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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遂不拘世俗

    一天,很久没回故都的何遂,因为探亲回来了,作了短暂的停留,好几次跟我整天游玩。像八大处、北京郊外的各个有名的寺院、颐和园、清华园这些地方,我们都游遍了。

    何遂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胸怀宽广,文武双全,还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对于所有的规章制度、社会原则,都非常反对。因此虽然比同辈的朋友们发达得都早,但是向来都有“狂士”的名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空军负责人的身份,跟随徐树铮的“观战代表团”去了欧洲。那个时候,何遂已经是个中将,而年龄还正当壮年。欧美的那些满身是伤、已经苍老的职业军人,虽然身上戴满了军功章,但是军衔多半只到上尉、少校等。看到这些,何遂不由地觉得非常惭愧,于是给自己换成了中校肩章,以避免尴尬。其他的团员见了,也有效仿的。从那之后,这个做法就成了一股风气,凡是以代表的身份出国考察军事的人,大都把自己的肩章降几级。这件事是何遂亲口跟我说的,应该不会是假话。

    何遂曾经是孙岳的左膀右臂,也得到了冯玉祥的重用。而对于冯玉祥,何遂更是狂得可以,一点尊敬的意思也没有。冯玉祥自从居住在南京以后,专门以军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大学进行旁听,并写了不少丘八诗。他也曾经把这些诗拿给何遂看,并故意谦虚地说:“您是诗词方面的大师,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何遂站起来看了看,突然大声称赞道:“冯先生干吗这么谦虚,自己把这首诗贬低为‘丘八诗’呢?后人读了这首诗,就会知道先生真正是民国的第一丘八啊!”说完回到座位上,到最后也没有一句话再提到这首诗。在场的常鸿钧、宋麟生、过之翰等人都非常惊讶,随后就都不说话了。冯玉祥则非常生气。

    在当年冯玉祥的幕僚里面,王铁珊是最受重视的一个,在人前冯玉祥就用师长的礼节对待他。实际上王铁珊的造作是很违背人心的,因此很让何遂看不惯。何遂原籍福建侯官,普通话说得一般。于是他就借机嘲讽王铁珊,每次说他名字的时候,就说成“王铁栅”。朋友们都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叫,他笑着回答说:“铁栅这种东西,远远看上去好像很有气势,近距离一看却到处都是洞,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

    他总是这样对那些喜欢伪装的人进行批判。

    对于冯玉祥所非常看重的那些人,何遂多半都瞧不上眼,鹿钟麟就是其中一个。尤其是他对上卑躬屈膝,对下严厉刻薄这一点,很让何遂看不起。一天,我和丁春膏、李筱帆还有何遂一同去观看学生自行车比赛,我笑着对何遂说:“在欧洲言语里,‘自行车手’是一个贬义词。因为车手们要想加快车速,就必须尽量弯腰,以减轻上面的压力,又要努力用脚蹬车,以加快行车速度。所以人们都把那些奉承上级、欺压下级的人,叫作‘自行车手’。”

    何遂听了之后大笑,对李筱帆说:“这样的话,鹿钟麟就能得到‘自行车国手’的称号了!”那天晚上,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李筱帆和何遂经常对西北军里的人加以评论,频繁出现“二先生”和“马先生”两个称呼。我知道冯玉祥一向有“二马”“马二”等外号,“二先生”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只是不知道“马先生”指的是谁。于是我就问丁春膏,丁春膏笑着说:“这个称呼是从你们国家的俗语里来的。村子里的妇女和农夫相遇的时候,不是喜欢用‘马鹿’这个词来发泄愤怒吗?说‘马先生’,其实就是指鹿钟麟。这种用法,在汉语修辞里叫作‘歇后语’。”用“马鹿”来称呼他这个人,我才知道像李筱帆这样的老西北军,还有何遂那样的“保定派”,有多么地看不起鹿钟麟的为人处世。

    实际上何遂的狂傲,并不局限于对待冯玉祥、鹿钟麟还有王铁珊。他曾经亲口告诉我和丁春膏:他的儿子何旭原来在同济大学学习医科专业。九一八事变之后,何旭因为生气而出关去了,想要自己组建游击队,用来抵抗关东军。三个多月以后,他果然组建了一支军队,经常伏击袭扰敌人,后来又驻扎到长城一带,想要进行整顿。不料他们突然被东北军包围了,全部缴了械,部队里的人不是被遣散了,就是被改编了,何旭于是就成了一个没有部队的司令。他回到南京,把这些事告诉了父亲。何遂反而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很难不走进绝路。一定要有理想主义,才能有大的志向,目光才能准确和长远,这也是我为什么赞成你出关。一定要有现实主义,才能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被困难打倒。你组建军队进行抗日,没有遭到敌人的攻击,反而被自己这边的人缴械了,这就是现实里的丑恶。不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没办法在现在的社会上立足。”

    何旭返回南京之后,一天晚上,何遂正在跟何旭、自己的妻子、大舅子陈元伯一起玩竹城戏,突然传来了一阵很急的敲门声。何遂怕是劫匪,就叮嘱家人和仆人们暂时躲避一下,自己出去开门。打开门之后,看到一辆汽车,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副官站在门外。那个副官说:“我奉命要见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他在吗?”

    何遂回答说:“我就是何遂。”

    副官立正敬礼之后,说:“委员长从南昌过来,命令我请六个人去一起谈话,您是其中一个,请现在换上衣服上车吧。”

    何遂以时间太晚,换衣服还需要时间为借口,推辞说改天再去拜访。副官坚持邀请他,还说:“我奉了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照命令办事啊。”

    何遂非常生气,立即斥责他说:“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我也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听他的命令?今天我就不去了!”

    说完他生气地关上了门,又回去玩竹城戏了,就当没这回事一样。这件事后来也没什么下文了。这也是何遂亲口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