一下吧，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从军了，明天下午放学后直接来找我，我带你去昆明医院看一个人，他一定会收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