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是人，自己找乐子，其实也无不可。但是，光顾着找乐子，大事不办，恐怕不行。稍不留神，手下的武人就会造反，那时候，不仅乐子没了，连脑袋都没了。
李亚子的“戏弄”
五代后唐皇帝李存勖，小名亚子。后世知道李亚子的人多，本名李存勖反倒不显。李亚子本是后唐的开国君主，但是，他执意要接承大唐事业，所以后世只称庄宗。李亚子的老子李克用，是后梁朱温的死对头。原本两家对阵，后梁都占了上风，但李克用一死，李亚子出山，一上手就打得梁军大败，于是朱温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
这一叹，虽是抄曹操的旧稿，多少有点长辈的矜持，但曹家的天下，没有被孙仲谋颠覆，朱家的天下，却真的被这个小辈李亚子给掀翻了。沙陀人好武，是本分，但李亚子除了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之外，还风流倜傥，通音律，善歌舞，会度曲。这种文武双全的文艺范儿，是唐朝贵族的遗风，不稀罕。但是，五代时戏剧已经开始成形，原来的参军戏，已经发展成有情节的“戏弄”，李亚子最好的，就是这一口。当日唐明皇李隆基跟梨园界厮混，还只是打鼓，到了李亚子这里，皇帝亲自粉墨登场，下场演戏了。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李天下。
李亚子一心想接续大唐的事业，武功尚可，灭梁，平蜀，都战无不胜。但是，文治功夫却一点没有。除了走马放箭，就是登台演戏。跟武人有交情，跟戏子优伶更有交情。马上得天下，是夺江山的惯例，但不以马上治之，也是治天下，维持统治的惯例。君主下马之后，不能走向戏台，而要走向学校，建立文官体系，提倡文治精神。文官的功用，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记账造册，而是建设一种文治精神，建构礼制和法制体系，搭建出一种礼法秩序。没有这个秩序，天下全靠武人手里的刀枪维持，就是土匪世界，唯“力”是从。你能抢来，他就能抢去，没有价值，没有道德，天下就乱了。当年唐明皇虽说梨园下场打鼓，但人家文治办得不错，科举取士甚众，朝堂之上，文人宰相，当家做主，武将但有半个不字，就别想混了。可是，戏子皇帝“李天下”的天下，武人跋扈，艺人也跋扈。
天下是武人流血打下来的，跋扈一点，武人自我感觉理所当然，但是艺人跋扈，缠在皇帝身边，腻腻呼呼，玩弄权柄，甚至为官为宦，武人们就有点吃味了。一个故事传得很广，说是李亚子在演戏的时候，连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丑角上去就给了皇帝一个耳光。所有人都傻了，只听那个丑角说：“天下只有一个，连叫两个天下，怎么可以？”李亚子听完，笑了。打皇帝耳光，连功劳最大的武人都别想，一个优伶做到了，能不让人生气？但是，另外一个故事，人们知道的却不多。李亚子喜欢走马围猎，一大群人呼啸来呼啸去，即使庄稼地，地里有庄稼，他也不管。一次正在兴头上，一个县令出来劝阻，李亚子要杀人，结果还是这个丑角出来，讲了一通天子面子要紧，百姓死活没关系的歪理，把个皇帝说得转怒为喜，放了县令。
艺人不讲政治，他们无非演戏给人看。皇帝不做看客，粉墨登场，跟艺人成了同事，关系密切，理所当然。武人同袍，有战斗友情，但武人何如艺人有趣？喜欢演戏的李亚子，身边多点艺人，喜欢跟艺人厮混，人情而已。自古以来，但凡专制的权力，权力核心周边的人，都会沾濡权力，握有核心权力的人，无论贤与不贤，都难免这种沾濡。皇帝身边的艺人，可以祸人，也可以福人。可以坏事，也可以成事。只是，这种状况，让文人见了觉得不成体统，让武人见了，觉得受到了冷落。
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文人没有地位，看着皇帝粉墨登场，嘻嘻哈哈，连个劝谏的人都没有，没有敢的。但武人感到受到冷落，就比较麻烦。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将李亚子的败亡，说成是成于忧患，死于安乐。掉进了传统史家以个人品质论成败的老调子。其实，不下功夫建设文治，依旧以马上治天下，才是李亚子的真问题。有了文治，即使像唐明皇那样下梨园打鼓，又有谁能把他怎么样？
