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方
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信念和无畏气概不仅表现在枪林弹雨的沙场上，而且表现在敌人威逼利诱的困厄之中。我们从当年受命亲手秘捕拘押廖承志的中统特务庄祖方下面这篇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到廖公在国民党监狱两年半羁押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气节和革命情怀。廖承志同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之子，母亲是爱国革命老人何香凝。廖承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后曾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廖公为人正直豪爽，在侨界有很大影响。19年因病逝世。
1942年9月我任中统江西调统室主任之前，曾于同年5月30日夜晚，以我为首将廖承志逮捕，并关押在江西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直至1944年冬，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令将廖承志转交军统为止。我是受命逮捕廖承志的主要罪犯，因而深知其情。鉴于近年来个别报刊和文史资料登载廖承志被捕经过，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与实情出入很大。因此，我愿将廖承志被捕之经过详为叙述，以供读者了解其间实情。不过事隔40余年，回忆所及必有所遗漏甚至小有讹错之处，希望知情者予以补充或纠正。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干部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郭潜（后参加中统，化名郭乾辉）在韶关被捕后叛变，积极协助中统破坏大埔南委总机关。在候车出发的前一天，郭潜出卖了正在广东乐昌的廖承志。
中统获悉廖承志的行踪后，我想：廖在1933年时曾因叛徒出卖落入中统之手，那时在上海，廖很快就得到国民党几个元老出面保释，而我们这次逮捕他，就得要绝对保密。据郭潜说，廖在广东乐昌有社会关系掩护，所居处又在汽车不能开进去的一条狭长街道上。因此我想，只有采取调虎离山计，将他诱骗到另外一个地方逮捕。郭潜同意我这个想法，并补充说由他写一字条，说是南委决定，要廖即日去桂林疏散那里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乘廖走到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将他挟上汽车解走。郭潜当即将纸条写好，并提出1万元作为诱骗廖去桂林的旅途费。但是，由谁伪装交通去送这字条和路费呢？我把几个叛徒特务都找在一起，让郭挑选，他看了又看，默不作声，在我催问之下，他说：“廖承志这个人很机警，我看还是请庄先生自己亲自走一趟吧。”他这么说尽管使我很突然，经细想后，只得应从了他。
于是我指定由行动队长李刚，率领行动队员陈文卿、王鹤林，连我共四人，参加这次秘密逮捕廖承志的行动。商量妥当后，我一面去找余建中代借小汽车，准备下午2时前出发；一面去第七战区长官部联秘处找主管丁秘书通报。姓丁的听完我的通报后却说：“你们不要去，余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早就奉有委员长（蒋介石）密令，发现廖承志，立即将他就地干掉。你们不必插手，只要把廖承志的地址交出来就行了。”听完他的话，使我大为惊讶，便向他说明：“我们也是奉命前来办这些案件的，上方只准我们逮捕，不准伤害。”丁坚持说：“廖承志不同，你们把地址交下来，由我们去办。”我没有交出地址便匆匆地离开那里。我怕丁直接找郭潜问廖地址，反把事情搞糟，遂决定先行下手，然后押回江西泰和（泰和属第九战区管辖）。我立即赶去找李刚，要他们做好出发的准备。接着我又赶去找余建中，催促汽车。偏偏那天省党部汽车都不空，结果余还是向省政府借到民政厅长的小轿车。其时已过下午2时，我们四人立即乘车出发。
