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怡如
1950年2月，四川潼南县土匪在古溪区暴动，4月中旬县里召开公审大会，在城关金鸭坝镇压了组织暴动的首要分子恶霸地主、土匪头子杨烈、杨汇川后，县委组织部长王补新同志通知我，迅速结束接管县卫生院的工作，到古溪区作民政助理员。我立即做好结束工作，与来县开会的区长张兴伟同志一道到了古溪区。
当时匪情很严重，有的乡征粮工作还未开展。我奉命与五四一团李班长率领的一个班和区警备队分队长张金门率领的一个班到飞仙乡（即今飞跃乡）剿匪征粮。白天征粮，晚上剿匪，生活清苦，工作艰辛，还可能流血、牺牲，但大家都很愉快，情绪很高。征粮任务基本完成后，区里通知我到宝龙乡（即今红光乡）护运一批已入库的公粮到古溪，回区后负责区办公室、土匪自新登记和解决民事纠纷等工作。
6月中旬我到邮政代办所（张和生染房）寄信，发现柜台上有几封待取的信，其中一封是由天津寄给王重光的，字迹娟秀，很像妇女的笔迹。王重光是古溪乡一个地主，年龄已60余岁，怎么会有妇女从天津给他写信呢？
我当即产生了怀疑，便把信暗中拿回区政府，拆开后，信内的称呼是“云辉”，内容是叙述在天津谈情说爱之事和别后相思之情。这更使我感到奇怪，便找古溪乡乡长杨卓平了解（原古溪乡乡长是杨吉祥，刚解放时被土匪刘子伦枪杀。1949年12月下旬建立区政府后，杨卓平虽是小地主，但比较开明，靠拢共产党，便派他为乡长）。
杨卓平说：王重光有个孙儿叫王云辉，又名王安国，从小外出，据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任什么职务不清楚，刚解放时回家，很少上街。
我又把信和了解到的情况，向区长魏洪英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有问题，叫我秘密调查了解。我找与王紧邻的区农会副主席黎中本了解，并嘱他找几位可靠的积极分子秘密了解、监视。魏洪英还找小学教师蒋惠君、张玉华（系中共地下党员）暗中调查。稍后我又与区干部滕跃泽和区武装班班长邢国栋深夜到王家后山监听过几次。经过一段工作，先后搜集到以下一些情况：
王云辉是从遂宁经米心、玉溪坐滑竿回家的，带有两口皮箱；有农民见到王云辉家夜晚从屋后竹林内伸出一根长竹竿，尖上有蜘蛛网样的东西；晚上曾听到王家有个东西咕咕咕、吱吱吱地叫；王云辉之兄王安民曾泄露出，他弟弟有个像留声机似的东西，可以听到唱歌唱戏；王云辉曾到古溪街上买了两三次电池，每次二三十对；王云辉准备用黄金买一支“大拉八”手枪。
另外区电话总机留用人员（接线员）张晏林曾向魏洪英说过，古溪有部无线电台。当时未引起注意，现在反复问张晏林，他说：黎鹏程（原古溪乡乡队附）曾问他会不会修理无线电，因此怀疑他有无线电台。
在此期间，我还借工作的机会到黎中本家去过几次，暗中详细观察了王云辉家的地形及他卧室的位置等情况。
大概是7月12日，杨卓平主动告诉我说，昨天王云辉在街上卖谷子和黄金，我立即找黎中本回家调查。次日黎中本回来，核实了杨卓平反映的情况，王云辉是在筹集钱，准备外出。但他要到什么地方，何时走，无法弄清楚。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我们判断王云辉准备另觅地方潜伏（王云辉被捕后说，由于在古溪搜集不到重要情报，住久了又怕人怀疑，准备到专署所在地遂宁去）。魏洪英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明天晚上搜查王家，将王云辉逮捕。
7月14日晚12时许，区警备队指导员王治山率领两个班、区政府武装班班长邢国栋率领全班人员和区里两三个干部及情报员张烈，到区政府内紧急集合，执行特殊任务。人员到齐后，区长魏洪英交代了任务，宣布了纪律，指定我和王治山指挥这次行动；张烈带路。
7月15日凌晨1时许出发，我们行至途中，先派去的黎中本匆匆赶来说，王云辉晚上到原乡队附黎鹏程家吃晚饭去了，未见回来。
这一突发情况，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可能遇到的情况，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都与魏洪英作过分析、研究，并确定了初步对策，唯独没有考虑到他不在家这一情况。我当即与王治山研究，认为：一、纵然王云辉未回家，电台绝不会随身带走；二、王云辉并不知道我们几个月来对他的调查、监视和今晚的行动，不管他在黎家或王家，我们是能够逮捕到的。因此，虽然参加此次行动的同志只有30余人，也决定分成两路，一路由王治山和区干部滕跃泽率领区警备队一个班到黎家搜捕；另一路由我率领区武装班和区警备队一个班（机枪一挺，20人左右）到王家搜捕。
我们抵达王云辉院子时，大概是15日3时多，将院子包围好，已4时许，天还很黑。我和邢国栋及两个武装班队员绕至前面大门，邢翻墙进去，打开大门，闪电般地跑过院坝，上阶檐，直抵王云辉的寝室。
