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着，你不爱钱，我也不爱。你有尊严，我也讲究。士大夫的榜样作用，也就出来了。
“均平”的幻象
黄巢出身私盐贩子之家，父辈贩私盐，本是犯法的买卖，干这样的买卖，做大了，多半需要武装。所以，自古以来，私盐贩子跟土匪盗贼，差不太多，都属于第三社会的边缘人士。到了黄巢这一辈上，大约是积攒了些钱财，有本钱改弦易辙了，所以，黄巢从学，读经学诗，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可惜，均名落孙山。唐朝末年的科举，已经跟其他制度一样，开始腐朽，连韦庄、罗隐这样的才子，都屡试不第，何况黄巢！下层人上升的通道堵塞，唯一的办法，是投军。此时唐朝军阀割据势态已成，各地军阀，经常混战，用人之际，只要有两下子，不管你是谁，凭拳脚枪棒都可能博取一份功名。但是，黄巢似乎也不是这样经打的汉子，没有去投军。野心大，又不甘寂寞，赶上王仙芝起义，黄巢就纠集父辈的旧部，加入了进去。独撑局面之后，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打着均贫富的旗号，号召力很强，游走于各路藩镇州县之间，打一处，抢一地，气候越闹越大。乘湘江涨水，乘大竹筏从广西北上，进入北方之后，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破坏更严重，因此响应者甚重。很快就打下两京，进入长安，建立新朝，国号大齐。这个齐字，跟他的均平号召是相配的。
可是，做了皇帝的黄巢，他的大齐新朝，却还是一派流寇气象。麾下的军队，号称六十万，没有自己的后勤供应体系，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先抢富豪和高官，抢完了抢稍有资财者，然后连贫民也抢。看见什么抢什么，不仅抢财物，也抢女人。韦庄的《秦妇吟》里的秦妇，就是一位被抢掠到黄巢军中的女子，这样故事，诗里还有几个。有人不满，写了首讽刺黄巢的诗，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黄巢手下第一号大将尚让，马上把尚书省所有的官员，连同看门扫地的杂役，统统挖掉眼睛，倒吊在大门口。还在全城搜捕所有能做诗的人，抓了三千人，不加分别，全部处死。
黄巢来之前，人们渴望他来了，惩治不平，实现均平，由均平致太平，然而，黄巢来了之后，长安周围的百姓，日子更不好过，简直朝不保夕。富人活不了，穷人也活不了。能逃亡的，就都逃了。人都没了到哪儿抢去呢？没地方抢了，周围的军阀一围上来，黄巢的六十万大军，也就散了，大小头目分道扬镳，黄巢只好再次走路，重过流窜生涯。但是这一次，可没有人拥护他了，不久，就穷途末路，自己了断了自己。
国人喜欢均平，但是更喜欢发财。严格地说，均平是求富不得之后的追求。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均平呼声，那就意味着求富已经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奢侈，贫富不均，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境地，一般人发财的梦没有途径可以实现，上升渠道严重堵塞。统治者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社会不公已经相当普遍。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人们由于社会的失序，对于统治者不满乃至绝望，因而会对第三社会的边缘势力抱有幻想。黑社会的势力崛起，一般都会打着均平富的旗号，迎合人们。虽然说，扯旗造反的土匪，个个都号称杀富济贫，但实际上，杀富固然有之，济贫却是未必。何朝何代，劫掠富人之时，财宝一般都进了领头人的私囊，小头目才能沾濡一点余沥，至于小喽啰，只能看着。开仓分粮，多半是因为土匪们拿不走了。尽管人们痛恨社会的不公，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但是，随之而来的造反，除了最初某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遭殃，令人解气之外，带来的却是更大的混乱，更为严重的不公。所有想正常过日子的人们，遭遇的每每是灭顶之灾。