途中我不免忧心忡忡，此去人地生疏，又未带信函，遇到麻烦怎么办？好在这位年轻的司机是当地人，对附近情况都还熟悉，从谈吐中知道他是国民党员，也是反对共产党的，于是便告诉他此去乐昌的任务，还请他必要时协助，他满口答应。
车到乐昌火车站已近下午4时，下车后，先向车站问明去桂林的仅有下午6时的一班车了。时间紧迫，不容耽搁，我马上按原计划布置，李刚去附近了解环境情况，及时与陈文卿注意等候，自己则带着王鹤林急急进入市区。
我按地址找到了廖承志居住的那条长街，我嘱王鹤林隐隐随我之后，注意我从哪一户进去，看清门牌号数，如果一小时不见我出来，就得进去试探情况。我则先行，约10分钟后到达廖的住处。见大门敞开着，我走进堂屋里，看到一位老奶奶，便问她：“周先生（廖在这里化名周织）在吗？我是来看望他的。”她答：“周先生在冲凉（洗澡）呢。”答完便高声喊道：“周先生，有客。”只听到侧间屋里有人应了一声，我便坐下等候。不一会儿，廖承志开门走出浴室，我见正是郭潜所说的形象，便迎上前去低声说：“周先生，老郭要我带一张条子给你。”随即将条子递给他。他看了一下，便领我到前面房间，让我坐下，我即在小提箱里取出法币1万元让他点收。他点收之后，倒了一杯茶给我，还招呼我坐下。我看他很平静，像是在思索什么，便问他：“周先生，今晚你就要上车去吧，要不要我帮助你整理行李？”他答说：“我要先去曲江（即韶关）再去桂林，今晚不想动身。”我听了一惊，心想糟了！没希望了。于是勉强说了一句：“我听老郭说，要你今天就去桂林呢。”他说：“我知道。”我看那情形，料他是不想走了，就随便搭讪：“广东这地方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来，讲话就感到很困难。”他便问我：“你过去在哪里？”我说：我向来在江西，老郭在江西的时候，我常跟他在一块儿。”接着他说了一句：“难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呢。”这时他正在寻找什么，忽然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回去对老郭说，最近曲江有一个人在黄包车上被拉下来抓走了，要他注意。”我应了一声。度情并无怀疑，还可扯得下去。便又说：“你说要去曲江，要不要老郭等候你？”他却突然反问：“为什么？”我一惊，感到不该问，接着又听他说了一句：“我自己有事。”我又问：“那你今天是不是动身去曲江？”他答说：“今天晚了，不走了。”我看并没有作出门准备的样子，想来没有希望的了，只得向他告辞离开。我才出门，王鹤林便跟了上来，我垂头丧气地向他说：“这人不肯动身，我们只好再作商量。”我边走边想，也许因为他不认识我，不肯说真话？我们回到火车站找到李刚，告诉他与廖接触经过。我一看表时间还早，心想也许我离开后，他会立即整理物件，准备搭乘6时去桂林的车？于是我向李、陈、王三人作了侦伺布置。但是，直等到韶关来的火车进站，停下来以至开走，也未见廖承志的影子。时间已近傍晚6时半，我只得故作镇静地招呼同行一行五人去附近饭馆吃晚饭。我悄悄地对李刚说：“我们不能空手回去，看来只有冒险硬干。”于是商定：由我跟随王鹤林去，我进去骗他到大门口，由李刚、陈文卿从侧旁窜出把他飞快挟走，一路故意高声谈笑，混人耳目；这样出其不意，他也就不知如何对付，走出小街，便押上汽车，开到火车站无人处等候。这时已过了7点半钟，我们向司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行动。
我们四人，到了廖的住处，看到大门已经关起，周围静悄悄的，李等三人便分别掩藏起来。我立即动手敲门，边敲边叫，约近10分钟之久，才有人隔着门问“哪一个？”我一听，竟是廖承志的声音，立即回答：“周先生，我是老林（我临时化名林子生），不小心钱袋掉了，向你借几块钱作路费呢。”他即应声：“噢！我来开。”正当廖承志把门打开，我便出其不意拉住他手臂，猛向外拖，并随口说一句：“委员长请你！”立即由李刚、陈文卿挟着他飞速离开，其时他光着背，着一条短裤，拖着木屐（后据说其时他在后院子里乘凉，听到敲门声，别人有事，他便出来开门了）。这个突然袭击，使他不知所措，就被挟着脚不点地地出了狭长的小街，拖上了汽车，由李刚扭住，命汽车开走。陈文卿按照预定计划，回头接应我们。当廖承志被挟走之后，我便与王鹤林进入廖承志房内搜索，发现了一只装得鼓鼓的提包，拉开一看，衣服、鞋袜、洗面用品等，还有一大叠钞票，看样子他已作了去桂林的准备。我们到处搜索，却没有发现文件之类的东西，连郭潜的字条也没找到。陈文卿来后，我即命令他先把提包带走，我则同王鹤林留下继续翻摸搜索，仍一无所得。于是走出房来准备离开，但觉得房门、大门听任开着不好，便向着黑暗的里屋高喊：“请哪位出来关关门，我们走了。”可是叫了五六遍，也无人应声，我们只得把房门拉上，又把大门带上，然后急步赶回火车站。
