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八成是为小人定制的。具体如何防小人，古人早有劝告：“遇沉沉不语之士，切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徒，应须防口。”意思是面对沉默寡言的人，一定不要掏心掏肺地交流；见到固执己见的人，也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沉沉不语的不一定就是坏人，沉沉不语，不言而笑，则必然内藏玄机。当你掏心掏肺地同他讲话，他却沉默不语，抑或不言而笑，要么本身就不愿意与你交流，要么就是在暗自嘲讽。最为可怕的，则是悻悻自好者，有时候，他们说话很好听，但沉默时表情非常古怪。
秦桧就是这种人。
秦桧是个很精明利落的人，他年轻时从事“鄙业”，会修理家具、置办货物，基本劳动者会干的活儿，他都会干，因此一些士人有点瞧不起他。可他眼里有光，说话非常中听，与他交往的人，无不开心快乐。
但是，他的沉默与微笑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阴森的地狱。没事的时候，秦桧的腮帮总是呈现出咀嚼的状态，仿佛马在嚼草，人谓之“马啖”。但凡他开始马啖，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倒霉蛋出现。倒霉蛋要么被贬谪，要么锒铛入狱，有的则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秦桧能害那么多人，是有原因的。
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这是因为与小人交往，往往非常舒适。与君子交往，则总是听到拂心之言。而且君子高傲，对小人疏于防范，小人却不同，小人可以为了达成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在害人这件事上脚踏实地，说干就干。故而“小人能去君子、害君子”，君子却总拿小人没办法。
千百年来，无数正人君子被小人陷害，身陷冤狱，皮肉尽毁，家族灭亡。小人得逞享利，而君子不得好死。为此，就算是贤达，也不得不学习一下如何在为民请命、鞠躬尽瘁之余应对小人的陷害。
最为著名的能够经历许多佞臣、小人，而保全名节的人，是唐朝的将领郭子仪。
郭子仪军功赫赫，引起了他人的忌恨以及皇帝的忌惮。权倾一时的宦官鱼朝恩正是抓住皇帝忌惮功臣的心理，栽赃陷害郭子仪。所谓“构人莫过于反”，一个人战功赫赫，只要说他想造反就行了，根本用不着什么扎实的证据。
但郭子仪却熬死了害人无数的鱼朝恩。
皇帝派鱼朝恩监军，但鱼朝恩根本不懂作战，又不许大将自作主张，让人家执行他的计划。一通瞎指挥，害得刚刚收复的国土再度沦陷。将士非常愤怒，要求郭子仪把鱼朝恩斩首，但郭子仪却没有那样做。他是个非常清醒的人。鱼朝恩再害人，那也是皇帝派来的，代表着皇帝的意志。要杀也该由皇帝决定，他一个将领，能杀死皇帝的意志吗？
鱼朝恩被调回了京城，他险些被士兵打死，鱼朝恩是被郭子仪放走的，却还怀恨在心，依然要置郭子仪于死地。他便进谗言，让皇帝盛怒之下把郭子仪的祖坟给挖了。
朝廷内外，部队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想杀了鱼朝恩的。然而郭子仪依然选择隐忍，先把仗打完，等战争胜利后，一切谣言便不攻自破了。此时皇帝觉得对不住郭子仪，让他随便提什么条件。郭子仪却将功劳全推给皇帝和其他将领，至于祖坟被挖的事，他说自己在外打仗，毁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祖坟，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这是上天的惩罚。
“宰相肚里能撑船”，郭子仪的气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此事过后，朝中官员无不敬佩郭子仪。鱼朝恩最终被杀，而在鱼朝恩之后，唐朝又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奸臣——卢杞。
当时的卢杞还只是个普通官员，郭子仪已然是功勋卓著的老人。退休后，他为显示自己没有任何篡权夺位之心，便以声色自娱。这个卢杞确实有才华，但极度敏感自卑。他身材矮小，长相奇丑，脸皮是蓝色的（可能是因为有大片胎记），活像一只老鼠。
卢杞来拜访郭子仪时，郭子仪赶紧命令所有婢女和歌伎退下，不允许任何人出来，自己单独接见。他与卢杞谈了很久，等卢杞走后，家里人奇怪地问：“平常接待客人我们都在场，为什么来这么一个人却要我们退下？”
郭子仪说：“你们不懂，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但是心胸特别狭隘。你们看见他长成那样，肯定偷着笑。笑不要紧，可你们想想，换作你是他，被人这样耻笑，能不生气吗？只不过他当时不说出来而已，内心一定羞恼无比。他若怀恨在心，未来掌握大权，你我的子孙没一个能活下来的！”
事情果然不出郭子仪所料。卢杞成为宰相后，就开始了他的神仙操作。皇帝爱听谏言，他便伪装成忠臣，一度骗过了所有人。但实际上他嫉贤妒能，党同伐异，后来奸臣的迹象慢慢显现，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都是被他害死的。