人说，盗亦有道，只是一种被美化的状态。盗匪高喊平均，无非是一种宣传，从来都是说说而已。人们看见了他们打家劫舍，看见他们奸淫掳掠，也偶尔会看见他们开仓放粮。但开仓放粮的事，一般会被放大，奸淫掳掠的事，都会被遮蔽。因为此时的人们，对上层满怀怨恨，一心只想泄愤。其实，第三社会的造反，原本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指望他们实现社会正义，其实是缘木求鱼。求来的，只能是更大、更惨的灾难。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办了这件事，宋朝方能立得住，否则，充其量会在五代之后，再加一个短命王朝而已。其实，办这件事的力量，五代的多数开国之君都有，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心机。五代之任何一代，开国之君都是当时最大的军阀，有本事改朝换代，没有别的，只是说明他的军事实力最强，而他自己，也是众军头中，最能打的一个。如果有心削掉他人的兵权，以实力为靠山，再加上一点权谋，大体没有干不成的。只是，这些武夫以武力夺天下，路径依赖，还是依赖武力，根本想不到释兵权这回事。
赵匡胤是周世宗柴荣的爱将，关系相当的好，柴荣对他，也十二分地信任。以这样的君臣际遇，赵匡胤大概没打算在柴荣尸骨未寒之际，就这样快篡权夺位。可是，自家兄弟并众军士一起哄，黄袍加身，自己也就半推半就，做了皇帝。只是，赵匡胤比别的军头，多了一点心思——这样的事，自己麾下的军士能干，别人是不是也能干？这层窗户纸，经赵普点破，于是就有了杯酒释兵权。
但是，这个过程也相当不容易，绝对不是一顿酒就能解决的事儿。说实话，释兵权的酒，一共喝了两顿。先拿下大军头，再办小一点的。有的时候，赵匡胤也会反复，削掉一些人的兵权，却又信任另外一些人。武人之间，存在着战场上血肉拼杀出来的交情，不大容易因为释兵权的总策略，就轻易改变。在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还要用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不同意，赵匡胤说：我待彦卿甚厚，交情不一般，他岂能负我？赵普说：那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呢？赵匡胤这才没话说了。
释兵权的要害，是重建文治，不仅是以文压武，以文臣治军，还意味着制度的整体变革。但是，五代骄兵悍将占据社会中心日久，想要把他们一朝逐出，得慢慢来。别的不说，打天下，还得靠他们。所以，即使是众节度使释兵权之后，还是要用若干宿将镇守边关军州。以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黄遵诲环州，王彦昇原州，冯继业灵武，李汉超关南，马仁瑀瀛洲，韩令坤常州，贺惟忠易州，等等。这些军将有职有权，准许便宜用事，只是军队和掌控的地盘比此前小了很多。此时，天下尚未统一，别说石敬瑭割去的燕云十六州没有回来，南唐、后蜀、北汉等国还在割据。卧榻之侧，尚有众多的好汉子赖汉子在酣睡。所以，赵匡胤对麾下的武夫，依旧笼络有加。武夫们，也还是旧脾气，跋扈如常。守关南的李汉超，行事风格依旧像个军阀，抢男霸女。一日，他的治下之民进京告状，说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同时还借他钱不还。此事上闻，赵匡胤找来告状的人，问他：“李汉超没来之前，北边的契丹安静吗？”那人回答：“经常来侵扰。”“那现在呢？”“没有了。”“那你的女人如果不嫁李汉超，会嫁什么人哪？”“农夫而已。”“李汉超是我的贵臣，娶你的女儿为妾，不强似嫁个农夫吗？”就这样，三言两语，把告御状的人打发了。然后派人跟李汉超讲，赶紧还人家钱，把人家女孩退回去，下不为例。缺钱，就告诉我吗。这样一来，慢慢武夫们规矩些了，也乐意为皇帝卖命。于是乎，那些在卧榻之旁酣睡的汉子，都变成了阶下囚。
下一步，再打破五代以武人做州县官的惯例，派文人掌州县，再把州县直接归中央政府管辖，节度使既没了兵权，也没了地盘，成了一个空衔。唐末以来，节度使都挂门下平章事衔，貌似宰相，现在被取消。然后将各州的军兵，精锐者都划归中央禁军，各州的地方军逐渐成了老弱病残的安置所。然后地方财权收了，司法权收了，人事权也收了。各州还加派一个通判，跟知州平起平坐。然后科举大兴，每年一次，取士多多益善。安排殿试，但凡考试得中，就是天子门生。尽管最初交出兵权的武人们，高官厚禄，日子过得不错。但整个国家，文官地位越来越高，武将地位越来越低。当初跟赵匡胤平班的这些武夫们，后代子孙若要发达，非改行习文，否则永远被人看不起。
当然，释兵权的策略，总的说来，重建了文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但很多地方，也用力过猛，做过了。导致宋代整体上武力不强，军备积弱。几番调整改革，都没有调整过来。
拗相公王安石的拗
王安石一世为官，一世得罪人。仇家攻讦不断，但却没有弊案缠身。说起来，宋人还是厚道，玩阴的人不多。不过，此公逸事却不少，据说当年就进了瓦舍书场，供人消遣。有个说法是此公不修边幅，不洗脸，不洗澡，上朝面君，头上的虱子爬下来，吓了君王一大跳。当然这是家的夸张，再邋遢的人，上朝见皇帝，也得收拾干净了，否则，一个失仪之罪，即使皇帝不问，御史台也饶不了。北宋是个台谏特爱找执政麻烦的时代，这样的事，明摆了是留给御史的大把柄。