月光下，看到廖承志默然坐在车中，由李刚、陈文卿紧紧地挟着他，这时我不免得意起来，我对着廖承志说“小廖先生！你不要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他的回答是一声冷笑。我又开腔：“小廖先生，老郭写的那张字条呢？”他置之不理，这时我为没搜到任何证据而感到遗憾，再者，廖承志住处的门都没有关上，不如再回去看看。于是我又带着王鹤林转声而去。走到门前一推，大门已闭上，我轻轻敲了几下，小洞门开了，一个妇人探头外望，略显恐惧之色，问：“哪个？”我便说：“我是下午送钱来的，因为有紧急情况，所以又来帮助周先生离开这里，大概他两星期会回来，特要我来告诉你不要挂念。”她边听边伸头向外左右看看，这时门外皓月当空，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上身一件短袖衫子，下面短裤，别无可疑，她望了又望，面色缓和起来，还说了一声：“谢谢内（你）。”这样，我便认为把她哄骗过去了，虽然未能再进去搜索，内心还是感到满足的。回到车站已近午夜。我上车与廖并坐一起，命车从速返回韶关。
我开始向廖承志进行诱说，叫了一声“小廖先生”之后，便问问他向来身体好吗？工作忙吗？和老太太（其母何香凝）经常通信吗？他似答非答，语带笑声，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沉重地说：“小廖先生！这次不同上海那次，你想离开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愿意转向……”我话还未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慌得我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儿，我又说：“小廖先生！你大号叫承志，你应该一心继承廖先生的遗志吧。”只听他厉声反问（车内无光，不见形象）：“你知道我父亲怎么死的？”如同一声惊雷，使我不知所措。稍停，我嗫嚅地说：“他老人家总是始终信仰三民主义的吧？”接着，又听他“哼”的一声，即默然不理我了。我还是想方设法与他扯谈，问他平时爱看什么书，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批评，今后生活里有什么需要，等等。他一概置若罔闻。我又说：“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健康和安全，一定会给你充分考虑的机会，希望你先不要太固执。”他仍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告诉你们，请你们捡几根骨头交给我娘。”他的话，使背叛中共的我，不免隐隐自惭，同时也担心他此去韶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决定当夜把他送往江西。
车到五里亭时（距韶关市区五里）我便命令车停下，要王鹤林与陈文卿在车上看着廖承志，我与李刚同去市区另雇汽车，将廖换车押解江西泰和。此时已是31日凌晨2时。我们刚走到市口，陈文卿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赶来，叫着说：“人已被一群宪兵强抢去，押在江中艇子里了！”我惊问所以。陈喘着气说：“你们走开之后，司机便说下车小便，去了好久，便来了20余名宪兵，要我们都下车。我下车问为什么，他们不理睬，凭着人多，强把犯人押走。我同老王只好跟着看清楚押入江中一个艇子里后，由我赶来报告。”我不由顿足叹气，心想，这个司机准是个军统，电话报告了秘书老丁，所以来这么一手。
我们一行只好返市区休息，立即草拟电文报告中统局局长，要求火速建议“蒋总裁”让廖承志活着比杀死有意义得多，务必电令余长官同意将廖解去江西。天明后，我向颜福华等宣布，今天的行动改期。然后匆匆赶到联秘处找丁秘书，见面后便大声说：“我已去电中统局长转告委员长，不能伤害廖承志生命，这事务必请你注意。”他似应非应地点了一下头，随口说一句：“深更半夜你们把犯人停在那里，不安全吧？”我也就置之不谈，回返住处休息。大概是6月5日（我们已经离开韶关去大埔），余汉谋奉蒋介石电令，派车让王鹤林解廖承志去江西（王是我预留在韶关的），余并派了几名武装护送到赣州。
