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光励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市观音山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被迫避难永丰舰。在这前一天，陈炯明诱禁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经何香凝等人的奋力营救，廖于8月19日获释后，星夜乘船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再次遭到了挫败，但孙中山、廖仲恺他们并没有消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踏上了新的途程。
9月初的一天早晨，上海市环龙路孙中山寓所的大院里，树木葱茏，鲜花盛开，一派生机勃勃。
廖仲恺和李大钊在树荫下漫步，他们边走边交谈着。李大钊侃侃而谈：“现在列强当中，有哪一个愿意帮助中国革命？他们要扶植的是曹锟、吴佩孚这些军阀。”廖仲恺个子不高，两手叉在后面，听了李大钊的话，他说：“对啊！帝国主义都希望中国内乱，他们都在中国扶植傀儡，他们自己则在后面拉线。我刚从广州到上海，就听人说您在包围孙先生。”李大钊听后笑了起来：“孙先生是容易被包围的吗？”廖仲恺也笑了：“当然不是。但孙先生革命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失败？连陈炯明这样号称‘自己的同志’的人，也把炮口对准我们？”李大钊答道：“革命，需要力量，真正的力量在群众之中。”李大钊的话使廖仲恺似有所悟。
“仲恺！仲恺！”廖仲恺循声望去，只见孙中山和夫人已走了过来。他快步迎上去，心中悲喜交集，紧紧地握着孙中山的手问候着，宋庆龄站在一旁，脸上闪着激动的泪花。孙中山激动地说道：“仲恺，你总算来了，让我仔细看看。”他抚摸着廖仲恺手上一道道伤痕，心疼地说：“是陈炯明给你留下的？”廖仲恺微微一笑：“是他给我留下的纪念品，这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他们边说边进入客厅。
孙中山说：“你和守常先生谈了很久了？”不等廖仲恺回答，李大钊接口说道：“孙先生，我们谈得很好。”孙中山兴致勃勃，指着李大钊对廖仲恺说道：“他是共产党，我叫他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工作，一面参加我们的党，帮助我。他已经答应了。”“啊！太好了！”廖仲恺兴奋异常，激动得脸上绽开了笑容。
从此，廖仲恺以巨大的热情协助孙中山从事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这月月底，因为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被上海英租界的特务所侦悉，会谈无法进行下去。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焘是北洋政府驻日本的代理公使，孙中山便利用这一关系，派廖仲恺、何香凝以带许崇清与廖仲恺的侄女廖承麓完婚为掩护，赴日本与越飞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9月25日这一天早晨，旭日东升，霞光满天，金风送爽。廖仲恺、何香凝、许崇清到了黄浦滩，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驶抵东京。
当26日船靠东京码头时，他们受到国民党东京支部党员的欢迎。在日本东京的日子里，廖仲恺同苏俄代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为《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做了准备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会谈，开阔了他的视野，坚定了他的联俄、联共的决心。
11月中旬廖仲恺乘太平洋丸回到了上海，立即投入审议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和改进案宣言及党纲、党章工作。由于工作繁忙，身体日渐消瘦下去，何香凝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笑说：“没关系。”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为了对具体细节进行深入的探讨，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以带女儿廖梦醒到日本治病为名，于2月初再次东渡日本，在美丽的伊豆山海岸的热海饭店，同越飞的秘书谢瓦尔沙龙和田口运藏商谈国共合作等问题。会谈进行了一个多月，直至3月21日，才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离横滨回国。这次会谈，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对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同年10月19日，他和李大钊等五人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稍后，又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改组工作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内部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人数多，资格老。如汪精卫之流就散布说，让共产党人参加进来，好比“孙行者跳入铁扇公主的腹内翻跟斗、使金箍棒，铁扇公主如何受得了。”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也联名上书孙中山，危言耸听地说国民党改组“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阻力是这样大，但廖仲恺全然不顾，毅然加紧进行改组工作。
11月底的一天傍晚，暮色苍茫，华灯初上。广州市东山百子路“双清楼”[1]亮着灯光，廖仲恺正在伏案批阅文件，秘书急匆匆地进来，递给他一封信。他拆开一看，是戴季陶从上海寄来的。当廖仲恺看到信中写着“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时，气得双手发抖，他猛地把信撕得粉碎，忿忿地说：“这是什么话，要合作就得真诚，不能同床异梦。胡诌什么酱油、正菜的，简直是乱弹琴！”何香凝见状，十分理解丈夫的心境，感慨地说：“他们在受到孙先生的严厉批评之后，将不满全泼向你身上了。他们造谣、中伤、诽谤，手段卑鄙得很。”对于这位贤内助的理解和支持，廖仲恺感到极大的安慰。他坚定地说：“香凝，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
