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1871），已经中了秀才3年多的张謇闷闷不乐。事实上，从16岁开始的10多年里，他都生活在极端的抑郁与愤懑中。
主要原因，就是他在考试时选择了“冒籍”。
所谓“冒籍”，就是用假的籍贯参加科举考试。之所以这么办，是因为清朝末年，很多地方有“冷籍”的说法。
冷籍，是指家庭三代以内没有人做过官，也没有人考中过秀才。本来科举的目的就是选拔民间人才，是不拘泥于出身的，只要不是胥吏、倡优等贱籍出身，就都能应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许多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对普通家庭的限制越来越多，对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要求越来越苛刻，才出现了所谓的“冷籍”。
许多资料都说冷籍是因为三代以内没功名，所以不能参加考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冷籍是地方上的学官和缙绅，也就是“学阀”篡改现成的规章，私造出来的一项制度，目的就是设置本来没有的门槛，使科考入围的大权掌控在少部分人手中。
冷籍家庭出身的考生本来都可以参加考试。可是，朝廷又规定，平民子弟若想参加考试，需要族里的头面人物认保，考前还须本县的廪生（能领廪膳的生员）派保。这种担保的工作并不归县官统辖，而归学官统辖。因此，一些不肖秀才与学官发现了商机。他们达成默契，将担保做成了一门生意，发明“冷籍”的说法来恐吓、讹诈普通考生。他们掌握着学生的入试许可以及中生员后的名次排序，便以此要挟考生拿钱给他们。
据张謇自述，一个秀才名额，少则要花费数百缗（贯）钱，多则几千缗。这些钱，足以让好几个中产之家破产。
张謇是少年天才，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可当初却连初试都不能参加，他便和父亲一起请老师帮忙想想办法。
他的老师宋璞斋，应当也是当时“吃考生”环节中的一员，他介绍张謇父子认识了邻近的如皋县一个名叫张駧的老人。张駧有个哥哥，叫张驹。张驹有个儿子，叫张铨，此人刚刚去世，户口还没有注销，宋璞斋就让张謇假冒张铨的儿子。
张謇考试的时候填了三代，张驹、张铨、张育才（张謇）。因为这家人里本身就有秀才，所以子孙可以随意参加考试，不用为了花钱买考试资格而破产。而约定付出的费用也较少：如考上，就给二百千钱，也就是20万文；如果没考上，则只需要支付张駧的儿子张镕和孙子张育英的考试费（他们也要一同考试）。
结果张謇顺利地考中了秀才，想着赶紧恢复原籍，可张镕并不同意。他告诉张謇，这时候暴露了身份，是不想要功名了吗？建议还是先继续考，等中了举人再说。
年少的张謇就这样上了贼船，他对张镕，不仅没怀疑用心，还重重地感谢。后来张謇几次考举不中，神魂不宁，全拜这户张家所赐。因为经常被他们敲诈勒索，五年来，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张家人知道张謇珍惜自己的人生，不想因为冒籍被革除功名，就开始大肆勒索。
除了一开始的24万（文）外，张镕又勒索了一笔“学官认派保费”，为龙洋（银圆）150块。没过多久，他又来问张謇要钱，先要了80块，后来又要了220块。而那些作保的乡贤、秀才、学官，也都来敲诈张謇。
忍无可忍的张謇父子，决定向宋老师求助，请宋老师帮忙疏通，改回原籍，却被宋老师一顿嘲笑。宋老师可不管学生被敲诈的事，还让他们好自为之。他们只好回家，继续忍受这帮人的敲诈和骚扰。
原本的小康家庭，经过这些年这么多人的敲诈，竟负债1000余两。最后张謇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还来敲诈的张镕非常生气，便串通学官诬陷张謇，说张謇不孝顺，还要张贴他的大字报，大骂张謇忘恩负义，不认他这个亲爹。
他假装自己就是死去的兄弟张铨，上告如皋县的学官，说张謇对他这个亲爹不孝顺，请学官做主，惩罚张謇。学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把张謇传唤拘留，让他写一篇揭露自己肮脏的心灵的反省文，并说明以后到底该怎么孝顺自己的父亲张铨。
张謇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选择了逃跑。那天深夜，他穿着破鞋，提着灯笼，冒雨出城，跑回了老家南通。正巧江苏学政大人彭余久到南通任职，张謇直接向他自首，请求将自己的秀才功名革斥。
