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乃蕴
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到章太炎的“临命须掺手，乾坤两只头”（《狱中赠邹容》），从周文雍临难前的“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绝笔诗》），到张恺帆的“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悼念龙华死难烈士》），人们从这些狱中诗稿中，不仅看到了铮铮铁骨，更看到了100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在顽强搏斗着、执著追求着，从那一行行的诗句中，人们看到了那奋斗者的艰辛而又闪光的足迹。
张恺帆同志是安徽省无为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青年时代曾在芜湖、无锡等市上过中学。他长期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领导过无为“六州暴动”，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皖中行署副主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现已离休。
1933年9月，张恺帆担任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不幸在上海被捕入狱。在那长达五年的铁窗生涯中，陆陆续续写了20多首诗，抒发了革命情怀，记录了斗争历程，也使人看到他那铁骨——诗魂——足迹。
张恺帆被关进了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受到一连串的审讯。
敌人的审讯室是阴森森的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也是最能分辨钢与渣的地方。张恺帆回忆说：“有次刚进审讯室，迎面碰上了中共吴淞区委宣传部长严仲。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王，你放心！’我当时化名叫王文乔，公开的身份是小学教员，每次审讯都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没有任何破绽，也没有从严仲那里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敌人一无所获。”还有一次审讯，除了经常参加审讯的督察处长赵和以外，又添了一个大麻子。这个气势汹汹、趾高气扬的家伙，劈头就问张恺帆：“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呀，你叫朱阿根！”张恺帆一听，心里就有底了，原来这家伙在搞讹诈！谁也没诈着，倒摊了他们的底牌。原来，上海有个共产党员叫朱阿根，名气很大，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上海正在追捕他。事情也真凑巧，朱阿根的眉心有颗痣，张恺帆的眉心也有颗痣，于是就张冠李戴了。张恺帆予以痛斥后。这个大麻子恼羞成怒，朝张恺帆的腿上打了一棍子。张恺帆愤怒地质问：“你怎么这么野蛮？”那家伙说：“你们共产党才野蛮！”张恺帆反抗，赵和就出来唱“白脸”：“你先别动手，让他考虑考虑，发表个声明，说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经多方考虑，现在退出共产党。”张恺帆面对这些鬼蜮的伎俩，理所当然地予以痛斥。
渺然天地一樊笼，况复人多地狱中。
坚壁重门关不住，夜来有梦渡江东。
张恺帆这首狱中吟，就是这个时期的心情写照，其情之切，其志之坚，跃然纸上。
1931年2月7日，著名左翼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等被集体枪杀于龙华。烈士们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张恺帆，诗情也像狂潮一样奔腾而出。他作了《龙华悼念死难烈士》：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当时，张恺帆用铅笔把它写在监狱的墙上，署名“扪虱居士”。因为他睡的是双人床的上铺，写的比较高，敌人难以发现，直到解放后，我军在清理敌人监狱时，才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作者是烈士。后来，在萧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刊载了这首诗，署为“佚名”。中国青年出版社事后发觉有误，特致函张恺帆表示歉意。到了19年《科学与生活》杂志第二期刊登了劳伯勤的《传奇桃花喜报春》一文，谈到“龙华千古仰高风”这首诗，是“一位未悉姓名的革命者”在龙华监狱墙上写的。山东读者王令光读后致函该刊，说这首诗的作者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后张恺帆曾复函《科学与生活》杂志，说：“我是幸存者，能获得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之至，何歉之有？！”于是，《科学与生活》19年第五期又披露了“佚名诗的作者是张恺帆”。1984年张恺帆应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之请，特地把它写成条幅，现陈列在纪念馆中。在最近上海出版的《龙华烈士陵园纪念册》中，也刊登了张恺帆这一墨迹。
