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薛居正等《旧五代史》
宋太祖在位期间，下诏修撰五代十国的历史。所谓“五代十国”，是指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期间的这段历史。当时中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统称为五代。而在中原以外还存在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多个割据政权，统称为十国。这部史书修成后，便是《旧五代史》，又称《梁唐晋汉周书》。其实，书的原名叫《五代史》，因为之后欧阳修又修撰了一部《新五代史》，所以才被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的修撰始于公元973年，由薛居正担当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参与，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名流，水准颇高，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五代生活过，对那段历史比较熟悉。再加上他创作时，“五代十国”的局面刚刚结束不久，各朝都有实录可供参考，另有范质据此整理出的实录简编《五代通录》作蓝本，特别是还保留了很多后来失传的五代十国的诏令公文和时人所写的“行状”、墓志铭等，作为人物传纪的一手资料，为修史提供了巨大便利，因此全书只用了短短一年半就修成了。
成书后的《旧五代史》共计一百五十卷，分为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传七十七卷。按照五代的断代，分成《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五部分，每部分从十多卷到五十卷不等。书中的主线是中原五个王朝的兴亡，副线是十国的兴亡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契丹等的兴衰，将其列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中，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条理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书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被之后历朝历代的史家重视。北宋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便从中援引了很多资料，北宋沈括等名人的著作也多参考其中的资料。而由于此书成书时，十国中一些国家尚未被消灭，因此书中收录了很多十国的一手资料，为后世史家借用。如清朝吴任臣在编撰纪传体史书《十国春秋》时，就曾参考此书。《旧五代史》成书后，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五代时期的很多实录和其余一手材料大量散失，全因为《旧五代史》才得以保留至今。
不过，这部史书也存在很多缺陷。这主要是因为书的修撰过程太过仓促，编者们对很多史料都没能进行充分鉴别，就直接抄录到书中，不少时人为政治目的写下的不实之词也这样被收录了。比如先后在唐朝、后梁、后唐三朝为官的张全义，作者在《旧五代史》中只对他振兴洛阳经济的丰功伟绩大加赞美，却对他每逢朝代更替，便主动讨好新朝，反复改名的趋炎附势之举只字未提，这是很不客观的。因此，清朝学者赵翼对《旧五代史》的指责颇多。然而，瑕不掩瑜，整体说来，《旧五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58欧阳修《新五代史》
薛居正等人修撰的《旧五代史》问世后，北宋欧阳修又修了一部《五代史》。后世为了将其跟官修的《旧五代史》区分开，便称其为《新五代史》。
欧阳修之所以在《旧五代史》问世之后，还要费尽心机修一部《新五代史》，是因为他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录“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是为了“垂劝戒，示后世”，但《旧五代史》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并且他认为“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为了批判这些缺乏廉耻的现象，他也必须重修五代史，在其中加入大量对历史的褒贬，希望能达到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
薛居正等人编撰《旧五代史》时，北宋才刚刚建国。而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时，北宋已经建国八九十年，在此期间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史料，为他修史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根据欧阳修写给友人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函，《新五代史》的编撰应该在公元1036年之前就开始了，直到公元1053年才基本完成。欧阳修去世后一个月，即公元1072年八月，在位的宋神宗命令欧阳修家人将《新五代史》奉上，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中，后来这部分史书逐渐取代了《旧五代史》的地位。
欧阳修编撰的这部《新五代史》共计七十四卷，分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和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此书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撰体例。《旧五代史》根据五代的断代分成五部分，各自独立成体系。《新五代史》却打破了朝代界限，将各朝的本纪、列传合为一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形式，分为《家人传》《臣传》《杂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等。这些列传的名目本身就含有褒贬的意思，比如将专事一朝的将相列入《臣传》，历事几朝的列入《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诚的程度不同分为一等、次等，前者列入《死节传》，后者列入《死事传》。
书中的考其实就是其余史书中的志，因为欧阳修认为五代十国“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制度，所以只写了《司天考》和《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县志》，对其余典章制度则没有涉及。