当然，真实的王安石的确是不修边幅，不爱洗脸、洗澡，衣服脏了，也随它去。去州县做小官的时候，家眷不随行，邋遢得实在不行了，同事推荐他用澡豆洗脸，说他的脸太黑。他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偏不用。实在没办法了，就拉他去泡澡堂，然后轮流给他新衣服。号称“拆洗王介甫”（王安石的字），搓澡工将王安石涮洗完了，到穿衣服的时候，旧衣服没有了，新衣服在，他也不问来路，穿上就走。等到脏得不行，同事就再拆洗他一次。
不过，不爱洗漱的王安石，倒不见得天生邋遢，不卫生。而是他太忙，忙于看书，想事，大事——修齐治平的天下事。实在没有功夫，也没有心思打理自己。初入仕途，发在扬州知州韩琦手下公干，天天读书到后半夜，早起上衙门，蓬头垢面，眼屎一堆。韩琦不相信这个年轻的下属是在秉烛夜读（考完试了谁还读书呢？），老怀疑他是去不良场所游冶去了。一旦家眷来了，王安石就没法这样放纵了，他的夫人，据说有洁癖，王安石不涮洗干净，怎么可能上床？只要有人给他涮洗，他倒也主随人便。
涮洗之事如此，吃饭也这样。入相之后，每日中午有公款招待，竭尽天下美食，什么稀奇古怪的好吃的都有。不久，坊间传闻，说是王安石特别喜欢吃獐脯，每次都把盘子里的獐脯吃个干净。他夫人听了感到奇怪，没感觉我的老公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呀？怎么进了衙门就变了，而且变得这么奇怪。经过一番调查才发现，所谓爱吃獐脯，只是因为第一次吃饭，恰好下人把獐脯放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就可着一个盘子吃。下人误以为他爱吃，以后天天把獐脯放在他的跟前，于是天天光盘。换一盘别的，他也是光盘。严格地说，坐在案前吃饭的王大丞相，其实对吃什么毫无感觉，他只是例行公事地吃而已。就算眼前是一盘窝头，也照样吃个干净。
在历史上，王安石是被称为拗相公的。他的拗，其实不是涮洗和吃饭这些小事，这些小事，他倒是能够听人摆布的。他的拗，体现在变法的大事上。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僚帝国，但官僚制的毛病，宋代为甚。赵匡胤一介军汉，深恶五代十国骄兵悍将的跋扈，立国之后，反其道而行之，贬抑武夫，奖掖文人。将众多读书人都笼络到体制内加以优待，同时也担心文官坐大，于是体系越来越庞大，机构叠床架屋。有此职者无此权，无此职者倒要做此事，一件事，几个、甚至十几个衙门做，最后大家一起扯淡，事情没有人做，钱倒不少花。这样下去，不改当然不行。但王安石的改革，却是以强化国家权力为目的。一方面机构改革，开罪大批的冗员，一方面改变国家政策，平白生出许多事来，给了基层政权扰民的机会，又得罪了百姓。众多政策变革中，只有一个免役法，有一点市场化的因素，但也因有基层政权的参与，弄得不像样子。其他的，几乎一落地便成扰民害民的弊政。变法的反对者，非常复杂，有的出于恶意，也有的出于善意。但王安石却固执己见，强力推进，人家越是反对，他就越固执，一点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凭借皇帝的支持像压路机一样，碾碎一切阻碍。结果呢，一群逢迎之徒，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事越办越砸。
说实在的，王安石当然不是一个恶人，更非奸臣。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一问，原来此妾是一个军将的妻子，军将因为押运粮草失陷，赔累不过，把妻子卖了。王安石当即找来军将，把他的妻子还给了他。当政之后，得了哮喘病，人说非紫团山参不能治，下面人馈赠几两，他却拒而不纳。人说：“你要靠它治病的！”他说：“那么多年没有它，我也活了。”其实，他是不想开启下面的官员上贡交接上官之风。但是，王安石之后的著名奸臣，比如章惇、蔡京，却都是王安石新法热爱者。以强化国家权力为宗旨的变法，变来变去，就成了权臣们给自己弄钱的方便法门。当年就有人说，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十分不是，即是十分好人。说得多好——十分的好人，却偏偏干出来十分的坏事。
司马光的另一面
刚懂事就知道司马光这个人，因为大人送我的文具盒上，画的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但那时候我家在东北，水缸每每又粗又大，非常坚实，一个孩子能拿起的石头，无论怎样用力掷过去，都不可能将它砸破。即使是成年人，要想砸破它，也得用铁锤才行。所以，看见文具盒，想想门外的大水缸，心里总是有点嘀咕。后来回老家，发现老家有种水瓮，肚鼓而皮薄，倒是很容易被砸破。心想，当年司马光砸的缸，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水瓮？看宋人笔记，果然，司马光当年砸的，就是大水瓮。