皇帝也是人，自己找乐子，其实也无不可。但是，光顾着找乐子，大事不办，恐怕不行。稍不留神，手下的武人就会造反，那时候，不仅乐子没了，连脑袋都没了。
宫里的剧本审查
都说清朝编《四库全书》，是一大文化盛事。但是，这种盛事也有暧昧的一面，那就是编的时候要审查。如果哪本书有问题，政治上不正确，根本就别想混进去，一把火就给烧了，连个篇目都不留。有一些书问题稍微少的，篇目可以留下，但内容没了。余下的，也得改，凡是有关碍文字，一律改掉。所以，到了民国，好些文化人说，四库书成，图书亡。至少，有些书，还真的因此而亡了。
清朝是个在乎文字正确的王朝，编书先审核，是皇帝的意思。皇帝用心良苦，不仅自己眼前清净，也让天下人读好书，自己出面，请人先把一道关。有哪个敢不领情，胆敢继续炮制政治不正确的文字，还有文字狱伺候，出来一个，拿一个，看看到底是咱的刀硬，还是你们的脖子硬。那年月没有媒体，满世界只有一个京报，无非是官方奏折和皇帝御批的汇集，看都不用看，绝对政治正确。如果有了媒体，肯定也要事先审查。这一点，是必须的。晚清市面上的艺人，进宫演戏，脚本都得事先审查。
过去的人，跟今人一样，都需要娱乐。今人娱乐的形式多，广播电视，还有网络。但那时候比较简单，就是听戏看戏。上至天子，下至乞丐，对于这种精神食粮，都很在意。有的时候，饭可以不吃，但戏绝对是不能落下的。清朝的皇帝，原来看戏，是宫里的班子来演。太监们演戏，水平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好在那时多半演的是昆曲，细嗓子的太监们，演起来还比较对路，也就凑合了。但是，晚清情况有变。1860年祺祥政变之后，朝廷的当家人换了女流。东太后和西太后，她们一来识字无多，对那么雅的昆曲，听不明白。二来，西太后这个女流对戏剧的鉴赏能力一流，宫里太监演的玩意儿，她看不上眼。所以，规矩只好改了，请外面的戏班子的名角进宫伺候，要演，就演花部的高腔。所谓的京剧，就是这样兴盛起来的。只保留了一点昆曲，作为开场戏应个景，以示维护了帝王看戏的传统。
当然，市面上演的戏，真正政治上不正确的，其实也没有。按今天的眼光，如果有问题的话，无非就是对帝王有时不大尊重，老是讥讽他们宠信西宫，纵容小舅子老丈人胡作非为。但这样的不尊重，其实用心是好的，是想皇帝做得更好。所以，喜欢戏的西太后，对这些还真不怎么在乎。她在乎的，是一些字眼。比如说，她的老公咸丰皇帝名叫奕詝。这个老公，虽然没有给她正宫的名分，但她成为太后，实际上君临天下，就是因为跟了他。所以，进宫演戏，戏词里凡是跟“詝”同音的字，就都不能唱或者念了。最常见的，“且住”二字，就必须改成“且慢”。谁要是不改，上戏的时候不小心溜达出来关碍字眼，那么别的不讲，一顿板子是少不了的。直到今天，我们听京剧，还是满场的且慢，且住这个词儿，居然找不到了。那时节经常上演的戏里，《连环套》中，有句念白，叫作“兵发热河”，说的是官府要出兵打窦尔敦所在的山寨了。但是，热河这地名有点犯忌，1860年，咸丰皇帝挟西太后逃跑，就是去的热河行宫。你这边再兵发热河，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情何以堪。于是，这词儿只能改，改成“兵发关外”。让窦尔敦的山寨，再往外挪一挪。庚子之后，西太后再一次西狩，先跑到太原，再跑到西安。回来之后听戏，估计戏词里如果再有兵发太原和西安字样，也得改。
一般来说，每次有宫里没听过的新戏，脚本都得经过内务府审核，审核通过，誊写出来，装订成册，放在太后和皇帝听戏时的桌子上，他们看戏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如果发现有艺人唱念之中有差池，就现场问罪。好在，那时的西太后，政治觉悟不是很高。由于京剧来自民间，京剧的唱词中，其实有好些关碍文字，触犯满人忌讳的。比如杨家将和岳飞的戏，里面就有不少番邦、番将之类的说法，如果放在《四库全书》编纂的时候，这样的文字肯定都是要被枪毙的，但西太后却满不在乎。她最在乎的，就是一句“兵发热河”，改了，也就算了。
