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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顺论

    似顺

    ※原文

    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译文

    事情有很多似乎是悖理的但实际上是合理的,有很多似乎是合理的但实际上是悖理的。如果有人懂得合理的事情表现为悖理、悖理的事情表现为合理,那么就可以跟他谈论事情的发展变化了。一年中,白昼时间到了最长的那一天之后,就会反过来变得越来越短,到了最短的那一天之后,又会反过来变得越来越长,这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

    楚庄王想要讨伐陈国,派人去侦察陈国国内的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说:“不可以讨伐陈国。”楚庄王说:“什么原因?”那人回答说:“陈国城墙筑得很高,护城河挖得很深,储存的粮食也很多。”宁国说:“陈国是可以讨伐的。陈国是个小国,但它蓄积的粮食很多,这说明国内的赋税很重,那么百姓就会怨恨朝廷了。城墙筑得很高,护城河挖得很深,那么民力就疲惫了。发动军队攻伐,陈国是可以夺取的。”楚庄王听取了宁国的意见,于是夺取了陈国。

    ※原文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朝)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遗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故人主之听者与士之学者,不可不博。

    ※译文

    田成子所以能够统治齐国直到现在,原因是他有个叫完子的哥哥,仁爱而且勇敢。越国发动军队要攻伐田成子,说:“你为什么杀死国君并且夺取国家?”田成子对这件事感到很忧虑。完子请求率领士大夫去迎战越国军队,请求一定要迎战,作战一定要战败,战败一定要战死。田成子说:“你一定要和越军作战是可以的,作战一定要战败,战败一定要战死,我就不理解了。”完子说:“你享有国家,但百姓怨恨朝廷,贤良的人又有死于这次战争的,那些没有死的臣子就会因此蒙受耻辱。以我看来,朝野上下已经惊恐不安了。现在越国挑起战争,我和越军作战,作战失败,战败身亡,贤良的人都战死,幸存的人也不敢回来。你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在国内,以我看来,国家必然会安定下来了。”完子要出发了,田成子哭泣着送别他。死亡和失败是人们都嫌恶的,但反而能够使齐国得到安定,这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所以那些听从意见的君主和那些修习学问的人,是不能不广泛听取意见和增长见识的。

    ※原文

    尹铎为晋阳,下,有请于赵简子。简子曰:“往而夷夫垒。我将往,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见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于是乃舍于郊,将使人诛铎也。孙明进谏曰:“以臣私之,铎可赏也。铎之言固曰: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见垒念忧患,而况群臣与民乎?夫便国而利于主,虽兼于罪,铎为之。夫顺令以取容者,众能之,而况铎欤?君其图之!”简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几过。”于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数更,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简子当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

    ※译文

    尹铎负责治理晋阳,到赵简子那里去请示事情。赵简子说:“你去铲平那些营垒。我要到晋阳去,到了晋阳看到营垒,这就如同看到中行寅和范吉射了。”尹铎去晋阳却把那些营垒增高了。赵简子上行到晋阳,望见营垒愤怒地说:“哼!尹铎欺骗我!”于是就住在了晋阳郊外,将要派人诛杀尹铎。孙明进谏说:“以我私下里对这件事的看法,尹铎是应该受到赏赐的。尹铎的话本来的意思是说:看到安乐的事就会无节制地浪费,看见忧患的事就会励精图治,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看见营垒就会想到忧患,更何况群臣和百姓呢?有利于国家和君主的事情,即便可能加罪,尹铎还是要去做。听从命令来取悦于人的事情,一般人都能够做到,更何况尹铎呢?您要慎重考虑!”赵简子说:“要是没有你的这番话,我就差点儿犯错误了。”于是就以免去君主危难的赏赐奖赏了尹铎。德行最高的君主高兴和愤怒都必然遵循道理,次等的君主虽然不能遵循道理,但必定屡次都能改正错误,虽然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仍然足以超过乱世的君主了。赵简子和这一等的相当。世上君主的隐患,在于把无知当作羞耻,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喜好固执自己的过错并且不愿听取别人的劝说,以至于陷入危险的境地。所有耻辱,没有比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更大的了。