书中的世家包括《吴世家》《南唐世家》《前蜀世家》《后蜀世家》《南汉世家》等。其中，《十国世家》是全书中相较于《旧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部分，对十国历史的记录更加完善。
在史料价值方面，《新五代史》其实是逊色于《旧五代史》的。虽然欧阳修在修史时得到了很多新史料，却人为地删去了大量史料，特别是志的部分。《旧五代史》的志有十种之多，《新五代史》却只有两种。而在列传方面，《旧五代史》中为四百六十多人作传，《新五代史》的列传涉及的却只有二百五十六人。不过，欧阳修在删减之余也做了一些补充，比如前面提到的世家部分，又如列传部分，从新的材料补充事实，丰富了人物的事迹和形象，再如对少数民族的记录，也新增了诸如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沿途见到的各国风土人情等内容。另外，欧阳修还对五代十国的史料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证，修正了《旧五代史》中因考证不足出现的很多谬误。
在文笔方面，《新五代史》要胜于《旧五代史》。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文采斐然，由他编撰的《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在“二十四史”中出类拔萃，甚至被评价为“与司马迁的《史记》不相伯仲”。特别是书中的议论部分，其模仿《春秋》的笔法，微言大义。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欧阳修在史书中大发议论，也引来了后世很多史家、学者的批判。比如清朝的顾炎武、钱大昕等人，都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虽是史书，却不将重点放在史实上，爱发议论，说空话，惹人反感。
尽管如此，《新五代史》依旧是一部十分优秀且颇具特色的史书，读者可以将其跟《旧五代史》互为补充，对比。
59李、扈蒙、宋白等《太平广记》
《西厢记》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前身是唐朝元稹所作的《莺莺传》，被收录在北宋问世的一部集《太平广记》中。
《太平广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当时在位的宋太宗命令翰林学士李昉，以及扈蒙、王克贞、宋白等人共同编纂了四大类书，分别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太平御览》、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类书《太平广记》。所谓“类书”，就是指辑多个门类或某个门类的资料，依照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成，以供搜索、征引的工具书。
其中，《太平广记》是成书最早的，于太平兴国二年开始编纂，第二年完成。史书中记载：“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集为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全书共计五百卷，另有目录十卷，按主题分为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小类。书中收录的多是神怪，包括《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等。从六朝到宋初的，基本都能在书中找到。由于年代久远，唐朝以及之前的很多现在都已失传了，全靠《太平广记》才得以保存至今。
书中收录了很多广为流传的名篇，如第四百七十八卷中收录的《霍小玉传》。这是唐朝蒋防所作的一篇传奇，讲述了妓女霍小玉和书生李益的爱情悲剧：霍小玉和出身名门的新科进士李益私恋，李益被派往外地为官，离别之际，立誓会娶霍小玉为妻。不久之后，李益却因忌惮母亲的威严，背弃对霍小玉的誓言，迎娶了别的女子。他无法再面对霍小玉，便断绝了与她的书信往来。霍小玉相思成疾，千方百计地想与李益见面，最后终于在一名黄衫豪客的帮助下见到了李益，她痛斥李益负心薄幸，最后竟“长恸号哭数声而绝”。因霍小玉的冤魂作祟，李益此后终生不得安宁。文中霍小玉痛斥李益的部分，饱含血泪，畅快淋漓，将全篇推向了高潮：“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霍小玉传》被誉为“唐人最精彩之传奇”，而若非《太平广记》，今人根本无法欣赏到这篇精彩的传奇。
又如第四百一十九卷中收录的《柳毅传》，是唐朝李朝威所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洞庭龙女远嫁泾川，被丈夫泾阳君和公婆虐待。她偶遇书生柳毅，请他去洞庭龙宫向自己的家人报信求救。在柳毅的帮助下，龙女的叔父钱塘君将她救回了洞庭。为向柳毅报恩，钱塘君要将龙女许配给他。但柳毅帮助龙女完全是出于满腔正义，并无私心，再加上他对钱塘君的蛮横不满，于是严词拒绝。而龙女此时已对柳毅动情，两人经过几番波折后终于结为夫妻。只有短短五千字，却成功地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塑造了多个立体、鲜明的人物形象，不愧为唐传奇中的名篇。
此外，《太平广记》还收录了诸如《李娃传》《莺莺传》《离魂记》《长恨歌传》《无双传》《虬髯客传》等传世名篇，就如一座的宝库，为此后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元朝的杂剧、明清两朝的等，很多都是从《太平广记》的故事中取材。比如元朝戏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取材于《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唐朝元稹所作的《莺莺传》；元朝戏剧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取材于《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唐朝陈玄祐所作的《离魂记》；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直接将本书进行精简化改编，加上自己的点评，写成了一部《太平广记钞》；甚至到了清朝年间，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都明显受到《太平广记》的影响。而作为普通读者，要中国宋初之前的，《太平广记》无疑是最完备的资料。
60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记录唐朝历史的史书，五代后晋时期已经有了一部《旧唐书》。北宋年间，宋仁宗认为此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于是在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唐史。负责修撰工作的包括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其中，欧阳修负责统筹大局，并编撰了本纪和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宋祁主要负责编撰列传；范镇、吕夏卿分别负责编撰志和表。宋仁宗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新唐书》终于编撰完成，前前后后总共经历十七年。
