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气候异常，尤其是崇祯最后几年，出现了波及数省的特大蝗灾。
庞大的蝗群迁徙繁衍，一度从西北杀到了江南。它们一路飞，一路吃，吃完一个县的植被，再吃下一个县的植被，所过之处，寸草无遗。
据记载，彼时蝗虫遮天蔽日，阳光都照不下来。前头的蝗虫把草木吃光了，后头的吃不着，就疯狂往别处扩散。数以万亿计的蝗虫，全都是插翅的饿狼，扑向一切，吃光一切，相互叠压，密密麻麻。
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宝应县遭遇过路的“蝗军”，“周匝数百余里”，飞累的蝗虫以身投地，在原野上堆积起来，厚达一个成人的高度。它们没命地咬东西，别说秫秸和荒草，就是树皮都给吃了个干净。下面的蝗虫开始掘地，竟把草根也都吃掉了。
蝗灾，一般发生在夏秋两季。此时天气炎热，人们不免要打开门窗通风。一旦有条缝，蝗虫就会疯了似的往里钻。于是，民户家里，地面、床上、蚊帐上，都爬着一拃厚的虫子，嘁嘁喳喳地啃东西。唯有紧闭门窗，塞上漏洞，清理过后，才能落脚。可是，回首一望，屋顶上的茅草却被吃光了。屋瓦下的高粱秆被啃掉，泥土哗啦啦往下掉。蝗虫饿急了，连被子、衣服也不放过。人们根本无法外出，只能祈求灾难快点结束。
像这样的蝗灾，如果只来一年，人们勉强还能应付。可是，崇祯末年那毁天灭地的蝗灾，竟然连续了许多年。
灾难首先出现在崇祯八年（1635）的陕西渭河两岸，崇祯十年（1637）再度暴发，并且向东扩散，侵占了山西、河南夏秋季节的田野。此后，蝗虫群每年都向东南推进，一年生几窝，一窝壮大上百倍，酿成了亘古未见的奇灾，一直持续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
它们扩散的途径，是由河南上河北，进山东，抵密云，南下淮河流域，杀到江南，又往西扩散至江汉平原。然而，奇怪的是，这场灾害至崇祯十五年（1642）戛然而止。蝗虫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仿佛从没有来过一样。
原来，这一年的气候发生了剧烈扰动，从干旱变成了多雨，蝗虫扩散的条件没有了，灾害也就消失了。
因为神棍们的渲染，古时人们以为蝗虫来临是因老天的愤怒。古人对蝗灾敬若鬼神，不敢轻举妄动，认为如果轻举妄动，就会遭到报应。
有些颟顸的县令也跟着起哄，不仅不将虫灾扼杀在萌芽状态，还摆供设坛，大张旗鼓地祭祀蝗虫之神，称之为大将军刘猛，使百姓越发相信蝗灾产生的原因是有人对老天不敬。
王夫之路过洞庭湖，看见岸边有几个和尚念经，旁边挂着湘阴县的大榜，上面写着：“奉阁部杨檄：惟诵《华严行愿品》，则蝗不入境！”原来僧人是奉杨嗣昌的命令，在江边朗诵佛经，希望蝗虫听了以后洗心革面，不要进入湖南境内。结果蝗虫真的没继续往前，这帮僧人便以此邀功，说是念经起了关键作用。
实际上，历来的蝗灾主要存在于较为干旱的平原地带，很少能到海边，也很难过江；能一口气杀过湖北就已经很厉害了，杀到湖南属于小概率事件。
王夫之对这种只知道念经祈祷的行为非常鄙视，认为没有发挥人们治灾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在更早的历史中，人们并没有畏蝗虫如鬼神，反而经常食用蝗虫。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夏发生蝗灾时，百姓将蝗虫蒸熟后晾干，去掉翅膀和腿当饭吃。城里人则拿“蝗虫干”当礼物，“用相馈遗”。有些大聪明还想靠卖蝗虫赚钱，不过，由于卖蝗虫的人太多，价格上不去，一斗也就几文钱。
然而，有蝗虫可吃和蝗灾发生时人不会饿死，这两件事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蝗虫所过之处，轻则粮食产量减半，重则寸草无遗。人们虽然会存粮备荒，最多能挨过一年，而挨不过两年。有幸弄到蝗虫干，固然可以支撑一阵，但蝗虫来去迅速，只留下千里赤土，往后还来，酿成了饥荒，甚至会导致人吃人的凄惨景象。
现代有新闻报道，说蝗灾时有人利用鸭子大军下地去吃虫。这个办法令网友深深折服，殊不知，古人早就这么干过。
崇祯时，嘉兴、湖州百姓出动鸭军吃蝗，结果喂出来的鸭子“极易肥大”。时人陈芳生感慨说：“蝗可供猪鸭无怪也！”可知，以鸭治蝗，是有悠久的传统的。
只是，现实往往没有理想那么丰满。养鸭有硬性要求，尤其是传统的养鸭方式，不仅要有较大的场地，还要有活水。因此，较成规模的养殖本身就出现在水乡，所谓“水镇应多养鸭栏”“养鸭水边村”。然而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干旱的北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养鸭的极少，蝗虫也不多作停留，而北方田地面积又广，驱赶鸭军下地吃虫的方式无法推广。
