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宋美龄自述 > 第五章 不言放弃的妻子

第五章 不言放弃的妻子

    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于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

    上帝创造了一件新的事物,那就是女人保护男人。

    ——《圣经·耶利米书》31章22节

    她和中国都懂得坚忍不拔的含义。

    ——美国《时代》周刊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亲赴西安,神情悲伤地走出飞机

    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日益加深,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均遭拒绝,于是决定实行兵谏。蒋介石在骊山一个小洞穴里被活捉,遭到了囚禁,史称西安事变。

    在这一次兵变中,宋美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八面玲珑,周旋于几方之间,不但对局势了然于心,更明智地化干戈为玉帛,缓和了蒋介石与“抗日派”之间的关系,将复杂事件简单化,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为国共一心抗日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宋美龄口述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急如焚的妻子,一个当机立断的决策者,一个无比清醒的趋利避害者。

    1936年蒋介石50岁生日。开展全国祝寿运动。这是摄于洛阳的一张照片。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洛阳做寿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做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1西安事变之突发情状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西安事变前,蒋宋夫妇在陕西

    西安事变前,宋美龄陪蒋介石谒黄帝陵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蒋宋在陕西视察时游览石鱼景区

    蒋宋夫妇与赴西安的随行人员合影

    2西安事变之生死关头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宋美龄与端纳

    宋美龄抵达西安

    3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原则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惟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给蒋介石的手书

    4西安事变之信念益坚

    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做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做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曰最少我投身做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5西安事变之曙光初现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旨,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

    6西安事变之勇入虎穴

    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险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制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俛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循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曰:“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蹳集,枨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顷间,乃见车辆陆续向机场来矣。

    ……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笫,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

    ……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7西安事变之暮霭沉沉

    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旋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惟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唯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8西安事变之曙光前夜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每至圣诞日委员长即于被褥深处,呼“圣诞快乐”。余对此寒冷清晨,颇感不怿,然仍抑此情绪,欣然应曰:“祝君圣诞快乐。”时余不睹圣诞树,心殊怏怏;然深知在此颠危中,何来圣诞树?圣诞老人即过西安,亦将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闪过我心头尚未消失时,忽见室门顿启,以委员长卧室之外,监视者始终看守,无论昼夜,不能锁门也。二仆人相随而入,每人手中各携一沉重之长物,酷似巨大的圣诞袜。审视,果为袜,唯为“高尔夫球”置棍之长袜,先见一袜,系一手提打字机,并系片祝余夫妻圣诞快乐;另见一袜,系一厚暖之旅行毯,是为致委员长者,盖余夫旧有旅行毯已在兵变时遗失矣。噫!圣诞老人竟来西安耶?而此老人竟与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为我先父之友,现常为我家之宾,亲朋皆呼为Gran,或呼为“端”。委员长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为余首次在西安闻委员长之笑声。

    西安事变结束后,宋美龄陪蒋介石到武康山休息

    9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

    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作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挚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有未知,苟飞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足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后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做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惟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抗战中,宋美龄为前线官兵编织劳军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