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生孙晓鸥
在1907年以前，清政府是不允许设立女子学校的，认为女子教育只能在家中进行，如果设立学校则恐“有伤风化”。连大力提倡西学的张之洞也认为：“中西礼俗不同，不宜设立女学”。但是许多进步的爱国人士则不顾这些禁令，积极地去开办私立的女子学校。由于世俗偏见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女子学校在初期创办时，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许多做法今天看来不免荒唐可笑。
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1898年6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子学堂”，其办学章程中规定：“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用妇人，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其司事人等所居处，在门外另辟一院，不得与内堂毗连。”
当时捐助这所女子学校经费的人有谭嗣同之妻李氏、陈三立之妻俞氏、狄平子之妻周氏等。按照规定的章程：“凡捐输者得设龛，供其栗主，春秋两祭，并敬赠乡谥”。当时有人对此举讥讽说，这是一面反对封建，一面大行封建。
1903年在长沙开办的“湖南民立女学堂”是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黄兴的母亲在校中任监督，黄兴则在校中任体育教师。由于当时女子入学受到世俗的非议，该校极严格地限制女学生的活动。当时的湖南巡抚赵尔巽曾写一虎头牌“学堂重地，闲人免进”挂在校门口，而女生宿舍则视为禁地，男性一律不得入内。当时学校的厨工为男性，校方便在女生宿舍的围墙上开一洞口，每逢吃饭时，厨工只能把饭菜从洞口递入。女学生平常是不许回家的，要到星期六才能由家长交验竹牌后方能把女孩子接回。即便这样，仍然受到旧派的攻击，并上报清廷，以至于最后终于被封闭。
长沙周南女校是1905年创办的，为了防止官方的封闭，该校不得不以“周氏家塾”名义开办，但男教师却要“垂帘授课”。即使这样，学校也要时常提防清廷教育都使的突然“视察”，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改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校”。
在当时，即使是教会办的女子学校也是如此。1881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圣玛利亚女学堂”因为同圣约翰在同一院内，为严遵男女授受不亲之规，两校以高墙隔开，男生绝对不能进入女校门口一步。放学时，两校的学生均须结队而行。就连在教堂中做祷告之时，也“泾渭分明”，女学生座位旁用帘子加以遮挡，以消除旁边男生的“侧目之隐”。当然，男学生们即便有目睹群芳之意，也只能按当局的规定直视前方而不得造次。
但传教士们办女学却另有一番安排，如沪江大学与晏摩氏女学相邻；东吴大学与景海女学为伴；金陵大学与汇文女学隔街遥望；之江大学与育英女校相接；南伟烈大学旁竟有两所女子学校。这种情况不管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巧合，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有利于开化风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