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曾对中国古代“多子多福”的观念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中国的民俗，通常要求一个人负荷十几口人的生活责任，所以所得的食粮总不够。人没有养活妻子儿女的能力就随便结婚，于是牵累了别人。
不光如此，古语也有云：“贫者恒多子。”现实中，穷人家总是生很多孩子。这并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导致的，而是因为穷人结婚太早。因此，梁任公解释，年轻男女相处太久，没有别的事可做，“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孩子越多，人就越穷，人越穷，孩子就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穷人生子，有时候是不得已的。
当时的民间确实没有很好的避孕措施，不管穷人，还是富户，只要结了婚，都是一样的下场，都会生到生不动为止。普通家庭通常都有六七个孩子，而梁启超先生，也有九个儿女。
古时的避孕措施，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邪乎，什么麝香、尿脬、羊肠、鱼鳔，这样的东西，多数古人是不用的。有的是用不起，如麝香；有的则是很麻烦且不堪大用，如羊肠。用“使人无子”的药物避孕者也是少数，这种药多半是凉性的，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更有甚者会使女人手脚常年冰凉、腹部冷痛，对身体的伤害很大，通常为妓女所用。
古人避孕，其实多采取“中断交接”法。
但这种避孕的办法有失败的可能，即便只有一成得中，也经不住一再的试探。如避孕失败，那么就会迎来下一个孩子。而迎接这个孩子的，不知是怎样一个世界。
太平年间，许多家庭多少还能有点盈余。乡里，占据、守护产业，很多时候要用拳头说话。加之产业总是按照丁口多寡进行分配，直接鼓励了人口出生，尤其是男丁出生。
在古时，男丁基本都会留在父母身边养老，女儿则要外嫁别姓，所以人们更愿意生子而不愿意生女。但是，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却是反过来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战争结束后，国家通常会迎来汹涌的婴儿潮。战后人口，十不存一，土地成了无主之地。除去那些被铁骑圈走的地，大量的农田需要由幸存者耕种。朝廷为了休养生息，会颁布一系列的免税政策和轻徭薄赋的法令鼓励人们生产。此时，人们若能占有越多的土地，就越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富庶之家。
元末战争，山西受影响最小。相反地，山东大部分人口则因为战争而消失了。到了洪武年间，朝廷将山西人口移到山东等地。但不久后的靖难之役，山东中西部又成了燕军与官军厮杀的战场，人又死光了。所以继洪武大移民后，又有个永乐大移民。
安定下来的人们，生育意愿非常高，同样的现象在汉初、唐初、宋初、清初都有。人们不必考虑空间和资源占有的问题，因为生得越多，反而占有得越多。
男丁是田间的主要劳动力，多年形成的习惯以及对于现实的考虑，使人们产生重男轻女的思想。其终极形式便是“溺女”，深为有识之士所痛恨。
南宋嘉定年间，福州人林光裔在宁都当知县，“邑俗多溺女”。这里的人们生下女孩根本不养，直接将其溺死。林光裔便专门存下一仓库的粮食，取名“举子仓”，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作为“举子钱”，好让百姓“生女亦举”。举，就是养活的意思。凡贫民中生了女孩的，邻里前来告知，就奖励粮食。同时下发粮食和钱财给生女孩的家庭，作为生了女孩的奖励。每过一个月，要将女孩抱到官府，当庭检验。核验后每月发三斗米，直至1周岁为止。
这个举措救了无数女孩的性命。但也证明当时人生女不举，实际上只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泯灭了人伦。
倘使生孩子有得赚，人们就狠狠地生。相反地，如果生孩子赔本，人们就选择不生或生下来也不养。
汉武帝时，朝廷征伐四方，重赋于民。民户家的小孩从3岁就开始算口钱（针对未成年的人头税，不分男女，都要缴纳），每年征收23文。长到14岁就开始和成年人一样收算赋。算赋，是针对成年人的人头税，这个钱要从14岁一直征收到56岁，每年120文，也不分男女。这个年龄的设计，是因为古时人们以《黄帝内经》男八女七的理论来分割岁数，认为女子二七（14岁）成熟，七七（49岁）是绝经节点；而男子二八（16岁）成熟，七八（56岁）是年老节点，不过，有时候朝廷会按八八（64岁）计算。
如此，家里每增添一个孩子，就要多负担几十文、上百文的人头税。如果只是这样，事情还算好办。问题是历朝历代，基层都会层层加派。由于朝廷有了这样的规定，各地也就有了加征的依据。很多地方，不管法律规定的口钱是从3岁起征，还是从7岁起征，一律从出生算起。连起征年龄都可以改变，实际征收的费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正税以外，还有加派和摊派，各级都要靠这些加派发饷与贪墨，而所有费用也都“有法可依”，因此一律按人头去征。
徭役由男丁承担，原本男子23岁才开始服役，很多地方提前到了20岁，甚至15岁。当然不服役也可以，只是需要按每月2000文的价格缴费，或者直接花钱雇用别人去。
由此，汉武帝时期，家庭每增添一个男丁，就等于背上一倍沉重的负担。所以人们往往“生子辄杀”，溺毙新生男婴，而不溺毙女婴。同时，朝廷为了滋生人口，规定了女子必须结婚的义务。女子成熟，也就是到虚岁十五就要嫁人。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还不结婚，则要依次承担多倍的算赋。譬如，女子满15岁的头一年不嫁出去，家里就多承担一倍的人头税，过两年还不嫁，就再加一倍，直至30岁，人头税最高可以增加到5倍。
生育事关重大，不仅是“传宗接代”那么简单，实质上影响的是家庭未来的生活质量。至此，我们应当理解，所谓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抑或是“生了不养”，是人们出于利益的考量。在中产眼里，穷人多生是愚昧，可对贫民来说却并非如此。
古人的策略，对当今社会也是一个映照。人们权衡利弊，自求福田，婚与不婚，生与不生，又与谁在一起，都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塑造了人们的观念，随着环境的变化，观念也会随之变化。至于人们到底如何才会多生，答案就是：当多生变得更划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