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志齐天，维新改制辟新颜。惶恐不辨忠奸面，横刀沥胆慨豪言。
出轨人物：谭嗣同，字复生。
生卒年份：公元1865年—1898年。
在任时间：1898年九月初授四品卿衔，月末被斩。
出轨点：谭嗣同是清末著名的维新志士。他同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了“公车上书”运动，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戊戌变法运动，并实施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具体措施。变法图强的维新派撼动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保守势力的统治利益。于是，宫中后党密谋政变，企图囚禁或者废除光绪。得到消息的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有着“维新思想”的袁世凯支援，杀荣禄、囚慈禧。不料，两面三刀的袁世凯旋即向荣禄告密。后党提前政变，软禁了光绪帝，戊戌变法于此失败。随即而来的，是对维新派的大肆逮捕和屠杀。就是在这样一场大迫害中，谭嗣同等维新派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谭嗣同的轻信，不仅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中国革新和进步的机会。
天下有很多人做梦都想当英雄，可是英雄要是真的特别好当，就彰显不出他的与众不同了。在很多人的眼中，英雄就是要视死如归的，视金钱如粪土的，可真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却是截然不同的。单说有这么一位，明明可以逃跑却非得自己争着上断头台，这到底为哪般呢？难不成这人真的觉得自己活着没劲了？其实这事儿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人做了一件连自己都认为非常蠢的事儿，那就是找了个不该找的人，把自己的上级给卖了。结果人死了一片，这个人就是谭嗣同，下面还是让我们将事情的大概经过进行一下简单的阐述吧。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传到北京，让当时在京参加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愤慨万分。群情激愤的形势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开端——“公车上书”。在民怨国耻达到高潮时的这次上书，清政府的保守党不以为然，但是上书在轰动了全国的同时，也引发光绪内心重整河山的激情。只不过年轻的光绪帝忘了，背后更具政治手腕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正紧盯他的一举一动。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至1898年的3年时间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唐长才等人的新报、新学纷纷在各地推动改革思潮的汹涌澎湃，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8年，以改革论政为核心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政治气候的形成，加之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促使康有为等改革派人士的活动更加激烈。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变法维新进入倒计时。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随后的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戊戌变法自此开始，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以发展实业、训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委派留学生为内容的变法诏书和谕令。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终谋求实现国家富强。由于当年为旧历戊戌年，因此史称此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正如滔滔江水下面必然暗流涌动一样，这场政治改革，反对派的巨大政治阴谋也如影相随。尽管这些改革的新政，远远没有达到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程度，但仅仅是影响后党的既得利益，就已经为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所不容。正如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一样，康有为等领导的变法，也被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可惜，此时的光绪皇帝不仅没有秦孝公的手腕，就连手中的权力也远远不及宋神宗——下一个例子可充分说明光绪此时的处境。
谭嗣同刚进京时，就盛传光绪手中无权、慈禧阻挠变法的消息，谭嗣同把这些当作流言不以为意。可随后皇上想按制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让谭嗣同起诏。可是光绪却没有直接下诏，而是先派太监拿了历代皇帝的遗训加入诏书，说康熙、乾隆、咸丰三代皇帝都有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先例，开懋勤殿不过是照章办事。皇上有必要这样吗？原来皇上要将这份诏书亲自送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如此看来，一个连下诏书的权力都没有的皇帝，怎能梦想在他支持下的变法获得成功？一个连封建帝制陈旧规则都能真正执行、完全以慈禧个人影响掌控下的垂老王朝，怎么能指望依靠一场自上而下、充满空想色彩的改革就焕然一新呢？
此时主张变法的维新派还不知道，光绪和慈禧的对立已经积重难返。保皇党和后党之间已经开始了针锋相对，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谭嗣同约见了不该见的人，谈了不该说的事。让光绪彻底失去了在政治斗争中翻盘的机会。此时的光绪不仅仅是丧失了自由，接下来他丧失的是终身的自由。
就在光绪想开懋勤殿后的几日，杨锐接到了他的密诏。内容让杨锐吓出一身冷汗：“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可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反应却是捧着密诏痛哭流涕，可是哭不能解决问题。皇上都让臣子相救了，指着他是不可能的。能救皇上的只有手握兵权之人，可是当时许多将领当中，只有袁世凯曾极力主张变法，这个大任只能交给他了。经过一夜研究、次日，谭嗣同就秘密上奏光绪，恳请光绪用重金笼络袁世凯。果如所想，八月初一，皇上召见袁世凯，赏赐侍郎顶戴。初二，召袁世凯内宫议事。几天之内一切都太过顺利，拉拢一个权臣哪有这么容易？可是谭嗣同这个有政治手腕的政坛新秀偏偏如是想。
草率的谭嗣同决定，就在初三夜赴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谭嗣同没有试探直接就问：“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这样的对话出自这城府差距极大的两个人不足为奇了。谭嗣同开门见山后竟然连密诏也拿出来给他看，凛然对袁世凯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意思就是救与不救看你了。袁世凯是何等狡猾，他如果稍微有畏难的想法，恐怕招来杀身之祸。这时袁世凯拿出了他慷慨悲歌之词：“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这会儿谭嗣同才拿出试探的意思说荣禄密谋天津阅兵造反之事如何如何……顺水推舟的袁世凯说出了让谭嗣同热血燃烧的一句话：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样，善于投机的袁世凯和轻信奸贼的谭嗣同，还煞有介事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时至深夜，谭嗣同敲定详细计划后，再三嘱咐袁世凯，就离开了。热血沸腾的谭嗣同仿佛替飘摇的大清江山抓住了救命稻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抓住的却是通向死亡之梯。
三日后，正在和谭嗣同商议政变的康有为被一则消息彻底打乱了阵脚：康有为的住所被查抄，来查抄的人自然不是保皇党。即刻，西太后慈禧宣布“垂帘听政”。此时的形势已经分明预示着维新派在这次斗争中即将全军覆没。此时的谭嗣同从容地告诉康有为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很快，康有为、梁启超找到伊藤博文，寻求了日本领事馆的庇护。谭嗣同放弃庇护，他对劝他赶紧逃走的朋友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最终被清政府抓捕，在8月13日这天，谭嗣同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一同被斩于菜市口。临死之前，谭嗣同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时景象、这番话语，又是何等豪迈悲戚！
谭嗣同说自己快哉快哉，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犯了一个非常难以自我原谅的错误，与其这样悔恨一辈子，还不如死了舒服，人头落地不过是碗大一个疤，倘若真能下到阴间看见自己曾经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那就一一给大家赔不是吧。倘若不能，反正我谭嗣同也要证明自己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徒，即便后世的人不追讨我的债，这个债我自己也得还上才行。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读书人讲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谭嗣同说是总要有人为革命流血，事实上心里早就是一种不想活的状态了。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假如去找袁世凯的不是他谭嗣同，估计他逃跑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因为他心里不会有太多顾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本来就不是我把那活神仙请来的，事儿不是我惹的，我为了革命事业着想，需要后面继续工作，所以跑出去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这事儿是他谭嗣同先想起来的，袁世凯也是他找的，他这时候走了的话恐怕后世对他的评价就不是这么多正面回应了吧。人是你找的，你们谈什么谁知道呢？你这么跑了，外人会怎么看你谭嗣同呢？勾结袁世凯，屠杀仁人志士，然后自己还在内部苟活，以图将后续逃亡人等抓捕归案？这一去一留间，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在这个历史人物面前，却真的是一个当英雄还是当奸人的选择。因此，当我们回眸谭嗣同临刑前的那句诗词，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呢？“人生自古谁无死，去留肝胆两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