在龙华监狱中，在敌人的刺刀下，在老虎凳、钢丝鞭的面前，这些英勇不屈的囚徒们，还组织了一个“扪虱诗社”。一方面是抒发革命情怀，表达要“扪”尽人间“臭虱”的坚强意志；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和敌人作斗争的手段。张恺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33年秋至1934年初，我在上海被捕，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所谓政治犯——共产党人，因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便在一起秘密结社，名‘扪虱社’。我们填写诗词，互相唱和，互相砥砺。当时，我背着敌人把它抄在墙上，并记录下来，名曰《牢骚集》，托出狱的同志把它交给上海交通大学的友人胡斯星同志保存。后来，1937年8月，我被释放回家，斯星同志即把它还给了我……斯星同志已于“十年浩劫”中离开了人间，他这种勇于负责、忠于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怀念的。
《牢骚集》手抄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即把它交给了省博物馆保存。因1959年庐山会议给我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把我开除出党，扫地出门，凡属我的手迹、日记本都被查抄没收，《牢骚集》也不例外……
恺老每每和我谈起这件往事，谈到《牢骚集》的遗失，总是感到无限的惋惜和惆怅。
张恺帆此时写的诗，大都是直抒胸臆、愤世感时之作。难友谢武潮是浙江人，大学生，地下党员，不幸被捕后关进了龙华监狱。谢武潮告诉大家：红军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围剿”。消息传来，令人鼓舞。张恺帆即兴作了两首绝句：
其一
狂潮推向武潮来，赤日埋云雪满阶。
人去春回风更烈，会看急雨撼楼台。
其二
春潮没远岸，春色满江城。
墙外报春急，频频风雨声。
铁窗囚室是那么阴暗，而革命战士的心灵，却那么圣洁、光明；监狱是那么狭小，而革命战士的内心世界，却又那么辽阔、浩瀚，听到了“墙外报春急”的信息，看到了“急雨撼楼台”的革命洪流！
几经辗转，张恺帆在狱中得知谢振民（进步记者、张恺帆的姊夫）因病逝世的噩耗，想起了邓逸渔、倪合台、张昌忠不幸惨遭杀害的情景，不胜感慨系之。《闻故人噩耗有感》，就是表达了对先驱者的怀念之情：
黑海洪流几葬身，锒铛又作狱中人。
重门未锁凌云志，铁链弥坚战士心。
洪水飘零朋辈骨，秋风又悼故人魂。
年来涕泪都流尽，唯血殷殷更沸腾。
这里说的“洪水飘零朋辈骨”，是指在1931年红军第三游击纵队里发生叛变，邓、倪、张三同志被叛徒杀害，扔进了滔滔洪水之中，遗体渺无寻处。现在的无为县忠台乡忠台小学，就是为了纪念烈士张昌忠、倪合台而命名的。
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刘静波，也是无为县人，是1930年11月“六州暴动”的司令员。1933年初，张恺帆因中共安徽省委遭到破坏，到上海来找党组织。当时，刘静波在外滩附近的临青小学教书，经胡笠冰引见，两人又在上海见面了，并一起在上海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不久，刘静波也在上海被捕入狱，于1937年夏被释出狱。《寄别刘静波同志》就是张恺帆为了送别刘静波出狱而作的。
只身南北一飘萍，湖海浮沉不计春。
濡水楼头曾惜别，春申江上喜逢君。
烽烟漫地知音少，浊酒引樽共味深。
酬唱方酣风雨骤，铁栏深锁断肠人。
张恺帆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光阴易逝，转眼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参加‘扪虱诗社’的同志，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已为数不多了，只记得有朱天纵、陈晶秋、陈宝箴、左洪涛、曹耀山、李一清、黄金月、黄简、谢武潮、沈蔚文、苏华、李吉明等人，其中除左洪涛（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联系外，许多同志均下落不明，存亡未卜，不禁感慨系之。”
