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历史资料和电视剧的影响，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公子王孙、封疆大吏的视角，去观察古代社会，即便低调一点，也至少是巡抚、知府，根本不把小小县令放在眼里。
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古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身份。就连史料中很不起眼的侯门奴仆，黄衣太监，也并不是普通人可以接近的。他们的人生，并非多数人的人生。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究竟会选择怎样的人生呢？
一般来讲，普通人是没有选择的。
多数人只能在时代里随波逐流。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一些人会误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努力，等局面有变，才明白“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当然能造时势，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多是在顺从时代的发展，甚至对于多数名人来说也是如此。
明中期以前，明朝的城镇经济并不发达，城市里没有什么很好的工作。贩夫走卒，至多可以赚点辛苦钱。此时十分之九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生产。
明朝实施的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有一种叫黄册的档案，登记着各家各户户主及成员的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且特意将人的户口类型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还有一个灶户。其中民户最多，包括农户与儒户等群体，约占人口的七成。军户则次之，主要在卫所屯田种地，只有少部分参与训练，承担防务。开支及装备几乎都要由自己承担，这种人占人口的两成以上。而以手工业为主的匠户，其实只有人口的3左右。
户籍制度是明朝的稳压器，与之对应的是人们脱离原有身份的困难。一旦你的户籍类型被划定为某一类别，子孙后代就全都是这一类。子承父业，不可以改动。就算是高官大员，想要改变既定的出身也是非常困难的。
科举是为数不多的改命途径。不过，科举的录取名额是定好了的，只有极少数学子能冲破重围。科举考试成功，也并不意味着能甩掉原有的身份。法律规定，只有官至六部尚书，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才能改换门籍。也就是说，从一生下来开始你是什么身份，到老就是什么身份。军户和民户当然可以参加科举，但想要更换户籍基本门儿都没有。
其他朝代即便没有如此严格的户籍限制，但想要改变出身也是非常难的。绝大多数人从生下来就当农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年不比现在，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农业生产是非常辛苦的。我年少时参与过薅草、摘桑叶、扬场等极轻体力劳动，如今当外卖员比干这些活轻松好几倍，更不要说收入，后者要比前者高十倍。
与辛苦极不相称的，是农业劳动所带来的微薄收入及高昂的代价。在代价方面，譬如垦耕，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利用牛马。但实际上牛马是非常贵重的役用动物，多数农户根本买不起，时常要好几户共买一头。因此《九章算术》上才有“七家共买牛”的算术题。牲畜共有的过程并不愉快，多数农户仍然选择单干。这样的话，就只好凭人力劳作，结果就是累个半死。
“秋耕欲深，夏耕欲浅，秋耕防青为上”“耕不深则地不熟，转不浅则动生土”，除这样的劳动外，还有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劝助、收获、蓄积几个大项，以及几十个小项的工作。从春耕到秋收，农民们多数时间都在耗费体力。
人们通常依据自然条件自动调整作息。农民一般早上天刚亮就起来干活，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因为要黎明起床，所以他们并不吃早饭，有也只是垫补两口就出去干活，一直干到日上三竿。到八九点钟，太阳开始毒的时候，他们就回家吃饭。他们到了午休时间多半要抽空在室内干点别的活。下午阳光不毒的时候，他们又要出发，从三四点钟一直干到日落西山。
农忙的时候休息的时间更短，农民往往要连日奋战，夜里也要继续干活儿。在清朝，农忙自农历的四月初一开始，一直到七月三十日为止。衙门除了谋反、人命、贪赃枉法等重大案件，一切普通事件概不受理。其实这是从汉元帝时即有的规定，是为了防止一些小吏专门挑农忙的时候找农民的麻烦。这帮官吏喜欢“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比如发生口角，他偏趁你抢收麦子的时候让你上堂，导致农户当年破产。想不破产，就得拿钱贿赂他们，让他们别找自己的麻烦。