    ※读解

    世界是复杂的,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取决于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看待问题的高度。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成了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楚国的侦察兵和宁国的不同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侦察兵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宁国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两人的区别就在于角度的不同和高度的不同。提高思想的高度和开阔观察的角度,是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的一点启示。

    ※事例

    刘彧佛面变兽心

    当刘彧还是一个普通的亲王的时候,为人宽宏大量、性情温和,受到人们的尊敬,当时还在位的孝武帝也是唯独宠爱他一人。

    后来刘彧当上了皇帝,对反对自己的人十分宽容;处理政事,也能做到唯才是用;对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以及精通军法、善于治国的人都加以任用。但这只是他年轻时的表现。

    到了晚年,他性情大变,由宽容温和变得多疑而且凶残。

    他多疑残暴,总是担心有人要谋反,就将所有亲王赶尽杀绝,连之前与他交情甚好、多次救他于危难之中的刘休仁也不放过。

    他又迷信鬼神,忌讳很多,规定有上千个字因为象征失败、灾祸、凶丧,必须讳用,不小心触犯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他没有儿子,就派人悄悄地把亲王家中怀孕的姬妾藏在后宫之中,等到姬妾生下男孩就把她杀了,把婴儿当作自己宠姬的儿子。

    刘彧还把一座私宅改建成一座寺院,称为湘宫寺。

    新安太守巢尚朝见明帝,刘彧对他说:“你看过湘宫寺了吗?我花了不少的钱,这是我的大功德!”

    陪坐的虞愿说:“这些钱全是老百姓卖儿卖女换来的,佛祖有知,定会哀叹他们的不幸!这样,你的罪过比佛塔还高,哪里有功德?”

    刘彧大怒,叫人把虞愿赶下殿去。

    有度

    ※原文

    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客有问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奚道知其不为私?”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馀也。冬不用(上竹下翣)。非爱(上竹下翣)也,清有馀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遵循法度来听取不同的意见,所以不会有过失。遵循法度听取不同意见,就不会被欺骗,不会被猜忌,不会被恐吓,不会被取悦了。凭着普通人的智慧,不会在他已经懂得的事情上犯糊涂,但会在他还不懂的事情上犯糊涂,于是就容易被别人欺骗了,会被猜忌了,会被恐吓了,会被取悦了,这是因为了解得不清楚。

    有人问季子说:“尧是怎样知道舜的贤能的呢?”季子说:“尧本来就已经把天下治理好了,舜谈论治理天下的方法符合自己的看法,就根据这知道他的贤能。”“你即使知道他贤能,又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他不谋取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够治理天下的人,本来就必然是通晓性命情理的人,应当是无私的人了。”夏天不穿皮衣,不是吝惜皮衣,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扇扇子,不是吝惜扇子,而是因为清凉有余。圣人不谋取私利,不是吝惜费用,而是要节制自己。节制自己,即使贪婪奸邪的心思仍然能够止息,又何况圣人呢?许由辞让天下的举动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他对性命、情理有所通晓。对性命、情理有所通晓,那么通过贪婪奸邪得来的私利就是身外之物了。

    ※原文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惑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译文

    孔子和墨子的弟子门徒满天下,都用仁义学说来教导人们,但是他们的主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行。教导他们的孔子和墨子都不能使他们的主张得到推行,又何况是孔子和墨子所教导出来的弟子门徒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仁义学说是表层的东西。用表层的仁义来战胜内在的私心,平民百姓都做不到,更何况君主呢?只要通晓性命情理,那么仁义学说就自然而然推行开来了。先王不能通晓一切,抓住事情的主要矛盾就使万事万物得到了治理。让人们不能抓住主要矛盾的原因,是外物对人们的干扰。所以说:疏通思想上的谬误,消除心思上的错误,清除德行上的拖累,打通道义上的阻塞。尊贵、富有、显赫、威严、名声和利益,这六个方面是惑乱思想的。容貌、行动、神色、道理、气质和情意,这六个方面是缠绕心意的。厌恶、欲望、喜悦、愤怒、悲伤和快乐,这六个方面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俯就、获取和舍弃,这六个方面是阻塞道义的。如果这二十四个方面不在心里扰动,那么思想就纯正了。思想纯正就会心态平静,心态平静就会清净澄明,清净澄明就会胸怀清虚,胸怀清虚就能无为而无所不为了。