西太后本质上，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身边又没有文人指点，也没有专门的文化机构出面，所以，宫里的剧本审查，就这样浮皮潦草虚应故事了。
太后做编剧
清朝是满人的王朝，满人的前身，是女真。女真人属于曾经牛过的游猎人，灭过北宋，入主中原，建立了金朝，虽说没有一统天下，但南边的小朝廷，得尊人家为叔叔。
只是，到了明朝后期，辽东的建州女真崛起之时，对于他们的祖先，却只有零星的记忆，就这只鳞片爪的记忆，还来自汉人的记录。尽管努尔哈赤建国，号称后金，但对于他们祖先，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金朝曾经创立的女真大小字，完全失传，努尔哈赤再创满文，居然是从蒙文借鉴过来的。
再后来，满人的国号，改成清，也入主了中原。对金朝荣光，就更无所谓了。入关的旗人，最喜欢的戏剧，有两种，一种是三国故事，一种是说岳故事，连带着，杨家将的故事，也很受欢迎。上司不许他们混到汉人堆里听戏，他们就自己编子弟书，自己说唱，内容都是汉人打胡人的。
八旗兵丁如此，他们的主子万岁爷也是这样。满人皇帝里，最喜欢听戏的，是乾隆。乾隆年间，主管戏乐的升平署，曾经花大力气，专门为皇帝编排了一部大戏《昭代萧韶》，一共二百四十场。比今天多数的电视连续剧还要长，照样翻拍出来，估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昭代萧韶》，其实就是以杨家将故事作为蓝本，扩展开来的，将有关的戏剧、鼓词、甚至传说，都一股脑儿装了进去。当然，主基调无非是杨家将外抗辽兵和金兵，内斗奸臣汉奸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充满了对蛮夷和胡人的轻蔑。
喜欢这样大戏的乾隆爷，显然已经忘却了自己其实也是番邦蛮夷出身，自信满满地做了周文王之后（传说周文王是东夷之人，满人对此很坚持）。所以放心大胆地欣赏故事里的汉人，如何抵抗他们的祖宗。同一个乾隆，在张罗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要求把坚持华夷之辨的著作削删干净，但对于民间的通俗作品，却心胸宽广，不仅不搞文字审查，而且刻意欣赏。这样的两面性，真让人猜不透。
乾隆时代的《昭代萧韶》，是昆曲。到了西太后当家之时，这个女人没上过学，看不懂过于文雅的昆曲，因此改宗花部的皮黄，因此有了今天的京剧。又嫌宫里的太监唱不好，请来外面的戏班子名角给她唱。时间一长，外面流行的戏目，都唱过了。其中一些杨家将抗辽的戏目，比如雁门关、四郎探母什么的，也是西太后最喜欢的。但喜欢归喜欢，唱多了，还是想换个花样。《昭代萧韶》这样超大的大戏，原本就是宫里的特供，市面上哪里有人敢唱？唱也唱不起。所以，外面的名角，都不会。都不会唱的戏，只要太后想听，也得编排。好在，脚本是现成的，故事框架都在，只需将之改成皮黄也就行了。
当年进宫演戏，有位旦角陈德霖有文化，而且懂戏，所以，这个活儿，就由他来负责做。当然，这个活儿，也相当麻烦，不仅要改词儿，而且角色也得改，改过的词儿，还要按皮黄的规矩，安上腔，便于咏唱。改戏最大的麻烦，是西太后自己要跟着掺和。她不仅参与改词，还编了好些新词，俨然成为编剧之一。当然，太后改和编的词儿，不管通与不通，一个字都不能改。文辞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样的词经常不合辙，不押韵，没法儿安腔演唱。你还必须得让它们能唱出来，唱出来还不能显得别扭。这事，可难为了陈德霖，每次碰到太后的词，就卡壳。后来，谭鑫培知道了，就跟陈德霖说，干吗那么死心眼，管它什么词儿，唱出来好听不就结了。于是，他们就大着胆子，不按字的原音安腔。试了几次，见西太后老佛爷没有反应，于是就这样做下去了。词儿固然还是那个词儿，但音的平仄甚至腔调都变了，西太后根本就听不出来。一部《昭代萧韶》就这样问世了。一度，陈德霖在西太后面前，大红大紫，只要有好事，就肯定会想着他。
这样的超大的大戏，尽管凑出来，西太后还是编剧之一，但也演不了几次。仅仅是为了让老佛爷过把瘾，也当一回乾隆爷。瘾过完了，宫里日常演的，还是市面上常演的戏。幸好，西太后有与民同乐的心，没有深度开展京剧改革运动，编剧的热情，搞八个样板戏，到此为止。否则，可够演员们忙活的了。
