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若冰
汉口《正风报》创刊于1948年5月1日，这张四开小报在当年的汉口，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少数几张销数较多的小报之一。
我是从1948年5月20日起，经友人刘承文介绍到《正风报》工作的，直到1949年6月1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时才离开。本文所述《正风报》的政治背景、编辑宗旨、人事组织、版面编排、经济来源以及一些重大事件，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耳闻目见。现仅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资料，错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正风报》的发行人是邓秋实。此人原名邓沧玉，人称“三先生”，曾任日伪《大楚报》的记者。日本投降以后，他摇身一变，改“沧玉”为“秋实”，向国民党汉口市政府转南京国民党内政部申请登记，一下子成了汉口新闻界的人物，堂堂报纸的“发行人”。当然，仅凭这点资本，他也知道难以在汉口新闻界立足。想出一张四开日报，谈何容易！于是，他和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武汉日报》副社长杨虔洲拉上了关系。杨虔洲在日伪时期曾任伪汉口警察局的特高课长，和当过《大楚报》记者的邓沧玉当然十分熟识。经过一番谋划，杨虔洲成了“不伦不类”的所谓《正风报》“董事长”（《正风报》一非股份有限公司，二无董事和董事会，何来董事长）。杨的亲信、《武汉日报》发行主任陈云五任“社长”，邓沧玉自任“发行人”。有了杨虔洲这块硬“招牌”，《正风报》才得以开张。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已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杨、邓合流办《正风报》，无非是替国民党当局做些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意志的宣传。
《正风报》的社址和编辑部，都挤在原胜利街19号《建国晚报》社楼下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用木板隔开，后面为编辑部，前面为经理部，记者们写稿也挤在经理部。好在经理部不上晚班，而记者们大抵要在晚上7点以后才回报社，所以还相安无事。
《正风报》创刊时，我还在汉口《罗宾汉报》担任记者。1948年5月10日左右，我的朋友刘承文（《正义报》校对，兼《正风报》校对）告诉我，《正风报》刚创刊，目前缺记者，邓沧玉正托他找人帮忙，问我愿不愿去。我对他说，《罗宾汉报》的影响比《正风报》大多了，我何必“从饭锅里往粥锅里跳”。刘承文向邓沧玉转述了我的意见，邓当即表示，只要我去，即委派我为“采访主任”。我当时年仅18岁，认为这是一次“向上爬”的机会，便同意了。这样，我便于1948年5月20日正式走马上任，担任了该报的“采访主任”。
刚到《正风报》，人地两生，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才初步知道杨、邓的关系及该报的背景。杨虔洲名为“董事长”，但却从来不到编辑部来，有时杨虔洲到《建国晚报》去（他是该报社长），上楼下楼都要经过《正风报》，可他的脚却从不迈进该报的门坎。有时邓沧玉要找杨虔洲，除了上他家拜见以外，就得瞅着杨虔洲到《建国晚报》的机会当面请示汇报。陈云五名为《正风报》社长，也是从来不到报社视事。但这并不等于说杨、陈二人都是挂名。他们表面上谁都不到《正风报》来，而实际上，却有一根“热线”与其直通。这根“热线”就是陈云五的女婿《正风报》发行主任萧肃。
萧肃这人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谦恭有礼，比较随和，很少见他发脾气。他名为发行主任，实际上却掌握了报社财经大权，举凡财经收支，报纸盈亏，印刷份数，一句话，凡属钱的事他一概都要过问，甚至连我们借支工资都要他批条子才能领到钱，他的职权实际是“总经理”。从萧肃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杨、陈对《正风报》的控制。
《正风报》每天出四开四版。第一版为国际国内新闻，绝大部分刊登“中央社”电讯稿，有时由邓秋实和徐世庠写点“社论”，内容有的是无病呻吟，有的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
第二、三版均为副刊，二版偏重散文、小品、随笔之类，有“徐子曰”（徐世庠编写）、“沧翁泼墨”（邓沧玉编写）等专栏，都系杂感之类的短文，每日一篇。有文成流（即刘承文）、冷霜（即商若冰）等撰写的随笔小品。有邓沧玉写的长篇《绣襦记》和《锁麟囊》连载（《锁麟囊》和同名的戏剧不是一回事）。稿子万一不够，则求助于“剪刀浆糊”，摘抄上海小报的稿件。