为了更好地应对蝗灾，一些有经验的官员提出了更为可靠的治蝗方略，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蝗虫的卵如果附着在草上，不会有大碍，就怕产在地里。产在地里，第二年春就会暴发蝗灾。所以要从蝗蝻开始扑治，不能等它们长大。当时的官员便下令，让父老时时汇报田地里的情况，只要看见土堆隆起，立即扑灭。这里的土堆，是指蝗蝻拱土造成的蝻窝，它会渐渐拱起来，像坟堆一样，顶端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涌出无数蝗蝻，随即四散。
第二，如果蝗虫已经破土而出，就需要将其往沟里赶。这种沟需要提前挖好，深与宽各两尺，沟内每隔一丈左右挖一个大坑。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手持铁锹等器具去驱赶蝗虫。通常由一人鸣锣，众人排队将蝗蝻撵到沟里去，就如同注水一样。此时蝗虫很小，没有翅膀，掉进沟里就跳不出来。把它们扫到深坑中，填土。已经出土的蝗蝻被重新埋起来，很快就会憋死。
第三，如果蝗虫长到了能飞的阶段，就很难办了，但也不能束手待毙。官府会纠集众人，各用兜网布囊捕捉，同时下达明确的奖励标准：一石成虫，换一石粮食。
第四，蝗虫产卵的方式，是把尾巴插进土里，深度不到一寸。它们下卵都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很容易找到。一只蝗虫要产卵一百颗，春天变成蝗蝻，所以冬月（农历十一月）除卵极为必要。此时农闲，农民可以从容搜索虫卵。而官府要做的事，依然是明确奖励标准并严格执行：一石蝗卵，可以换数石粮食。
总此四条，执行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这样的指南，避免了许多蝗灾的发生。不过，要实现完美的流程，必须依靠完美的管理。策略是人实现的，一旦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比如不仅不执行除卵奖励，反而让百姓交“灭蝗费”），就只有望蝗兴叹了。
崇祯末年波及数省的特大蝗灾，其实就是官方腐坏，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治理的最佳时间导致的。
蝗虫首先在干旱多年的陕西出现，干旱迫使蝗虫往适宜生存的地方迁徙，艰难的生存条件刺激蝗虫的生存与繁殖欲望，加重蝗灾的传播。
当时陕西经历了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的重度盘剥。崇祯初年，地方又因领受加派，饿死了不少人，朝廷还继续收税，饿死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命都没了，哪还有什么心思管蝗虫的事？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样的灾害与自己这个帝王不称职有关。老天的愤怒，首先就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下了罪己诏。
第一次发诏是在崇祯八年，正是西北出现蝗灾的时候。当时，农民军东进南下，攻克了明朝的龙兴之地凤阳，焚毁了明朝皇陵。第二次则在崇祯十年，恰好是蝗灾再次泛滥的时候。当时中原大旱，蝗虫遮天蔽日。崇祯祈福降雨，结果老天并不给他面子，一滴雨都没有下，于是，他又发了一次罪己诏。
试图通过归咎自我，请老天开眼的做法，即便是放到皇帝身上也是行不通的。能行得通的，只有老老实实地按规律办事。
贞观初年，关中闹过一次蝗灾。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新即位，视察禾苗，抓住几只蝗虫诅咒道：“要吃就吃我的心吧，别害百姓。”说完把蝗虫全都塞到嘴里吃掉。他身边的人赶忙劝止，李世民却说：“就把灾难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吧，怕什么生病！”据史料记载，“自是蝗不复为灾”。这事之后，蝗灾果然消失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李世民的祝由术起到了作用，而是他背后高效运作的行政系统将蝗灾扼杀在了摇篮里。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也遇到了类似的考验。开元四年（716）山东闹蝗灾。李隆基与宰相姚崇力排众议，派遣使者到各地监督灭蝗工作，以工作成效评定优劣，拯救黎民，大获成功。
道以人重，事在人为。古人灭蝗的正面与反面，恰好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今，我们想要有效地治理灾难，除了科学应对，提前预防，还应注重灾害发生后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即便是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组织失灵，或者执行变形，依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蝗虫造成的灾害，实则检验的是人的工作。濒临崩溃的系统，是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