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演义中，人们也常说：“我们堂堂好男子，却情愿去当兵吗？”
在古代，当兵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这与现如今人要当兵保家卫国的思想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兵”与“贼”往往可以相互转换，即便官兵也是如此。“贼”与“兵”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所谓“贼过如篦，兵过如洗”，兵与贼都会在战役后敲诈勒索，烧杀抢掠，过程中还常常伴随着血腥的屠戮。
屠城并非单纯嗜血，一些有组织的军队在破城之后，就会对该城组织抢掠，兵员几乎全都参与其中。屠城者以勒索为目的，以生命威胁为手段，每个队伍负责一个片区，堵截、破门，索要钱财。他们并不需要找到百姓藏钱的地方，那样工作效率太低，只需要执行没钱就不留命的总方针即可。几轮下来，百姓都会被搜刮得精光，再搜刮便没有了，因此丧命。“兵过如洗”就是这个意思，洗衣服要搓好几遍，洗劫也要过好几遍。
古时一些较正规的部队，也会明吃暗抢。军队驻扎某地，都要号舍。所谓“号舍”，是将镇上、村里、城市中每家每户的房舍摸排清楚，然后将士兵分配下去，每几个士兵住在某一家。住进某家的士兵的吃喝用度，都要由房主供应，许多兵借此讹诈房主。
明末，史可法督镇扬州。明军在扬州号舍，士兵入住民户家里，行为就非常不检点。市民王秀楚家中“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这些兵卒“践踏无所不至”，好端端的把屋主的东西搞坏，胡吃海喝，拍桌子、砸板凳，粗鲁喧哗，声音骇人。王秀楚一天要供他们一千多文。王秀楚是秀才，家里也不算穷，可也经不住这个消耗，只好和邻居商量，请这片区域的长官吃席，说了许多好话，让当兵的收敛一点。
官军如此，作为敌方的清军更过分，可以说毫无人性。城破之后，多铎部对扬州开展了为期十天的大屠杀。一开始有点钱还好，但很快市民没钱了，开始积尸如山。十天后“封刀”，扬州血流成河。当时的扬州已经完成了加盖，城中套城，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加上之前逃难进城的，据时人统计，死了80余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像这样的“兵”，老百姓喜欢得起来吗？自然是不喜欢的。因此，当有一支战斗力极强，又爱民、护民的部队到来，百姓的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宋史》记载，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军号“冻死不折屋，饿死不虏掠”，所过之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岳家军的军纪严明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士兵违反了规定，向百姓要了一根麻绳绑笤帚，由于事先强调过绝对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这个士兵就被处斩了。岳飞的部队进城，全都睡在大街上。市民心疼，开门硬要请他们进屋休息，也没有一个兵敢进去。这样的军队其实不常见，却也并非绝无仅有。
太平天国军纪就到了非常严苛的程度，当时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k Lindley）亲历清廷与太平天国统辖的两地，他感慨地写道：“我第一次会见真正生气勃勃的太平军，就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2]“我在苏州城门口和我经过的几个村口，看到悬挂着一些人头，旁边贴有告示，指出这些人都是太平军的士兵，因为抢劫民财，吸食鸦片，掳掠民女，而被（太平天国）斩首示众。”[3]“在三里桥一代的村庄，我特别注意到太平军的纪律严明，无论买什么都照价钱付款。”[4]令他惊奇的是，在太平天国的辖区，经济良好，普通百姓明显富裕，清朝辖区内那种随处可见的乞丐居然消失了。
清朝官军则是另外一种形态，他们烧杀掳掠，无所不至，经常焚毁整座村庄，强抢、打人，更不在话下。
当兵等于当痞子，等于大肆掳掠，这是百姓鄙视从军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打仗的死亡率太高。随着战争的展开，青壮劳力在战场上大批死亡，拉壮丁的便到村里搜刮10多岁的小孩以及超过56岁的老人，让他们也上战场。
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旷日持久的特大战争，折损了唐朝海量人口。战争在北方打响，波及了南方。北方人死亡、逃难，多数地方连一个年轻人都看不到，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然而老弱病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伤害。
乾元二年（759）， 48岁的杜甫路过石壕村，亲眼看见了官吏大晚上抓人的事情。石壕村位于河南最西的陕县（今陕州）山沟。官吏之所以晚上抓人，是有讲究的。因为不管是屠城，还是袭扰，通常都在白天进行，晚上抓人，效率很低。因此人都学精了，在白天跑山沟里躲避，晚上回家睡觉。扬州屠城时，王秀楚一家就是这样，他们白天去坟地里装死，晚上回家吃饭。由于白天抓不到人，官吏不得已才选在晚上抓人，只需要远远地观望，看见谁家有一丝光影，便悄悄地靠近。这不就把老翁堵在家里了吗？
为了保命，老翁“逾墙走”，翻墙便跑。本来以为军队不抓女人，谁知道当差的不好交差，非要他家出人，逼迫甚急。他们家三个儿子，刚刚战死两个。老大的家书来了，他们才刚知道这回事。家里目前只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孙子，一个儿媳妇，需要哺乳。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穿得就像个乞丐。老太婆说：“虽然我没什么力气，可是还能做饭。不如就让我去吧，还能赶上做早餐。”她说完，就开始哭。过了一会儿，哭声没有了，原来老妇被抓走了。第二天，杜甫辞别的时候，只剩下跑回来的老翁。
老妇到河阳应役，其实是去了郭子仪的部队。所谓“急应”，并非夸张。这个村子距离河阳100多里地，想要在一夜之间到达，必须边走边跑。老太太就是跑步前进的。
由于玄宗在天宝年间的奢靡，以及执政上的重大过失，老百姓就要承担这样的代价，怎能不令人愤慨呢？老妇人流眼泪，是提前祭奠自己，她知道应这样的“役”等于送死。
杜甫这个过路人，之所以比老翁年纪轻很多却不必入伍，是因为他是个“士”，这从穿着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被贬到华州做司功参军，沿路住宿民家，得以旁观这一切，却在抓丁的过程中说不上话。
与普通百姓被送去当炮灰不同的是，许多地方豪猾及他们家里的男丁，都可以不入伍。他们有的用金钱雇用别人顶替，有的按规定，本身就不必承担兵役。有的则与官吏熟识，合伙把兵役派给别人，比方说随便抓个叫花子，乱写名字。
普通富户则喜欢出钱雇人顶替，雇人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民国时期，许多人买乡勇冒充自己，价格通常为200～300银圆，在死人太多、战况惨烈的情况下，能要到1500块。这个价格是现今中等人家承担不起的，等于倾家荡产收买亡命。男儿外出当兵，等于亡命之徒。
以上种种弊端，自然让古代人有了“好男不当兵”的观念。
参军光荣，是20世纪中期才形成的观念。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军纪严明，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士兵接受统一的指挥，有优良的素养，崇高的理想，甘愿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
上海解放后，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目睹解放军露宿马路两边，不入民宅，于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有事就找解放军。军人在灾难来临时冲锋在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因此人们对军人的印象非常好。
从现实角度来说，当兵可以报国，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入伍发不了财，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退伍后也有较好的出路和待遇，使当兵再无后顾之忧。参军，既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军人这一职业，也就被彻底认可了。
事实的改变，引起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使人身体力行。“兵”，也就从一个令人厌恶、恐惧的字，变得令人心安与振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