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和陈觉生等人在恩成居一起吃晚饭。席上有一个又矮又胖的老人，就像一个山西钱庄的老板一样，头顶已经秃了，但是面色还像四十岁的人那样红润。他这个人酒量非常大，很少说话，举止上也没有张扬的姿态，和人谈话也只是应和几句。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个辅佐别人的幕僚，不料陈觉生突然用日语在我耳边说：“你不认识这个老人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汤玉麟啊！”
我听了很惊讶，原来这个人既不像新闻照片上穿着大皮靴、长着大胡子、端着枪的那种人的形态，也不像纵马持枪在关外闯荡的土匪头子的那种模样。
我的朋友管翼贤告诉我，汤玉麟在民间的时候，外号叫“汤二虎”，作战的勇猛不输于张作霖。他打枪很准，经常凭借着打香头例无虚发的绝技，不开战就降服敌人。
汤玉麟逃离热河之后，经过一番周折，进入了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设立的进德社，后来就以宋哲元高级顾问的身份，慢慢和原西北军的人物关系密切了。汤玉麟非常有钱，每天晚上都要在家里开一桌麻将，还要设置一个烟铺。想要打麻将的人，不用自己掏钱，每一个抽屉里都有一个信封，里面放着几百元的现金，用来付账。运气好的人，就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赢走。烟铺上准备了很多“大土”和“福寿膏”，可以随便去吸。烟盘里还有好几个小巧的烟罐，喜欢的话可以随便拿走。汤玉麟府上来往的人，都是进德社的人，还有一些次一级的政客，这些人都称赞汤玉麟会做主人。于是，汤玉麟从一个被东北军抛弃的人，翻身变成了老西北军宋哲元一派的内部人物。
管翼贤说，汤玉麟在热河的时候，一向因为吝啬而为人所知。但是避居到了燕京之后，就和以前好像两个人一样，变得以好客著称。难道是因为失势了才广泛结交的缘故？还是有感于世事变化，想要洗心革面？
后来，汤玉麟的一名小妾因为妇科病向我求医。我也不知道她是跟随汤玉麟从关外来的，还是汤玉麟在燕京新纳的。只是她想要儿子的愿望非常强烈，还总是说：“这也是大帅的愿望！”
我听到之后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想明白，这位大帅就是汤玉麟。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汤玉麟虽然在客人里的声望很不如以前了，但是在家里仍然以“大帅”的身份自居。
我给她治疗了很多天，非常有效果。一天晚上，汤玉麟带着小妾在王家饭店请我吃饭。他穿一件长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小帽，上面装饰着一颗大红珠子，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让人感觉有些怪异。
席上，汤玉麟对于以前的事只字不提，说话的时候故意说一些看破世俗的话，我也就随便应付着。我心里想，如果这位“大帅”真的看破了红尘，又怎么会每天晚上开设麻将桌和烟铺，用来博取进德社那些人的欢心呢？
汤玉麟又提到了两个日本人的名字，说是以前在关外的老相识，希望方便的时候让我替他问候一下。我判断这两个人一定是都在关东军服役，在关外那种复杂形势下很善于逢迎的人。这种人既不是我认识的，也不是我想要认识的，于是就推辞掉了，汤玉麟觉得非常奇怪。
我不想让他再用日军里的靠山来烦我，就转移了话题，开始谈他的小妾的病，说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汤玉麟忽然扔掉叉子，大笑着说：“都是她不懂事胡来！像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这样的身体，能多活两年，抱抱孙子，就知足了。我的那些孙子，不是太多，但也不算太少，还费心去再要个孩子吗？”
这些话虽然显得他超然豁达，但是我知道他并不是说的心里话。
不一会儿，汤玉麟又问我：“这段时间出过关吗？”
我回答说：“没有时间出关。避暑的时候，多数都是在庐山、衡山、黄山，往北也不过就到北戴河。”
汤玉麟叹息着说：“真应该到热河去走一走，那里的行宫可真够好的，西山、八大处、颐和园什么的，都不如那儿。哪一天您想去的话，只要提我姓汤的名字，崔新五、刘震东、董福庭那些人，全都会把你当弟兄看。”
我只得随口应付一下，后来偶然有机会，我问管翼贤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原来他们都是汤玉麟以前的属下，近年来都因为“一人串两角”，而在中国和日本两方面都被重用。管翼贤说，“一人串两角”这句话是来自“大戏”里，一个人扮演剧中的两个角色。汤玉麟跟我说的这三个人，既接受了关东军的改编和委任，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分享“后援会”的慰问金。在报纸上，他们还经常用“勇于抵抗，宁死不降”的虚名，来博取关内民众的感情。
过了几天，汤玉麟突然让仆人送给我四包礼物，里面有吉林老参、汤玉麟自己的肖像、一把镂金的折扇，最为奇特的是一本蓝皮线装的汤玉麟的《去思录》，和一本大的讣闻的厚度差不多，印刷很精良，后面还印着“非卖品”几个字。里面有一些某某会、某某人，或者热河的显贵所写的奉承的词句。读了以后，让人几乎以为是一本《循吏列传》。
我到这里才明白，汤玉麟虽然表面上装作是个粗人，实际上很懂得做官的学问。
一天我把《去思录》给《实报》“疯话”栏目的作者老宣看，老宣笑着说：“这本《去思录》可以把名字改成‘天下第一奇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