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是官场的招牌，也是皇帝给民众的迷魂药碗，只要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轻易砸了的。
告缗风波
跟游牧人对峙，是大陆的农耕民族的宿命。论实力，当然游牧人不如农耕民族，但是，要讲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奇高，加上食肉与食草的差别，体力和灵活性都比农耕人略胜一筹。只要有了合适的武器，论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优势。蒋百里先生曰，凡是生活用具和战争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战争中就有优势，这个结论，就是从游牧人那儿得来的。
所以，农耕人对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被动地防御，才能勉强获得对峙的平衡。在先秦，农耕人武器上的优势比较明显，一旦这个优势减弱，就只好修长城了。长城之外，还有各种城墙、寨墙，用以抵御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入侵。
西汉年间，匈奴人和汉人的对峙，汉人在武器上还多少有点优势，但在马匹方面，却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长城，建边塞据点，加强边郡的兵力，再配合一点外交手段，防御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代，他们也没有这个野心，大规模入侵中原，取汉而代之。匈奴的入侵，多半发生在草原有灾害之际，他们不得不靠抢掠农耕地区来维持生计。
因此，汉初历经高祖、吕后、文帝和景帝四代，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虽说经常遭到侵扰，但毕竟是局部性的问题，整个国家都得到了休养生息，轮到汉武帝刘彻上台，汉朝已经府库充盈，人口大增，实力相当强盛了，百姓的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
强盛了的汉朝，对匈奴采取一点攻势，倒也无不可。但是，农耕人机动性差，若要主动出击，规模小了会被人吃掉，规模大了，动一次，声势浩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光后勤供应，就耗费巨大，十万骑兵行动，后面运粮草的马匹，绝对要超过十万。这样的行动，能不能抓住敌人，还真不好说。主动出击，打击西域匈奴的帮手，化敌为友，缩小匈奴的活动范围，是可行的策略，满世界追击匈奴主力，实际上是下下策。但是，汉武帝命好，牛角尖硬让他钻通了，主动出击找敌人，生生抓住过几次匈奴的主力，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战争实力。
但是，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
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债官与债帅
卖官鬻爵，自古就有。有卖就有买，但有买卖，就有借贷。买官的钱一时不凑手，或者根本拿不出，就得借钱。所以，自古就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借贷的商家。借钱放贷给买官人，都是高利息。买官人买到官之后，只要缺位还好，一般都能还上高利贷，而且还有剩余。当然，这样做也有风险，一旦此人被参了，或者半道翘了，本钱也就打水漂了。而且这样的借贷，不好名正言顺地追讨，一旦借贷人赖账，也有本利全无的可能。不用说，买官就是生意，做官将本求利，没有不贪的道理。如果是借钱买的官，到任之后，背了一屁股的债，捞钱的心情就更为急切，地皮刮得更狠。这样的官，人称债官。债官到任，人见人怕。
除了债官，还有债帅。所谓的债帅，就是负债买军头做的人。文官可以出掌地方，有地皮可刮，收益好，市场一向看好。武官虽无地皮可刮（有些朝代例外），但做官的好处也是有的。最不济，也可以喝兵血，克扣军饷，吃空额。有的时候，还可以凭借军事特权做买卖，获利也不小。一般来说，只要上面管得不严，武官捞钱的机会也一样不少。宋代是一个怕人反叛不怕人贪腐的朝代，从宋太祖赵匡胤起，不仅对文官网开一面，对武将的贪腐也多有纵容。用贪腐换效忠，在赵氏家族看来，是一个合算的买卖。杯酒释兵权之后，被释掉了兵权的将军们，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肆做买卖，聚敛捞钱。石守信放弃兵权之后，“专务聚敛，积财钜万”。兵权尚在的边将，即使抢男霸女，掠人钱财，皇帝也睁眼闭眼，甚至亲自出面，为之开脱。军队经商，更是没有人管。所以，武官捞钱，就算被人举报，也不是一个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大多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样一来，宋代军队就成了一个能生钱的机器。军人打仗不行，但做买卖还真行。商人做买卖，贩运沿途要交税，但军队贩运，说是军用物资，谁敢说个不字？不仅不用交税，运送所有费用，都可以由国家负担。聪明的商人，很快就看出了门道，搭着军队做，对半分利。大的军头，开买卖，开酒坊，只要经营者找对了人，由于拥有运输方面的特权，干活无须雇人，直接使役士兵，成本较低，也没有不盈利的道理。另一项可以生利的买卖，是私役兵士。自己做买卖，用士兵干活不说，还把士兵租给有权势的高官，无论修建园林，还是起大宅子，动辄上百上千。小一点的军头，除了参与到长官的生意中，分一点余沥汤水之外，还有一项好生意，就是可以做工头，获得买家的额外赏钱。对于找士兵干活的买家来说，雇士兵干活，显然要比雇工人要合适得多。只消付给将军一份钱，同时给监工的小军头点赏钱就可以了。
这样有利可图的事业，当然人们会趋之若鹜。比起其他朝代，军官只能靠喝兵血克扣一点银子来，宋代的军官们，可谓天之骄子。尽管时代重文轻武，武官的社会地位不高，但钱却一点不比文官少。武官能获利，自然就有买卖。更何况，任何朝代的武科举，都是样子，做官升职，不靠考试，也未必靠军功。武职的卖官之门，从来都是敞开的。帅可以买，买来的帅，下属的军官若要升职，自然也得买，一层一层地买卖，直至所有的军职都成了买卖的货品。如果偶尔冒出来一两个不贪钱的，所有军头都看你不自在，不知不觉，就成了众矢之的。后来的命运怎样，不问可知。
不过，军人是用来打仗的，这样由大小债帅组成的军队，当然打不了仗。按一般规律，战争是一个自然的竞争淘汰的过程，或者是王朝因为军队不行，被人灭掉，或者是军队自然淘汰，优胜劣汰。但是，宋代所处的环境很奇特，北边的游牧民族，无论契丹还是党项，均无中原之志。无论宋朝的军队怎么不中用，打一仗败一仗，都不用担心王朝被人灭了。王朝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方式，缓解边疆的危机。只要定期把金帛送上，北边的人也就消停了。而王朝花大钱养兵，真正的忧虑，却是军人的反叛。越是贪腐的军头，皇帝就越是放心。北宋众多败军之将，罕有被杀头的，顶多罢官，罢官之后，不久又会官复原职。直到北宋被金人灭了，才算讲究一点军人的战斗力。南宋小朝廷刚刚坐稳，跟金人达成屈辱的和平协定，就马上动手削武将的兵权。对于不贪的岳飞，朝廷不放心，非置之死地不可。但对像张俊、田师中这样的又贪又庸的将领，朝廷却喜欢得不行。执掌前线兵权达二十余年，恩宠不衰。田师中退休之后，还要求拿全额薪俸，朝廷居然也答应。只要军队对内还有用，朝廷宁可使用贪腐的债帅，而不要清廉的将领。因为后者得军心，能打仗，一旦反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风波之狱发生，一点都不奇怪，即使没有秦桧，也会有张桧、李桧。没有张桧、李桧，岳飞的同僚也会将之害死。
世间有债帅，就没有岳飞。
清官是一块官场的招牌
自古以来，官儿是被人讨厌甚至痛恨的，但清官例外。人们对官员的痛恨度，几乎跟对清官的喜爱度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后者还超过前者。戏剧，清官为主角的公案题材是一大类，包公案、狄公案、海公案、施公案，演了又演，说了又说，几百年，演不够，说不完。尤其是包公，简直被说成了神。上管天，下管地，晚上睡觉，还负责清理阴曹地府的冤屈。直到今天，包公的故事，被拍成电视，依旧走俏。讨厌甚至痛恨官员的人们，其实离不开官儿的管，孔夫子三日无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国人一朝没了官儿，真不知道怎样生活。所以，最大的渴望，是自己的头上，出现一个清官，青天大老爷，凡事都给做主。如果实在碰不到，一般来说，是自认倒霉，忍。实在忍不了，有人揭竿而起，就跟着造反，头一件事，就是杀官戗官。多少年来，多少个朝代，这种载舟覆舟的周期反复，没完没了。
做皇帝的，从理论上讲，应该喜欢清官。所谓清官，清正廉洁，公正执法，维护的是皇家的天下，做皇帝的，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是，但凡清官，都有一个毛病，直性子，喜欢直谏，给皇帝提意见，直通通地来。清朝的皇帝，费了好大的劲儿，挥舞文字狱的大棒，才算培养出来几个不怎么提意见的清官，比如于成龙和施纶（就是施公案的主角）。但是明朝皇帝，还没这么聪明，所以，明朝的海瑞，就很是刺头。敢抬上棺材上书，直不楞登地数落皇帝的不是。居然对嘉靖皇帝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都说中国人好面子，其实皇帝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对于这样不讲情面的清官，皇帝没法高兴得起来。所以，实际上，皇帝真正喜欢的，不是清官。连唐太宗这样的，能忍魏征的直谏，也是不得已。绝大多数皇帝，围着转的，都是马屁精。而马屁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贪官。