砸缸，意味着机变。当年的司马光，其实不是以机变闻名的。他的名声，是严正而且执拗。用后世的说法，还有道学气。他自我得意的童年故事，不是砸缸，而是吃胡桃。说是他小时候，弄了一个青胡桃，姐姐想去掉皮，失败。过一会儿，一个婢女用热水给烫掉了。姐姐回来，发现胡桃皮已经去掉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它自己掉的。”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听见，呵斥道：“小子怎可谩语！”于是，司马光说，他从此不为谩语。谩语，即是欺蒙之言。司马光一世为官，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欺蒙，不打诳语，一本正经。闲居西京，令一老卒上街卖掉自己的坐骑，告诉老卒说：“此马夏日肺有毛病，谁要是买的话，先跟人家讲清楚。”在朝堂之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即使是好朋友，也一点面子不给。为了变法事，跟王安石、吕惠卿争得你死我活，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肯让一分半点。为此，苏轼骂他“司马牛”，而他自己则称迂公。
人一旦迂了，就不便好色。好玩的事，也就不能凑热闹。司马光婚后，与夫人相敬如宾，人称其有乃祖之风（指司马相如），可惜司马光却不会弹琴。上元灯节，夫人要去看灯。他说：“家里不也点灯吗，干吗要出去看？”夫人说：“是要看人。”他说：“难道我是鬼吗？”婚后无子，夫人为之纳一妾，他置之不理。一日，妾打扮得漂漂亮亮潜入他的书房，千娇百媚，他却只顾看书。妾近身过去，翻起一页，娇滴滴地问道：“相公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拱手正色，吐出两个字：“《尚书》。”妾铩羽而归。所以，理学家邵雍评价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九分人。在邵雍眼里，大概只有孔夫子，才是十分人。
其实，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本正经。从军做幕僚，同僚有人跟一个营妓相好。营妓档次很低，做幕僚的，大抵是个士人，私通营妓，传出去不好听。可是军旅生涯，枯燥之甚，有何法可想？司马光知道同僚的秘密，但却从不声张。一日，同僚跟营妓在僧寮幽会，被司马光撞见，营妓慌忙翻墙逃走。同僚不得已，以实相告。司马光不慌不忙，赋诗一首赠之：“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彼此相视一笑，此后同僚偷得更欢，也就不回避了。
道学家不好做，如果性欲正常，非有超人的定力不可，近乎做苦行的和尚。司马光不是邵雍，也不是二程，没有探究学理的兴致。君王用他，要兼济天下，为帝王师，不用，则退而编书著史，也是为了供帝王借鉴。这是个处庙堂之上，江湖之远，进亦忧其君，退亦忧其君的家伙。一门心思，就是要干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一个那个时代的政治人，为政治而生，政治而死。别的，都无所谓了。
只是，走道学路线从政，过于一本正经，路径也影响了他的为人为政。年幼之时，有砸缸的机变，年轻时也有宽容之风雅，到了中年以后却眼里不揉沙子，是非分明。喜则一切好，恶则一切糟。神宗死，哲宗继位，太后不喜新法，由此拼命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上台秉政。新法推行有年，弊端固多，但朝政需要变法，却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上台，一股脑儿将新法尽废，制度政策悉数复旧，一干儿拥护新法的人全部拿下。翻了一个大烙饼，也犯了政治的大忌。传统政治，政坛上的是与非，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错的反面，未必就是对。翻烙饼的结果，势必激化矛盾，从此以后，新旧之争变成党争，终北宋之世，纷扰不已，直到将大宋皇帝两口，送到了北国寒地，坐井观天。
从今天看，王安石变法，以强化国家权力为目的，路径选择有问题，而司马光反新法，大翻烙饼，导致政治动荡，也大有问题。两个老朋友，一对儿道学家，黑白过于分明，行动也过于果决，惹了大麻烦。宋室倾覆，俩人都有责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遗训，有道理呀。