对下，他也露出了本来面目，他“极恣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仇”。三军将士都想活剥了他，但也都因此遭到清算。唯有郭子仪全家，非但没有被害，反而受到卢杞格外的礼遇。那时郭子仪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庇护不了子孙。若不是他当年一个小小的举动，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郭子仪有唾面自干的觉悟，卢杞也有图报之心。甚至秦桧也懂得知恩图报，秦桧专权后，曾经在他落魄时给过点滴资助的人都得到了官位。这就是权奸与普通小人的不同之处，他们可以构建劲往一处使的强力班子，靠的就是公器私用。
对于这种人，唯有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一击致命。卢杞之死，是因为又想陷害大将李怀光，终于碰上了硬钉子，失了势，在澧州死去。
人们有法律规范，也有道德规范，两者皆出公心，自有公断。因此，即便是小人也会畏惧公论。历史上的小人攻击君子，并不会生搬硬造，而是放大人们内心的忧虑，以公事为借口攻讦他人。
在公事上，郭子仪严格地遵守了流程规范。而李怀光没有遵守流程，或者说没有注意到皇帝的心理。他口无遮拦，被逼得联合朱泚反叛，为部将所杀，身首异处。
王阳明曾经遭遇过前来发牌的锦衣卫索贿。照一般情形，多少都要给点贿赂才好办。但王阳明不同，他是个致良知的人，不仅致自己的良知，也要致别人的良知。论公论私，这个钱都不该给。如果是腐儒，必然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引发锦衣卫的忌恨。但王阳明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平心而论，人家走这趟差，确实很辛苦，饭钱还是要给的，于是就让中军给了他五两银子。锦衣卫受贿，不说数千两，也要上百两，你给五两，是在糊弄谁呢？气得锦衣卫把银子扔在了地上。结果第二天锦衣卫缇骑要走的时候，王阳明亲自来送，拉着他的手，满含深情地说：“下官在正德初年，曾坐过锦衣卫的大狱，与贵司的长官和同事都很熟，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人！昨天拿出那点微薄的意思，只是想着寻常的礼数，却听人说您根本就不要。想来想去，我越发惭愧！您所坚持的大义，真的令下官惶恐至极啊！下官没有别的长处，只会写一点文章。他日必为您写一篇表扬递交上去！让后世的锦衣卫永远记住您的名字！”
听闻此话，这锦衣卫缇骑无言以对，居然还有点感动。
如果你以为王阳明真的使用了什么手段，那就错了。他经过内心扫清污浊的思考，真真切切感到了惭愧。他又明白锦衣卫的真实想法，却绝不恶意揣测。一系列坚持大义而又令人迷惑的行为，实则是用让锦衣卫相当受用的方法，启发了他的良知。
小人的良知是扭曲的，却并非没有。这就是“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为什么就连普通人都能应变，圣人就不懂应变呢？锦衣卫的那点心思，王阳明岂能不知？只是身为学者，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他要去寻找人们内心的光明。
普通小人与权奸有很大区别，他们技巧不足，急功近利，很不耐烦。他们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每件占便宜的事，都要计算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往往要采取极限施压的策略，有时候仅仅通过短暂的接触，就能确定对方是否可欺，继而接着检验对方的承受力，直至检测结束，判断自己是否能占到便宜。
清初，清廷对汉民采取的政策就是依据各处反抗程度确定的。起先，农民反抗不激烈，政策就相当苛刻。百姓受不了压迫，屡次组织大规模反抗，清廷受损相当严重，并有倾覆之虞，这才逐渐调整策略，出台一些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古代社会，多的是系统性小人，这是基层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古代乡村更是如此，应对复杂的局面，除了武功，还有文治。武功，当然是指用拳头说话。家里的拳头越多越硬，就越不容易受辱。反过来，可以抱团取利，反压别人。文治，通常是由家里的女人负责，主要内容就是骂街，骂街的内容是揭人的短处。譬如负责分地的族长处事不公，家里男人抹不开面子，就由妇女出马，站在屋上破口大骂，揭发族长与他小姨子的丑事。再如，邻里借了钱翻脸不认，她就逢九日站在高处，揭发邻居干的丑事，从道光二年揭发到道光二十六年。
这种行为虽然很不体面，但确实是很管用的。就连族长、甲首，面对这样一个有凶悍妇女的家庭，也只能尽量地保持公正，不被她抓住任何把柄，否则自己那点儿事会被广而告之。由于骂街很管用，也有人因为没占到便宜而骂街。他们争取的是自己的非法利益，这就与小人近似了。寡廉鲜耻，自甘下流，认知扭曲，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家人也带来不幸。
对于悻悻不语、笑脸相迎的小人，熟人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敬而远之。倘使真的狭路相逢，欺负到自己头上，也就只能靠武功、文治，把人制住。
世上有太多的争吵，可是，面对真正的欺辱，人总有畏难的情绪。从古到今，小人都在对别人进行压力测试。对于那些不敢直言，也不敢利用公器，爱好面子的人，就骑在他们头上凌辱；对那些不好欺负的人，则采取相安无事的策略。
现代社会，对于小人的欺辱，人们其实有很多上达途径。面对陷害，要尽可能地保留证据，也应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念，讲究方式方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