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蓉
1928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在四川重庆朝天门外壮烈牺牲。消息传来，我立即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一年多以前，傅烈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和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的秘书，随军北伐来到南昌，他的夫人陈才用也来到南昌，在江西省妇女解放协会任干事，专职从事妇女运动。我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因受母亲和表姐等人的影响，也在妇女解放协会帮助工作，和陈才用等人朝夕相处。我担任协会的交通员，经常受陈才用的派遣，去北伐军政治部给傅烈送信、送好吃的东西；傅烈也经常到妇女协会来，大家有说有笑，非常亲密。傅烈英俊潇洒的外表、热情刚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84年冬的一天，我听说傅烈的遗孀陈才用已双目失明，卧病在家，便特意去看望她。当时她正躺在一张睡椅上，我走到她身边叫了一声：“陈阿姨！”她听出了我的声音，从睡椅上爬起来，口里嚷道：“你来了我很高兴！”说着，她突然抓住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希望你把你傅叔叔的英烈事迹写个系统的、全面的传记。现在我把保存多年的一部分资料，还有我这个活资料，统统交给你，请你赶快把传记写好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活了80多岁的老人死也瞑目了。”我当时很受感动，无限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促使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个任务。
这以后，我一面整理能搜集到的资料和陈才用老人的录音，一面到北京访问了蔡畅大姐，到四川访问了当年和傅烈一起战斗的刘披云、张秀熟等老同志。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帮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了这篇文字。
傅烈原名傅见贤，乳名见子，曾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1898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的一个小商家庭。他从小聪颖，喜欢读书，五岁时就把《三字经》、《百家姓》、《昔时贤文》、《幼学琼林》等书读完。1904年上顿渡创办新学龙津小学堂，傅入该校学习，190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中学毕业后，奉父命继承祖业经商，于是他到九江一家同乡亲戚开的德茂米店当学徒。入店后，他仍孜孜不倦读书，店主很不高兴，甚至把他的书抛掷在地。傅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开了这家米店，不久经友人介绍，在九江高志模范小学教书。他一面教书，一面探求新知识，加强自我学习，1917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南伟烈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傅入校后，在各种进步书刊的同时，特别注意学习英语。傅烈在南伟烈大学又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对当时社会种种黑暗现象表示不满。他在一次家信中写道：“我痛心祖国的神圣领土变为租界，外国人强占了我国的土地，还要欺负土地上的主人。我看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洋人欺负中国人，总从内心里发出咬牙切齿的仇恨！”他父亲担心儿子在外面“闯祸”，曾经几次到九江去看望他。父亲为了让自己这个独生子早日传宗接代，1918年趁傅烈寒假返家时，由父母作主，逼他与陈才用女士结婚，从此不让儿子去九江读书了。
陈才用与傅烈的结合，虽然是封建包办婚姻，但陈当时也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与傅烈有着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婚后双方情投意合。小夫妻经常私下研究如何跳出樊笼，远走高飞施展宏图的办法。最后，父亲在儿子和媳妇的再三恳求之下，终于允许傅烈去上海经商，但又不完全放心，遂于1919年旧历端午节刚过后，亲自护送儿子到了上海。
开始傅烈在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当学徒，那时他才21岁。不久，又经人介绍到中英商人合资兴办的上海求新造船厂当翻译。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傅烈深深地被这汹涌的革命浪潮所激动，在上海结交了一批江西籍的有志青年彭树敏、饶国章、饶来杰、江学轩、涂名扬等。他们得知华法教育会在上海设有勤工俭学会，可以介绍中国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于是傅烈报名参加留法预备专修班的学习，开始补习法语，立志赴法勤工俭学。
为了表明决心去法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10月，他打电报向父亲请求准备300元银洋作旅费。父亲接到电报，气得摇头叹气，坚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乃于次年旧历年前赶回家乡，父子立即展开一场大争论。几经争辩，父亲仍以年关紧迫，一时难以筹措大宗旅费为借口，阻止儿子远行。然而傅妻陈才用深明大义，主动提议愿意献出陪嫁首饰作为路费，就这样凑足银洋300元，元宵节一过，傅烈就兴致勃勃离家赴沪。
傅烈抵达上海，每天仍坚持学习法语。一天，终于得到上海华法教育会上海勤工俭学会准许他赴法勤工俭学的通知。1920年5月9日，傅烈与江西籍同乡邓荣鏸、涂名扬一起赴法，同行的还有赵世炎同志。那天中午12时，一艘法国邮轮“阿尔芒勃西”号，从上海港起航西渡。
“阿尔芒勃西”号海轮，载着130名中国青年向西方驶去。这是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当时航海条件很差，船上人既多，地方又狭窄，舱内空气闭塞沉闷，加上伙食不良，给初次海上旅行的中国青年生活上带来很多不适。于是大家商议，组织一个临时性的“航海自治团”，帮助大家搞好旅途生活。赵世炎、傅烈等十位同学被选为这个临时组织的成员。一路上他们积极负责为大家办事，改善伙食，打扫卫生，照料病人，看守舱内行李，热情供应茶水。航海自治团还根据大家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了学术谈话部、法语练习部、音乐部、新闻部，使100多个刚刚离开祖国怀抱的青年，在无边碧波、惊涛澎湃的海洋中，得到有秩序的生活安排，愁闷的空气很快变成生气勃勃的气氛，大家精神上都感到快慰。