司马门下一老仆
在北宋，司马光绝对是个牛人，名气大，火气足，吵起架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绝不让人半分。吵得皇帝老儿脑袋痛，他也不管。政见不合，拂袖而去，不做大官，就去修长长的史，一问世就是经典，不让司马家的另一位司马公（迁）专美于前。
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司马光家有一个老仆，也很牛，有时比他司马光还牛。司马光在洛阳时，建了一个园子，名曰“独乐园”。在园中修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书房，平时在里面读书。园子依山傍水，虽不大，但很精致。虽是私家园林，名曰“独乐”，但对外开放，随人来玩。苏轼有诗咏园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人有名，园子也沾光，所以游客还真不少。园子由仆人负责收拾打扫，碰上阔客，会有赏钱。
司马光平时埋头读书著述，一般不露头，几日不在园子里现身，偶尔出来散心，突然发现园子里多了一个亭子。问园丁怎么回事？园丁回答说：“是我建的。”司马光问：“钱哪儿来的？”“游客赏的，有一万钱呢？我那天拿给你，你不要。”“那你怎么不收着自己用？”“我要钱干吗？相公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
司马光这个老仆，姓吕名直，有点憨，也有点直，跟司马光的脾气有点像。大概是从小就跟着司马光，两人关系非常好。别人都顺着司马光，就他可以跟司马光发点脾气。觉得哪儿不对了，就直接批评，一点情面都不讲。司马光居洛阳期间，埋首著述，一般情况下不出去游玩，天天用功。一日，洛阳守文彦博邀请司马光春游，司马光情却不得，跟着去了。美妓美酒加美景，好不惬意，一连玩了数十日才回来。回到独乐园，园丁吕直直直地看着司马光，长叹一口气。说道：“大好春光，花木繁盛，相公一去就是几十日，耽误了这满园春色不说，连书也没有看一页，这不是糟蹋自己吗？”司马光闻言，满脸通红，大不好意思，发誓不再外出游玩。此后，但凡有人来邀，即以园丁的话塞给他，挡驾。
独乐园地势高，比较干，但园子里却生了二十几棵灵芝，长得很好。有人问园丁，你用了什么法子浇灌，才令它们如此茂盛？园丁答道：“天生灵物，不假人力。”来人感慨，这可真是司马光的仆人啊。这个老仆人，原来一直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的（司马光字君实），大约从司马光小时候起，就跟着他了。司马光为官做宦，名气大得不得了了，他也没改口。苏轼看着感觉不对，就对老仆说：“你应该叫君实相公。”于是，改口。司马光一听，好生奇怪，说：“你怎么改口了？”仆人回答：“这是苏东坡学士教的。”司马光叹曰：“我好好一个仆人，被苏子瞻（苏轼字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是做过宰相的人。官大之人，家仆都很牛气，哪个朝代都一样。人说，宰相家奴七品官。有的时候，别说七品官，就是再大点，还真惹不起宰相家奴。这些家奴，过分的，顶着主家的名义，招摇撞骗，欺压良善，僭用主子的车马，横行街市。不过分的，也可以收上门晋谒者的门包，不给，则不给传达，任你有多大的要紧事，也见不到宰相本人。从来大官恶仆招摇，都是都市一祸，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少有人管闲事。只有极少数的直性子之人，才能冒险出头管一管。
像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学着主人做好人的，还真不多见。显然，这跟这人的秉性有关，但更跟主人有关。司马光无疑是一个清官，不该拿的，一介不取。清廉之名，远播辽邦。文彦博说，他派人入辽做探子，见辽主大宴，戏子演戏，也说司马光之清名。这样的清官，如果放在明清两代，就是海瑞、汤斌那样的穷措大，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但在宋代，司马光却吃有鱼，出有车。官只要做得足够大，还可以修个私家园子，供游人一乐。很明显，宋代体制，优待官员，来自体制的合法供给，就足以让官员过上值得夸耀的好日子。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读好了做官，做了官，哪怕一个小官，便可衣食无忧。有道之辈，为官作宦，清廉自守，可以有物质基础，不会像海瑞、汤斌之流，整日破衣烂衫，失却了士大夫的脸面。