进入王云辉的寝室，须先进厢房，我们猛敲厢房门，却没有反应。邢国栋立即打破寝室面向阶檐的窗户，跳进室内，见室内无人，当时还以为王云辉还在黎家未回。我们在室内搜查到“猾密”密码二本，与台湾军统头子毛人凤等的来往电报几封，新旧干电池上百对，但未搜查到收发报机。
正在继续搜查时，王治山回来了，说王云辉在黎家吃了晚饭即返回，他们在黎家搜到一个收音机，已由滕跃泽带回区上。
我们立即扩大搜查范围，搜查每一间屋，院内每一个角落外，还搜查院子两侧及后面的山坡和前面的水稻田。这时我们才查明，王云辉的卧室床后有一暗壁，壁后有一小暗道，可以直通前面靠山坡边稻田旁的砖瓦窑。此人受过特殊训练，非常警觉，听到响声后，即从此暗道窜至瓦窑，再钻入稻田内。田野里稻田连稻田，水稻已开始成熟，极不易发觉。
我们搜查了几十块水稻田，均未找到王云辉。我查问在砖瓦窑上担任警戒的一个姓刘的区警备队战士：“为什么从你脚下跑掉一个人都未发觉？”他说：“当时看不大清楚，只见到一个黑影一晃就窜入田内去了，以为是黄鼠狼、猫或狗，故未叫喊也未鸣枪。”这位战士的回答，使我啼笑皆非。
人跑了，收发报机未缴获，我感到问题严重，当即决定由王治山负责继续搜查，不准院子内的大人、小孩外出，也不准任何闲杂人进入包围圈，并借粮食给同志们煮早饭吃，我和邢国栋携带缴获的密码、电报、电池回区政府向魏洪英汇报。
魏洪英听完汇报后，立即用电话向李玉良县长作了汇报，并带领区文教助理员伍义远等人赶到王家院子。除继续仔细搜查外，还向王云辉的母亲、哥哥、嫂嫂等人交代政策，结果王母交出了藏在一个竹子编的灶中间、像留声机匣子的收发报机和一些电池及天线。
为了捕获逃跑的特务王云辉，区政府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一、通知宝龙、古溪、仁和、玉溪、米心等乡组织农民积极分子，在各大小道口设立岗卡，遇可疑之人，必须查问清楚，始能放行。二、由我率领区武装班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十多人，化装成农民，分别到他可能藏身之处搜捕。三、动员王云辉表兄蒲玉光（我们得到情报，王云辉可能藏在他家，或者他知道王云辉藏身之处），给以钱、粮，叫他去劝说王云辉投案。起初蒲玉光不愿，经做工作后方才同意了。
在此情况下，王云辉走投无路，终于在7月18日与蒲玉光一道到区政府投案。我们对他进行了简单的讯问（由我讯问，由伍义远记录）。次日县公安局秘书陈雪屏率公安队两个班来古溪将王云辉押回潼南，移送遂宁专署公安处，经川北行署公安厅转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处理。蒲玉光由于立了功，奖励了10万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元），后还安排做了小学教员。
后了解到王云辉1942年参加国民党，1948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曾任国民党特委会空军监察总队报务员、宪兵第七团报务员及下属第七连少尉台长、上海民航局报务员、保密局电台中尉报务员、总统府“随报组”上尉报务员等职。
1949年9月王云辉到台湾接受潜伏训练，11月与特务梁琨等七人奉杨振裔的命令，携带电台15部及器材乘专机到重庆。由于重庆即将解放，几天后他又随特务课长任洪烈乘专车向成都撤退，到简阳时接受任务，携带电台潜伏在遂宁一带，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向台湾总台报告，并给了些黄金作活动经费。
王云辉立即到遂宁，因临近解放，他原在遂宁的故旧已不知去向。随即遂宁解放，王云辉无法立足，便回古溪老家潜伏。他在家中每晚11时与军统“西昌支台”联系，半月后失掉联系，又直接与台湾总台联系。
我们共搜查出往返电报近十次，如杨振裔电报称“要利用关系，潜伏在共产党内，收集情报，随时报告”。特务头子毛人凤电报称“（美国）总统（指杜鲁门）文告发出后，四川有否响应，人民反应如何？”直至被捕前王云辉还收到台湾总台的电报称：“四川有若干正规军，政治、经济如何？措施如何？详查见报。”
王云辉发往台湾的电报有“遂宁、潼南解放军两个团（指五四一团、五四七团），已开往成都，留下自卫队不详”“四川土匪厉害，人心动荡，金融混乱”“区长（指张兴伟、魏洪英）下乡被土匪包围，两天始击退”“大陆游击队已向北转移（此电报我曾盘问过，王云辉说是向台湾乱报告的，他根本不知道有否‘大陆游击队’）”“总统文告已用谣言方式传出”等等。
军统潜伏特务王云辉经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有关规定，于1951年2月23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