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八年（1472），礼部官员上奏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鸿胪寺里的译者人数超额了。
鸿胪寺是中央三省六部外另设立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主持外事及凶丧礼仪。一切招待外蕃来访、进贡，提供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事宜，都由他们负责。虽然鸿胪寺不属于六部，但因为负责的内容和礼仪高度相关，就由礼部管理。而礼部之所以上奏人员超额的事，主要是因为这事确实有点荒唐。
鸿胪寺里有个四夷馆，四夷馆的业务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语学院、编辑部、礼宾部，当然，主要职能还是翻译外语。四夷馆里有两种官生，一种负责笔译，叫译字官生；一种负责口译，叫通事官生。
官生的履历必须清白，经过官方重重审查，方可入馆就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杜绝官方的通事译者有人品奇差而水平稀烂的情况，也是为了防止间谍混入。但这么个翻译工作，却有无数冗员。
在那时，翻译是个有利可图的工作。被叫作通事的翻译，确实没少利用职务之便干扰官方正常工作。在地方土司，他们非常喜欢利用朝廷官员和当地百姓语言不通从中渔利。通事自己会两种语言，其他人都不会，那么一切官方文档与精神，他们就都可以胡乱传达了。譬如本来只收两分钱银子的税费，他们往下传达成八分。本来免租的，他们翻译成加派。负责具体工作的小吏，也就是粮长、税差，与通事相互勾结，一年赚够别人干一百年的钱，哪管百姓沸反盈天？
地方上的翻译都如此，鸿胪寺的官生就更过分了。他们的工作枯燥但重要，水平差的干不了，水平好的也需要大量训练，这就使得教师能从中作梗。
礼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解决不了。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便按正常程序上报皇帝，重新申明考核的重要性。礼部认为，以往的译者不超过60个，此时却有好几百个，有点泛滥。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外语老师私自招收的学生，本来就没经过审核，却能任职而不干正事，有事就从中渔利，着实可恶。
这帮内定的家伙之所以能占领四夷馆，原因是这样的：教师领着薪水给学生上课，但除了薪水以外，并没有其他进项；可如果开展课外教学，私收徒弟，就能收取巨额的补习费，然后帮学生“内推”。
老师在课外倾心传授技巧，为公家授课的时候却很糊弄。反正考试题是老师出的，私收的学生便能轻松把其他学生给顶下来。靠推荐与顶缺，老师又能赚一笔。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朝廷看来，这种行为却是不可饶恕的。翻译乃国家大事，是中外沟通的重要桥梁，影响非常大。人浮于事也还好说，但是等哪天外交部全成了某些人的私人财产，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
于是成化皇帝立即发布政令，澄清选才办法，要求鸿胪寺遴选前必须先呈报审核，所有人员经过考试，试用结束后，再考核一次，工作后每三年重考，才许正式入职，考核不过，发回原籍。
明代的四夷馆，兼教育培训、翻译为一体。按照原有的设计，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馆，分馆下面还有不同语言，相当于现在的“系”。
起初主要有鞑靼（蒙古语、通古斯语、突厥语）、女真（满语）、西番（西域羌族等）、西天（印度语）、回回（回回、撒马尔罕、天方、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剌加）、百夷（百夷、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州、湾甸、镇康、大候、芒市、景东、鹤庆、者乐甸）、高昌（高昌、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缅甸、八百（八百、老挝、车里、孟艮），几乎囊括了古代中国周边所有的语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改变，原有的课程已经不能满足国际需求。于是，在这件事发生20年后，朝廷又增设了暹罗译字官，后来加设暹罗馆。
暹罗这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泰国，暹罗语也就是古代的泰语。一开始，暹罗外交的职能是并在回回馆里的。可实际上回回馆里并没有泰语老师，久而久之，暹罗发过来的文件就没人能看懂了，回信也没法回。
朝廷只好下通知，让暹罗先把文档翻译成回回语后再送来，送来后再由回回馆的译者翻译成汉语。回信时则反过来，先写成回回语送到暹罗，暹罗那边的译者再给翻译成泰语。
由于沟通的加强，这回朝廷索性从暹罗要来了几个老师，直接把回回馆那边的学生叫去授课，以此为班底，组建了暹罗馆。
古时候官方的翻译者们，大略都是通过授课、学习的方式来学习多门语言的。一开始就精通两国语言的老师，要么是通过学习得来，要么就是身处两种语言交汇的地带，从小就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会好几国语言。
民间译者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出身西域的康国，是粟特族人，可出生地却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这地方靠近室韦、靺鞨、高句丽，汉人也很多。他的母亲又是个突厥族的巫师，他本人干的行业是牙子，是撮合人口买卖的，后来经常跑到幽州干活（偷羊）。因为从小就生活在复杂的多语言环境中，使安禄山精通六种语言。后来他偷羊时被军阀张守珪抓住，由于说话很好听，反而被张守珪认作义子，成为军中不可多得的翻译奇才。
类似这种人才，如果还能识字，往往被请去授课。
玄奘法师年轻时，就跟随从西域到长安的僧人及胡商学习梵文。在西去取经的路上又边走边学，到天竺后，他梵文的水平越发精深。回国后玄奘开了译场，招收大量学生，翻译了海量的经书，为佛教的传播及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些很远的国家，国内没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语言。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总有比较近的中间国。
张骞出使西域，一开始副官是胡人堂邑父。此人是陇西人，本身精通匈奴语，又很勇猛，射术很好。前半程的翻译和保卫工作，就是由他的团队负责的。但是，自打过了大宛，到康居，抵达大月氏，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即便是堂邑父，也并不懂大月氏人说的吐火罗语。大宛的国君派了“导绎”，陪同张骞一行继续前进。这些翻译家和张骞团队里的翻译家懂的语言中有重合的，通常是由大宛译者把吐火罗语翻译成西域的某种语言，再由精通西域语言的人翻译给张骞听。正是这些熟悉多国语言的翻译人员，让大汉使者与极其遥远的大月氏能够顺畅地沟通。
张骞带回来的典籍、文档，自然也要经过译者转译。而这样的译者，早在先秦就有了。在《周礼》中，他们被叫作“象胥”。每一种语言，有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如此成建制的团队，不可能突然就出现，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要问翻译这一行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可就真不好说了。
语言出现以前，就有不同部族相互征战。语言出现以后，胜利一方掠夺失败一方的人口和物资。胜利方男子往往会与失败方女性俘虏有婚姻，他们的下一代就可以精通两种语言。
官方有许多翻译人员，但对民间的百姓来说，是很难听懂各地方言的，更不要说外国语了。
明弘治年间，朝鲜官员崔溥到济州岛出差，在海上遭遇暴风，漂流到了浙江台州境内。因为语言不通，被当地百姓视为倭寇，遭到围堵。幸亏是语言不通文字通，古朝鲜和古中国用的都是汉字。通过笔谈的方式，崔溥自我辩解，一船人才避免了被杀的命运，顺利进京面圣，并返回他们的祖国。
说方言也需要翻译的情况，让我想起了威海人的一个故事。
威海属于山东，但对山东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威海话实在是难懂。济南的女婿到威海探望岳父，岳父不会说普通话，就需要媳妇做翻译。结果媳妇有事出去了，岳父回到屋里，看见女婿站在床上，奇怪地问这是怎么了。
原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女婿已经能听个半懂，却并没有意识到威海人会把“玩”说成“站”。岳父大人去院子前对女婿说：“你床上站。”意思是让女婿坐在床边玩，喝喝茶，看看电视。女婿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岳父非要他往床上站，心想肯定是要考验他，于是毅然决然站了上去。
没有翻译，就是这么容易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