成书后的《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计二百二十五卷。本纪、志、表、列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完整的史书体例，但是魏晋、五代时期的史书体例都不完整，直到《新唐书》才恢复了这种完整性，为之后历朝的史书做出了示范。
相较于《旧唐书》，《新唐书》的志要丰富得多。其中首创了《兵志》和《选举志》，记录唐朝的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被之后的很多史书承袭。《食货志》增加到了五卷，保留了更加丰富、系统的唐朝社会经济史资料。《天文志》《历志》都比《旧唐书》的篇幅多三倍以上，记录了唐朝盛行的七种历法，尤其是《大衍历》中的《历议》，展现了唐朝历法理论的高水准，在历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地理志》也新增了很多资料，着重记录唐朝的地理沿革，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艺文志》中补充了很多唐玄宗开元之后的作品，如李白、柳宗元的作品等。
列传方面，《新唐书》也增加了一些《旧唐书》中没有的内容，比如增加了很多唐朝晚期人物的列传。但由于史料不足，宋祁在编撰这些列传时采用了大量、笔记、野史之类的资料，这些资料并不可靠，因此产生了很多谬误。
在新增内容的同时，《新唐书》还对《旧唐书》的本纪部分做了大规模的删减。据统计，《旧唐书》的本纪部分有将近三十万字，可到了《新唐书》中，却只剩了寥寥九万字。而很多删减是很不应该的，导致《新唐书》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史料。除本纪外，书中的列传部分也出现了多处删减，这主要是为了追求文字简练，结果却过犹不及，致使多篇精彩的列传都变得平淡乏味。另外，由于欧阳修、宋祁都排斥佛教，竟对《新唐书》中对玄奘西行取经一事只字未提，唐朝佛教发展的盛况无法从书中得见。
不过，《新唐书》最明显的缺陷还在于贯彻始终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如对隋朝末年和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大加批判，将隋末的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形容为“磨牙摇毒”“孽气腥焰”，将唐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称为“逆臣”；又如批判武则天是“弑君篡国之主”，这些观点都有失公允，时需要格外留意。
然而，整体而言，《新唐书》依然是一部可读性颇高的优秀史书，资料丰富，条理清晰，语言清新质朴。毕竟担任主要编撰者的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另一位编撰者宋祁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们编撰的史书自然颇具文采。这种语言风格为后世很多史家效仿，影响深远。
61欧阳修《欧阳修集》
两宋时期，文人辈出，欧阳修是其中极具盛名的一位。他的作品集《欧阳修集》也成了今人了解两宋文学成就的重要书籍，书名中的“文忠”是他的谥号。
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号醉翁。他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入仕为官，却因直言敢谏，以及支持“庆历新政”而屡遭贬黜。在政坛郁郁不得志的欧阳修，却是北宋文坛中的一代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期，诗坛盛行“西昆体”。这种诗歌的特色是一味追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内容方面却毫无可取之处，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针对这种浮靡的文风，欧阳修等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
在散文创作方面，欧阳修以唐朝散文大家韩愈为榜样，并发展了韩愈的观点。韩愈认为“文以载道”，写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因此道理才是最重要的。欧阳修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阐释了文和道的关系：文仅仅是表现方式，道才是真正的内涵，道决定了文，但文同时也具有独立性，要文道并重。这样一来，便将文学的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韩愈在写文章时，追求“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欧阳修却坚持优秀的文章只需表达清晰、顺畅即可，不必刻意追求雄奇险怪。此外，他还废除了辞赋中对排偶等格式的约束，不求对偶工整，也不求典故、成语的大量应用，使得辞赋创作更加自由、多样。
在诗歌创作方面，欧阳修主张诗歌要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并在韩愈的影响下，在诗歌中加入了散文的创作手法，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
以上主张都在《欧阳修集》中收录的诗文中得到了展现。先说散文，欧阳修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写于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当时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实行新政，被贬到滁州做知州。期间，他的内心十分苦闷，文中描绘的虽是滁州一年四季不同的风光和当地百姓平静祥和的生活，以及诗人在山林中与百姓共同游玩、饮宴的乐趣，却隐藏着诗人郁郁不得志，他只能借山水之乐暂作排遣的苦闷心情。全文结构精巧，意境优美，语言凝练，虽受骈文影响，却毫不雕琢做作，浑然天成。文中还首创了“水落石出”和“醉翁之意不在酒”，被后世赋予了多种意义，至今仍广为沿用。
继《醉翁亭记》后，欧阳修最负盛名的散文代表作是《秋声赋》。这是一篇文赋，是欧阳修首创的一种文学体裁。写《秋声赋》时，欧阳修已经五十二岁了，仕途已步入顺境，身居高位，但长久以来的政治斗争已经让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与复杂，变得淡泊名利。此时，他回首此前的宦海浮沉与当时实施政治改革的步履维艰，内心十分苦闷，于是他以“悲秋”为主题，抒发自己的这种感慨。全文融合了写景、抒情、叙事与议论，骈散结合，自由挥洒，成就了宋朝文赋的典范。