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着，你不爱钱，我也不爱。你有尊严，我也讲究。士大夫的榜样作用，也就出来了。当然，即便士大夫有这个条件不贪，但也未必能做到人人不贪，有宋一朝，多吃多占者不少，贪污腐败者也不缺。高薪养廉，仅仅给有道德之辈提供了清廉的基础，但性贪者，由于缺乏监督，该贪，还是贪。工资低了，贪，工资高了，还是贪。
是谁误的大明？
明朝的覆灭，汉人士大夫很是可惜。刚从一个异族手里解放出来，混了两百多年，结果又沦入另一个异族之手。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很是受打击。大家伙转着圈，要追究责任，清初几十年，一直议论纷纷。
一种说法是赖八股。因为明朝八股取士，说是代圣贤立言，其实不过抄袭敷衍，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消磨在无用之八股上，学风大坏，于是导致江山易姓，国家沦亡。清人笔记上说，明亡之后，有人在大明门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在那个恨死了满人的明遗民吕留良那里，这个故事变成了一具礼单；上书：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落款是：晚生八股顿首。
第二种说法，是赖士风。到了明朝，理学一变为心学，越谈越玄，学风空疏。士大夫对于经世致用之学，不加讲究。国有急难，书生百无一用。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明末清初，文人笔记，记录了好些迂腐的书生的事迹。李自成的军队打进城了，不知道躲避，反而迎上去跟人家谈大义，人家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大怒：“我以大义教你，你居然要杀我，真是个贼呀！”结果脑袋掉了。张献忠攻打洪县城，城中人尽逃，有一老儒，登城墙，对着黑压压的攻城士兵，厉声大骂：“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尔等率众攻城，不畏王法吗？”言未竟，城下箭齐射上来，把他射成了刺猬。清朝大才子纪晓岚的两位曾伯祖，都是秀才。清兵将至，大家忙于逃难。两位却因为跟一老者争论门神到底是尉迟恭和秦琼还是神荼和郁垒，引经据典，查阅书籍，反复争论，最后没有逃掉，丢了性命。
第三种说法，是赖魏忠贤。明熹宗时代，太监魏忠贤当政，蒙蔽君主，胡作非为。因此，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明熹宗的年号）。当然，还有说赖万历皇帝的。
其实，明朝之亡，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第一个要负责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八股取士，是他定的。太监当政，也是他开启的。如果不是他废掉了宰相，太监怎么会如此大剌剌地干预朝政？别的朝代，宦官之祸，顶多是皇帝信任宦官，听宦官的话，而只有明朝，宦官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掌握“批朱权”，做“立皇帝”。如果不是废相，国家杂事都涌到皇帝这儿来，而皇帝又应付不了，懒得批阅公文，这才让伺候笔墨的司礼监太监，得以钻空子替皇帝当了家。
同时，明朝的痼疾，是宗室的负担和两套兵制。这样两种制度，都是朱元璋定下来的。第一条，凡是朱家子孙，世世代代接受朝廷供养，无须出来做事。结果，朱家人子生孙，孙生子，以超高的繁殖力，养了一堆堆的寄生虫。害得北方数省，单单供养宗室，钱粮都不够。第二条，兵制实行卫所制。各地按防卫之所需，设立卫所，屯田养兵，兵家世袭，自给自足。结果，卫所之兵，都变成了军事农奴，而各级军官，则变成了农奴主。恨死了农奴主的农奴们，即使不逃亡，打仗的时候，也不知道打谁了。所以，卫所在朱元璋死后，基本上就闲置了，百无一用。但祖制不能动，没有用的卫所，还必须保留，为了国家安全，非另起炉灶不可，于是，又另设镇戍之兵，兵源来自招募。害得这个王朝，得为养兵多出不止一倍的钱。一旦边疆有事，这样的负担，就会成倍地激增。
所以，单这两项制度，就让朝廷的经济不堪重负。张居正的改革，只改了赋税的征收办法，但宗室和养兵的负担，却不敢动，也不能动。一条鞭法的征收改革，实际上是将原来不合法的田赋和口赋附加合法化，但附加的数额明确化了而已。随着朝廷的负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得在附加之上，再添附加，官吏从中渔利，横征暴敛，直至民不堪命，激起民变。