假戏当真的故事
演戏的人，不能不投入，不投入戏就演不好。但是看戏的人，却不能太投入，太投入了，就容易产生错觉，把戏当真。按道理说，过去的老戏，都是象征主义的，唱念做打，一通折腾，加上都是戏装，跟现实中的人差距很大，一般来说，不容易产生错乱——错把戏中人跟演员混起来。倒是国外传进来的话剧，当初叫文明戏，实景，实情，比较容易让看戏的出现错乱。
但是，这样的事，在晚清的宫廷里，居然就是发生过。西太后弄过一次，不过，不是她太投入把戏里戏外弄混了，而是这女人刻意想借题发挥，惩戒一下在军机处当家的恭亲王奕訢，借打演奸臣的演员，杀鸡儆猴。但是，她的亲儿子同治皇帝载淳，却真的闹了一次把现实和戏剧弄混的笑话。
那个时候，进宫伺候太后和皇帝演戏的，有个净角名叫李永泉，外号溜子。此人功夫极棒，文武昆乱不挡，演什么像什么。即使红遍天的谭鑫培，也要让他三分。梨园行里，无人不知李溜子。有一次，李溜子进宫，给同治皇帝演曹操戏，不知为何，太后不在，只给皇帝一个人演。李溜子安心要露一手，非常卖力，宫里管事的，都看呆了，觉得没这么好过。可是，演完之后，皇帝传旨，看打四十。当时宫里对太监行刑，都是用竹竿，所以，惩罚演戏的，也用竹竿。这玩意儿，如果真打的话，也是挺疼的，打多了，一样遍体鳞伤。但是，当时同治还是个孩子，没人太把他的话当真，打得不重。四十竿子打完，李溜子没有趴在地上起不来，还能爬起来，走到皇帝面前谢恩。当时，皇帝一传要打，在场的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李溜子何以招祸。李溜子爬到皇帝面前谢恩，皇帝还口中念念有词：“我让你奸！看你还奸不奸了？”管事的大太监这才明白，李溜子为何挨的打。于是问了一句：“皇上为何事打他？”同治皇帝说：“因为他太奸。”管事的说：“皇上打错了。他这是演戏，奸的是曹操，演什么像什么，是演戏的本分。”同治一听，也是。说了句：“那朕错怪他了？既然错了，赏他吧。”管事的说：“赏多少啊？”同治说：“让他自己说。”李溜子胆子大，说：“一竿子十两吧。”同治也就答应了，四百两银子。就这样，李溜子一下子弄了四百两银子，买房子置地，还买了两队骆驼。经此一番折腾，对唱戏心有余悸，后来也就不怎么唱了。这个故事，传来传去，有演绎的成分，但同治的错乱，真的发生过。只是赏金可能没那么多，李溜子也未必敢要这么多。同治皇帝载淳，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见过事，有此错乱，并不奇怪。错乱，只是不谙世事的他太投入的一种反应而已。
假戏当真的事，后来也有。据说电影演员陈强，当初演《白毛女》中的恶霸黄世仁，就差点被当兵的开枪打死。那一阵儿，如果演的是话剧，反面角色现场挨臭鸡蛋，好像都是现成的。反右的时候，还有的剧团实在凑不齐右派名额，就把演反面角色的人顶了杠，说你既然演反派这样的像，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戏里戏外错乱，对看戏人来说，原本就是一种移情，一时的糊涂。这样的事儿，古代有，今天也还会有。客观地说，这是对演员的嘉奖，因为演得好，才有这样的效果。直到今天，人人都知道屏幕上演的，都不是真的，但是有些演员演一些比较邪恶的角色，电影也好，电视剧也罢，都会出现招人恨的效果。当然，这样的恨，无害。也许还是一种特别的境界，入戏了。但是，如果出现错乱的人手里有权，这个权能福人祸人，那可就麻烦了。手里有枪的，当场致人死命，手里有权的，打人四十竿子。如果没有管事的提醒，李溜子的打也许就白挨了，如果因此而丧命，也是没辙。
最大的堂会
有钱有势的人家，为了一个什么特定的事，比如老太爷过生日，宴请一个特别的客人，邀请一个戏班或者若干好角儿，到家里或者某个会馆，搞一场或者若干场的包场，叫作堂会。
堂会的费用，比一般性的商业演出高得多。受邀的演员，一般得拿加倍的出场费。家里没戏台的，还得加上场地费。一般来讲，凡是办堂会，还得管吃管玩，一场堂会办下来，所费不赀。无论清朝还是民国，非王公贵胄、达官贵人摆不起这个谱。