“阿尔芒勃西”号从上海起程，历时45天，航行3万里，于是年6月15日到达法国马赛港，次日晚上11时到巴黎。傅烈和自治团的成员积极协助巴黎华侨协社派来接待的招待员，忙着搬运行李，填写学生履历表，告知各人被分配的学校，把同学们的事情安排妥当，最后，他才乘船前往蒙达尔公学报到。他这种一心为集体的精神给留法广大同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成为大家公认的代表。
1921年初，巴黎勤工俭学会首次介绍十位同学去哈佛勒地区圣乃德工厂当学徒工。这十人中有江西籍的傅烈、涂名扬、江学轩、饶国章、饶来杰五人，河北籍的夏述虞、李书田、焦玉峰等五人，他们一同由巴黎乘火车至哈佛港前往该厂报到。根据勤工俭学会与厂方协议，练习期六个月，期满即分配到该厂其他制造车间为技工。这时，他们同住在厂方指定的一间可容20人住宿的简陋木架棚舍中，自办伙食。当时因南北口味不同，五个江西人组织一个伙食小组，以后，第二批来厂当学徒工的彭树敏，也加入了这个组，因此六个江西人同工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傅烈被推为这个组的代表人。由于他工作积极，学习勤奋，待人接物态度诚恳，又乐于帮助他人，深受同学爱戴。
这时，旅法各地勤工俭学的江西同学，曾相约向江西省政府请求拨款接济，推举傅烈为代表并负责起草申请书。他欣然接受，很快就完成了这一起草工作，由巴黎华法教育会将申请书转给江西省政府。结果江西省政府终于拨给本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笔救济款，使当时江西籍在法的25个学生生活有所改善。巴黎有个江西同学汪恩广，因回国川资不足，曾函商在哈佛勒做工的江西同学协助凑借，傅烈得知此事，主动与江西六个徒工商量，终于帮助汪恩广得以成行。
1921年五六月间，圣乃德铁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资本家压迫，举行一次大罢工，傅烈、李林、黄品铭、彭树敏等积极响应。傅烈鼓动在工具车间学习的15位中国同学，随法国工人一起参加这次大罢工，表达了中国工人对罢工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得到法国工人组织的热烈欢迎和赞扬。罢工胜利结束，厂方对参加罢工的工人当然不满，他们把15位中国同学分散在该厂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以此作为报复。但是中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却从内心感受到，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1920年2月，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次年8月改名“工学世界社”。傅烈是这个组织的成员，9至10月间，他参加了曾经蔡和森赞助，由李维汉在蒙达尔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会议期间，他仔细了蔡和森手抄的贴在会议室墙上的《共产党宣言》，在热烈的辩论中，傅烈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1年，留法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连续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傅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这三次政治运动。
三次政治斗争是：1各地勤工俭学学生数百人于2月28日齐集巴黎，赴中国驻法使馆请愿，要求生存和求学权利；2巴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旅法各界华人，于8月13日在巴黎哲人厅开大会，反对中法大借款；3各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于9月21日派代表百余人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争回里昂大学求学权利。这三次群众运动，在哈佛勒做工的同学因工作关系，虽未派代表前往参加，但傅烈一面组织同学通函响应，热情鼓励支持；一面在当地广为宣传，对各次斗争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显示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团结和力量。
通过多次的社会活动，傅烈与外界有关政治组织、群众组织，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接触新思想的机会较多，所以他在每次斗争中都和同学一道，站在运动的前列，冲锋陷阵，同迫害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陈箓、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以及法国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激烈的政治斗争，锻炼和考验了他，促成他新的觉醒。傅烈这时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一批共产主义者，接触新思潮的机会增多，得到革命先行者的教育和帮助，使他逐步地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明确认识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1922年上半年，傅烈已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次年2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选出了五位新的执行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时傅烈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这年上半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徒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从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9、10月间，中共旅欧总支部选派的一批党员中，有江西籍的傅烈、彭树敏、饶来杰，还有其他各地来法勤工俭学的陈家珍、穆青、廖仁志等，一共20多人。他们随同蔡畅、聂荣臻同赴苏联，从法国巴黎出发，经过德国柏林、汉堡，渡波罗的海，到达苏联列宁格勒，10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该校，还有先入学的中国学生罗觉、陈延年、王若飞、叶挺、刘伯坚、朱克靖、黄镜明，以及江西籍同学肖复之、袁冰之等数十人。