再说诗歌，《欧阳修集》中收录了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如《边户》和《食糟民》等。前者描绘了在宋辽两国边境地区生活的百姓的悲惨遭遇，表达了诗人对这些百姓的深切同情。后者描绘了种粮的农民只能吃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不露痕迹地发表着议论，开启了宋诗的新风气。除这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外，欧阳修还创作了很多或展现个人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情怀，或吟咏历史的诗歌，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戏答元珍》《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
而欧阳修在词的创新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他很重视词的抒情作用，频频用词抒发感情。比如《踏莎行·候馆梅残》，上片写离家远行的游子在旅途中的所见，“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以及由此而生的愁绪，“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下片从闺中少妇的角度，抒发了对游子的思念之情，“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整首词笔调委婉细腻，寓情于景，含蓄深沉，是宋朝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欧阳修还很重视将词的审美转向通俗化，比如他的《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便是借鉴民歌创作而成的。词中描绘了一群采莲女划船采莲时的情景，语言清新，颇具民歌风味，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
62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
很多中国文人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绪，历朝历代也出现了无数这类题材的诗词文章，包含了无数传诵极广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其中之一，这出自《范文正公文集》中的一篇《岳阳楼记》。
《范文正公文集》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作品集，因范仲淹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而得名。范仲淹出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入朝为官。因直言敢谏，屡遭贬黜。庆历三年，五十四岁的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北宋国内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向在位的宋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举措。宋仁宗接纳了他的提议，开始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可惜好景不长，新政很快就因保守派的反对无法继续推行，范仲淹也因此被贬出京城，到各地担任地方官。几年后，他在前往颍州赴任的途中病死。
范仲淹工于诗词散文，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收录在《范文正公文集》中，多涉及政治内容，比如本文开头便提到的《岳阳楼记》，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散文，写于庆历六年，当时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实施受阻，被贬到河南邓州担任知州。文章一开头就点明了他的写作原因：庆历四年春天，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也就是湖南岳州做太守。第二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将唐朝名家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请范仲淹写一篇文章记录此事。范仲淹因此写下了这一传诵千古的名篇。
全文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叙事简洁，写景铺张，抒情真挚，议论精辟。其中写景部分颇具特色，先写了洞庭湖的大观，“衔远山，吞长江”，“衔”“吞”二字，极具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湖面之波澜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述湖上的气象变化。先后从空间、时间的角度，道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随后两段分别写阴雨天和晴天登岳阳楼看到的景色，一暗一明，一悲一喜，情景感应。其中运用了大量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等，都是广为流传的佳句。
而最后的抒情、议论部分更是全文的精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者是说要有坚定的意志，不因外界条件的改变或喜或悲，这是范仲淹对好友滕子京的劝勉。后者是说要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快乐，这是范仲淹一生奉行的行为准则。
《岳阳楼记》突破了单纯写景的狭隘，把自然界的明暗、阴晴变化和文人的览物之情相结合，将全文的重点放到了对政治理想的议论上，将文章提升到了全新的境界，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除散文外，《范文正公文集》中还收录了范仲淹多首优秀的词作。众所周知，宋朝是词的繁荣时期，范仲淹在词的创作方面同样颇具造诣，比如他的代表作《渔家傲·秋思》。这首词写于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镇守北疆之际。词的上片描绘了边疆的荒凉景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下片描绘了戍边战士厌战思归的情绪，“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整首词意境开阔，慷慨豪放，极具感染力。而用词来展现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在当时的词坛十分罕见。借助这首词，范仲淹成功开拓了宋词的审美境界，开启了此后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宋词豪放派的先声。