因为钱花得多，堂会的戏，一般质量都比较高。如果主办者势力大，钱多，召集的名角也多，特别是余叔岩这样平日不肯露面的好角，商演不出头，堂会大多是会去的。所以，看堂会，每每代表着一种特权。跟主家没有关系，很难跻身其中。所以一般戏迷，都会挖空心思往里挤，找门子托人，把自己带进去。不过，喜欢票戏的阔爷，也可以借堂会登一下台，并指定哪个名角跟他一起唱。不过，要另出一份银子。这样的戏，好不好看，就很难说了。
晚清王公之中，肃亲王善耆是个最爱办堂会的人，不过，他比较喜欢掺和进去唱，所以，他的堂会并不那么知名。真正知名的堂会，是重臣那桐的，那家花园里的戏台，是戏迷们魂牵梦绕之地。闹义和团的时候，前门一带的戏园子，都让义和团给烧了。事平之后，演戏都转向了会馆。会馆，办堂会也多了。朝廷办新政，钱多了，所以，堂会也跟着兴盛。
当然，最大的堂会，是进宫给皇帝太后演戏。有的时候，观众就是皇帝太后两个，再加上一些嫔妃、宫女和太监。只有太后特别开恩，才放一些王公和大臣进来。听这样的堂会，配听的人，虽说是一种荣耀，但浑身不自在，因为太后和皇帝在，没人敢乱说乱动，连叫个好都不行。
进宫唱堂会，没有出场费。只有几个特别红的角儿，挂名供奉，每月有几两银子一石米的收入。能不能发财，关键看能不能讨得太后和皇上的欢心，有没有赏钱。尽管经常打赏，进宫的演员基本上不能指望这赏钱发财，最初的时候，还会赔。但是尽管如此，那时的艺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宫里挤。请先进宫的名角儿推荐，或者走管事的太监的门路。可是，那时的太后和皇帝，都是内行，本事差的，一般没人敢往宫里带。
进宫演过，就等于鱼跃龙门，身价百倍，出来好搭班子，演出的邀约也多，挣的包银就多。王公大臣们，都跟着太后皇帝走，宫里的喜好，就是风向标，偏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皇帝太后，尤其是太后欣赏的艺人，想不红都难。但是，进宫演戏，也得付出点代价，连名字都得合太后的意。谭鑫培艺名叫天，但在宫里，却只能叫金福，这是太后将错就错定下的名字。太后喜欢，谭鑫培就成了金福。
进入民国之后，依旧待在紫禁城的小皇帝，偶尔也会唱个堂会，但是钱不多了，也不能像旧时那样摆谱，不给钱光打赏。宫外的民国总统，如果要唱堂会，都是有特别的原因，要酬劳下面的人，或者招待外国来宾。平时没事，把艺人叫进府来，专门给他们自己消遣，这样的好日子是没了。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也是个戏迷，但只能巴着别人家的堂会混。但财政部、交通部和中国交通银行里的人，但凡有点实权的官员，都有资格办堂会。至于下面的军阀，就更不消说了。最爱办堂会的是张勋，只要他进了北京，几乎是夜夜笙歌。张罗清帝复辟，前一夜还在江西会馆唱堂会。因为半道要去办大事，故而将他最喜欢的梅兰芳的戏，从大轴挪到了前面，听完梅兰芳，立即带领一干文武官员进宫宣布复辟。完了事，连蟒袍官服都没有换，就进后台跟刚卸妆的演员们聊天。这个辫子军的辫帅，在艺人群里，人缘极好。复辟失败后，躲进荷兰使馆，还有艺人冒险进去看他。解禁之后，住在天津租界，想唱堂会，众艺人没有不来捧场的。北洋首领段祺瑞办堂会可以有请不来的人，但他张勋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至于像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帮会巨头，办个堂会，可以把全国的名角全邀来，动辄几十上百，号为盛事。但国民党当家之后，政府搬到了南京，政府中人办堂会的，就少多了。北京的堂会，远远赶不上上海和天津了。
当然，堂会不会消失，有钱的和有权有势的，总得有个机会在一起碰碰。唱堂会那个感觉，也是平时看戏所没法比的。艺人，也要有这样的大爷来捧，来撑腰。艺人和艺人的本事，是天然的权钱黏合剂，色与艺，什么时候都分不开，什么时候都缺不了。过去堂会的文化可能消失了，但新的堂会文化，还会被产生出来。走马灯式的权贵，走马灯式的明星。唱堂会的地方，过去多为会馆，现在则是会所，帮忙找演员的人，过去叫提调，现在叫经纪人。其实，都差不多。
不许唱戏的日子