    ※读解

    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度,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需要密切注意的问题。所以要对事物有清醒的认识,把握事物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做符合这一阶段的工作。超越阶段是不可取的,否则就会得到坏的结果。

    ※事例

    孙叔敖知足常乐保儿孙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他贤而有能,清廉为政,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他还同情贫苦百姓,常拿出自己的财物接济他们。所以他深受百姓的爱戴。

    楚庄王也非常器重孙叔敖,政策计谋大都向他请教。有了这样一位贤能的令尹,楚国也就渐渐强大起来。

    孙叔敖年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要不久于人世了,就对他的儿子孙安说:“我死了以后楚王要奖赏我多年的功劳,他会分给你一块封邑。但我了解你,你没有治国安邦的能力。所以你不要接受赏赐,真是推辞不掉的话,就要寝丘作为你的封邑。”

    原来这个叫寝丘的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的意思是“死者停处”,听起来不吉利,不会有人来争夺,所以能够保子孙后代平安。

    孙叔敖死后,楚国国君亲自为他送葬,扶着他的灵柩失声痛哭。

    安葬了孙叔敖,楚王果然要封孙安做官,但他牢记父亲临死前的话,拒绝了国君的封爵。孙安就回到了乡下,以耕种为生,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时间长了,楚王也把他给忘了。

    后来,楚王听到宫里的一个优伶唱道:“廉吏高且洁,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产无分毫,子孙丐食栖蓬蒿……”

    楚王就问道:“孙安真的穷困到这样的地步吗?”

    优伶说:“不穷困,就不知前令尹之贤。”

    楚王就急忙派人把孙安召进宫里,要给他封邑。孙安请求分给他寝丘。

    于是楚王就把寝丘分给了他。寝丘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名字也不吉利,所以楚国几次政治动乱,好的封邑都多次易主,只有寝丘无人理会。因此,孙叔敖的后代能在那里安然无恙。

    分职

    ※原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

    ※译文

    先王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就如同使用属于自己所有的,这是因为他掌握了做君主的规律。做君主的人,胸怀清虚,穿着朴素,并且看起来毫无智慧,所以能够使用众人的智慧。懂得返回到没有才能,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够做到清静无为,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没有智慧没有才能没有作为,这是君主应该做到的。糊涂的君主却不是这样。糊涂的君主把他的智显示得更充分,把他的能显示得更充分,把他的作为显示得更充分。这是做臣子的职分。具体去做臣子所做的职务,要想无所不通,即使是舜也不能做到。武王的辅臣有五个人,武王的才能对于这五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做不了的,但人们都说取得天下的人是武王啊。所以武王能取得不是属于自己的就如同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因为他掌握了做君主的规律。掌握做君主的规律,就能让智慧的人谋划了,能让勇敢的人振奋了,能让擅长辞令的人发表看法了。千里马是伯乐仔细审察的,造父驾驭的,贤明的君主乘坐的,一天能行千里。不用做相马人和驾驭之人所做的工作,就能享受到他们工作的成果,那么就懂得乘坐马车的道理了。