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廖仲恺的具体组织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亲自抓广州市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他的支持下，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周文雍等22人，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在筹备阶段，他亲自主持会议28次，议决案400余件。在广州改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后，他又风尘仆仆和共产党人谭平山一起来到上海，指导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1月7日赶回广州，迎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1924年1月20日这一天，广州市内商店门口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的巨幅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门口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海如潮。上午8时许，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人健步走过来时，人们欢呼雀跃，争相一睹孙中山的风采。孙中山神采奕奕，慈祥的脸上挂着微笑，向欢呼的人群点头致意。廖仲恺跟在孙中山的后面，频频向群众招手。9时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4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
当孙中山宣布大会开幕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孙中山致开幕词后，廖仲恺首先发言，提请孙中山指定大会主席团五人，并将大会“会议规则及秘书处组织规则提前议决通过”。这一提议得到孙中山的首肯和与会代表的赞成。接着，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指定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大会由秘书长刘藏芬宣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接着，孙中山发表讲话，当他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时，代表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
围绕着《宣言》，草案中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右派们对孙中山进行围攻，企图迫使孙中山放弃宣言草案。他们每天都聚集在一起，密谋策划，还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来恐吓他，还动员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打电报给孙中山，表示“担心国民党会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孙中山为尽力避免摩擦，同意撤销宣言草案，提出政府的纲领。23日会前，孙中山急忙派一名信差去邀请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到代表大会秘书处商量。鲍罗廷详述不能取消宣言草案的理由，指出“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听着鲍罗廷精辟的分析，孙中山表示赞同鲍罗廷的见解，打消了原来的动议，决定通过宣言。
当天下午，在《宣言》审查委员会报告完毕后，孙中山宣布“请付讨论”。廖仲恺首先发言，他站了起来，刚毅的脸上神情严肃，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会场一周，然后，用十分深沉的语调说道：“本席对于宣言审查修正结果认为满足。此次大会宣言全文及政纲大致表现十分清晰，本席对此宣言有三层见解，第一层，本层之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破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并且表现本党做事的精神，不可与普通的一般宣言同论。第二层，我国从前许多政党均有洋洋大文发表，其实皆满纸空谈一无价值，绝对不如本党此次之宣言丝毫不假借，完全依靠主义而实行。第三层，此次本党既发表切实之宣言，实将本党置于几何学之定点上，有了定点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如太阳升天，同一向上，发扬光大。此宣言不但代表本党诸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冀贯彻本党主义完全达到目的。”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廖仲恺精辟的分析，使代表们赞叹、折服。接着，是沉默，会场静悄悄的。孙中山抓住这个时机，宣布“交付表决”。他带头举手，其他代表也跟着举手。《宣言》终于通过了。当孙中山宣布表决结果时，大厅里又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息。28日上午，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右派们又乘机兴风作浪。当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宣布讨论开始后，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按照国民党右派们的预谋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接着，国民党右派分子江伟藩、李希莲、黄季陆等人先后发言，支持方的提案。会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廖仲恺静听着，双眉紧锁，神情严峻。黄季陆讲完后，廖仲恺霍地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说：“我坚决反对把限制其他政党党员加入我党这一条列入党章。”接着，他挥舞右手，以无可争辩的口气说道：“我们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这次共产党人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激起了一阵阵掌声和赞许声。胡汉民内心并不赞成廖仲恺的意见，但他考虑到如果不许跨党案通过，无法向孙中山交代。所以，他在强调“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后，即宣布表决。结果，允许共产党人跨党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获得了通过。
