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详细论述了兵源的重要性。
选兵，第一等可用之人是“乡野老实之人”。这种人长得黑大粗壮，吃苦耐劳；手、面、皮、肉都很结实，一眼就能看出是土里生，土里长的；训练之后，作用极大，效率很高。
而第一等不可用之人则是“城市油滑之人”。看面目，光亮洁白；看外形，宛若优伶。这种人不管性情如何，都很惜命，意见又很多，很难培养成一名战士。
另有一种奸猾巧诈之人，总是神色不定，见了官吏也一副藐视的样子。倘使选用这种人，就会成为部队的搅屎棍子，军队就会丧失战斗力。
老实人，其实就是本分人。他们通常有固定的职业，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有时候做点小买卖，家里的钱不多，要省吃俭用地生活。虽然他们心地不一定很善良，但一定任劳任怨，且不想滋事。然而，这样的老实人，正是恶人欺侮的对象。
老实人的老实之处，主要在于不知道应当反抗以及不知道如何反抗。在他们的眼里，官府是值得敬畏的，麻烦是要避免的，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他们不愿和别人产生纠纷，出了事也不去打官司。
老实本自天性，所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赑屃负重前行，睚眦有仇必报，人人喜欢赑屃，赑屃却成不了睚眦。数以万万计的百姓，本该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可在古时，无论有何种秉性，绝大多数都被贴上“老实”的标签。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古代统治者对人们三观的塑造非常上心，不仅以“忠孝”谕人，还会在实质上塑造“人人都是老实人”的局面。
明朝的文人是不老实的，明朝有言官制度，文人可以对朝政口诛笔伐，并一度将这种风气带到了清初。江南文人普遍对新朝不满，他们吟诗作对，阴阳怪气，有的甚至认为脑袋掉了碗口大一个疤。他们总结起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印刷出版，有的则私修明史，不用清朝的年号。
而在清廷看来，明亡最为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帮文人口无遮拦干预朝政，时而聚讼影响决策。“哭庙案”“浙江抗粮案”，就是清政府为了整治江南文人而生造出来的。
这些案情是实打实地冤枉好人，比如浙江抗粮案，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抗粮。粮差明明征收过一遍白榜银税，结果粮差私吞税款，没交公，后来衙门又派人去收税，被征税的人家不愿意给，就被拉去衙门打死了。诸生去官府抗议被抓，由此牵扯无辜，酿成了抗粮巨案。更冤的是有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在这件事中露过面，也没说过一句话，却一并被抓，或被杀头，或被流放。这其实就是针对“悖逆之民”的整治，和这帮聚众闹事的人沾上一点边的人，都会被判刑，往后谁还敢生事呢？
历经100多年的清洗，终于洗出了一群顺民。清朝的老师劝诫学生时，就有强调过千万不要参与任何“聚讼”的条文。有什么冤情，被冤枉的人或至亲好友可以上诉，却不能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讨说法。官场也有教诲：多磕头，少说话。
清人的“老实”，是被“杀”出来的。
朝廷即便对文人如此，对普通的民众，单纯的告诫与威慑却是没有用的。乡间侵凌暴虐的事件时有发生，人们经常因为这样的不公而发起诉讼。此时官府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审判，而是“止讼”。
止讼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让衙门成为普通人不敢进的地方。止讼首先应用于近亲相告，双方如果沾亲带故，不管是谁来告状，都要先罚站。有一种叫站笼的刑具，是木制的高笼，三面是木栅，一面是木门，门上有锁。顶上有一个木枷，把人的头扣住，让人半悬在笼子里。脚底下够不着地，就垫几块砖，但并不垫得正好，让人必须踮着脚站。稍微松劲，脖子就会卡在枷上。被囚的人只好大拇指用力，努力支撑，时间一长，就会把脚趾累断。一般只需要两三天，被囚的人就会被累死。
