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是古代隐士落脚之处：姜子牙隐居磻溪谷，张良隐居紫柏山，孙思邈隐居于太白山，王维隐居于辋川别业。
这些地方，都在终南山境内。历史上，数以万计的隐居者在终南山结庐，终南山上岂不全是茅草屋了？
其实，终南山并不是一座孤山，而是一群山。它坐落于我国陕西省南面秦岭山脉连绵数百里的广大山林中，以太白、终南、骊山、蓝田等山为主。它地域广阔，环境幽深，有不少人迹罕至的“秘密基地”，实乃避乱、隐居的好去处。
秦末汉初有商山四皓，正是终南山的隐士。吕后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有被戚夫人的儿子如意顶下来的危险，于是吕后请张良帮忙出谋划策。张良便向吕后推荐了商山四皓，由这四人辅佐，使刘盈登上了皇位。
“四皓”就是四位白发长者，当时他们已经80多岁。一些史料说他们是秦朝末年的博士，精神矍铄，衣冠甚伟，博古通今，剖断如流，因为不满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所以隐居起来。
不过，我们细心算一算就会知道，这四位长者并不算秦朝的移民，而是周朝的遗民。他们虽然身在秦国，却出生、成长于周赧王时期。到60岁的时候才被建立了秦朝的秦始皇招揽。秦始皇焚书坑儒，活埋了许多学者，禁止天下人私藏诸子百家的书。当时有人偶然提一句诗书，就被判斩首。四位老人对此非常失望，于是跑到深山老林躲着。
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也是因为商、周之交局面混乱，选择明哲保身，隐居在终南山，避免了死于战乱的悲剧。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书籍，被这样的隐士藏在深山，得以在乱世之后重现人间。譬如北周灭佛时，静霭法师也逃到终南山，保存下了诸多佛教典籍与口耳相传的教义。
四皓“通古今”“典教职”，躲过秦朝暴政，在西汉初年再度出现，恢复了部分文脉。有了四皓这样的先例，许许多多心怀天下，却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也就开始了隐居的生活。
终南山的地理位置极佳，在长安南面，距离皇宫也就几十里地。长安乃是汉、唐首都，帝国强盛如斯，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自然也有无数抑郁不得志的大好青年。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另一个点，隐居之山，通常都在首都的周围，迎来的隐居者，多半也都是“京漂”。
武周时，武则天把国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那时候的隐士就都跑去了嵩山，而不是终南山。武则天当了皇帝，武家人个个封王封侯。她伯父的儿子武攸绪也被封了成平王，本来他当官为民做主，很想做出点成绩。结果武家亲戚武承嗣、武三思等人，嚣张跋扈，残害忠良，开始屠杀李氏宗亲。武攸绪意识到要坏事，坚决提出辞职，放弃一切官爵，跑到洛阳东南方向几十里的山林（嵩山）隐居。
隐居嵩山的二十余年里，武攸绪读书、采药、偃仰啸歌。冬天住在茅屋里，夏天住在山洞中，“一如山林之士”。后来李氏夺回皇位，绝大多数武家人被杀，只有他得以善终，还受到了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礼遇。然而他一直没出山，只在中宗复位时被强请了去，女儿结婚的时候也出去了一趟。皇帝说他“久厌簪绂，早暮林泉，守道不回”，他真是看透一切了。
明代至今，北京附近的山上，也有不少的隐居者。他们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有的则颇有资财，在山间住着别墅。而我们所熟知的隐士，一般都是后者。譬如王维，实则是“富人的隐居”。
富人隐居，自然不会住在茅草屋，而是盖起豪华别墅——王维的别墅叫辋川别业。虽说只是个别墅，却比普通别墅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原本是在已故官员宋之问的辋川山庄上斥巨资改造而成的，王维后来接手。
王维这个人有洁癖，雇了两个小僮，专门负责给一棵梧桐树洗澡，他的屋里也纤尘不染。王维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做官和酬赠，当时他担任的是库部郎中。在职期间，他的母亲病逝，于是王维有了三年假期，到辋川别业守丧。他三年后起复，担任吏部郎中。
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王维那样的财力，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别业。他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士人，偶尔感慨“老家容不下灵魂，京城容不下肉身”，他们又何尝不想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地呢？结果他们荒唐半生，落得个身无长物；烦透了人间无趣，想过无欲无求的生活，到山里寻找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可人怎能无欲无求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于是，吃饭，就成了隐士们的头等大事。当年，武攸绪推辞了一切赏赐，就连武则天赐他的金银珠宝、名贵器皿、华丽服饰都落满了灰，动都不动一下，是真智者，真名士。但他还是在外面买了几亩地，“使奴耕种”，作为衣食来源。
普通人也只能自力更生，隐居选址，要靠近水源，附近要有一块适合耕作的平地。开荒是当务之急，不事稼穑的士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不能老想着拿山林的野果充饥。野果的存在只是暂时的，除非是秋季，其他时间根本不可能吃饱。人类花了数万年的时光，找到了投入产出最高的生产方式，就是种粮。因此，种地，就成了多数隐士必须学会的一门技术。诗云：“南海有耕叟，山林岸纶巾。”隐士必须和农民一样，其次也要成为樵夫，才能活得下去。
渔樵耕读，除了读书，剩下三样都很辛苦。光是耕与樵这两样，就花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士人的身份，就要提心吊胆地躲避税差的普查。一旦被人发现你在山里开了荒，种着地，那么税收也就来了。
晚唐诗人杜荀鹤有一首《时世行》，写一个寡妇因战乱死了丈夫，地也毁了，于是砍柴煮野菜，却不能躲避征粮，“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只要你没摆脱农民户籍，即便是躲在深山老林里，也躲不掉徭役和税收。开辟税源，是粮差税吏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各级衙门摊派多征的依据。再说了，人可以跑掉，地却是躲不掉的。
然而，为何古代的隐士却显得如此逍遥快乐呢？
这是因为，凡有闲情逸致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都是已经取得功名，有一定收入，不用纳税的读书人，也就是他们早就步入了“士”这一阶层。这个阶层，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挤不进去，他们至少是科举中走出了第一步的秀才。秀才有定额，普通乡镇每个村每30年大略也就出几个。成为“士”是令人欣喜的，等于免除了徭役和税收。
“士”，既指身份高贵的士人，也有“名士”的意思。普通百姓一般无法更换户籍，故而当不起隐士，承受不起赋税与盘剥，活不下去，结果无外乎破产成为流民，出去要饭。
他们与隐士的最大关联，可能就是在山中捡榛子的时候偶遇，可能被隐士雇用，耕种他们买下的田产，税务与佃租费用由士人一力承担，普通人为潜龙在渊的隐士出上一把力。
古时隐居在终南山的多是士人，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态，等待某个时刻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讲，山林可以是心灵的栖息地，可以是放假游玩的地方，也可以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皇帝并不是傻子，他早已意识到有很多沽名钓誉之徒跑到山里假装神隐，因此当时才有了“真隐士”的说法。皇帝对假隐士予以呵斥，重则流放，对真隐士予以尊重，赐田五亩，放任自由。
毕竟皇帝也有发呆的时候，幻想着在山林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那么几秒钟，他们能够理解隐士的心情。
对真隐士来说，逃离樊笼，返回自然，是极好的选择。他们在山野逍遥快活，唯一痛心的就是无法实现政治抱负，为天下黎民登高一呼。因此，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一定会出山，为苍生谋幸福，此为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