同学中的党员，则参加中共旅莫支部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教育。所有在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都由中共旅莫支部统一领导。他们过着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集体生活，每个人都感到在此学习信心十足。傅烈在学习中的突出表现是，善于遵循领导意图，在小组里或个人谈话中抱着相互讨论学习的态度，使每个人对上级领导意图有了明确的了解；而又能将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经常总结学习心得和见解，将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向党支部反映，密切支部与党员群众的联系，成为支部领导的得力助手，又是同学们的代言人。
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各条战线的革命需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才能，先后选派了一些同学在苏联其他部门进行特种教育的训练。傅烈于1925年下半年被派到苏联公安部门学习，学习苏联公安建设工作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久他被组织指调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傅烈回到阔别六年的中国广州，中共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广东区委，在区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具体任务是在广州公安部门开始建立情报组织，为党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供上级及时了解当时军政各方面的动态。由于他要经常和有关情报人员接触，很少来区委机关或公开场所露面。为了使他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他把爱人陈才用从江西临川老家接来广州，他的住所则不让一般熟识的人知道。陈才用来广州后，傅烈只带领饶来杰同志到他住所与陈见过面。在饶来杰的印象里，陈才用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妇女，对傅烈当时的工作来说，确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以后傅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在朱克靖领导下工作。
第三军是在滇军基础上改编的部队，为了有效地改造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刚从苏联回国，便和傅烈共同商量，决定采取三条措施：1把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委派到全军各团、营任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2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3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朱克靖和傅烈等领导人处处以身作则，把苏联红军的优良作风带到这个部队，很快促使该军出现新的面貌。
1925年10月，盘踞海南岛的陈炯明残部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消除革命的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伟遗愿，第三军奉命出师南征。朱克靖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群众做宣传工作。傅烈带领政工人员随同先头部队行动打前站。他们每到一处，不顾劳累地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勾结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的严明纪律。第三军官兵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在广大群众大力援助下，于12月20日一举攻克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泛舟出逃海外，残部均被缴械收编，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南征的胜利。
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
傅烈接受任务后，积极带领一个情报小组奔走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入于茶楼酒馆；有时戎装佩带，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他能流利地说五种外语，能讲中国十几处地方方言。他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搜集到了有关方面的许多准确情报，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决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当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该军政治部，傅烈当即领导政工人员与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正陪同英、德两国外事人员和苏联顾问视察部队，得到消息，及时赶回军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事后，傅烈和朱克靖向朱培德据理力争，迫使他忍痛撤去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占领长沙、醴陵等地后，第二、三两军进驻攸县、醴陵地区，9月5日，两军分路向萍乡守敌唐福山部攻击前进，唐部不战而退，两军跟踪追击，6日占领萍乡，7日占领安源，12日占领宜春。第三军向高安前进，于18日攻克高安，旋乘胜向南昌进逼。
