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叫滨田的人，我跟他熟识十多年了，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是感情很深。因为他擅长交际，长时间居住在江南，所结交的也都是那些达官贵人；而我就治病救人，不牵涉国家的那些事情，也不干预政治上的纷争。所以，我们两个互不相干，滨田对我没有丝毫戒备，在一起的时候就尽情玩乐，什么都跟我说，而且经常跟我说一些秘闻。我当时只是那么一听，谁知道后来竟然提起很多人，而且多半是幕后的小事，很多都不能跟外人说的。
在“冀察特殊化”风雨欲来的那段时间，滨田突然患上了不治之症，于是他便放弃了所有的念头，不再过问世间的事情。而且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打算坐船回日本，不再来中国。在临行前他来北方游玩了一段时间，和老朋友们告别。我在丰泽园宴请他，还没有散席他就已经醉了，难道是因为“借酒浇愁愁更愁”吗？
醉了之后，他就变得话更多了。说到当代的一些秘事掌故，信手拈来，让我也大开了眼界。
宴席过后，我邀请他来我这里。车子经过中南海门前时，滨田突然问我：“以前听说故都的一个警察局长，曾经在这附近挂了小木牌，上面写着‘骑马慢行，小心堕马！’，真有这件事吗？”我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以前好像见过，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滨田笑着说：“这位警察局长，如果不是非常善于当官的人，就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居然相信在中南海门前落马死的人，都是因为骑马技术不好。”
我听到之后来了兴趣，就问他里面的详情。滨田说：“你还记得长城战役吗？当时何应钦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奉命来到北方，是‘军分会’的主持人。但是这个分会既没有组织章程，也没有很明确的职权划分，而闲人和闲职更是很多。”
“就拿参谋长这个职位来说吧，同时在报纸上见到的，就有三个人。有时候是熊斌，有时候是黄绍雄，有时候是王伦。实际上，熊斌是以参谋的身份来做何应钦的幕僚；黄绍雄是由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内政部长兼参谋团团长；王伦是何应钦的得力助手，每天都跟随何应钦在中南海里，其实他才是三个人里真正掌握着实权的人。”
“日军占据密云之后，前锋已经到了北平的近郊。三十万中国军队边打边撤，看样子是想要绕过这座城池。当时，何应钦的手下，包括黄郛和张群那些人，都建议签订和约，避免遭到屠杀，或者把对方引到比较远的地方，随后撤走。唯独王伦坚持不同意见，他想要把军队集结在城下，和敌人死拼。而且他还想立马调集全部的炮兵，炮轰东交民巷，让里面的外国使者、外国侨民和日本人死在一起，以此来让其他国家认为是日本欺人太甚，才让他们国家的人被殃及，从而把矛头指向日本。”
“听到王伦意见的人，都很吃惊，斥责他乱来，而何应钦立刻就决定订立和约。《塘沽协定》签订之后，王伦虽然没有遭到责备，但是他心里很生气，经常说：‘没脑子的蠢货，如果听我的，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没过多久，他就在一天早上堕马死在了中南海门前，整个故都都听说了。王伦一向酷爱骑马射箭，每天早上都要骑马在中南海里跑一个小时。他死的那天，突然有一辆汽车快速开到了马的后面，而且还一直响着车笛。马受到惊吓，立刻狂奔起来。慌乱之中，王伦从马上掉了下来，但是脚还挂在马蹬上。被马拖行了几十步之后，他就已经面目全非，脑浆也流出来了。肇事的那辆车自然也找不到影子了。”
“有人议论说，王伦的死是由于日本人的报复。也有人说是因为某些人怕他意气用事，将来在日本人那里落下把柄，于是做出这样的事。”
“过了两三年，有一个叫铁健生的人，是孔祥熙上海公馆的秘书，精明干练，而且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公馆里的人都恨他。铁健生经常以‘清除奸邪小人’那些话来劝谏孔祥熙，但是没有被孔祥熙采纳，反而遭到了其他人的忌恨。于是他便打算找一个更加英明的领导，借口回老家探亲，带着妻子来到北方，想要跟随李思浩，不再回南方。”