至于官场，不用说，也是排斥清官的。水至清则无鱼，官儿清了，就没有朋友了。虽然口号喊得响，每个人死前写墓志铭，都喜欢说自己清廉。但千里做官，为的财。这个道理，几千年颠扑不破。北宋的宋祁，生活极尽奢华，哥哥劝他：“还记不记得当年读书时吃齑菜（姜蒜末）喝粥的日子？”宋祁说：“寄语相公，那时我们吃齑菜喝粥，是为了什么？”宋祁说的是实话，自古以来，如果做官过的是寒苦的日子，有几个人能甘之若饴呢？因此，官场上真的出了清官，同僚第一个反应，肯定以为这是个伪君子，第二个反应，是群起而攻之，挤兑得他清不下去。
其实，皇帝也好，官员也罢，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嘴上说得好听，民为邦本，但天下毕竟是要靠官员来撑着，而官员的荣华富贵，也要靠皇帝的赐予。两下无非互相利用，心照不宣，一个施恩，一个领受。但是，表面文章总得做，而且大作特作，没有了道德的讲究，王朝一个脚也立不住。一个朝代，总得有几个清官做典型，树立起来给老百姓看，让他们多少有点盼头。所以，真要出了清官，只要名声在外，而且他自己也真的肯刻薄自己，还真就不能轻易给毁了。
明朝的海瑞，是一个实心眼的清官。真格的除了官俸之外，一个钱都不要。明朝实行的是低俸制，七品县令，每年不过四十两银子，如果真的就靠这点银子过日子，那一家大小，就过得跟贫民似的。海瑞做浙江淳安县令的时候，还真的就过的贫民的日子，平时连个荤腥都不见，粗茶淡饭，给老母亲过生日，才能买上两斤肉。
按官场的规矩，这样的县令，其实是没法做的。不打点上司，不应付过往官员，在官场怎么混呢？亲民之官，直接负责征收钱粮，不孝敬上司，上司可怎么发财呢？但是，不幸的是，海瑞这样的形象，很早就传了出去，人家自己都过的跟叫花子似的，上司和同僚，又怎么好按常理来待他。所以，大家就只好当他是个怪物，淳安是个特区，有什么事，一律绕行。当年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出来招摇，到处打秋风，路过淳安，被海瑞给绑了，把敲来的银钱给没收，以冒充官亲的名义，将胡公子送到胡宗宪那里，胡宗宪也只能吃哑巴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以高级监察官的身份，奉皇命到两浙督查盐政。所到之处，地方官马屁拍得无比舒服。但还没到淳安，就给海瑞挡了驾，鄢大人也就真的不敢来了。
在别人，这样的事儿做上半个，都能掉脑袋，海瑞做了两个，却安然无恙。两件事名声传出去，别的高官，避之唯恐不及，再也不会惹他了。然后就轮到他惹嘉靖皇帝了，即使惹了，无非进了监狱，也没丢脑袋。
清官，是官场的招牌，也是皇帝给民众的迷魂药碗，只要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轻易砸了的。
官本位下的冗官现象
世界上什么最大？官最大。别笑，这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真理。自秦汉以来，依靠官僚治国，成为国家基本的制度，官本位的形成，已经无可避免。汉宣帝所谓，与两千石（官僚）共天下，实际上是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常识。虽然说，从贵族本位到官本位，转型过程耗去了差不多上千年，但只要官僚帝制的结构不变，官本位的社会价值的形成和确立，是大势所趋。秦汉之后，无论分还是合，王朝大还是小，都是官僚制。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脚，治理国家，非得靠他们不行。所以，如何选择最佳人选，成了制度的关键。选官制度，也就成了核心制度。依靠谁，就得收买谁，让谁最尊，最贵，最有钱。选官走到科举制，是多次试错的结果。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程序，选拔人人称慕的官员。科举制一旦确立，官本位从此就成为强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牢不可破。任何社会职业，在官僚面前，都变得一钱不值。
就官僚制本身而言，科举制有三个作用，第一，是确立官员在社会上的独尊地位，不管你什么人，想要混好了，非走仕途不可。没有官帽子，或者曾经戴过官帽子，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第二，基本打破官僚世袭，无论哪个，不经过科举的门槛，就难以得到官场和社会的认可。第三，通过大体公平而且严格的入口把关，限制涌入官僚队伍的人数。
尽管如此，官门还是时常会被挤破。冗官现象，即官员队伍的膨胀，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个大问题。宋代冗官现象最严重，科举不严，取人过多，本质上还是往里挤的人过多，守门的抗不住了。皇帝心就软，多少年考不上的，到了一定岁数，一定会让你过。过了就要做官，官多了，财政供养成问题，就只好开放市场经济。所以，宋代的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工艺品之精，在古代社会为最。海外贸易规模庞大，也为最。但任是再发达的市场，也抵不住官场的消耗。越来越膨胀的官僚队伍，效能却逐年降低。所以，最后宋朝的灭亡，至少有一半，是亡在了冗官上。
没有哪一代的统治者，可以挡住涌进官场的人潮。明清的统治者，采取一个看似比较合理的方式，应付冗官问题。无论批发多少官帽子，但官缺，即实际编制不动，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衙门里的官员编制大体固定。比如清朝，一个县，从王朝初期到末年，大体就是一个县令，一个典史，再加一个训导，一个位置也不增加。有的县，连典史都没有。任你吏部卖官，官帽子大批发。买了官的人，若要做官，必须得排队候补。想要插队，得另外掏钱。官帽子和官缺分离，官帽子再多，也不会出现十羊九牧，一个事务众多官在管的现象。官员只要不到任，不落到官缺里，就无须财政供养，国家的负担也就不会加重。等于官场内，设了一道堤防。这样的官场空手道，之所以可以玩起来，关键在于官本位价值浸润日久，即使是空头官帽子，也一样可以带来荣耀、地位和某些特权。很多人买官，仅仅是为了面子上好看，或者丧礼上风光些。在后者，甚至连一般百姓，甚至海外华侨身上都好使。所以清朝好些官爵，是空头的，连补缺的资格都没有，吏部批发，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在墓碑上刻上一个官衔。
只要做官是最稳定，收入最丰，而且最荣耀的职业，人们就必定会拼命往里挤。如果做官还有可能捞到额外的好处，人们挤的力度就更大。一个社会，官最大，这样两种状况，都是必然的。所以，官员队伍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清代虽然设置有内堤，但到了末年，有实际权力的官员队伍还是扩张了，以各种委员的名义膨胀起来。使得朝廷的编制，不再好使。其实，即使正式官缺不膨胀，官场的扩张也未必就不存在。因为官之外，还有吏。朝廷对书吏编制的限制就比较松，一个县，六房书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上百人。至于书吏之外的衙役，膨胀速度就更快，在清朝中期，就已经小县数百，大县数千了。除了正经书吏和衙役之外，还有大批的临时工。挤进官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在吃权把子。
官场膨胀之际，也是官权扩张之时。官权膨胀，凭借权把子弄钱的机会就多。所以，尽管明清两代实行的是官员低俸制，但由于借权弄钱的灰色地带比较广阔，所以，人们还是拼命往官员队伍里挤。挤不进官里，就往吏里挤，再不行，就做衙役、临时工。一些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则可以学做师爷，做幕僚（一种非正式的官场人员）。这些格外膨胀出来的官场中人，都不需要国家财政负担，但最后的负担都会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日甚一日地戕害着政权的合法性。
事实上，只要官场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无从限制，那么，灰色场域就只会扩张，不能缩小。从古至今，很多人进入官场，很少有人是在意官俸的，他们要的，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机会。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2008年的公务员人数6597万人，2009年为6789万人，2010年为6894万人，2011年为7021万人，2012年则达到7089万。连续四年，在编制严控情况下编制性膨胀。显然，这里统计的，还是有正式编制的人员，如果加上各单位庞大的临时工，这个数字恐怕更为惊人。比起1950年代初，一个县供给制的正式干部不过几十人的情况，已经恍若天壤。现在一个县，仅正县级的官员，就有几十个。
现在社会上对官员的评价很低，官员出了事，一片叫骂声，恨不得寝皮食肉。但大学生的就业首选，却是做公务员。削尖脑袋，挤破门，也往里挤。公务员热，不仅仅是大学生的事，而是社会上的热。跟古代一样，没有多少人进官场，是为了做清官的。人们向往的，其实就是那个诱人的灰色场域。因此，官场越是拥挤，吏治状况就越难以恭维。
