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有云：二月二，龙抬头。
在古代社会，二月二确实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很多地方都要吃炒豆子。这样一个看似不怎么重要的节日，怎么会跟“豆子”与“龙”扯上关系呢？又怎么会让“龙”抬头呢？
其实，这里的“龙”不是真正的龙，而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东方七宿组成的苍龙，也就是青龙。
我们知道在中国，太阳在天空的轨迹总是中间偏南的。一年中的轨迹每一天都略有变化，如此一天天下来，所有轨迹就形成了跟道路似的条带状。太阳是黄色的，古人就把这条带子叫作黄道。
古人已经意识到，相较于日月，遥远的恒星彼此之间的位置时隔很久才会有一丝丝变化，就如小区的固定建筑物（宿）一样。而人是会行动的，人汇报自己的位置，肯定会说我现在在几号楼哪个单元。
同样地，为了观察和定位其他的天体，人们就把黄道及其附近的恒星划为二十八个组，依相近原则，分成四个部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如此，每个部分就有七个星宿，依次排列于黄道上。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二十八宿、四大神兽是散布在整个天上的。其实不是，它们只在黄道一带，与太阳的轨迹处于同一区间。随着地球自转，它们也会东升西落。
天体都是运动的，但判定其他天体的位置，依然以二十八宿为基准——苏轼称“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宿、牛宿，是玄武的两个星宿。
假设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圆桌的中间，再把一个琉璃球放在乒乓球的旁边几厘米处。然后在圆桌一圈的边沿依次标好二十八宿，就形象地模拟出了太阳、地球与二十八宿的相对位置。
让地球绕着太阳转，就能发现，天上的二十八宿，从来不会同时出现。
随着地球的自转，入夜以后，大部分星宿也和其他星辰一样东升西落。但是人们不会在冬季看见青龙七宿，因为此时的青龙七宿与地球之间隔着太阳。白天的时候，它们才会出现在天上，但是此时太阳又很耀眼，把它们的光辉盖住了。到了晚上，人们又背对它们，更不可能看见了，此时夜空中是白虎。
等到春天，地球绕着太阳转到一定位置，青龙才会在傍晚的时候出现在东天。如同潜藏在大地之下的神龙，腾向深邃浩渺的夜空。
青龙七宿，从前往后，也就是从西往东，分别为：角、亢、氐、房、心、尾、箕。
这些说法不是随便起的，大体按龙的身体部位命名。角就是犄角，亢就是咽喉，尾就是尾巴。角与亢组成了一个龙头，当然这个龙头是想象出来的，不是真的有。古时农历二月二日的时候，角、亢率先出现在东天，如同龙头探出，缓缓上抬，因此，人们才管这个日子叫“龙抬头”。
所谓“二月春风”，龙一抬头，提示着人们可以春耕了。
古时天文学家制作、修正历法，主要目的就是为百姓提供准确的农时，否则就误了大事。当然，天文历法的制作不光是为农业提供帮助。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上苍的异常必然伴随着人事变动。可是，天上的贼星（流星）一出现，不意味着天下各处都有异事发生，故而人们依据二十八宿的分野来进一步判断事发地的方位。如角亢，对应着郑（豫东、鲁西南、皖北等地）；翼轸，对应着楚（鄂、湘、贵、赣等地）；斗牛对应着吴越。
当贼星划过角亢，意味着郑地有变，可能闹了特大饥荒。而南昌是赣地，也就是江西的省会，此地“星分翼轸”，属于翼轸区。有段时间古人看见“恒有紫气见于斗牛之间”，斗牛之间经常冒出紫气，意味着吴越之地有人要黄袍加身。
蛇虫结束冬眠的时间，基本都在惊蛰前后。此时春雷响震，惊动了蛰伏在土壤中的虫子。然而，蛇虫的宗生族攒，对农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要防患于未然，提前捕杀害虫。
春季的灭蝎工作实际上并不容易展开，这个时候，蝎子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很多还在蜗居，并不像从田地里突然涌出来的巨大蝻虫球那样容易辨认。为讨个彩头，人们想到以炒豆子来指代蝎子钳螯后的豆状体，希望小孩子把蝎爪吃掉以后，毒物就再不能爬出来了。这是古人“禳邪却祸”心愿的体现。
除了一些地区神圣的“吃豆仪式”，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端午节也体现了人们禳邪却祸的心愿。到端午时，蛇虫将要活跃，人们还要再杀一次虫，于是采草药、系五色绳、喝雄黄酒、佩香囊、熏香驱虫。虽然端午过后，毒虫还是不可避免地多起来，但比一开始什么都不做还是强多了。
相较于人工灭虫，人们更希望二月初二的时候下一场大雪。此时的雪，就是传说中的“瑞雪”。“瑞雪兆丰年”不光是中原农民的经验，其他民族也都有类似的经验。譬如，哈尼族人会在冷季结束，天气要转暖的时候做汤圆祭天，祈祷“矻扎扎节”过后能下一场大雪，好把刚爬出来的害虫冻死，保证粮食丰收。
忙农事，盼丰收，吃好东西祝福一下，这就是二月初二的意义。
如今我们多半不会信星宿与人间的关系，也知道那些异常的天象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同时也疏远了自然，感官变得迟钝。城市的霓虹与高楼遮蔽了东山与星空，失意的时候，我们不妨登高望远，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慢一点，寻找小时候数过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