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老朋友丁春膏到了三峡，刚一到山城重庆，就觉得很喧闹，跟我所熟悉的燕京的那种安静氛围很不一样。于是我就想坐第二天的轮船，往东坐到九皋山，然后去登庐山。不料孔祥熙的另一个秘密代表龚农瞻，当时已经在重庆等了丁春膏好几天了。见到我之后，更是做出热情的样子。
原来十多年前，他是个留学日本的学生，平时没有机会在四川讲讲他的日语，因此坚持要做一次东道主，还极力邀请我到他的家乡江津去游玩一趟。
龚农瞻是四川人，家里有很多农田，又是四川财团康氏兄弟的得力干将，还独自占有美丰银行，地位高贵而且富有，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但是他这个人醉心于官场，官瘾非常大，因此才甘愿给孔祥熙做手下。而且他自认在政治界的威望比不上丁春膏，所以虽然都是秘密代表，但是他好像一个属下一样，遇到事情就向丁春膏请示，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生怕哪儿做得让丁春膏不满意。我很了解丁春膏，他为人耿直，立志惩恶扬善，绝不关心那些功名利禄的争斗。因此龚农瞻对他越谦卑，他就越轻视龚农瞻。只可惜现在像龚农瞻那样的人特别多，而像丁春膏这样的人太少了。龚农瞻的故乡是江津近郊的龙门滩，水流很急，到处都是险滩。而且有个地方，水流像瀑布一样，一泻而下，又美丽又险峻。上岸的时候，已经有两乘华丽的滑竿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走了大概一个小时，才到龚家府上。他家宅院很大，屋子连成一片，坐落在小土山上，从远处看，就好像一个王侯之家。
吃完饭以后，龚农瞻又带我散步观赏，让我观看他故乡的美景。但是在我看来，根本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唯一能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散落在他家宅院周围的佃户家庭。那些人家看起来都很富足，鸡鸭牛羊养了很多。而那些人家的主人，都是之前为我们抬滑竿的人。我感觉很惊讶，龚农瞻笑着说：“在这里，不这样的话就不能显示出佃户对东家的忠诚，也不能显示出东家对佃户的威势。这些人外出时，都要租滑竿。而东家要外出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担起抬滑竿的任务。”这是我在龙门滩游玩时，很让我长见识的一件事。谁知道在第二天早上散步的时候，我又亲眼见到了一件连听都没听到过的事。
早上我起床的时候，龚农瞻还没有醒来。幸好他家的园子够大，足够我散步了。在溜达到前院的时候，突然见到龚农瞻的弟弟“幺老爷”和妻子“幺嫂子”，正冲着昨天给我抬滑竿的佃户和好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指东指西，发着什么命令。
“幺老爷”可以算是他哥哥府上的管家，龚农瞻对他也像对待属下一样。因此龚农瞻和我一起的时候，这位“幺老爷”都不在，他也不知道我究竟会多少汉语。这天早上，他跟我打过招呼之后，就继续对着佃户们下命令。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我所听到的真是让我又惭愧又生气。
原来“幺嫂子”正在向各个佃户摊派，而“幺老爷”就把摊派的那些写在账本上，以供查对。“幺嫂子”所说的，我有一半都不太理解，大概就是：现在二老爷家里来了贵客，要每天五顿饭伺候着。这五顿饭，除了晚上的二“点”之外，还要“尊主敬客”，用“吃一拣二眼观三”的制度。所以，府上的厨房里现在等着呢，你今天早上要交上来多少只油母鸡；你要加上来多少斤精选的瘦肉；你要交上来多少对肘子；你要交上来多少个鸡蛋；你要交上来多少桶豆油；你要交上来多少篮子新鲜水果；你要交上来多少桶上等的茉莉花茶……其他的瓜果蔬菜，都平均分摊，每个人各……
我既不忍心，也不敢去看一眼那些佃户的神情，只有恨自己莽撞，凭空增加了这些辛勤劳动者的负担。
左思右想，我越来越不能忍耐，于是就到龚农瞻的屋子外面，等着他起床。见到他之后，我就告诉他：“我决定这就走，今天就启程，特意来跟你道谢和告别。”
龚农瞻看我坚持不留下，就把其他的事情都推掉了，跟我匆匆启程。给我们抬滑竿的，仍然是他家旁边那些家畜满圈、仓满廪实的佃户。
轮船到达重庆之后，我就问龚农瞻：“你们那里有‘吃一拣二眼观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龚农瞻拍着腿大笑道：“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着急要走的吗？我弟妹‘幺嫂子’一向是按照这个，让那些佃户供给她每年熏腊用的鸡鸭猪肉。”
我坚持让他告诉我“吃一拣二眼观三”这句话的意思，他说：“我们那里比较阔绰的乡绅，如果遇到难得的贵客到来的时候，就用‘吃一拣二眼观三’这样盛大的宴席来招待。这句话其实说的是比例。意思就是，桌子上的菜，天下的人都说好吃的，最少要占六分之一；味道好但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要占到六分之二；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味道比较普通的菜，要占到六分之三。所以在上菜的时候，就显得很好看。”
我刚回到重庆，就在宴席之前见到了重庆仁济医院的一名外国医生，还有求精学校的美籍牧师——贝牧师。他们两个人都是受龚农瞻的邀请来见我的。刚刚认识之后，那位外国医生就用英语对我说：“四川的军阀简直太多了，这个上台那个下台是常有的事。只不过这些年来这些人想到了一个笼络民心的好办法，就是大喊‘抗日’的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虽然不一定能统治四川，但是得到的捐款着实不少。你是日本医生，干吗冒这么大的风险，真的是太不理智了。假如有喜欢闹事的人，用杀你作为奖励，借机获取名望和利益，那你就性命堪忧了。”
回去的时候，坐着滑竿经过一个大的宅院，门楣上写着一行大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少年军军部。在门前有四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都穿着灰色的军服，后面背着单刀，手里拿着步枪，那枪比他们的头还要高。这四个孩子都这么小，正是最好的年纪，看到这里，真是让人又爱又怜。我想：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缺少有志气的人，就算小孩也有汪锜那样的志向，怎么忍心让天下的父母寒心，让这么小的孩子暴尸疆场？
第二天，我乘坐轮船启程，到庐山去休假。丁春膏把我送到江边，叹息着说：“你和我是两个国家的人，但是难处是一样的。我们两个都是身在泥淖而自身清白。我所处的官场，你所处的日本，不就都是泥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