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这个市场，却是跟官场搅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的获益者，就是官场和官场中人。权把子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得到了最大的张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本位价值和现实，不仅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反而因此而膨胀。不是中央政府不想遏制机构的膨胀，更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冗官的危害。但仅凭中央编制办，根本无法遏制汹涌而来的公务员热潮。挤的人太多，守关的人注定是守不住的。就算守住了正式工，临时工无论如何守不住。社会上权把子经济发达了，实体经济就必然要受损，官员凭借审批或者管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侵入市场，压抑社会，制造一个又一个社会事端，使得官民矛盾日益激化。本该管好管住的事情，比如污染，比如市场秩序，又放任不管，使得民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我们喊了将近三十年，但眼见得政府却越来越大，扩张无序，社会却始终发育缓慢，被压抑得喘息几难。因为我们没有制度的门槛，来遏制官场的膨胀，官权的扩张。无论我们的经济规模到了何种地步，一个官大社会小的国家，都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像一个头大身子小的人，个子越高，就越是吓人。
21世纪的中国，官本位的价值和现实却依然强固，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权力的手脚伸得越长，市场和社会的手脚就越萎缩。这是一个已经被证实，而且正在中国上演的真理。在一个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民智已开，众声喧哗。此时的官本位，无论多么强固，都只能是高度扭曲的。人们一方面想往官场里挤，一方面又对官场恨之入骨。两种高度冲突的观念，在同一个人，同一群人身上同时存在，虽未必会导致精神分裂，但肯定是一种病。久病不医，社会的溃败，指日可期。
自古以来，冗官是病，但却只是病的表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暂时的消肿，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不治本，膨胀臃肿，还是会以更加凶猛的形式卷土重来。直至全身浮肿，动弹不得。
轿子这个东西
轿子这个东西，是国人的发明。在万恶的旧社会，轿子满地皆是。富贵人乘轿，穷人抬轿。小户人家，女孩儿一辈受苦，但出嫁之时，怎么穷，也得坐一回轿子。没有轿子掺和一下，这个婚就结不成。轿子，比今天的结婚证，还要重要。至于官人出门，无论清浊，都得坐轿子。清初著名的清官汤斌，穷到掉渣，但也无非是轿子上的衬布破一点而已。无轿不成官，在明清两代，绝对是宇宙真理。
孔子的时代，贵人出行，还只能靠车。打仗有兵车，出行有安车。有牛拉的车，也有马拉的车。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反过来说，此前的贵人，拉车的马，都是同色的，漂亮，气派。当然，孔夫子这样不合时宜的唠叨鬼，周游列国，也只好坐牛车。颠簸几千里，真难为他老人家了。到了三国两晋，好像还是没有轿子，官人出行，多半骑马。像阮咸这样的浪荡子，非要骑驴，而且拐个女孩子一块儿骑，当然也是可以的。南北朝的时候，有了轿子，那时，人们管这玩意儿叫担子或者肩舆。后一种叫法很贴切——抗在肩膀上的舆，也就是车。轿子一发明，就风靡天下，开始是贵妇人喜欢——比起骑马，它保险，而且舒适。马有尥蹶子的时候，人似乎不会。南北朝是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虽然乱点，但好些玩意儿都出来了，比如胡床，比如马镫，还有轿子。
到了唐朝，轿子就更多了。我们都看到过一幅画，阎立本的《唐太宗步辇图》其实画的就是唐太宗坐轿子。只是为了突出领袖的风范，把个爷们画得太大，抬轿的小女子则过于弱小，像是若干小女子，抬了一头肥猪，实在不大像话。但是，唐朝对官员坐轿，却有许多限制，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只能在生病的时候，偶尔享受一下。不过，官场惯例，禁止什么，什么就已经弄得泛滥得不像话。皇帝可以有步辇，臣子焉能不坐肩舆？到了五代，轿子就泛滥了，规模也弄得越来越大。人们发现，轿子越大，抬的人越多，坐着也就越是舒服。那年月，没有柏油路，乘车颠，骑马也颠，但坐轿子，只要抬的人受过训练，可以一点都不颠。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如果不是乘车而是坐轿，估计还能多活若干日子。不会半道死掉，密不发丧，尸体臭得不行，弄车鲍鱼混着走。轿子这样舒适，但是，还是有人不肯坐轿。司马光做地方官，到哪儿都是骑马，没有什么仪仗，也不带什么从人。人家说：“你这样干，百姓就认不出你来了。”司马光说：“我让他们认出来干吗？”王安石罢相致仕，在金陵安居。出门就是一头毛驴，骑在上面，由一个老军牵着，随它走到哪儿。人问他为何不坐轿？他说：“那种把人当畜生的事儿，我可不干。”
个把不乐意把人当畜生使唤的官员，挡不住轿子的浩浩荡荡发展前行。到了明清两代，轿子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工具了。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有钱，就有轿子坐。轿夫也成为相当稳定而且有技术的一个行当，进门不拜师傅，吃不了这碗饭。这些被当畜生使唤的人，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真的低人一等。给官员抬轿子的轿夫，在街面上吃得很开，街上的铺面和摊位，主人个个都得买轿夫的账，一屁股坐下，白吃白喝。如其不然，抬着官人走在街上，横过去一脚就把你摊子给踹了，说你挡道。狐假虎威，谁惹得起？
一直到清末民初，西式的四轮马车来了，轮船来了，火车也来了。轿子却依旧猖獗。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出门首选，还是轿子。好些人的轿子，十分讲究，在里面吃喝拉撒都可以，连带着可以抽大烟，伺候抽烟的女人，都可以装了进去。连留学东洋学军事的老爷，回国都做了将军，行军打仗，开始骑马，照上几张精神的照片之后，纷纷弃马坐轿。一队大兵，后面跟个轿子，是常见的行军场景。只是真开战了，或者队伍被伏击了，轿夫们每每弃轿而逃，把个将军丢在轿子里，让给了敌人。如果将军把小老婆和烟枪都带着，那就只能做俘虏。
轿子的发展，也有两大弊端，第一是让中国的车进步不大，从西周到民国，还是两个轮子，没有轴承，没有减震装置。第二是让中国的道路修得不好。贵人都坐轿了，车好与不好，路好与不好，关系不大，所以，中国的车几千年都是老样子，中国的路，就老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这样的事，得到汽车引进中国，贵人们纷纷坐上汽车，才会有所改善。
谥号这点事儿
古人都比较在乎死后那点事。一方面是死后的待遇，墓地，棺椁，陪葬品，当然，最关键的是安葬的规格，能高点就高点，实在不行，买个官位或者爵位，也要风光一下。在马来西亚，看到好多华人墓地，墓碑上都写着死者的官衔和爵位，都是在清末花大钱买的，最常见的是云骑尉。其实，墓主一辈子可能就是个买菜的。都流亡海外做化外之民了，这点虚荣心还是泯灭不了。光这项收入，于朝廷就不无小补。另一方面，是死后的荣誉，属于精神层面的。这荣誉，主要不是死者的口碑，而是来自官方和权威人士的认可。找个牛人给写个墓志铭，尽可能写得灿烂一点，稿费从优。只要子孙有钱，有地位，这样的事不难，只要死者不是罪大恶极，一般牛人（有点名的文人）都乐意操刀，单靠这个，好些文人墨客，就活得挺滋润。但是，如果死者是个高官，他和他子孙最在意的，就未必是墓志铭了，而是谥号。
大人物都有谥号，皇帝的谥号，一般都不错，得了丑谥的，都是亡国之君，而且是亡国之君中格外不堪的，比如像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隋炀帝杨广什么的，得个昏字、炀字。改朝换代了，没人给他做主。即便如此，其他的亡国之君，人们还是能开恩尽量开恩，再次，也是个献字，恭字，愍字，哀字。为尊者讳，是史家的使命，谥号这玩意儿，原本是史笔，寓褒贬的，但弄着弄着，大家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难为死者，于是，能糊弄，就糊弄，尽量面子上过得去。
皇帝有谥号，臣子也得有。过去皇帝的谥号，名义上是后来的皇帝给的，但也都是专门的人草拟出来，选几个名目，由皇帝定夺。臣子的谥号，当然名义上也是皇帝给的，给予的过程，也大体差不多，由专人草拟，然后皇帝挑一个。清帝退位之后，小皇帝待着没事，有一件事倒是挺忙，就是给遗老遗少赏谥号，但凡遗老遗少翘了，都得到紫禁城讨一个谥号，张勋的谥号是忠武，王国维的谥号是忠慤。庆亲王奕劻死后，也要讨一个谥号。他的家人还走了小皇帝溥仪爹爹的门路，但是清亡之际，满人圈子里对庆亲王印象特差，公认是他推荐袁世凯，坏了朝廷。所以，小皇帝死活不肯给谥号，说是要给，就给个丑，给个缪。后来，皇帝的爹载沣，哄骗儿子，说是“密”字也不好，给个密字吧。结果溥仪答应了，事后一查，发现这个字也是不错的，可是已经晚了。