大会宣言草案原先包括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主持宣言最后定稿的胡汉民，却接受了黄季陆等人的意见，把这些具体要求删掉了。事后孙中山知道了，对此十分愤慨。1月30日上午，在大会选举中央机构前夕，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提出临时动议，他说：“一、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之耻辱，应由中国人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划作教育经费。”经过激烈争论，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这项提案也获得了通过。
30日这天，大会胜利闭幕。广州市内人们喜气洋洋，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廖仲恺、何香凝挤在欢乐的人流中，笑得合不拢嘴。他高兴地对何香凝说：“香凝，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国革命有指望了。你看！群众那股高兴劲，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何香凝微笑着，连连点头称是。
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廖仲恺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工作更加勤恳了。大好的革命形势，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廖仲恺针锋相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8月10日凌晨，当廖仲恺正在酣睡之际，“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接过电话，知道是共产党人谭平山打来的。谭平山在电话中说，反动商团向英国购买的一批枪械，已用挪威商船“哈佛号”运到天字码头。廖仲恺意识到，如果这批武器落入商团之手，将严重威胁着广东革命政府的安全。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打电话请示孙中山，经孙中山同意后，他向蒋介石转达了孙中山的命令：“由黄埔军校派军舰将‘哈佛号’轮扣留！”蒋介石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艘军舰从黄埔港快速向珠江开进。到了天字码头，军舰靠近商船，黄埔学生军迅速登上那只挂有丹麦国旗的商船舷梯。共缴得七九式步枪，驳壳枪、手枪9800余支，各式子弹430余万发。
就在这一天，为说明扣械理由，廖仲恺以广东省省长身份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隔了一天，他又发表《第二次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指出私运枪械的实质：“私贩军火，罪等谋乱”，劝告商民“万勿受人煽惑，自由纷扰”。
广州商团的头子陈廉伯，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自恃有英国主子的支持，丧心病狂地策划从内部来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他原定8 月14日发动武装暴乱，但10日的扣械，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并不从此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扩大事态。
8月12日，大元帅府门口，2000多名商团军闹闹嚷嚷。这是陈廉伯策划的“请愿”。“坚决要求发还枪械”的旗子东倒西歪。“工人有工团军，农民有农团军，我们商人为什么就不能有商团军”的责骂声不绝于耳，他们并以“罢市”相要挟，形势极其严峻。
13日，商团军不顾政府的反对，悍然宣布正式成立联防总部。同时以索取枪弹为名，出动团丁，进行捣乱。廖仲恺为维持治安，立即令黄埔军校派出第三队、第四队学生军开进市内。接着，商团总机关移设佛山，由佛山大地主、商团副团长陈恭受主持，陈廉伯携家眷逃至香港，遥控指挥。
在这关键时刻，廖仲恺毫不妥协，他于21日复电旅沪粤商，指出“陈廉伯谋为不轨，业查有确据。政府为维持治安计，在所必惩”。但反动商团不听劝诫，22日，佛山首先罢市，而且迅速蔓延到广东许多市镇。陈恭受自任攻城总司令，并以“公夫公妻主义”、“共产”等谰言诬诋政府，宣称必定推倒现政府，改由陈廉伯任省长。
针对商团的反动气焰，次日，廖仲恺以广东省长名义，发出通缉陈廉伯、陈恭受的命令。并立即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桂、湘军进驻广州，加以防范。
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的战斗，迫在眉睫。廖仲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主张对商团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回击。这时，英帝国主义也从幕后跳到前台，派出九艘军舰开进白鹅潭，将大炮指向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扬言“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吓破了军阀和右派分子的胆，他们以“调停”为名，演出了一幕闹剧。
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滇系军阀范石生、廖行超等人，擅自和商团代表邓介石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并发还枪械。陈廉伯等人则在香港等处利用报刊攻击廖仲恺，说他已经参加共产党，企图赤化广东，进而赤化全中国。国民党内许多右派人物也跟着附和，他们并极力包围孙中山，对孙中山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抗议，29日，廖仲恺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去广东省省长职务的呈文。