狱中的斗争是艰苦的，有时是针锋相对，有时是隐蔽的。他们在狱中和叛徒、奸细的斗争，就很激烈也很富有戏剧性。有个叛徒叫娄尹庚，是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他精通世界语，一肚子学问，也装了一肚子坏水。他化名“黄山”，混进狱中，刺探内情。张恺帆他们经过一番密谋，一场斗争倏的一下在囚室展开了：有个难友在娄的身后猛地一下用被子把娄尹庚的头包住，个个动手，狠揍一通，他想喊也喊不出，看也看不到，等到他事后把被子掀开，一场风暴已过去了，他也搞不清楚是谁揍的。不久，这条癞皮狗就被撵走了。
1934年3月，张恺帆被押往漕河泾监狱。临行前，作《自度曲·留别扪虱社诸友》：
狱中方酣唱和，迷梦骊歌惊破。依依不忍行，热情相煎似火。无尔，无我，青春莫让空过。
张恺帆一关进漕河泾监狱，就被钉上了大镣，编号为“662”。狱卒喊犯人不喊姓名，只叫编号，于是，“662”就成了张恺帆的“代名词”了。狱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无法知道准确的日期，真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了，人们只能凭借寒暑的变迁，来判断节令，记数流光。这时，因天气渐暖，估计大概是暮春了，张恺帆作《清明》以述怀：
记数流光入暮春，铁窗风雨失清明。
天涯多少无名冢，血与春潮一样深。
监狱囚室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编号的。当时，方毅（化名方静吉，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桂蓬（原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王若望（上海作家）关在“甲”字监，张恺帆被关在“庚”字监。
大约是1935年七八月间，他们进行了四天的绝食斗争。他们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打开大镣；二、准许用纸笔；三、改善伙食，饭中不准掺沙子；四、除雨天外，每日放风。在这场斗争中，张恺帆斗争坚决，因而受到了严刑拷打。先是被吊起来打，后来又在双腿上踩杠子，骨头压得咯咯响，从早上一直折磨到深夜，被打得死去活来。敌人面对坚贞的战士、铁铸的意志，终无所获。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把消息传到了狱外，上海的报纸公布了这一暴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知名人士沈钧儒等挺身而出，亲往监狱探视，迫使监狱改善了政治犯的待遇。绝食斗争胜利了。
张恺帆因为带头参加绝食斗争，被关进了单身监狱，与难友们及外界完全隔绝了。在这间单身囚室中，张恺帆作了三首五言绝句：
其一
斗室不见天，短窗少月到。
不闻人语声，但闻蚊蝇噪。
其二
风雨震天怒，势拔牢笼去。
我欲凌天风，冲向光明处。
其三
寂寞锁重门，蛙声独夜听。
不为憎黑暗，底事不平鸣？！
这三首绝句，写出了客观环境——“斗室不见天，短窗少月到”的狭小而污浊的囚室，更写出了战士的内心世界——“我欲凌天风，冲向光明处”的壮阔襟怀与不屈斗志；这是用生命与鲜血写成的诗篇，也是不屈人生的写照；这是诗，也是诗一般的人生！
斗争还在继续，诗章还在吟哦。
1936年10月，张恺帆他们50多人又被押上了囚车，关进了苏州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分“改、过、自、新”几个囚室。张恺帆被关进了“自室”，钉上了镣铐。狱中，他不幸得了伤寒病。在那样的条件下，谈何医疗？！同室共六人，其中已有两个难友先后死于狱中。张恺帆的病由于得不到治疗，足足拖了一年，才慢慢痊愈。一天，他听到墙外爆竹声声，想到春节快到了，乃作《除夕》：
爆竹噪囚窗，声闻欲断肠。
故园今日夜，是否旧风光。
《病中过春节》一诗，却展示了“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襟怀：
一病缠绵一岁更，家书欲寄笔难擎。
遥知父母新年里，酒未盈樽泪已深。
恺老告诉我，在他生病期间，同狱难友张光天（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我国驻蒙古使馆参赞）很关心他，照料他的生活，有时还把狱外送给自己的营养品分些给他吃，好让他调养病体。恺老说：“这种深厚的战斗友情，虽事隔50多年，至今还难以忘怀！”
张恺帆的这一段峥嵘岁月，敌人在他的狱中档案上，批了八个字：“冥顽不化，不堪救药”。
1937年8月18日，在党的营救下张恺帆终于获释了！
这一群刚从苏州军人监狱放出来的战士，聚集在无锡一家茶馆里。恰巧，有个新闻记者来采访，以为他们是从前线下来的。当这位新闻记者知道他们是刚被释放的政治犯的情况以后，告诉他们去无锡难民收容所联系。在这里，张恺帆与桂蓬、林李明（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曾化名“李吉安”）等同志聚集在一起了。
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张恺帆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吟诵着新的诗章：
不信阴霾能遮日，东方晓色已朦胧。
（注：张恺帆同志于1991年10月29日因病在合肥逝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