除了皇帝给的谥号，民间也有私谥，有些名人，有民间的私谥，但总的来说，民间的私谥，远没有皇帝给的风光。比如先秦柳下惠的“惠”字，东汉陈寔的“文范”，都属于私谥。
许敬宗是初唐的重臣，当初李世民做秦王时，就是门下的学士。在秦王幕僚中，文笔算是最出色的一位。此人为官一辈子，最后位极人臣，说起来呢，也没干什么特别大的坏事。也就是在修国史的时候，给说过他父亲坏话的封德彝写得坏了点，再就是在武则天冒头的时候，阿附了一下这个女强人。死的时候，做着宰相，太子少师，扬州大都督，封爵高阳公。唐高宗李治，为之废朝三日。但赏谥号的时候，负责的博士说，该给缪字，连个备选的都没有。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他贪恋钱财，把女儿嫁给了蛮酋之子。另一个比较恶心一点，说他原配死后，迷上了原配的侍女，偷情上手之后发现，原来这小女子跟自己的大儿子也有一腿。一怒之下，把侍女开掉，奏请皇帝，将已经做官的大儿子以不孝的罪名，发配岭南。其实，他那公子窃香在先，他是后来者，儿子并没跟他抢，是他抢了儿子的情人。糟就糟在家丑不可外扬，悄悄把事平了，也就罢了，还非要奏请皇帝将儿子治罪，一折腾，大家都知道了。
给个缪字，当然许敬宗的家人不干，如此器重许敬宗的唐高宗，尤其是高宗后面的武则天更不干。有人出来拍马屁，说这样不行。博士们争辩说，怎么不行？当年西晋之时，司空何曾仅仅是奢侈了一点，日食万钱，死后人家就要给他谥缪丑公，许敬宗比何曾差多了，仅仅给个缪字而已，很般配。争来争去，争得维护许敬宗的人没话说，但没话说，这谥号也不能这么给。最后，给了一个恭敬的恭字。谥法，既过能改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贵义曰恭。许敬宗，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谥号。皇帝、皇后和许家人的面子，都过得去了。
墓葬呢，无论葬得多么风光，都架不住后世盗墓贼。而谥号，无论怎么给，都抵不过人们的口碑，后世论说，该怎的，还是怎的。争这些玩意儿，都是扯淡，要紧的，还是做点好事，身后名，关键要靠这个。
文化两层皮
读《礼记》，真是没法耐住性子。咬牙读完，除了一些大道理还值得看看，剩下的一个个繁复礼仪的解答，真让人崩溃。那时候的人，除了昏省晨定之外，从早到晚，居然有那么多的礼仪讲究，如果都记全的话，估计什么事都别做了，天天拜来拜去。后来才明白，礼是贵族之事，在孔子的时代，所谓诗礼之家，就是要有这么多的讲究，吃喝拉撒如此，庙堂祭祀如此，婚丧嫁娶如此，出去郊游，投壶骑射也是如此。一般老百姓，根本没法这样，想学，也学不来，人家也不让你学，礼不下庶人嘛。
庶人有庶人的文化，因为这些人也吃喝拉撒，也祭奠死者，也应酬往来，也婚丧嫁娶。但是庶人玩的跟贵族不是一个套路，也玩不了一个套路。上面的下不来，下面的倒有可能上去。老百姓哥哥妹妹的歌谣，经过采风，就进入了庙堂之上。贵族们正式场合的诗礼应答，使用这些哥哥妹妹，卿卿我我，可味道却不是这么回事了。唯有私下里偷情，才能想起这些情歌浪曲的原意来。
上面和下面，文化两层皮，多少年都隔着。到了宋代，才稍微好一点。礼，经过士大夫在乡村建构宗族，庶民百姓，也知道了。从此往后，虽说主持礼仪，还是士大夫的事，但民众也随班行礼了。城市的发达，市民的繁盛，杂剧和说唱艺术出现，讲故事的需要，市场的拉动，让底层文人加入了编故事的行列。这样一来，以往只在史籍里才有的历史故事，稀里哗啦就进入了艺人的皮囊，经过艺人之口，说出来就那么引人入胜。这个过程，其实在唐朝就已经开始，只是到宋朝，才繁荣起来。五代时，武夫们还不习惯这样的说唱，听人说韩信，心里不是滋味——你当着我说韩信，当着韩信必定说我。可是到了宋代，开封的武人们一日不去瓦舍听曲听书，就一日魂不守舍。
尽管如此，文化还是两层皮。上层文化下移，无非一点忠孝仁义的大道理。人不可能总是听黄段子，淫词浪曲，只要听历史故事，里面帝王将相的事，就免不了忠孝仁义。说书的，把谁立为正统，谁就是正面人物，好则一切善，坏则所有恶。即使小儿，闻刘皇叔胜则喜，闻败则出涕。
苏东坡喜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有时候一夜诵读数遍，赞不绝口。宋人规矩，官府里的大官人例有军校伺候。苏学士读得兴奋，熬夜时间长，到后半夜了，还不肯睡，翻来覆去读《阿房宫赋》，读得两位在旁伺候的老军，哈气连天，困得不行，却又不敢去歇息。私下里嘀咕抱怨，一个说：“苏相公读的什么东西，一点都不好听，还读个没完。”一个说：“其实也有两句好的——天下人敢怒不敢言。”尽管宋代学校办了很多，但下层的百姓，还是读不懂文言文，如果苏学士读的是宋代的平话，错斩崔宁，那么这两个老军肯定会精神抖擞了，熬上一整晚无问题。
上层史官文化进入下层，让民间的说唱有了历史故事，民间文化也接受了上层的价值。但是，下层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戴上笼头，该野跑，还是野地里疯跑。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依旧在下层肆虐，一个个的野神问世，再一个个地死掉。巫婆神汉，装神弄鬼，淫祀淫祠，遍于国中，即便上层提倡理学，也无可奈何。忠孝仁义，老百姓是接受了，因为孝道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处。但是，下层的民间说唱里，凡是皇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偏心小老婆，就是放纵老丈人小舅子胡闹。奸臣为恶，多半是皇帝的亲戚。凡属忘恩负义，贪恋女色的缺德事，多半都有皇帝的份儿。好些民间戏剧，里面的皇帝经常被他们的臣子追打，非得狼狈万分地答应很多条件之后，才能被放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皇帝固然该供着，但却没有什么好皇帝。要说造反，没什么人敢，但嘲弄一下皇帝解解气，也是应有之义。
到了明清时节，士大夫听昆曲，老百姓听高腔，老百姓的玩意儿，都是艺人口传心授，内容乱七八糟。今天我们听到的京剧，已经经过文人修饰，但依旧充斥着野性，充斥着跟忠君爱国打架的货色。想想它的前身，会是怎么样呢？
皇权的不确定性——官场机会主义之源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原本出于法语opportunisme，原意为妥协和应付，后指政坛中那些没有定见，没有操守，随机应变的政客行为。在时髦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里，机会主义泛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讲规矩的投机行为。后来，在中国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用来进行党内斗争。我今天讲的，是原初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古以来，中国官场机会主义盛行。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无论儒家怎样强调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墙头草式的机会主义。草随风摆，而风就是那个凌驾于官场之上的皇帝。
虽说，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皇帝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皇帝的家天下，实际上并不完整，或多或少，是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的。但这样的结构，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在多数情况下，帝制的权力谱系，说了算的是皇帝。皇权的意志，决定着官僚制的品质，也决定着官僚制的细节。
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的西方世界，在完成自身的理性官僚制建设之时，曾经吸取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些因素，比如科举考试的形式。这一直是令我们某些学者沾沾自喜的。但是，中国古代那么漫长的官僚制历史，却没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设。客观地说，我们只为他国的官僚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片段。考试取官，从形式上看，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初隋唐建制，其动机却跟官僚制如何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鉴于前朝教训，防止贵族垄断官职，进而削弱贵族，强化君权。显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官员再贵族化的过程，已经极大地架空了君权。这样一个贵族无视君权，君权只能靠武力硬撑的格局，无法支撑一个大一统帝国，更无法满足君权之上的心理需求。除此以外，顺便，还有一个“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小算盘。晚清最后一个探花，科举制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说：“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畯，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舍是难以自见。”无疑是有道理的。
