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二年（1568）的某天，大明首辅徐阶一行人在皇宫御道西侧碰见了5岁大的太子朱翊钧。
太子向他们打招呼：“先生们辛苦啦！”
拜过太子后，徐阶说：“殿下这个年纪，该读书、上学了呀！”
太子望着他们，说道：“我都读完《三字经》啦！”他又说：“先生们快请回吧！”声音洪亮，不卑不亢。
徐阶等人走出皇宫，额手称庆：“宗社万世有幸啊！老臣即便是死也瞑目了！”
为什么太子读个《三字经》，就是社稷万幸的大事呢？
原因就在于，《三字经》是宋元以来中国最为经典的童蒙读物。它约有一千字，承载了劝学、天文、地理、历史、礼仪、道德等诸多内容。在民间学堂，孩子们7岁开始读《三字经》，而身为太子的朱载壡5岁就读完了，面对徐阁老的询问底气十足，也让阁老们刮目相看，庆幸他不是一个贪玩厌学的储君。
《三字经》的作者，据说是南宋淳祐年间的进士王应麟。这篇文章写成后，很快成了先生们最喜欢的教案。三字成经，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其他蒙学读本无出其右。因为《三字经》影响巨大，后世又有人对其进行了增补，其中涉及历史的部分一直拓展到了民国时期，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版本。
作为儿童读物，《三字经》更多的是描述古今文化概况，起到劝学的作用，虽然言辞精简，但太过笼统，虽能增长人的见识，强调共有的道德观，却无法指导日常行为，无法成为“守则”。
于是，清康熙年间，一种名叫《弟子规》的三字文应运而生。《弟子规》对子弟的行为、举止进行了详细的指导与规范。在清朝，《三字经》与《三字经》并列，成为童学必读书目。
有人指责《弟子规》着重规训与思想钳制，并非古代的蒙学读物，是冒充的，这个指控的前半部分有一定的道理，但后半部分却是严重错误的。
《弟子规》确实是清朝中期直至近代非常有名的蒙学读物，从写成那天起就被各处传抄。乾隆年间的进士李江认为，乡塾最忌不读《弟子规》《小学》，这两种书浅显易懂，读过即可照办，应与《广三字经》《小学》一并诵读。
《弟子规》的流行是因为它与《三字经》大有不同。它对学生的日常行为有明确要求，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句子易解，又容易上口，让孩童谨记应有的行为准则。不似《三字经》侧重的是博物与说理，《弟子规》侧重的是行为指导。
然而，《弟子规》毕竟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极致时的产物，自然而然地夹杂了不符合现代观念的教条。尤其是那些与上下尊卑有关的条目，完全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单方面强调晚辈与下属的付出，而不去提长辈与上级的责任。如“亲憎我，孝方贤”“号泣随，挞无怨”，在一些企业主那里深受欢迎。
这样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尚难做到，如今更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条目的存在，使《弟子规》遭到了近人的抨击。也有人揪出作者李毓秀进行批判，说他只是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所以写的东西水平本来就差。
这有一说一，作者的科举水平与作品水平并没有非常大的关系。蒲松龄乡试不中，仅是秀才，所作《聊斋志异》却是经典中的经典。徐霞客连童子试都没过，也不失为人文地理一代宗师。
《弟子规》中有糟粕，不合时宜，应当有所摒弃。但也要一码归一码，因为它的确是个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无与伦比的童蒙模板。
这一点现下极少有人意识到，朗朗上口，合辙押韵的三字文，乃是蒙学最为经典的格式，非常便于人们吟咏记诵。如果改为长句或者互不关联的词组，人们的学习效率将大打折扣。
《弟子规》的行文模式，正是当今教育界应当学习的范式。它用最简明易懂的三字句对学生进行切实的引导，一句话便能胜过一大段教诲，几句话能让人记一辈子，比上十堂课都管用。我们要做的不是连模式都摒弃，而是将“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之类的内容，改为更符合现代社会环境的规范。
《三字经》是明清以来最重要的蒙学读物，《弟子规》是清代中期以来的蒙学读本。此外，还有许多几乎与它们同时出现的儿童读本，如《百家姓》《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增广贤文》《小儿语》《幼学琼林》。这些读物，课堂上未必全教，就算教，也只是先生领读，学生跟读，并不做过多的解释。其中的《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是知识类的，《笠翁对韵》是教孩子写诗文，《增广贤文》《小儿语》教的则是人情世故。它们多是四字经或六字经，有的是四六骈文，相较于《三字经》略难记诵。
宋代以前，也是有蒙学读物的。唐代主要是《蒙求》，为进士李翰所著，至今尚传，但它是单纯罗列名人知识的四字读本。又有《兔园册府》，作者是唐初文学家虞世南，统共十卷（另有唐代杜嗣先纂一说三十卷，今残存一卷），到五代时也还是乡塾最常用的教材。即便其传播得如此之广，经历五代数次战火，也还是散佚了。
唐朝更前的南北朝时，有我们所熟知的《千字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对仗工整的四字知识，与《三字经》《百家姓》同列传统蒙学三大读物。
汉代则有《仓颉篇》《急就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作为小学生识字、博物的教材，在当时非常有名。可惜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不过，传下来的篇章多半也只是对生字进行了简单的罗列，相当于小学课文后的“生字”。
先秦时期，人们就将基础教育阶段称为“小学”，高级阶段叫“大学”。士人通常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学六书，主要内容是识字等基础课程和基本礼仪，礼仪主要是长幼之道。孩子们10岁开始学《诗》，《诗》数百首，旋律悦耳，是专门负责采风的官吏撷取先秦诸国人与民间风行的歌谣而成。
不过，原本的《诗》中，确实夹杂了一些相当泼辣的山歌，歌词很淫秽。事实上，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也采撷过明代的山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看，确实不太适合课堂学习，尤其是小学生的学习。
孔子对《诗》进行了增删，定了三百篇。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说的就是《诗》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洞察力、凝聚力、共情力。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特点，正是博物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人要懂得的远不止这些。
现如今的家长，一般非常注重孩子的博物教育，给孩子买许多的博物书，可以说非常尽心了。但是，品德的培养却是要言传身教的，不是只说不做就能行的。
在言传这方面，人们有些进退失据，轻易放弃了便于理解和吟诵的三字箴言，迷失在了散乱无序的长句和各类专业名词中，以致事倍功半。道德教育太高而又笼统，缺些可直接上手执行的礼节，也是应当着重改进的。至于博物教育，它能使人明智，但也极容易让人产生傲慢的情绪，必须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否则所言完全脱离实际，还不如不知。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蒙学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充分利用既有的优势，书写属于当代的经典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