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由于蒋某人密令东北军统帅张某人不许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于次日就侵占沈阳，随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并于1932年成立了伪满洲国，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成为饱受欺凌的亡国奴。
就在这民族危亡时刻，曾经当过土匪的马占山将军挺身站了出来，他毁家纾难带队武装反抗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虽然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最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但他的抗日大义，不仅感动了全中国人民，而且就像一颗火种，随后燃遍东北大地。
随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从1931年至1945年，整整坚持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涌现出了周保中、李兆麟、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众多的抗日民族英雄。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方面，与苏联的邦交已经因东北“中东路事件”而完全断绝，在内又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武力侵略，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在国内，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由于党内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的统治显得软弱无力，尤其是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非常薄弱。
中共自1927年秋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至1930年夏，又先后组织了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的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武装有十多个军约七万人，并多次击败了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但是，即便是在外敌入侵的这种危急情况下，蒋某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在结束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后，分别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三次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但都遭到了苏区红军的有力反击，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底，蒋某人又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仍然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某人仍不甘心失败，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又调集了约100万兵力和200多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此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极力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经过近一年的苦战，红军在阵地战中连续遭受重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突围转移的长征。
就在蒋某人绞尽脑汁想要将中央苏区扼杀在摇篮中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悍然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展开了全面的对抗和较量。
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转移当时的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的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肆虐，他们为了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为了给日军侵占上海找借口，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炮制了“日僧事件”，日军以此为由不断挑衅和进攻守军，引发了淞沪抗战。
当时负责防守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面对日本人在上海的频繁挑衅，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点燃了全民抗战的热情。
淞沪抗战爆发时，蒋某人正在下野赋闲，但是为了改变自己不抵抗日军的形象，他派遣了张治中将军率领中央军第5军驰援上海。
在这场战事中，由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使国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蒋光鼐、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在这场战事中声名远扬，他们打得日军三次换将，指挥官由盐泽幸一换为野村吉三郎和白川义则，且先后四次增兵都告失败，极大的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
19路军也在这次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士兵共8700多名，几乎占到了全军的三分之一。
虽然中国军队在上海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此时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故战至最后，中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及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从此上海成为东方的一座不设防的大城市。
在民族危亡面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已经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毛领袖的领导下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为了更好地团结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以张某人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某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蒋某人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大批部队进驻陕甘，并亲临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二人在苦谏、“哭谏”均遭拒绝后，遂共同商议决定发动“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就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某人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
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邀请，派恩来同志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某人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国内局势转变的枢纽，也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从此，中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初步实现和平，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的红军和南方游击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迎来了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的烽烟几乎燃遍中国大地。
从1911年到1937年这三十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年轻的军人先后不幸战死在沙场，他们有的是死于推翻封建王朝和讨伐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但更多的是死于党派之争和军阀混战。
也有不少优秀的军人活了下来，他们中还有少数的幸运儿，成了大浪淘沙之后的基层军官，在国内军阀混战的漩涡中浮浮沉沉。
李向东是这些军官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他虽然智勇双全，带兵有方，但却仍然是一名中校营长。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队伍在战斗中经常被用作尖刀部队来攻坚，因而牺牲较多，更替得也较多，但一直是一个营的规模；
二是虽然他所处的部队被国民政府改编和扩编的次数较多，但他为人刚直，从来不去刻意巴结上司，更不愿意花钱买官，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提拔，一直是一名营长。
李向东对此满不在乎，他现在所在的部队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这支部队主要是驻粤滇军改编的，首任军长是朱培德，现任军长是曾万钟。
李向东很清楚，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他本身就没有任何资源上的优势，更缺乏所谓的“天时”和“地利”，所以即使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提拔。
李向东知道再往上走意味着什么，在党派林立的国民党阵营内，无论是地方部队还是中央军，要升到上校以上的官职，除非你有很深的关系和背景。
好在李向东拥有“人和”这个关键基础。虽然经过无数战火的洗礼，部队伤亡一直都比较大，原来追随着他的十几个连排长们大多已经战死，但幸运的是，从陇家镇赶来投奔他的二十八个发小和师兄们，仅有陈正富、沈七斤和一个师兄战死，还有两个师兄伤残退伍。
其他如沈八斤、赵小山、张继武等发小，以及熊正卯、荣少楷等师兄们共二十三人，都已经成长为作战勇猛的连排长，正是这帮武功高强的兄弟们，组成了他这支队伍钢铁一样的脊梁。
李向东这些年心里异常苦闷，因为当年没能参加南昌起义，他错过了一次成为真正红色军人的宝贵时机，后来妻子冯晓君被组织调回云南后，他在不断的转战中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虽然还没有资格加入党组织，但李向东已经一心向党，他多次婉拒上司要他加入国民党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在上级眼中只会打仗的职业军人，因而也避免了许多次军统特务对他的审查。
第3军虽然在北伐战争赫赫有名，但自1928年5月进入江西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红军的两次围剿，先后在永新和苏家埠等地被红军打得大败，损失较为惨重，一度被缩编为一个师。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3军又参与对陕甘宁边区进攻。第二任军长王均在1936年11月8日乘飞机赴前线督战时，在甘肃通渭县坠机殒命。
第3军第三任军长是曾万钟，他治军不严，导致部队军纪松弛，加上他在参加进攻中央苏区红军的战役中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态度，也使得第三军再没有与红军发生大的冲突。
从部队开到江西“围剿”中央苏区开始，再到陕北继续攻打红军，李向东这七八年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指挥队伍尽量避开与红军的正面对抗，一边寻找各种借口应对上峰。
让李向东感到最为欣慰的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随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们终于摆脱了与红军继续开战的危险，很快就迎来了国共第合作抗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大好局面。
1937年初，李向东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奉命北上，在冀西一带的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与日军作战。就在这些地方，李向东带领着第15营的全体弟兄们，开始第一次迎战日军，开启了他们抗日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