当然，科举选官的制度，的确也加强了中国官僚制的理性化程度，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就再也不走了。随着这个制度越来越严密，程序越来越刻板。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愈发精英化，或者说儒家士大夫化。虽说从隋唐到清，历朝科举规范不一，程序也不尽相同，但滥竽充数者却并不多见。别的制度，到一定程度就锈蚀荒废了，但唯独科举制度，一直到清末1905年废科举，最后一科的考试，依然一本正经。取中的进士，依然为人看重，三鼎甲，还是三鼎甲。
但是，科举制度的严整，却没有让官僚行为程式化和规法化。即使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行为差距之大，也有天壤之别。清廉和贪腐的差别有如天壤，清官可以像海瑞、于成龙那样，自己的官服除外，家人破衣烂衫，吃顿肉掂量再三。而贪官可以像严嵩、和珅那样，富可敌国，日食万钱，犹云无下著处。抄家之后，皇帝都可以吃饱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官员个人行为差距也大，喜欢唱戏的，辖境内到处都是戏台，换一个道学家，所有戏台都能给你拆了。开明一点的，境内商业发达，换一个脑筋顽固的，刻意兴农抑商，则商人就倒了霉。
当然，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是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的。所谓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其实不仅仅是后宫，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跟着皇帝的喜好走。唐代李商隐是以写爱情诗闻名的，但他的爱情诗，其实每每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遇。臣子就是哀怨的女人，而男人则是那个可以福之祸之的君王。夫唱妇随，是应理应份的。中国历史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跟他的丞相，也就是官僚机构的首脑李斯之间，有过一个小故事：“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时在旁者，皆杀之。”李斯随从车马过盛，很是招摇，皇帝看了不高兴。随行的宦官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低调起来。秦始皇马上知道身边有人泄密，又审不出来，于是把当时在身边的人都杀了。官员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却偏偏不想让官员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让他们去揣摩，猜测，进而迎合，由此测量官员们的效忠程度。
一般来说，皇帝喜欢什么，一个朝代就兴什么。汉初皇帝喜欢黄老，臣子们就清静无为。东汉皇帝喜欢儒生，则臣子们多为经学家。唐初皇帝喜人上书言事，则多诤谏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欢佛教了，则多礼佛之士。清代嘉庆之后，皇帝提倡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则满朝文武都打了补丁，有的补丁，比衣服本身还贵。
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官员行为无法程序化、规范化。而且，皇帝行为的不确定，往往是由统治术决定的，属于皇帝的刻意为之。首先，官员需要知道皇帝喜好，但皇帝绝对不允许官员们了解和掌握他的喜好。虽然后来人未必有秦始皇那样狠，但也会禁止身边人泄露他的意向。这就是为什么一向为人看不起的阉人，始终会成为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明朝宦官之祸甚烈，皇帝并不都是明武宗、明熹宗那样的昏君，但宦官的权势，却一代比一代高涨。明人笔记记载，有一老太监说：“张先生入朝（指张珙），我辈还要打拱。后至夏先生言，我们只是平言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拱手。”朝臣每况愈下，而太监水涨船高。很多时候，不见得宦官都会把持朝政，即使他们不把持朝政，甚至像清末李莲英那样，对朝政一言不发。但只要他是皇帝或者太后的红人，官员们都会巴结他。在清末，不仅李莲英，甚至比李莲英档次低的太监，都是朝中大臣交结的对象。其目的很简单，官员就是通过他们了解朝中的信息，太后和皇帝的动向，以便在议政的时候，总是提出令皇帝和太后满意的意见。每个朝代，都差不多。
按道理，君臣意见相左，经过讨论，是有利于决策的。好的皇帝，应该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长，才能做出好的决策。但这样的好皇帝，实在是太少了。多数的皇帝，就是喜欢官员迎合自己，拦都拦不住。既然如此，那就痛快地把自己的意见公诸于众不就结了？不行，就是要让臣子们去猜，去揣摩。让他们去争宠，固宠，相互竞争，撕咬，自己方便控制、操控他们。皇帝的行为，属于最高机密，天威深不可测。这样的神秘感，即使没有，也要制造出来。每个王朝面目不同，但多数王朝都外儒内法，崇尚权术，甚至迷信权术。这几乎成为中国式帝制的一种标志性符号，谁当家，都不会改变。
其次，这样的帝制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制度安排，刻意强化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明清两朝，都实行低俸制。如果按法定的官员工资，官员和家人只能半饥半饱地过日子。但是，绝大多数官员，都可以通过政务，上下其手，谈不上是贪污，就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如果说，白色收入属于合法的，黑色属于不合法的，而灰色则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的官员，白色收入部分非常小，而灰色收入部分非常大。尽管雍正实行了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扩大了白色收入的份额，但总的说来，灰色收入部分，还是相当的大。事实上，官员如果让家人活得体面一点，比较好地完成政务，非沾灰色收入不可。有了灰色收入，即使官员不贪，多半会因此而发家致富，做一任地方官，做一辈子的富家郎。对于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变。确定性地增加官员白色收入，让他们从白色收入中，就可以得到一个富足体面的生活。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官员（除了极少数几个冬烘之外），都置于违法犯罪的状态。只要他想整谁，就可以整谁，怎么整对方都没话说。不挨整，就是皇恩浩荡，挨整，就是罪有应得。把皇帝操控官员的空间，加到最大。
官员的权力来源是皇权，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也是皇权。所以，皇帝要怎么样，官员只能跟着。迎合得好，从中获利就大。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只有在皇帝特别昏聩，明显违反常识，违反人情道理，造成重大灾祸之时，官员才可能凭借儒家伦理，对皇帝提出批评，违抗皇帝的意志。而这样的批评诤谏，即使遭致皇帝的打击报复，也会青史留名。有些对名声有特别爱好的官员，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行为，都处于道德的灰色地带，说不清皇帝的意志肯定是错的，或者不符合儒家伦理的。所以，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更多地趋向于顺从皇帝。就算皇帝真的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但反抗的结果，往往是自己和家人悲惨遭遇。未来的好评，很难抵消现实的悲剧，所以，历朝历代，做冒死诤谏忠臣者都是少数。
所以，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必然会被传统的统治术放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势必引发官员行为的投机性。官场机会主义盛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每个朝代，都免不了机会主义，即使所谓明君当朝，也是如此。迎合明君“英明”，比如纳谏的行为，像魏征那样拼命提意见，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只是，这种机会主义的后果比较好而已。所以，中国尽管有两千多年官僚制的传统，但理性官僚制度，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官场机会主义，当然也难以得到官场内部的遏制。