进军中，傅烈与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军宗旨和军队的革命纪律，明确宣称，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第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攻克萍乡前后，革命大军所到之处，民众相望于道。麻布等地更鸣放鞭炮欢迎，沿途群众设有茶水站，馈送饭菜、鸡蛋。当麻布岭之敌未退时，民众蹲在近山侧，主动愿为革命军带路。萍乡之敌未退走，民众曾将截获的步枪若干支、子弹百余箱呈缴第三军军部。旋又造出革命大军早晚必至的空气，唐福山部便不战而逃。第三军攻克宜春时，同样得到宜春人民的支持，但因当时民众欢迎过早，适逢敌军败退，不幸被敌人枪杀数人。人民为了帮助北伐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协力捕获逃俘，缴取枪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9月27日，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但车站上有军阀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向第三军七、八两个师开来，双方在西山万寿宫激战三天三夜。结果第三军于10月12日占领万寿宫，俘敌官佐百多人，士兵500多人，敌伤亡二三千人，北伐军乘胜追敌向南昌挺进。敌人为使北伐军在城外无隐蔽处，切断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400余人用水龙注射煤油、硝磺，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等城门外的商店民房，尽行烧毁，闻名古今的滕王阁便是这次被烧毁的。与此同时，敌军在城内大肆抢劫、屠杀，一时尸横遍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11日，北伐军围攻南昌时，居住在德胜门外的各国侨民派代表到北伐军第二军军部，声称愿意负调和之责，请北伐军停止攻城，并撤兵20里。北伐军表示同意，同时对守敌提出两个条件：1不得任意烧杀抢劫；2缴械投降。
事实上，当时守城敌军已无子弹，急切希望停战，而北伐军也因南昌城垣非常坚实，陈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十分不利，虽然北伐官兵英勇奋战，数度爬城强攻，终于死亡很大，牺牲团长三人，官兵数百人，所以愿意暂时撤军。
10月14日，北伐军撤回后，各路部队分别离开南昌，第三军奉命在南浔沿线脱离接触，后退休整。
南昌撤围后，江西战场上有一段短暂的休战，在这期间北伐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制订出新的肃清江西的作战计划。当右翼军、左纵队第三军自万寿宫攻蛟桥、牛行车站，得手南下横扫南昌外围之敌，又从丰城、南昌边境向抚州挺进时，第三军的傅烈正是抚州地区长大的，对于当地地形相当熟悉，加之这里的同乡、同学很多，他随先头部队挺进，首占抚州北面门户上顿渡，恰遇同学章应昌、许瑞芳等多人。他便临时组织他们派遣可靠同志化装成农民，有意让敌军抓夫，以便窥探虚实，同时组织工农群众为北伐军担任向导，在城内张贴标语，造成革命形势，配合北伐军向沿途群众开展宣传。上顿渡距抚州城20华里，傅烈在北伐军尚未到达前，就先同几个宣传人员进入镇内，宣传动员乡亲，准备茶水点心，到十几里路外鸣炮欢迎。周围村乡一时相互仿效响应，所以在北伐军第三军第四、五两个师到上顿渡时，双方尚未交战，敌军即速退回抚州城内。退往进贤的敌部，企图向云山方面增援抚州，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学生侦悉，北伐军第四师即返敌后阻击，北伐军十四军乘势猛攻抚州，但激战数小时还未能攻克，师长易简不幸阵亡。这时，傅烈聚集近郊学生和农民，借来楼梯百余乘，组织登城抢攻，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北伐军于当日傍晚攻克抚州，毙敌数百，俘团长一人。傅烈投身此役虽然臂部受伤，血流如注，但仍坚持随军前进。
广东国民政府命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11月8日，北伐军再次攻下南昌，取得了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上的全面胜利。
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南昌光复后第一任江西省主席，第三军确定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仍兼该军政治部秘书和朱克靖秘书。当时朱克靖是第三军党代表兼江西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1926年11月，傅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刘九峰为江西省委书记。这时傅烈的妻子陈才用也从广东来到南昌市，住在建德观14号，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傅锡荣。
为了让陈才用为革命多做工作，傅烈夫妇决意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往上顿渡老家去，由其双亲抚养。
这时傅烈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党内、军内、政府内的许多事都要办，还担任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学任务。但他特别着重抓紧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工作。
陈才用为了让丈夫有个清静的环境工作，就搬到江西妇女解放协会去住。这时我也在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有时我同她睡在一张床上，称她为阿姨，叫傅烈为傅叔叔。陈才用阿姨这时经常做点好菜，叫我送到傅叔叔那里去。傅叔叔有好吃的东西，也叫我带回给陈阿姨。每当傅叔叔到妇协来，陈阿姨总要千叮万嘱他不能睡得太晚，说话不要太多，以免伤神。一次，傅叔叔听了陈阿姨的话，很滑稽地说：“快买一张大膏药来封闭我的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927年3月31日，中共四川地委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发动重庆市各界爱国群众在打枪坝举行数万人的大会，声援南京受害民众。这天，四川军阀刘湘竟出动军警向到会群众实行血腥屠杀，死伤千人以上，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中共四川地方组织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相继遇害，7月份，农民自卫总指挥李蔚如又继之被秘密杀害。当时党组织被迫转移，工作处于停顿状况。在这年7月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派傅烈和钟梦侠、周贡植、刘愿安、刘披云等去四川重整组织。傅烈与同志们商定，除刘披云留下外，其他四人先行入川，在重庆钟梦侠家碰头。