    ※原文

    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

    ※译文

    宴请客人,饮酒最酣畅的时候,观赏歌伎、舞伎表演歌舞,欣赏乐伎演奏动听的乐曲,客人第二天不来拜谢让自己得到快乐的歌伎、舞伎、乐伎,而是拜谢主人,因为是主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和这有些相似。使用众人的才能和贤德,在世上建立的显赫功名,不给予辅佐君主的人,而是给予君主,因为是君主役使辅佐的人。这就像建造宫室,必然要使用能工巧匠,是什么原因呢?说:工匠不巧,建造的宫室就不好。国家是重物,它要是建不好,其损失岂是宫室能比的啊!巧匠建造宫室,画圆形必须要用圆规,画方形必须要用角尺,画直线必须要用准绳、墨斗。宫室建造好了,不去了解圆规、角尺、准绳、墨斗,而是奖赏工匠的灵巧和劳动。宫室建造完成,不去了解能工巧匠,而是都说:“好啊,这是某人某君王的宫室。”这是不能不仔细审察的。不知道做君主规律的君主却不是这样。自己亲自去做,但又不能胜任,任用贤能的人去做又厌恶他们,反而去和庸俗的人来商议问题,这就是功名受到损害、国家受到危害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上结的,裘衣是狐狸腋下的毛皮做成的。食用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着狐狸毛皮做成的皮衣,先王本来就用不是自己所有的从而为己所有。商汤和武王终于有一天全部拥有了夏朝和商朝的百姓,全部拥有了夏朝和商朝的土地,全部拥有了夏朝和商朝的财产。因为他们让百姓得到了安定的生活,于是天下就没有人敢加以危害;因为他们把土地封给诸侯,于是天下没有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把财物分赏给百官,于是天下人都争相立功。不用花费殷商和岐周的力量,但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大仁大义,这就是因为他们通晓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东西来利用的道理。

    ※原文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

    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译文

    白公胜攻破了楚国,不愿意把楚国府库里的财物分给别人。取胜后的第七天,石乞说:“忧患要来了,府库里的财物不分给别人就把它烧了吧,不要让别人因为财物来加害我们。”白公胜还是不愿意分。取胜后的第九天,叶公进入楚国,就把太府里的财物分给众人,拿出高库里的兵器分发给百姓,就向白公胜进攻。取胜后的第十九天,白公胜被杀死。国家不是他所拥有的,但他想要拥有它,可以说是最贪心的了。不愿意给别人,又不能自己拥有,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了。拿白公胜的吝啬来打比方,就好比是猫头鹰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卫灵公在寒冷的冬天让百姓服劳役,凿挖池塘,宛春进谏说:“天这么寒冷,还要使用劳役,恐怕要伤害到百姓。”卫灵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衣,坐着熊皮坐席,墙角还燃烧着炉灶,所以不感到冷。现在,百姓衣服破了但没法缝补,鞋烂了但没法缝织,您是不冷了,但百姓冷了。”卫灵公说:“好。”就下令停止了凿挖池塘的百姓的劳役。身边的人劝谏说:“您凿挖池塘,不了解天气寒冷,但宛春了解。凭着宛春的了解来下令停止劳役,福将要归于宛春,但怨恨将要归于您。”卫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是鲁国的平民,但我举用了他,百姓还不了解他。现在将让百姓从这件事上来了解他。说宛春有善行我也有善行,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卫灵公这样来评价宛春,可以说是了解做国君的规律了。君主本来就没有具体的职责,而把职责分配给下属。事情做得不好,是下属的责任;奖赏和惩罚,由法律来规定;与君主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受到奖赏的人不用感激,而被处死的人也没有什么怨恨了,每个人各就各位就行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读解

    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掌握了领导的规律,并致力于领导工作。领导者不做任何具体的工作,而是把精力放在决策和用人上。制定制度,顺从民意,设置职位,选贤任能。所以只要尊重客观规律,使贤能的人各守其位,就能使领导者清静无为,实至名归。

    ※事例

    丙吉问牛: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丙吉是西汉宣帝时期一位贤明的丞相。

    据《汉书·丙吉传》记载:暮春的一天,他坐着马车,带着几个随从,外出办事。路上遇见几个人在斗殴,打得头破血流,丙吉并不理会,照常前行。走了没多远,看到一个农民赶着牛走路,那牛却步履蹒跚,不停地喘气,丙吉马上让车夫把车停下来,问赶牛的人:“这头牛走几里路了?”

    身旁的一个下属官吏对丙吉的做法很不理解,问道:“斗胆问大人一句,刚才有人打得头破血流,您都不管,而现在却关心起一头牛来。该问的不问,倒问起不该问的,您这不是有点重畜轻人吗?”