农忙这四个月是农民最为辛劳的时候，其余是农闲时间，却也只是“农闲”，人并不闲。农民往往还要出夫，从事朝廷下派、官府指定的苦役。徭役分正役、运役、兵役等。刨坑、运土、伐木、扛梁、搬砖、修坝，都在正役之中。具体休息时间不一定，如果工期催得很紧，是无法休息的，极端情况下能把人累死。所谓“运役”，就是运送官方转运的粮食、货物。其余尚有烧炭等苦役，没有一丝所得。
不想承担徭役的，可以拿钱粮折抵，这就又给农民造成了新负担。徭役是没有收入的，干农活的收入，又只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为了多赚点钱，人们就先应自己的役，再帮富户应役，赚点外快。
这些农民不是没有做点买卖的想法，但市场上其实没有需求。当时普遍的消耗品主要是草鞋一类的东西，因此多数农民都会织草鞋。刘备与母亲曾“织席贩履”，在家编制草鞋、凉席，拿到集上去卖。而肥皂（皂角做的）、牙刷子[1]一类的小商品，宋代以前就有了，也是有人买的。但这种“高档商品”销量不佳，因为多数人根本没有可支配的余钱，像这种价格较贵的东西，是很难卖出去的。由于钱并不在多数人手里，社会经济进一步萎靡。
明清时期，布鞋的价格通常在十几文到几十文不等。靴子的价格则是数百文、上千文。草鞋的价格就很亲民了，才几文。不要以为这样的话人们就愿意花几文钱买新草鞋，其实最受欢迎的是破布鞋，富人穿破不要的，被他们的家奴拿出去卖，也就几文、十几文钱，穿起来比草鞋舒服。
农民的衣服上总打满补丁，日常饮食也很不丰富。虽然古时的饮食五花八门，宋代以后，铁锅技术大发展，又为炒菜技艺的突破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这都仅限于富贵人家。普通人确实轻易吃不到白面，只能吃些粗粮，包括豆粕、薯类、高粱等，不敢说每天都是如此，因为有时候还得吃糠，有时甚至连糠都没得吃。一些苛捐杂税搜刮得厉害的朝代，收获季节，农民往往忙着收草籽而不去收粮食，因为即便收了粮食，也会被朝廷搜刮走，最终还是只能吃草籽。
肉当然是吃不上的，除非过年。至于调味品，多数只有万味之祖——食盐。但古时盐铁垄断，官盐非常贵。在一些不产盐的地区，如古代的贵州，盐的价格十分昂贵，一斤要花掉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沿海省份的人们会找盐贩子买私盐，私盐价格低很多，却也是暴利，不少亡命之徒都是盐贩子出身。普通人家把来之不易的盐分解在水里，泡小石子，实在是馋了，就用煮熟的菜叶沾一下石子吃。
农民是重体力劳动者，平时饭量极大。可人光吃饭是不行的，还必须吃盐，否则干活没有力气，手脚都是软的。菜又不够，家家户户便腌咸菜。就着咸菜吃干粮，喝粥，就是普通人的日常。
种地的实际负担，一般要上交至少一半的收成。如果失了地，租别人的地，还要承担地租。封建帝国中后期，普通人收入的五分之三，甚至四分之三都要交出去。遇到荒年，租金、负债不予减免，他们只好先欠着，成为负收入者。最终，农民不得已卖掉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盛世流民。为了活下去，他们纷纷涌向城市。
这种丢掉了本业、本分的人，却被统治者称为“游手趁食者”。在明朝，大略从正德年间，流民就开始多起来，清朝却是从始至终流民泛滥，叫花子极多。
有十分之二三的农民彻底脱离了土地，逃到城里游食。以前城里养不起那么多流民，后来有了那么一点希望。那时候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大量招人。农民得以从事手工业，靠工资补贴生活。他们实际当工人，但户口却是农民，旧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新的要求。
古时虽然也有养老金，但也只是针对官员的。市民没有养老金，农民就更不必说了。由于并没有养老金，只能寄希望于养儿防老，多生儿子，使家里多出劳动力，多一点养老的保障，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
基本上男人活到了五六十岁，就可以养老了。如果有幸组建了家庭，此时应当抱了两个孙子。知道家里的田产、房产不会被其他族人抢走，老婆子也不会没住处，所以颇感欣慰。
设想一下，大清早，儿媳前来请安，为你端尿壶，煮茶水，下灶做饭；儿子们已经外出干活了，活很多，一时干不完，决定继续干；你嘱咐媳妇、儿媳妇，到时候挎着篮子，给儿子送饭。但是到了农忙，你还是得自己上手干。当然老婆子也不容易，拉扯孩子、织布纳履，天天受气，熬成婆了，对儿媳妇却没好气。
回首往事，古代的普通农民这辈子除了干活，还是干活。能颐养天年的毕竟是少数人，古代免除徭役的年龄，就是村民普遍的死亡年龄，这一点卡得还是比较准的。这时候，病痛很快就来了。儿孙在床前伺候，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老人便撒手西去。
古代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