傅烈沿途动员失散在武汉、宜昌等地的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共同战斗。宜昌的胡平治、陈翰屏等，向他询问武汉的情况，傅说：“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了，你们去武汉、回四川都可以。去武汉的可以开介绍信，回四川的马上安排工作。”听了傅烈的亲切谈话，许多人都乐意返回家乡闹革命。
7月17日，傅烈抵达重庆，在神仙口街一个大院中的小院子里，重建四川临时省委机关。为了安全，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是大哥，周贡植是二哥，朱挹清是老三，童文玉假称大嫂，贺学礼则住在小院最外边的一间小屋里，担任瞭望任务。
“以赤色的恐怖打倒白色的恐怖！”傅烈立即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打开了四川工作的局面。
1927年8月中旬，刘披云带着“八七”会议文件来重庆会合，在重庆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傅为书记，组织部长周贡植，宣传部长刘披云（化名方策），工运曾君杰负责，秘书长周贡植兼，后由刘愿安继任秘书长。当时刘愿安化名刘坚予。9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第一天由刘披云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参加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党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决定。第二天，傅烈主持会议，决定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加强各地组织与临时省委的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10月13日，在重庆召开的一次临时省委会议上，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以及中央对四川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22日，四川临时省委通告全党同志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25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作出了纪律规定。
不久，中共川西特委在成都建立，由张秀熟同志任书记。接着，中共川南特委在泸州建立，刘远翔任书记。年底，川南特委由泸州迁自贡。
为了充实临时省委力量，任周贡植（留法学生）为组织部长，兼管农运；刘愿安为宣传部长；牛大鸣（武汉农讲所毕业）为秘书长；郑鼎勋（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协助搞工运；把号称四川才子的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二人调省委工作。
临时省委在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中，抓紧进行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很快消除了党内某些人当时存在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宣传、组织和发动武装暴动，临时省委下发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傅烈强调“组织暴动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亟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去做”，“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与此同时，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联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着手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傅烈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动摇游移的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他们热烈地来参加土地革命。
11月24日，在川西特委领导下，成都省立各校教职员工和大中学生实行总罢教、总罢课，要求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给教职员发一个半月的薪金以维持生活，要求川省教育经费独立。是日，为了在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统一各校行动，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和省一中等校党的负责人，组成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各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直接领导这场斗争。罢课范围扩展到小学，成都各私立学校联合会发表《援助教育经费独立宣言》，省立各校校长团也一再向教育厅集体辞职，以示声援。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全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应，重庆、自贡、岳池等地纷纷响应。成都的罢课罢教斗争历时一月，迫使反动当局表示接受全川肉税划作教育经费的要求，教育厅长万克明被迫辞职。
次年1月4日，中共川西特委发动大规模的反劣币斗争，赢得了全川人民的热烈拥护，四川“反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一师公开举行，大会产生了四川各界民众“反劣币大同盟”，派出代表向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请愿。经过近半个月的反复斗争，刘文辉等对“反劣币大同盟”提出的要求被迫作出了一些让步。
2月7日，党组织自贡盐工举行第二次大罢工。资本家勾结军队镇压、逮捕工人，中共自贡特支立即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成立自贡罢工委员会和指挥部。两万多盐工罢工，各界亦热烈支持罢市罢课罢工，坚持斗争达20余天，资本家被迫释放工人，接受增加工资的条件。