    丙吉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百姓斗殴,是长安令、京兆尹的责任。我只要到时考察他们的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就行了,用不着我亲自处理。丞相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关心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斗殴的事应该由地方官员去处理,而问牛的事就不同了。现在刚过初春,天气还不很热,牛才走几步路就气喘不停,可能是节气失调的征兆。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我因职权所在,就很担忧,所以要问个清楚。”

    那个下属听了丞相的这番话,对他十分佩服。

    处方

    ※原文

    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

    今夫射者仪豪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后及远,必始乎本而后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其处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于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

    ※译文

    凡是治理国家必须先划定职分:君主做好君主分内的事,臣子做好臣子分内的事,父亲做好父亲分内的事,儿子做好儿子分内的事,丈夫做好丈夫分内的事,妻子做好妻子分内的事。君主、臣子、父亲、儿子、丈夫、妻子这六种人都恰当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处于下位的就不会逾越礼节,处于上位的就不会胡乱作为了;年少的就不会凶狠蛮横,年长的就不会怠慢松懈了。金属和木头功用不同,水和火用处有区别,阴和阳作用也不同,但它们都为百姓所用是一样的。所以相互区别是为了同样为百姓所用,差异是为了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相同和不同的区别、尊贵和贫贱的差异、年长和年少的礼法规矩,这是先王所慎重的,也是治理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社会看不见墙壁,画像的人注意细微的毛发就忽视了整体,这说的是审察根本。不审察根本,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凡是祸乱,必定是从近处开始然后才发展到远处,必定是从根本开始然后发展到末梢。治理国家也是这样。所以百里奚身在虞国,虞国却灭亡了,身在秦国,秦国却称霸了;向挚身在商朝,商朝却灭亡了,身在周朝,周朝却称王了。百里奚身在虞国,不是他头脑愚笨;向挚身在商朝,不是典藏的图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他存在的根本。百里奚身在秦国,不是头脑变得更聪明了;向挚身在周朝,不是典籍变得更好了:是因为有了他们存在的根本。根本,说的就是划定了职分。

    ※原文

    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拒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韩昭厘侯出弋,靷偏缓。昭厘侯居车上。谓其仆:“靷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厘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靷,适之。昭厘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乡者厘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后对曰:“今者臣适之。”昭厘侯至,诘车令,各避舍。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也。今有人于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轻重则若衡石,为方圜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译文

    齐国派章子率领军队和韩国、魏国的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楚国,楚国派唐蔑率军抵抗。两军相互对峙,六个月没有交战。齐国国君派周最催促章子赶快作战,话语非常苛刻。章子对周最说:“杀掉我、免去我的官职、杀掉我的全家,这些齐王都能从我这里做到;不能开战但非让开战,能开战但不让开战,齐王从我这里做不到。”联军就和楚国军队分别在沘水两岸驻扎。章子派士兵侦察寻找可以渡水的地方,楚军向侦察兵放箭,所以无法靠近水边。有个割草的人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哪儿深、哪儿浅很容易知道。楚军把守严密的地方,都是水浅的河段;把守疏松的地方,都是水深的河段。”侦察兵用车载着割草人,一起去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派熟习水性的士兵趁着夜色突然从楚军严密把守的地方渡过河去,果然杀了唐蔑。章子可以说是了解将军职分了。

    韩国的昭厘侯外出打猎,边马拉车的皮带有一侧松了。昭厘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靷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打猎的地方,昭厘侯去射鸟,车夫在那里休息,车右就把一侧的靷带拉到合适的位置。昭厘侯射鸟回来,准备乘车返回。上到车上,计算猎获的鸟的时候,说:“来的时候一侧的靷带松了,现在合适了,怎么回事?”车右从后面回答说:“我把它拉到合适位置了。”昭厘侯到住处,责问车令,两人都受到了处罚。所以,擅自行动、自作主张的做法,即使恰当,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允许。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擅自假托国君的命令就会让国家免去灾难,判断利害轻重就像用衡器称量石头那样准确,画的方形和圆形就像用角尺和圆规画的那样标准,这样精巧是精巧了,但是不值得效法。法度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贤能的和不贤能的都要尽力做到。计谋提出来不能实施,事情做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被先王所舍弃的。