三版偏重于戏剧歌舞，有韩一萍采访的专栏“歌舞花絮”，内容是吹捧或谩骂一些歌舞女，欺凌这些受侮辱的妇女。有时也剪摘一些小报的稿件，改头换面，在这一版刊出。邓秋实也为这版写了长篇（连载）。应该说明的是，邓秋实一人用不同笔名写了三至四部长篇，由于内容雷同，万变不离“黄色”，加上人物苍白，情节大同小异，写起来倒也不费什么大力气。有时邓沧玉打扑克打上了瘾，忘了交稿，稿子也可以中断，到了胡诌不出来时，也可中途腰斩。
第四版为社会新闻版，稿件全部由记者采写，有时也刊登一些通讯社的稿件。当时对社会新闻什么通奸谋杀呀，谋财害命呀，车祸火灾呀，统统都可以报道，一件小小的奸情案可以写成上千字的稿件，大加渲染，有的细节描写简直到了不忍卒读的地步。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报贩们的吆喝，有时简直可以置人于死地。邓沧玉曾明确对社内工作人员说过，《正风报》办报方针只有一个“软”字。从以上内容看来，确实“软”得够可以了。
我在《正风报》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采访所谓社会新闻，这些消息主要来源于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和各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因为一般奸杀、抢劫、盗窃和各种人命关天的案件，都要经过这些地方侦察、审讯，在这里往往可以采访到一些所谓“内幕新闻”。像轰动一时的“景明大楼事件”等特大案件，其最初消息都来源于这些地方。
我每天下午，必须要到这些地方去转一转，翻阅一些案卷，找承审人员了解一些情况，有时还要直接找找当事人，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一般案件的案情是比较容易弄到手的，但特大案件就不是那样顺手。我在采访“景明大楼事件”时，就颇费了一番周折。记得在1948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其他几家小报记者听到了美国人集体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消息，便都到警察局刑警大队去打听消息，但一无所获。找局长任建鹏，他拒不见面。后来还是在警察六分局（今北京路小学隔壁）打听到了一些重要情况。当天下午《中国晚报》记者杨钰便将有关“景明大楼事件”的经过撰文在该报发表，一时引起极大震动。第二天，《华中日报》、《罗宾汉报》《正义报》、《大刚报》等都在显著地位，对此案进行了报道，我也用“冷霜”笔名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消息和通讯。
除了写社会新闻外，我有时还要采访一些涉及政治、军事的重大新闻。如1949年初，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汉口活动，在原“德明饭店”大厅招待武汉各界人士，我就作了专题报道。
1949年2月至3月间，由汉口报业公会和汉口外勤记者联谊会发起，组织“武汉记者前线访问团”，赴横店、花园、信阳、明港、确山、驻马店等地采访，为白崇禧的嫡系张淦兵团和李本一的第七军打气。我除了每天用长途电话向编辑部提供稿件外，还连续撰写了十余篇长篇通讯，刊登在《正风报》一、四版上。内容当然是反动的，为白崇禧涂脂抹粉的，然而在字里行间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有所揭露，为此还受到警备司令部的所谓“警告”。
1949年5月，武汉临近解放，《正风报》按照邓秋实的旨意，政治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版上“中央社”的稿子用得少了，刊登外电有关人民解放军的报道多了，省市新闻已完全不用官方稿件，而代之以“本报专讯”、“本报特稿”，大骂国民党，搞一些爆炸性的新闻。这些稿件有的来源于京、津、沪等地报刊，改头换面，有的系记者采写，如1949年5月13日（或14日）张难先在“剿总”一次会上大骂白崇禧，我就专门作过报道。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掩盖该报的反动实质，妄图在解放后以“民营报纸”的面目重新出版。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我亲身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有关活动，在前维多利电影院聆听了吴德峰市长的报告，并用近半版篇幅报道了以上的活动。
从武汉解放这天起，《正风报》迁到鄱阳街继续出版，我每天用“（—）”、“任伯稳”、“冷霜”等笔名，报道了武汉解放后的各种情况，虽然内容变了，但观点仍然十分陈旧，摆不脱旧报人的气味。
1949年6月12日，邓沧玉派人送一便条给我，内容是：“若冰兄：本报已奉令停刊，请速来编辑部一谈，沧玉。”我立即赶到报社，和邓秋实、王明发、车俊等一起商量善后事宜。尔后，我把存报、存纸及报社有关财产造册登记，送往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今璇宫饭店内）。至此，《正风报》走完自己最后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