傅烈当时就是以这种无产阶级的气魄，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同志们一道，并肩战斗，终于把四川一时处于消沉停顿状态的局面，迅速地扭转过来了。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出席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有来自成都、重庆、川西、江津各地党的负责人，团省委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总计20人左右。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省委组成人员是：省委书记兼军事书记傅烈，周贡植、刘愿安负责组织宣传，秘书长牛大鸣，委员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女）。
《四川暴动行动大纲》说，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加紧各种斗争，爆发游击式的战斗，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
川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叫李家俊的青年，曾肄业上海同济医学院，后赴北平，经沪返川。李家俊当时蓄了胡须，在“五四”运动后，曾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并在北京创办进步刊物《尊山钟》李家俊既有进步的一面，但他又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平日披着长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当时，他父亲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只要他出面，枪就可以拿到手，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傅烈了解上述情况后，即派人利用旧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傅烈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得挥着手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所谓最后手段就是把他们杀光、烧光！”傅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且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李家俊愿意接受党的教育，他说：“这两年，我像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往哪里走。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果然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
1928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一支革命的武装建立起来了。一天夜晚，来自宣汉、厂溪、官渡、铁矿坝的农民，来自开江、梁平、万县的农会会员，来自城口、炸开坝、白平庙的赤卫队员，举行集会，指挥员李家俊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川东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了！”不久，军阀刘存厚部驻七里峡的一个连携带80多支枪，起义投奔游击队。几个月时间，李家俊率领的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巴山之下到处是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歌声。
在省委和傅烈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像雨后春笋一样爆发起来。蒲江县农民武装暴动，成都市省立各校教职员工和大中学生实行总罢课、总罢教，反劣币斗争，自贡盐工举行第二次大罢工，南溪农民暴动，万县兵变，绵竹农民暴动，争先爆发。这期间，傅烈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他播下的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
根据工作的需要，傅烈的夫人陈才用于1927年11月从江西来到重庆，住在香水桥21号楼上。陈才用初次来渝，很想夫妻俩一同看看山城风光。可是对傅烈来讲，一分一秒的时间也是难得的。1927年大年三十夜，外面爆竹声声，灯火通明，家家都在过年了，陈才用一个人坐在屋里感到非常烦闷，等到很晚傅烈才回来。陈才用深情地说：“要是在家里多好，锡荣也会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话声刚落，傅烈低声说：“墙上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你看看。”陈才用一看信，顿时悲痛欲绝。原来锡荣儿已在江西老家死去！傅烈安慰妻子说：“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不要太伤心，要看远一点，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幸福。再说我们还年轻，以后再生一个就是。”傅烈就是这样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
1927年冬，省委接到邻水县委要求举行农民暴动的报告。傅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任白戈和黄埔军校毕业的任纯如前往指导。临行前，傅烈对任白戈交代了任务和工作方法，并送给他一本《暴动的艺术》的小册子。任白戈等人经过调查，发现邻水县组织比较涣散，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也不高，根本没有暴动的武装力量和思想准备，邻水县委书记陈俊山要求暴动，完全是出于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凭个人血气之勇，因此，任白戈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报告。