    ※读解

    怎样处理好职务本分与领导要求的关系,这是领导者常常遇到的问题。调和二者,走中庸之道,多半要坏事,是不足取的;一味地顺从领导的意志,更是不足取的。最好的方案是明确并坚持自己的本分,说到底就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事例

    天下清官 清不过包公

    包公是宋代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百姓称他为“包青天”。

    据说他铡了不认前妻的驸马陈世美后,皇上怀恨在心,找了个借口,把包公削职为民。但皇上还不解恨,又要想法整治他。

    时间正是三伏天。包公被削了职。京城客栈都受了宫里的命令,不准留包公过夜。包公只好收拾行李,当日就动身回家。包公为官清正,没有钱雇车,就让包兴挑了行李,自己跟在后面往回走。

    包公出了京城,天热难耐。走到一座山下,包公口渴得很。但这里远离村子,连井水也没有。正无奈之际,突然看见一块瓜地,结了一地的西瓜。看看周围没有人,包公摘下一个,用拳头砸开来吃,和包兴吃了两个大瓜。

    但这一切都被尾随而来的两个太监看到了,就说:“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老包偷西瓜吃,还算清官吗?逮他去见皇上。”

    正要动手,却见包公掏出几个铜钱,放在瓜藤上,抹抹嘴上路了。两个太监无可奈何地摆摆手:“吃瓜给钱,没有理由抓他了。”

    傍晚,包公住到小镇上的一家小客栈,两个太监也盯着跟进去。包公钱不多,就要了素菜米饭。哪知这客栈小,米不干净,饭里尽是稻谷,包公只得边吃边拣,满桌子上堆的尽是谷粒。这又被两个太监看在眼里,小太监对大太监说:“糟蹋粮食遭雷劈,捉拿他见皇上。”

    正要上前,只见包公抓起谷粒,一粒一粒放在嘴里嗑去稻壳,吃了米粒,真是“盘中之餐,一粒未废”。两个太监又是毫无办法。

    走到淮河边上,就要到包公的家了。两个太监还未抓到包公的把柄,怎么向皇上交差呢?他们就商量了一个计策:连夜从小路赶到包公前面,在淮河边上坐等,单等包公一到,他们一个拉腿,一个推背,把包公推到一堆脏东西上。他们以为这样,包公准会到淮河里去洗手,淮河边有人淘米洗菜,就安他个弄脏河水的罪名。

    哪知包公手弄脏后,叹口气爬起来,正想到河里去洗,瞥眼一看,河边的小媳妇、大姑娘正在淘米、洗菜。他怔了怔,心想,这一洗手,不坏了人家吃水、用水吗?于是,包公走到河边,用干净的左手掬水含到嘴里,然后又离开水边,到坡上吐出水来冲洗。两个太监看到这情景,真是毫无办法。心想这个老包真是个清官,就是再跟下去,也抓不到他的把柄,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慎小

    ※原文

    上尊下卑。卑则不得以小观上。尊则恣,恣则轻小物,轻小物则上无道知下,下无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则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爱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熛,而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

    ※译文

    处在上位的人尊贵,处在下位的人卑下。卑下的人不能轻视处于上位的人。地位尊贵就会恣意妄为,恣意妄为就会轻视细微的事物,轻视细微的事物就会使处在上位的人没有途径来了解处于下位的人,处在下位的人也没有途径来了解处在上位的人。上位和下位的人不相互了解,那么上位的人就会非议处在下位的人,处在下位的人就会埋怨处在上位的人了。做臣子的,不能做会带来埋怨的事情;做君主的,不能做会带来非议的事情。这样上位的人和下位的人互相失去了解的途径。所以,贤明的君主在细微的事物上要谨慎地来评判好与不好。堤里有蝼蚁,大水就会淹没城邑淹死人。烟囱里冒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大火烧毁屋子和堆积的粮食。将军下错一条军令,就会使军队作战失败,自己也被杀死。君主说错一句话,就会使国家灭亡、名声受辱,被后世的人耻笑。