君主制的近代转型，其实都是从限制君权，具体地说，是限制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开始的。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被史家视为宪政运动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者通过跟国王共同签订的一个宪章，限制国王无度的征税。此后一步步对君主权力限制越来越多，最终发展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作为中国立宪运动摹本的“一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走到英国的境地。但也有了宪法和议会。日本的天皇，大权在握，但毕竟有宪法，而且帝国议会对“预算和法律有‘协赞’权”。事实上，只要有议会和宪法，君权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别的不讲，行为的随意性就会大大减少。实际上，当年德国和日本的立宪，限制君权只是一个次要任务，更重要的任务是减少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君主如果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深居简出，较少发表意见，就是像德国皇帝那样，必须在法律之下行动。同时，由于建立了理性的文官制度，文官的行为主要依据法律和自身的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场上的机会主义。
清末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同样也有一个限制君权，规范君主行为的目的。这不仅是士绅的需要，也是当时多数官员的需要。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朝野立宪呼声之高，是皇帝和太后无法置之不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才会妥协，答应实行预备立宪。作为西太后派出考察各国宪政的核心人物的端方，回国后写的《列国政要》，推崇意大利宪法，但上折建议实行立宪，却是仿效日本。而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前，进宫给太后和皇帝讲宪政的留学生曹汝霖，讲了半天，也主要是讲日本的宪政状况，还特别提到日本的宪政，实际上是学德国的。后来，出台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准议会资政院，都是比照着日本。当然，从端方到西太后，之所以学日本和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两国的所谓立宪，君权比较重。在西太后和端方看来，即使立宪，皇帝还是大权在握。大清国，只多了点东西，没有少什么。
但是，预备立宪一旦进入行动程序，各省的准议会谘议局和中央的准国会资政院一成立，事情就变了。尽管资政院的大部分议员都是钦定的。但人们发现，君权包括代表君权的各省督抚之权，还是被大大地抑制了。督抚想增加点税，居然怎么都不行了。资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议案，弹劾代表君权的军机处。即使顽固势力发动反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刘廷琛反过来弹劾资政院，竟然也无法削减资政院的火力。如果不是当家的满人亲贵胡来，执意收权，得罪了全国的士绅，以致于辛亥革命发生，皇帝被推翻，中国的宪政，早晚会走到英国的道路上去。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官场的机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强腐蚀剂。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行政行为，不管面说得多么好听，终归只为了讨上面的好。投其所好，变成了流行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这样的行为，只要是皇帝喜欢的，臣子肯定会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清末的皇权，比起清朝中期，已经相当衰落了。但官员们对于当家的西太后，只敢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护军和太监冲突案上，有所诤谏。凡是西太后比较在乎的大事，比如甲午年她的六十大寿，即使在国家危机之际挪用了海军经费，也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反而纷纷拿出钱来，报效太后，抓紧机会拍马屁。连有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也学会了中国人这一套，捐钱给西太后过寿，让西太后乐开了花。
这样的机会主义，具体过程就是，首先要体会上面的意图，只要摸准了意图，确定上面有这样的偏好，有这样的意图，哪怕天塌下来，我也照样做。做了等于挖坑埋了上司，但这个坑当时却非挖不可。当然，这样的官场机会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民众和国家，王朝颠覆，人死大半，国家多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以后多少年，都恢复不了元气。
进入民国之后，袁世凯在错误的集权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他的权力接近皇帝之际，他的意志，就再一次变成了全体官员的意志。当他要称帝的时候，很多人明知道可能是陷阱，但却没有人提醒他。机会主义又一次大泛滥，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各省传到中央政府的拥戴书，都是一模一样的。等到他真的跳进了陷阱，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官场的机会主义危害有多大，只要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没有纳入法律之下，接受宪法的约束，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胡来，以自己的好恶决定官员的升迁。那么这样的机会主义，就永远消除不了。不管政体是帝制还是共和，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挖坑把最高统治者埋了，毫不怜惜。
客观地说，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这样的机会主义危害还小点。因为，中国的社会基础在农村，而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场只要不大折腾，农村都能自己运转。但是，如果这样的机会主义搁在一个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恰好这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还超大，科举制不健全，官员又缺乏士大夫伦理的约束，官场机会主义，只能比古代为祸更烈。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坑害国家。一个政策出台，没有修正剂，没有刹车装置，动辄上千亿、几万亿砸出去，等到发现错了，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刹车的只有一个人，或者最高层的几个人，而车轮启动，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层的偏好。那么指望来自最高层的刹车制动，当然是不可能的。
权力集中在一个明君身上，如果这个明君足够地明智，有充分的雄才大略，的确可以高效地实现很多大目标。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自发自生的世界，对政治领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决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尤其不犯大错误。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宪政，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的。
实话与权力