这份报告遭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有的甚至指责任白戈思想右倾，胆小怕死。但是傅烈认为，任白戈是否右倾，不能因他写了“停止邻水暴动”的报告，而要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为了既不丧失良机，又不盲动蛮干，傅烈同志又派危直士和刘愿安去邻水，经过他们再次深入调查，得出了与任白戈同样的结论。傅烈当机立断，指示邻水县委：暴动暂不举行。事后并表扬了任白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从各方面情况得知，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28年正月，傅烈派彭兴道以特派员身份去涪陵巡视工作。当时，涪陵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成熟，时机已到，只等县委一声令下。可是彭兴道不但不协助涪陵县委组织暴动，反而公开地进行阻挠，说什么“我是特派员，涪陵县委接受我的指导，我在内部反对武装暴动”。致使暴动无法举行。傅烈得到情况报告，看过涪陵县委对彭兴道的揭发材料，立即带领省委调查组前往涪陵，一面帮助涪陵县委迅速举行武装暴动，一面将彭的错误事实上报中央。后来彭兴道竟叛变投敌。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重庆建设一级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让省委抽出力量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而日夜操劳，他准备先召集重庆、巴县、江北的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刚从武汉农讲所学习回来的陈仲瑜、袁兴信等同志到磁器口商店喻克猷家开会，先商量研究。会前，傅烈写信给喻克猷道：
“我们决定巴县同学来商议一下今后我们的事务……时间正月初九、初十两日。我们是初九日早动身前来，但同学等大约在初八日即到一些，我们初八（亦）有一人来。同学来的有铜罐、同兴、龙凤、静观、两路及城内外，总共约十七八个人。现请你注意是睡处，或于附近同学家，或在镇场上栈房交涉。我们是来拜年的，你可做春酒。大约要于初十日午后我们才散，初十上午，请你通知你处全体同学来会一次。”
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通知：
“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八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话语楼八号即兴隆巷八号，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秉勋（当时是共产党员）的房子。他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有一个保姆看守。于是傅秉勋就把这栋楼房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3月9日，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当日下午2时，人尚未到齐，傅烈说，还有牛大鸣没有来，等一下。不料他刚说完，就有一伙警察闯入室内，将他们逮捕入狱。
原来这天是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两名警察到该处收捐时，见有八人入内，即至该房叫门，当由雇妇回答无人在家。巡警疑其有异，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便叫开门而无人答应，只见有人从窗口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撞门而入，拿获青年八人。事情发生后，成都党组织收到电报：
“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的谐音。
3月10日晨，乘看守警察睡倦，傅烈轻声对被捕的战友说：“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泽，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狡猾的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毒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敌人先用煤油灌进他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拇指关节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又上夹板刑，被吊打。他几次脱气，受尽酷刑，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当敌人逼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惦记党和同志，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敌营的士兵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也写了两封家信，一封给他父亲的信是：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儿子……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是：
“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狱中，傅烈教育战友们要顶住，要像钢铁一样。他与士兵接触，士兵也听他的话，还给他争送衣服。他们的官长不在时，傅烈还细声教士兵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据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秘书人员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就连一个姓黄的小孩子也透不出一句话来！”
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营救，但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极端恐怖政策。因此经办此案的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戴弁，竟然对傅烈等九位共产党人判处极刑。傅烈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连当时国民党《国民公报》也不得不这样报道：“首点其所谓中央共产党特派员贺泽者上。贺年二十余，身体甚健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1928年4月3日12时40分，傅烈在重庆市朝天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9岁。同志们含泪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重庆市南纪门外马家店大山江西会馆附近。
不久，党中央派出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和他的助手李觉民，怀着为傅烈烈士报仇的强烈愤慨，于是年9月24日上午，潜伏在斌陛街衙门口。等到中午12时，戴弁坐着四人抬的青纱大轿由此经过，李鸣珂、李觉民各持手枪，突然同时从轿背向轿内开枪，正好击中戴弁的心脏，顿时结果了他的性命。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