    ※原文

    卫献公戒孙林父、宁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黚。卫庄公立,欲逐石圃。登台以望,见戎州,而问之曰:“是何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庄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晋人适攻卫,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审也。人之情,不蹶于山而蹶于垤。齐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称贤,群臣皆说。去肉食之兽,去食粟之鸟,去丝罝之网。

    ※译文

    卫献公约请孙林父、宁殖吃饭。有大雁聚集在畜养禽兽的园子里,管理的人告诉了卫献公,卫献公到园子里射大雁。孙林父、宁殖两人来了之后只好等待国君,到了天黑,卫献公还没有回来。卫献公回来后也不脱去皮冠就接待了孙林父和宁殖。两人不高兴,于是就驱逐了卫献公,立公子黚做了国君。卫庄公继位,想要驱逐石圃。卫庄公登上高台观察瞭望,发现戎州,就问:“这是什么?”侍臣说:“这是戎州。”卫庄公说:“我的国家都是姬姓人,戎人怎么敢居住在我的国家?”就派兵抢掠戎人的住所,破坏了他们的住地。恰逢晋军攻打卫国,戎州人于是就和石圃一起杀死了卫庄公,立公子起做了国君。这就是不慎重审察细微事物的例子。人之常情是,不会被高山绊倒,但会被小土块绊倒。齐桓公登上王位之后,三年说了三句话,于是天下都称颂他的贤明,群臣都很高兴。这三句话是:驱逐吃肉的野兽,驱散吃粮食的鸟雀,撤去丝线做成的网。

    ※原文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译文

    吴起治理西河,想要向百姓表明他的诚信,一天夜里,他在城南门外面放了一根标杆,传令城里的百姓说:“明天,谁能放倒城南门外的标杆,就让他做长大夫。”第二天到天黑了,还是没有人放倒标杆。百姓互相议论说:“这一定不可信。”有一个人说:“去把标杆放倒试试,得不到奖赏就罢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就去放倒了标杆,然后去见吴起。吴起亲自出来接见他,并让他做了长大夫。一天夜里又放了一根标杆,又像上次一样传令城中百姓。城里的人守在城门口争着想放倒标杆。但这次标杆埋到了地下,没有人能得到奖赏。从这以后,百姓就相信吴起的奖赏和惩罚了。奖赏和惩罚得到百姓的信任,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哪里只有战争是这样?

    ※读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见细微处同样值得重视。但是细微之处在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眼中,似乎根本不值一提。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大事。实际情况却是:造成失败的往往是细微的地方。所以不可不慎重。

    ※事例

    上海地铁一号线细节令人惊叹

    上海地铁一号线路是由德国人设计、我国工人建造的。单从外观看起来,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我国的专家设计了上海地铁二号线并开始施工建设之后,才发现德国人的设计有太多的地方被我国专家设计二号线时忽视了,不得不为德国人注重细节的严谨精神所折服。

    上海位于华东地区,地势仅仅稍微高出海平面,每年的雨季常会使一些建筑物受到海水的困扰。德国设计师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就在一号线的室外出口设计了三级台阶,阻挡了雨水灌进地铁,使得地铁有了防洪的能力。地铁二号线却忽视了这一点,在雨季就曾被雨水灌进过。

    德国设计师设计一号线时,为了避免乘客掉下地铁站台和节约站台的热量,就设计了站台门,等车开来时打开,开走时关上。但我们的施工单位在建设时却把站台门给省略掉了,这样就把德国专家赋予地铁站台门的功能也给省略掉了。

    考虑到上下班乘车高峰的因素,德国专家把一号线的站台设计得很宽阔,就是在人流非常大的时候也不感觉很拥挤。但二号线就不同了,我国专家把站台设计得很窄,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就感到很拥挤。德国专家还在距站台50厘米处设计了金属装饰线,并用黑色大理石镶了一道边,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不要在车开来和开走的时候离车太近,以免造成危险。

    另外,德国设计师依据地势状况,在每个出口处都设计了一个转弯,从地铁站出来转过弯后,就可以借助自然光了,从而节约了电量,节省了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