后世说明亡之源，说得最多的，其实就是士风。袖手谈心性，空谈误国，被人反复提起。连清朝的皇帝，也赞同这个说法。其实，明人谈心性是谈得挺多，但讲究实学者，也还是有的。明末制造火炮、火药之术，跑车的发明，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哪个时代没有几个迂腐的书呆子呢？书呆子再多，再坏事，也坏不过制度。国家制度上有那么大而且明显的缺陷，即使士大夫再努力，皇帝不肯改，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危局。
流长飞短环绕的改革者
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流长飞短的谣言，任何时候都断不了。消灭谣言，跟建设共产主义一样的难。不过，谣言这东西，也分淡季和旺季，淡季的时候，比较少，就是有，也是家长里短，不足论。旺季则比较多，而且净传大事，个顶个地跟国计民生有关。不用说，谣言的旺季，每每是动荡时期，两派纷争，作为斗争的武器，谣言被派了大用场。
戊戌维新，又叫康梁变法，其实不是只有这两人在搞事，参与的人其实并不少，中坚力量，也未必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但是，由于他们声音大，也招摇，所以，人们关注他们比较多一点。时过境迁，论功摆好，当然这样对康梁比较有利，但在当年，这两人因此遭到的嫉恨也多，有关的谣言更多。
一种谣言是说，光绪皇帝，受了康梁的蛊惑，要信天主教了。这谣，在满人里面传得特别多，有鼻子有眼，说是大胡子传教士都化装成女人混进了宫。还有一种谣言是说，光绪皇帝已经决心剃发易服，西装都由康梁带进宫了，不日就将旧貌换新颜。
这两个谣言的前提是，康梁跟皇帝关系密切，就跟皇帝身边太监一样，成天腻在一起。其实，康有为一辈子只进宫一次，前后跟光绪谈了不到一刻钟。而梁启超更惨，一共也就跟光绪见面一次，他的广东新会话，光绪一个字都没听懂，等于鸡同鸭讲。所以，举人接受皇帝召见，例授内阁中书，可他却没得到。况且，当时的康梁，虽说跟几个新教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受洗入教，何来蛊惑皇帝的可能呢？这两人当时自己还不知道西装怎么穿，怎么可能带西装进宫？
除了这两个根本不靠谱的谣言之外，还有一个多少有点影儿的，是说变法要兴办西学，各地要拆除道观寺庙，用作办学场所。吓得和尚道士人心惶惶，有的地方，和尚尼姑，把庙里的泥菩萨搬出来，藏到没有人的地方，生怕庙宇被占，菩萨也被打掉。其实，办学这事，大抵是地方士绅弄出来的，根本八字没一撇。传统的理学家，对佛道一向没有好印象，借机侵占庙产，也是有的，不见得都是维新派的事儿。但是，这样的事，很令民众包括那些很迷信的士绅反感。消息传到北京，又让在背后嘁嘁喳喳的顽固派，有了新的武器。
谣都是别有用心之人造出来的，造谣之人，原本的用意，是说给西太后听的。但是西太后在宫里眼线广有，不会信这些。可却吓到了广大不明真相的官绅，尤其是一堆堆能跟太后说上话的满人贵妇。让变法的反对声越来越高，最终，让西太后觉得，这样一个如此违背民意的改革，是不是还有必要搞下去？
变法最后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即使谭嗣同们不去冒险，光绪已经左右为难，寸步难行了。轰隆一声政变，西太后开刀杀人，六君子的头就这样丢到了菜市口。到了这个地步，街面上大家都认为这些人该杀，而且为没有抓到康梁而感到万分遗憾。因为有传说出来了，说是康有为进红丸，想要毒死皇上，谋朝篡位。这谣传得相当广，连山东这一带的小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其实，这红丸本是明朝的事，搬到清朝，类似关公战秦琼，不伦不类。可是，就是有人乐意信。
戊戌维新时，维新派其实是弱势，但弱势的这一群人，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势，理直气壮，说什么都在理上。顽固派属于强势，人多势众，但什么也说不出来，硬说也是老套子。况且，甲午惨败，不改弦更张，朝廷眼见得就要完了，所以，朝廷只能听维新派的，变法革新。硬出头阻拦，道理讲不过人家，勇气也不足，于是只好用阴招，流长飞短，造谣生事。有影没影，沾边就来。弄得维新派尤其是康梁二人，浑身上下净是是非。在中国，搞改革难，多半，就难在这里。
等到把变法毁了，好汉们再造新的谣，说义和团刀枪不入，不怕洋鬼子的洋枪洋炮，直到惹出大事，八国联军打上门，还说都是因为朝中有汉奸，肃清汉奸，鬼子不足惧。结果，朝中但凡有点想法都干掉了，八国联军还是破了城。西太后也只好仓皇北顾加西顾，一口气逃到西安，才知道所有围绕变法的流长飞短，都不过鬼扯。
一个卖国条约的签订