如果泛义地讲，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然而，我们今天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个历史里，虽然有“民”，有“氓”，有“黔首”，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权力的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以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五十一年，平均每个朝代十年多一点。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朝代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了。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才使得权力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权力要讲道理，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其次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在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很听话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是，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辈，听得进逆耳的忠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有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所以，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笔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你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而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的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都对他不起作用。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一种不讲道理的胡来。但是，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的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所以，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这样的人，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就因为多了句嘴，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就是因为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有什么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还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当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性起，一时的气愤福人祸人，势必会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挞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朝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治了。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治塌台，也就不远了。
所以，我们看到，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没有什么权力异化这回事。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的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爽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古代的人们，也许会想到今天的人类可以轻松地在天上飞来飞去，也但绝对想不到会有互联网，汗牛充栋的书籍，都可以轻松地放到网上，化为鼠标的一点。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许，一万年，都还要接着做，未有穷期。
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左右之分，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总是坐在左边，于是被人视为“左派”。直到今天，欧美的左派，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始于国民革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时，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其特征也是激进，不讲策略，盲动冒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究其实质，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趋时与顽固，其实很相近。当下，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顽固派，他们不希望改变，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既有的运行轨迹。改革出了问题，难以为继，他们“药方只贩古时丹”，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每次左派的言论，大同小异，大抵就是这个套路。这个套路，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徐桐之辈的高论，实在是太相似了。相对而言，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
进入近代之后，世界变化很快。但作为后发国家，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变化尤其大，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中国有一个天下，西方有一个世界。我们的天下，天圆地方，有中心有边缘，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特别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终于，他们来了，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我们的天下打碎，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而且用轮船、火车、电线征服了我们。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嫉洋如仇，当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儿，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只要有这个财力，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不论多么的土，都不排斥洋枪洋炮。中国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却很难抗拒。
当然，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身体力行，一点洋货不沾。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总的来说，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客观地说，西方的世界，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当年决意西化，脱亚入欧的日本，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但现实就是残酷的，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最终发现，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无济于事。