在创作散文、词之余，范仲淹还创作了不少诗歌，《范文正公文集》中收录了他的《鹤联句》和《江上渔者》等代表作，也都很值得一读。
63王安石《临川文集》
孟尝君在中国历史上素以招贤纳士闻名，偏偏北宋有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称其只能招来鸡鸣狗盗之徒。所谓孟尝君能“得士”，不过是徒有虚名。要问该观点的出处，便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临川文集》。
《临川文集》是王安石的诗文集，因王安石是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世称“临川先生”而得名。王安石二十一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政绩十分突出，但他最大的政治成就还是变法。宋仁宗在位期间，由范仲淹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此后，北宋国内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不断加剧。到了宋神宗即位后，北宋先后与西夏、辽发生了数次争战，国内也连续几年发生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不断爆发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安石上书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君臣联手，实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无论是规模还是力度，都远超过此前的“庆历新政”。可惜跟“庆历新政”一样，王安石变法也遭到了保守派官员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将王安石逐出京城。虽然后来宋神宗又将其召入京城，主持变法，但不久王安石再遭贬黜。等到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后，王安石变法的大部分举措被废除，惨淡收场。王安石忧愤至极，第二年便去世了。
王安石一生热衷政治，诗文创作也多与政治相关，他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文章要具备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所谓“文道合一”，这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临川文集》中收录的散文，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揭露时弊，展现社会矛盾，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尤其是那些短小精悍的短文，更是语言简练，结构严谨。
如开头提到的反驳孟尝君能“得士”的《读孟尝君传》，这是王安石对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以擅长招贤纳士闻名。王安石却在《读孟尝君传》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称孟尝君招纳的所谓“贤士”，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如若不然，以齐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就能称王，制伏秦国。而孟尝君门下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自然吸引不了贤士归顺。全文只有不到一百字，却出现了三次转折，彻底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议论严谨、周密，逻辑性强，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是读后感，其实是王安石在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看法：人才应该是“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的有识之士，而非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这跟他在变法期间对科举制度实施的改革是一致的。
除了《读孟尝君传》外，《临川文集》中收录的散文代表作还有《答司马谏议书》《祭欧阳文忠公文》《伤仲永》等，也都十分值得一读。
而王安石在诗词创作方面，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临川文集》中收录的诗歌代表作有《泊船瓜洲》《梅花》等。《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一般认为这首诗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被贬出京城后，又被召回途中所写。末尾两句至今仍然广为流传：“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展现了诗人被召回京的喜悦，同时也流露出其内心的矛盾：变法是他的政治理想，但是此前遭遇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让他萌生退意，他想早日辞官回乡，安度晚年。整首诗最妙的是一个“绿”字，将无形的春风化为了鲜明的形象，生动传神。《梅花》是一首五言绝句，传唱极广：“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诗写于王安石晚年退出政坛，隐居于钟山期间。全诗语言纯朴自然，明白如话，诗人以梅花自比，暗喻自己在重重的阻碍下，无法继续改革的艰难处境与孤独心态，恰如不惧严寒、傲然绽放的梅花。
至于《临川文集》中的词，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桂枝香·金陵怀古》。全词通过对金陵（今江苏南京）美景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和对当时朝政的忧心。词的上片写词人在金陵登山临水的所见：“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从水上到陆地，再到空中，全景展现，壮丽雄浑。下片写词人由其所见引发的所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古今对比，时空交错，虚实相生，感慨凝重。整首词将金陵的景色和历史完美融合在一起，情景交融，境界开阔，豪放沉郁，与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共同开启了宋朝豪放词的先声。