晚清每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卖国条约。每个条约的签订，都是被迫的。比较起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是最冤枉的。此前，这两个条约实际上已经在天津签了，只等着中国皇帝最后批准，即告完成。但是，咸丰皇帝对于条约中外国公使驻京的条款，实在无法接受。《天津条约》谈判期间，就曾指示中方使节，哪怕多给洋鬼子点银子，这一条免掉算了。但是，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心很硬，别的好商量，就这一条，死活不能改。《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二十年，洋人吃够了不能跟中国最高层打交道的苦，这一回，死活也得把中国拉进到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中来，逼骄傲的满人皇帝，按西方的规矩办事。
结果呢，双方就闹翻了。前来换约的外国使节所带的舰队，在大沽遭遇了清军的伏击，吃了大亏，若不是旁边美国军舰的援助，差点全军覆灭。然后这个仗就打升级了，在大沽打不过英法联军的清朝主战派王爷僧格林沁，以为洋人的优势不过在船坚炮利，放进来在内陆交战，也许战争的结果就会颠过来。结果呢，北塘战败，八里桥惨败。骄横的蒙古骑兵，不仅不敌洋人的枪炮，即使肉搏，也不占上风。僧格林沁败得心服口服，咸丰皇帝也就只好仓皇北顾，跑到热河去了。留下了他不喜欢的异母弟弟恭亲王奕訢，跟洋人周旋。如果洋人生气了，一把枪把奕訢毙了，也就算他倒霉。
战胜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不会客气。很轻易地就把满是宝贝的圆明园给抢了，然后大概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干脆一把火把园子给烧了。烧抢的借口，其实是后来才找出来的。被烧了后院的咸丰皇帝，终于学乖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就更乖，洋鬼子要的条件，统统答应，还顺便多赔了大把的银子，英国人，还把毗邻香港岛的九龙半岛，也割走了。
中英《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在礼部大堂举行。这一点，是中国人的小伎俩。原本洋人打上门来，就是要打破清朝的天下体系，建立外交关系。但签约地点，却偏被中国人定在礼部。天下朝贡体系，跟外国打交道的部门，就是礼部。只是，这样细腻的小心眼，英国人竟然没有觉察。英军总司令兼全权大使额尔金，乘坐中国人提供的十六抬绿呢大轿，大模大样地来到了礼部大堂，在上座端然坐下，然后示意让恭亲王奕訢在下座就座。但是，英国方面熟悉汉人礼节的人，不明白满人的上下其实正好跟汉人相反，所以，额尔金实际上坐的是满人眼里的下座。
不过，在参与签约的英国人眼里，清朝的王公大臣们，个个都很憔悴，衣服也显得肮脏和邋遢。显然这一阵在占领军铁蹄下的生活，过得不容易。恭亲王当时才二十岁出头，长着一副爱新觉罗家传统的长脸，显得阴沉而且胆怯，恨不得签字仪式赶快结束。于是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仪式结束时，恭亲王提议是不是共赴宴席以示庆祝。英国人鉴于此前清朝方面的种种欺诈，生怕因吃饭招来什么意外拒绝了。但是，第二天跟法国人签约的时候，法国人不怕中国人下毒，一起品尝了中国美食，这让英国人多少有点后悔。其实，真要想吃满汉全席，问恭亲王要厨子就是。此时的恭亲王，什么都会答应。宫里的御厨，都留在了北京，并没有跟咸丰跑路。此番进军中的英国人翻译，就找到了一个明显是在官宦之家做厨子头的厨师，每次他吩咐什么，厨师就会大声重复一遍，传达给实际不存在的下人们，然后自己把饭菜做好，端上来。
我们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争，其实不是为了鸦片打的。这一年，是个转折。从此，中国和西方交往，不再经过地方督抚转达，也不再经过礼部。中国中央政府，专门为跟洋人打交道，成立了一个部门，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以为这就是他们说的外交部，但中国人却权当它是个临时的办公室，专门糊弄洋人的。但是，洋人的使节，却从此进驻了北京。尽管使节和使节的夫人，都嫌北京脏，但进来之后，再也没有走过。此后，中国人依旧跟洋人玩着小心眼，进宫见皇帝，从侧门进，进宫之后，走边上的小路。不断暗示，中国还是中心，西方的夷人，还在边缘。可惜，来中国的老外，始终弄不懂这些暗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倒真的成了西方世界的边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