这天，廖仲恺回到家时，夜已经很深了。他到了客厅时，看见何香凝正坐在那里发呆。“怎么还没睡？”廖仲恺关切地问。何香凝这才站起来，接过他的公文包，回答说：“睡不着啊！想等你回来问问情况。”廖仲恺悲愤地说：“那些主张发还商团枪械的人胜利了。”“啊！怎么会这样？”何香凝瞪着惊奇的眼睛。廖仲恺向沙发上一靠，不无感慨说：“我革命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革命是多么困难啊！”何香凝深情地望着丈夫，劝慰道：“难是难，可不能灰心啊！”廖仲恺双眉紧锁，思绪万千，他突然说：“香凝，我已向孙先生辞省长职了！”“这话当真？”何香凝理解丈夫的心境，但万万没想到压力会这么大。廖仲恺忿忿地说：“不辞职，就只能屈从于胡汉民他们搞的所谓多数，再用我的名义去欺骗人。我辞去省长，让胡汉民重任省长！”何香凝愤然站起，忧心忡忡地说：“他当省长，会向商团妥协的。”“那当然。可你知道，那伙人天天包围孙先生，他的压力也不小啊！”廖仲恺这话似向夫人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谈了很久，直到破晓才就寝，可是谁也睡不着。
孙中山接受了廖仲恺的请求，于9月12日，免其省长职，改由胡汉民接任。胡汉民就任省长后，于9月20日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同时决定以商团报效50万元给政府为条件，发还部分枪械。商团在英国的支持下，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书写“打倒孙中山、廖仲恺”、“请孙文下野”的传单到处散发。10月4日，广东全省188个县镇商团代表在佛山集会，议决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10月9日，李福林等人又将枪械4000余支发还给商团，商团总部却发出全省总罢市的最后通牒。次日，商团竟然枪杀广州纪念“双十节”游行的工农大众，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
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发生后，廖仲恺马上将严重情况电告在韶关的孙中山，请孙中山回师戡乱。11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六人组成革命委员会。14日，又令廖仲恺为秘书，全力扑灭商团叛乱。同日，在廖仲恺等人的指挥下，黄埔学生军与滇、湘、粤、豫各军兵分五路，对商团占据的广州市西关实施包围。15日，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4年11月，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农民部部长，他更加致力于工农运动。他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团军，用革命的武装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在他担任农民部长不久，他应共产党人彭湃的请求，派兵前往广宁县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使广宁农民减租减息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仅如此，廖仲恺还是工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号召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工团军。1925年6月19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就得到他的热情支持。他封闭全市的烟馆、赌馆，以解决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又以财政部名义，每日拨给1万元作为罢工工人的伙食费。罢工后不久，他应聘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并经常给罢工工人做报告，号召工人们为争国家的地位，争民族的尊严而战斗。
阴风阵阵，磨刀霍霍。正当廖仲恺殚精竭虑地为全面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进行不懈努力之时，罪恶的黑手已偷偷地向他伸来。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出资几十万元收买凶手企图谋杀廖仲恺。国内的右派分子、无聊政客、失意军人也与之呼应，频频聚会，密谋策划。
1925年7月初的一天，广州市东山胡汉民寓所的客厅里，烟雾腾腾，桌上杯盘狼藉。林直勉面色忿然：“廖仲恺叫农民组织农会，支持工人罢工，我看，不能再让共产党牵着他的鼻子走！”胡毅生咬牙切齿地说：“什么？你说共产党牵他的鼻子？我怀疑廖仲恺就是共产党！”他的话音刚落，忽然响起一声歇斯底里的狂叫：“干掉他！”随即引起一阵骚动。“听说英国人也愿意出几十万元买廖仲恺的头哩！”这是余和鸿的声音。孙科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参加会议的还有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拯民等人。
8月初的一天夜晚，位于珠江畔的海珠酒店，灯光昏暗，三教九流，混迹其间，打扮得妖冶的女人进进出出。在二楼左边的角落里，胡毅生和朱卓文喝得酩酊大醉。朱卓文边喝边骂娘：“廖仲恺撤了我的县长职，他妈的！非干掉他不可！”胡毅生给他添了满满的一杯酒，小声说道：“杀了他，不仅可解兄弟一箭之仇，也是党国之幸！”说着，两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到了8月中旬，杀廖的风声越传越紧，何香凝也听到了，她忧心忡忡地对廖仲恺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应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廖仲恺听了很不以为然，坦然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可以装扮成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当他们走到党部大门口时，先步上台阶的廖仲恺遭到事先暗藏在四周的暴徒的枪击，身中4弹，俱中要害，不治身亡，终年48岁。
[1]1897年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时，因家境贫寒，买不起房子，故在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焘的公馆左侧的晒台上搭一间小屋居住。他们将这楼台斗屋叫“双清楼”，寓“人月双清”之意。以后他们住的房子均沿用此名。1923年以后，廖仲恺住广州市东山百子路2号（今广州市中山一路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