记得侯宝林说过一个相声《改行》，说的是皇帝太后死了，不许唱戏，逼得梨园行的人不得不改行做小买卖，笑话百出。其实，这个事儿是真的。清朝的规矩，皇帝死了，“国服”三年，即百姓得穿素三年。太后和皇后死，素服一年，而不管皇帝太后，死后百日之内则必须“遏密八音”，所谓的“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即这八种东西做的乐器，都不能演奏。停止一切娱乐，根本不许唱戏，严格起来，所有带响的动静，都不能出来，连小贩上街吆喝，也被禁止。百日过后，叫作“半开国服”，演戏可以了，但各种打击乐器都不能使，凡是碰到有打击乐的地方，由演员用嘴来念。各种戏装行头就不能用了，所有的演员，上场一律素服。不管演什么戏，什么角色，服装都一个样，眼神不好的，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半开国服之后，台上凑合演，台下凑合看，演的还能有口饭吃。那年月没有别的娱乐形式，憋了一百天，好容易半开禁了，观众们也就不挑了，将就有那么回事，都知足。但是那开初的一百天，日子可真的难过。听戏的有麻烦，只能忍着，如果犯了禁，就是罪过，最严重的，可以杀头。即使到了晚清，禁令不那么严了，士大夫和官员犯禁，一样会有大麻烦，为此丢了乌纱帽的，还真的有。至于吃开口饭的演员，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犯禁唱戏，演的人比看的人罪过大，弄得不好，吃饭的家伙都没了，最轻，也没法再吃这口饭了，所以，多数人不敢犯禁。但演员吃的就是这口饭，一百天不动家伙，有的人，吃饭就会成问题。那个年月，演员是下九流，但偏偏是招人喜欢的下九流，人前人后，光彩照人。为了不让人看不起，争这口气，所以，他们的花费都不小，没多少人有积蓄。三个多月不唱戏，坐吃山空，必须想辙儿。好多演员，真的只好去摆摊或者窜街做小买卖，卖什么的都有。
不仅所谓“国丧”期间不许唱戏，平时赶上死去皇帝、太后和皇后的忌日，也不许唱。谁要是犯规，一样会受到处罚。一个朝代，越到后来，死的皇帝太后什么的越多，人们记不胜记，但只要犯规，多半跑不掉。
其实，一个国家的皇帝太后什么的，跟官员们也许有点关系，食君之禄嘛。但跟平头百姓有个屁的干系？老百姓不吃皇粮，还供给皇帝开销，养着皇帝太后。你们死了，让百姓也为你们服丧，停止娱乐，真的没道理。其实，在农村，这样的禁令，也执行不了，当官的自己乐意服丧，就孝敬一下好了，碰上老百姓娱乐了，也只好睁眼闭眼，假装没看见。但在北京城不一样，那时的北京城，像警察一样的机构，有三个，一个是步兵统领衙门，一个是顺天知府衙门，还有一个由御史们管的五城公所。三个机构都有一堆的衙役，还有更多的帮役和白役。这些人干别的不行，但欺负个唱戏的，一个顶俩。有事没事，到处找碴儿。而且，衙门里，从上到下，对这种国丧犯禁的问题，特别重视，因为涉及政治正确。有的官员，因为百天国丧过后，半开期间，听了一出戏，依旧会被御史举报。御史哪儿来的消息，还不是衙役们通报的。
当然，那年月这样的禁令，还真就没有敢公然反抗的。换句话说，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认这个账。认为给皇帝太后服丧，理所当然。没办法，自打班固弄了《白虎通义》之后，三纲五常的道德，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了贯彻这个意识形态，他们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而且严格执行。大张旗鼓，拼命宣传。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习惯了。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死了，这个时候，北京城已经有了电灯电话，人们生活，多少有点洋气了，但是，那一次的国丧，依旧被贯彻得很好。真的就有不少的京剧艺人，上街做小买卖。侯宝林的相声，说的其实就是那一档子的事。以他的岁数，此事他亲身经历过，难怪说得活灵活现。还好，那是中国人最后一次为皇帝服丧，此后，无论是隆裕太后，还是小皇帝溥仪，就都没有这个福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