多数的顽固派，无论古今，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都是服气的，很多人只是幻想，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更后来的人，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当然，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所以，后来的顽固派，则退守第二道防线，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不许变革。从晚清开始，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无非是以物骄人，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并没有结束。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后，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可是，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只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现而已。一旦时机成熟，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凭借各种有利因素，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
在转型的路上，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国，已然跟西方一起，进入21世纪。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市场行为，从硬件到软件，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国人身外之物，跟西方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连我们住的房子，用的家具，都是西式的。中国对西方的文化，大多数精神产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莱坞的大片，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连一向陌生的人权、隐私等观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观点，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地一致。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方的优势，仅仅在于物质文明。即使这个优势，不用学习西方，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首先是革命传统），也一样可以超越。
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其实是可怜人，无非是不想改变，或者回到过去。他们对变化，有着莫名的恐惧，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长期的教育，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离开了这个传统，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如果说，晚清的顽固派，对于自己的信仰，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固执地眼望过去，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
固然，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保守的国家，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改革三十多年，几次左潮涌动，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张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但保守的顽固势力，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才好兴风作浪。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地落实，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感到失落的人众多，不满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于文化积习，习惯向后看，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左潮的掀动者，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打动一部分民众。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却很少有利益链接。不仅体制内左派，不肯为民众做事，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也无此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主张改革之人，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因为他们的主张，顺应了世界的大势。改革与保守之争，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保守一方，说来说去，无非是老调子。他们之所以能折腾出事来，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时候，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产生犹豫。而上层的权力之争，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每当这种时候，保守的逆流就会回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被顽固派利用。权力之争，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灾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时候，左潮才会借势而起。
本来，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各种声音、各种主张，都冒出来是个好事。观念的多元，意见的多元，是一个国家的福分。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制定规则，提供平台，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动辄喊打喊杀，自然会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脚，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进入网络时代，世界变化太快，政党需要与时俱进，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一直都是当今执政者赖以成功的法宝，面对已经跟现实情况不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提法，理所应当加以改进。
跟当年被拉进西方世界的中国不一样，走到今天，中国早已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跟世界接轨，既是政府和民众的愿望，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如果说，当年被拉进他们的世界，我们只能做一个小伙计，今天，则切实有了掌握主流话语，进而参与制定议事规则的资格。这个资格的大小，既取决于国力，也取决于我们的话语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世界，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其实，即使我们不乐意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还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的。
虽然说，一百五十多年来，那种想把中国拉回去开倒车的思潮，不管多么嚣张，都只是昙花一现。但在这一现中，一样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也许，再过一万年，持可笑理由的顽固派，都还会有。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还会继续哼哼。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左潮来袭，善良的人们都是想将之隔离在政治领域，但却每每对经济造成恶的影响。但愿，这样的冲击会梯次性降低，不要让政治风波危及社会和经济，进而造成全局的动荡。
历史告诉我们，左潮泛滥，害人害国，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向后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