毓贤担任曹州知府的时候，立了12套站笼，抓到人后，不管你是贼人还是良民，先往站笼里放，弄死了不少人。如果说毓贤是为了抓盗贼才会牵涉无辜，那么其他官员则纯粹是为了达成止讼指标滥杀无辜。
遇到亲朋状告亲朋的，官员会先弄一套枷锁，让人手拉手站在衙门口，直至他们同意撤诉。陌生人之间的控告也是如此，不仅官员把人乱打一气，官差更是索求无度。很多时候，一旦接手个案子，小吏便因公徇私，“入门索酒饭，出门索银钱，略不称意，横肆诟骂，一言抵触，蜚语诬赖。”
官吏对诉讼者百般凌辱，诉讼者稍表现出不快，他们就会造谣诬赖，构陷事主。人家本来就是因为遭遇了不公才上诉的，结果弄得倾家荡产，遍体鳞伤。这样的环境，促使百姓达成一个共识：不能沾惹衙门。基层就这样失控了。
取而代之的，是处理私案的乡绅、耆老、族长等。这些乡绅、耆老、族长，与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却又相对独立，拥有一定的裁判权和执法权，俗谓之“老大人”。
老大人有时是公正的，但很多时候不可避免地做出不公的判决。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故而在实质问题上相互抱团，制造老实人，并牺牲老实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换取一时的太平。
老实人对人有益而无害，忍气吞声，不惹是生非，官府很喜欢，老大人也很喜欢，普通人同样喜欢。不过，人们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多多少少都会帮老实人说话，一些正直的县官、老大人，也会刻意偏向老实人。但一旦涉及他们自身实质性的利益，也总免不了忽略老实人的利益，重视凶顽者的诉求，达到相安无事的目的。
老实人的声誉很好，那些狡猾的凶险之徒，不仅不放过他们的钱财，就连这样的美誉也不放过。
《里乘》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皖城（今潜山）怀宁县有个孀居的寡妇，儿子刚刚成年，为人非常老实。他为某个官员当仆从，做事勤勤恳恳的，深受主人的喜爱。
同治七年（1868）三月十八日凌晨，他起床为主人煮茶，一个暴雷白花花地闪向院子，直接将他劈死了，死的时候人正跪在地上。
那寡妇闻讯赶来，抱着儿子的尸体号啕大哭：“我儿是好人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长眼？”结果话刚说出口就天雷滚滚。众人忙劝她别忙着骂老天爷了，先收尸吧。她一住口，果然就没雷了。
《里乘》是模仿《聊斋志异》的志怪集，虽有的成分，可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现实。古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老天爷的天雷是不会劈死老实人的。人之所以被雷劈，还是因为不老实。后来有人指出，寡妇的儿子确实很不老实，只是对外装老实。他手脚不干净，曾坑了不少人，还害死过人。
据说有一回，他偷了卖陶器的小贩五百文钱。卖陶器的小贩很辛苦，就是捏土作业，凭借手艺勉强混口饭吃，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全被他偷了。小夫妻“无以营生”，为此吵了很久，最终双双上吊自杀。时隔一年，就有了这小子被天打雷劈的事故。
古人迷信地认为雷只劈坏人，却又说“雷惯击老实人”。意思是许多老实人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老实，他们不发誓还好，一发誓就电闪雷鸣。这样的因果报应说，显然是出于人们对伪装成老实人的恶人深深的恨意。
中国古代是熟人社会，祖祖孙孙同居一处。长久的交往，让人能轻易识别村民的人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应用在熟人社会是对的。在当时，人们非常重视口碑，那些假装厚道的人总会露馅，所以口碑是很差的。
朝廷也有矛盾，在统治者看来，老实人是可以牺牲的，但也必须加以保护，这样才能让人们争做老实人。所以朝廷自然也要出台法律惩治奸恶，在定案时强调某人“老实本分”，一旦这样说，就倾向于判定此人无罪。而对于无权无势的凶顽之徒，就没有那样的好脸色。
现如今的生人社会中，很难有谁能为别人做出信誉担保。于是，建立完善的信誉体系就是必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