“因为他爱发牢骚，加上火气很大，于是在言语间经常有‘昏君’这样的词语。而且对于孔祥熙府上那些丑闻，他也是有什么说什么，一点忌讳都没有，让听到的人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铁健生也很喜欢骑马，在上海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练一练。在故都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爱好就又恢复了，每天早上和以前一样骑马。一天在骑到中南海前面时，突然有一辆汽车从后面快速开过来，边开还边鸣笛。马受惊狂奔，铁健生于是死在了马下，就和当初王伦一样。”
“铁健生这件事之后不久，又有一个进德社里叫吕志伊的，在中南海前面堕马了。”
当时吕志伊已经将近六十岁了，因为是从北洋讲武堂出来的，很有廉颇的风范，饭量大，擅长骑马，跟壮年人一样。因为与在江南的李合肥是老朋友，他的思想就开始渐渐向南京方面倾斜，他也因此遭到了进德社里的主要力量的忌恨。尤其是萧振瀛和潘毓桂那些人，恨不得吃了他。华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吕志伊投靠南京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定。对萧振瀛的所作所为，他也越来越痛恨。他曾经在进德社里，笑着问二十九军的那些将领：‘你们知道“洞箫”这两个字的出处吗？这跟二十九军和冀察地区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奇怪，就问吕志伊什么原因。吕志伊说：‘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团结一致，把冀察地区守得就好像一个铁桶一样。不过可惜的是，这个铁桶上有一个洞，所以给了敌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古代圣贤已经预见到了这些，于是就用“洞箫”这个词来警告我们。也就是有洞就一定是萧，有萧就一定有洞。’”
“萧振瀛听了这些很生气，但是也没有办法。不久，突然有人传言说吕志伊在家里设立了秘密电台，跟南方进行联络。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谣言也就平息了。”
“没过几天，这位擅长骑马的老军人，也在早上骑马的时候，突然在中南海前面堕马死了，脑袋都被马蹄踩裂了。”
“这三个人突然死亡之后，人们就觉得，中南海前面实在不是个好地方。而热衷于做好事的警察局长，就不怕麻烦，到处挂上木牌，用来提醒他人。”
滨田说完之后，我愣了很久。我虽然不认识王伦，但是还记得在他突然死亡后的一天，管翼贤私下里跟我说：“人们都说王伦是日本人杀的，不过我对此很怀疑。‘炮轰’的那个提议，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日军对二十九军也不是很强硬了，何必要担心一个没有兵将的王伦？干吗非要把他弄死不可呢？”我觉得管翼贤说得很对。
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王伦的一个身怀有孕的小妾，在灵前服毒自杀了。
铁健生这个人，我见过一次，觉得他气度不凡，和“财神”的其他亲信很不一样。我的朋友丁春膏，在政治界以为官狂傲耿直闻名，和铁健生很有英雄相惜的感觉。铁健生到北方来以后，很快就成了丁春膏府上的贵客，我也在丁春膏那里认识了铁健生夫妻。铁夫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结婚很长时间了也没怀孕，因此公公婆婆很不高兴，拒绝让她回家。铁健生因为妻子的原因，已经好几年没有待在父母身边了。铁夫人很想要个孩子，席上好几次问我，糖尿病是不是也会让人不怀孕。后来，她还到我的诊所来了两次，请我开个方子，为她解决不怀孕的问题。
铁健生突然死亡后，两位老人痛不欲生，就责怪儿媳妇不但绝后，而且“克夫”。他们打电话要求把铁健生的棺木迁葬回家乡，但是拒绝让铁夫人跟着一起回去。棺木还没有出发，铁夫人就在灵前自杀了。
王伦和铁健生两个人的结局，是这么相似，而他们的夫人也都自杀殉情。世间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铁健生一死，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很可惜，这样一个正直的人，竟然遭到上天的嫉妒。尤其是丁春膏，感慨很深，而他扶正除恶的志向，也更加坚定了。他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他的心意，但是偶尔也会感慨地对我说：“世间的正义，怎是杀几个人就能毁灭的。死的人没办法再说什么，难道还能堵住天下人的口吗？”
我自从听了滨田的那些话，就怀疑这三个人先后在中南海前面突然死亡，既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