64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国史学史上有“两司马”，一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二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也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生活于北宋年间，《资治通鉴》是他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了编撰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宋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就开始编撰《资治通鉴》。编撰完前八卷后，他将自己的成果呈给英宗看。宋英宗对其大加赞赏，为支持他继续往下编，专门为他成立了书局，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宋英宗之子宋神宗即位后，认为这部史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即能借鉴以往的经验，增强当前的统治，于是亲自为本书作序，继续支持司马光的编撰工作。王安石开始变法后，司马光与其政见不同，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到洛阳任职，并将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也带到了洛阳。之后，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
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担当主编，还有刘恕、刘、范祖禹以及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等几人协助他，几人各有所长，分工合作，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司马光从来都是亲力亲为，《资治通鉴》中的所有字句都是他亲手写成。为了这部史书，司马光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内勤勤恳恳，费尽心思，最终“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结果《资治通鉴》成书后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正是“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这部司马光的呕心沥血之作共计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记录了从战国初期到五代末期后周世宗柴荣征战淮南，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共记录了十六个朝代的历史，每个朝代称为一纪，每一纪包含的卷数各不相同。司马光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对距离北宋最近的隋唐五代的历史做出了最细致的记录，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也是全书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尤其是对于唐朝部分的撰写，长达八十一卷，对唐朝贞观盛世的记录更是翔实。
由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有着明确的目的——为了巩固当时的统治，在书中，他将政治和军事当成了编撰的重点。在政治方面，他根据诸位君主的才能，将他们分成五种类型：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通过对各类君主种种作为的论述，让北宋的皇帝吸取经验，借鉴教训。在军事方面，生动描绘了多场重要的战争，诸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对战争的原因、战局分析、战争过程和影响力都做出了相当细致的记录，同样颇具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资治通鉴》还涉及文化、科技、经济等多个方面。在文化方面，书中的记录非常全面，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和主张，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再到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等，都能在其中找到，书中还记录了佛教和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二者与儒家的斗争等，而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学者及他们的作品记录，大多也能在书中找到；在科技方面，主要记录了历朝的历法，此外还涉及重要的建筑，如秦长城、隋朝大运河等；在经济方面，则主要记录了历朝的赋税制度。
《资治通鉴》有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叙事过后都附有评论，共计一百八十六篇。其中各家评论八十四篇，司马光自己的评论一百零二篇，后者开头都会加上“臣光曰”三个字。我们在《资治通鉴》的叙事部分时，可参照这些评论增强理解。
不过，《资治通鉴》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全书侧重于政治和军事，对经济和文化都记录得比较简略，像唐朝重要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居然只记录了短短二十多个字。像杜甫这样的文化巨擘，在《资治通鉴》中的记录居然少得可怜，连隋朝首次开始科举考试这种重要的文化事件都只字未提。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资治通鉴》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资治”，所以跟政治关系不大的都被简化甚至直接剔除了。
整体而言，《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料，它“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古代君主能将其作为教科书，今人能从中了解历史，加以参考。《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就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能与之媲美。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资治通鉴》同样有很高的价值，梁启超评价其“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毛泽东也评价《资治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