彭余久是温厚的长者，惋惜张謇的才华，吩咐通州知州孙云锦彻查此案。（古时有两个通州，北京通州和江苏通州，为避免混淆，人们就将南边的通州叫作南通。）
孙云锦早就知道有这回事，他以前就颇为赏识张謇的才华，奈何地方上盘根错节，实在难办。既然此时有了上面的命令，便开始层层递交申请，几经周折和反复，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经礼部核准，让张謇改回了原籍，得以继续参加考试。
后来，张謇获得乡试第二名，在会试中得进士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在这期间，张謇已经开始施展实业救国的宏伟抱负，坚定地支持国家重工业的发展。他一生中创办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之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謇冒籍，实则并没有在考试难易程度上占任何便宜，只是想要一个考试的资格，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然而，就算这样的机会，在帝国晚期时，也被既得利益者阻挠，他们为平民子弟的上达渠道设置了层层壁垒，尽可能地阻止平民子弟参加考试，使张謇不得已选择了伪造身份这条道路。
有资料记载，太平天国领袖冯云山就是因无法考试才愤慨地说：“考试无钱，难考得到！”许多人以为冯云山说的是路费和考试费，实际上是要倾家荡产缴纳的资格费。
在古代，伪造籍贯是要遭到革斥的，张謇只能任由知情者勒索。好在他最终摆脱了泥潭，得以发挥自己的能力。
张謇不是第一个冒籍考试的人，也绝非最后一个。早在他之前，人们也曾为了获取考试资格，或为了享受更少的竞争，转投到别的省份和地区参加科举。这种现象唐代就有了，到宋代达到鼎盛，并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每个地方的人口不一样，但录取的名额可不是按照人数多少定的。譬如顺天乡试一次录取100个，浙江乡试才录取50个。现实是顺天的考生少，而浙江的考生多，录取的比例根本就不一样。江南人文甲于天下，考生水平很高，数量也多，可江南（安徽及江苏）乡试也只录取100个，如果去顺天考试，很容易就能被录取。
之所以这样做，朝廷也有自己的考虑。科举考试其实是官员选拔考试，倘使放弃分省录取，直接按照名次排序，那么天下的举人、进士，就会有七成来自江浙。如果这地方再有大批考前突击辅导班、魔鬼训练营，那么就会垄断所有名额。同一个地区的人往往会形成合力，垄断官场，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朝廷才按照省份给名额，而解额几乎是按政治势力平摊下去的。
可在考生看来，这显然很不公平。大家学的都是同样的知识，考的也都是相似的内容，所谓“学而优则仕”，学得好自然应该被优先录取，凭什么要分籍贯呢？
可事情已经这么定了，为了脱颖而出，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冒籍，在竞争激烈的地方学习，到竞争小的地方参加考试。
冒籍的方法花样百出，总体来讲，无外乎异地落户或冒充他人。尽管历朝历代打击力度不小，可冒籍的现象依然相当严重。如明代某个时期，福建福清地区共有120名秀才，其中本县的20名，剩下的全都是外地的，这帮人一般考完就走。除了受到影响的本地考生家庭，人们其实对冒籍并不反感。但冒籍毕竟是违法的，不肖子弟便可以抓住某人冒籍的把柄死命地敲诈。
冒籍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古时候人们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一种应对。在一些朝代，它并不违法，只是不被官方鼓励。但在科举成为士子唯一出路的时代，这件事就变得严肃起来。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资源，更加轻松的人生晋级方式，人们花招百出，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一遍。在这样的博弈中，许多人的命运也就此改写。
[1] 南宋牙刷俗称牙刷子。
[2]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47页。
[3] 同上书，第57页。
[4] 同上书，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