1942年6月中旬，我从大埔回到韶关，王鹤林向我讲了廖承志解赣途中的情况。廖承志解赣之前，我布置在韶关的孔照新、王鹤林曾接到中统局驻赣专员冯琦电示，要王妥善地将廖承志解到赣州某招待所。王说他将廖承志解到赣州某招待所的时候，冯琦已在门口迎接，以老朋友的态度，与廖承志握手问好，廖则毫无介意地嘻笑相应，冯向他说了一句：“老朋友又到一起来了。”廖则“哈哈”一阵狂笑，面显威严地未予置答。冯问他，几天来生活还好吗？廖说：“没有什么。”冯带他到空房子里坐下，继续和他扯谈，廖则或答或不答，或则讥笑相应，态度非常随便，好像并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冯琦大概认为一时谈不下去了，便向他说：“你一路辛苦，就在这里休息吧。”随后即命行动人员照顾其休息。王鹤林还告诉我：“冯委员曾要求蒋专员（即蒋经国，其时他任赣南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廖见面谈谈，但一再遭蒋拒绝，当时我们都感到奇怪，冯委员为此面显不快之色。
后来冯琦也向我讲了一些有关廖承志的情况。冯说：“小廖（冯还叫他小廖）这人真难弄，态度很随便，和他谈什么，老是打哈哈，什么话也谈不进去。我凭着一番热情去劝他，他往往以冷笑相对，丝毫不肯表示态度，真没办法。我曾设想，让与他关系较好的小蒋去同他见见面，或许可以影响他。可是我一再要求，小蒋始终不肯与之相见，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后来我和廖承志接触多了，才回想到蒋经国不愿与他见面，是显得明智的。大概蒋经国深知廖的为人，与他见面，既不能说服他，也不能影响他，徒增他的反感，甚至反受讥笑，难以下台。
当年6月8日或9日，冯琦从赣州某招待所把廖承志押回泰和马家洲将其关进了以“青年留训所”为名的集中营里。该所是1940年夏，由江西省会警察总队总队长黄光斗奉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命，为临时急需关押所谓“左倾”文化人案犯而设置起来的。冯琦去赣州迎解廖承志以前便命该所腾出一间“最好”的小间关押廖承志。这小间不足十平方米，有门没有窗，在墙壁高处有一狭长的壁洞透光透空气。所谓“最好”因为它是这里唯一的地板房，房外有个小天井，似乎空气不太坏。廖承志押进该所，便被禁闭在这小间里。睡的是木板铺，每日二餐，吃的是糙米饭，没油菜。这里给廖承志的唯一优待是准许自费添菜，有病时给吃“小灶”（职员伙食），每天三餐。大小便都须向门外巡逻的看守报准，在其监视下上厕所。遇到晴天才被带到大门口篮球场“放风”，时间仅10分钟左右。
廖承志是被作为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寄押在该所的犯人。该所对他只负责监管，不过问案情。至于政治性的谈问，仅由冯琦和我二人掌管，连当时的调统室主任章志纯也不过问。
不久，我在破获中共南委案之后，押着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回到泰和，其时是6月18日。同来的还有郭潜夫妇。遵照冯琦的意思，张、涂二人也分别寄押该所，只是与廖承志相隔较远，不让他们彼此知道。我回泰和的第二天，冯琦就将廖承志被关押该所后的种种情况向我作了介绍。认为要使廖承志转向国民党是非常棘手的事。问我有没有对付他的好办法。我便说了一个办法。我说：“小廖这人气概不凡，在我看去，有傲上恤下的性格，可以找李照贤这样的人（李是1941年夏叛变的，原系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农民出身）伪装服务员，经常去接近他，给以好感。同时由我和他谈谈问问，编造些情节去动摇他。”冯琦听了点了一下头，但未作决定。后来我一再向冯提说，他始终未肯作此决定（过了一年我才明白，这真是冯琦老练之处，他认为廖承志才智超人，有感化人的功夫，虽然李照贤已经参加中统，很难说有能耐对付廖，弄得不好，反受廖的影响，供其利用）。
1942年9月间，中统局在冯琦的一再要求下，撤回章志纯，派我回调统室，兼充该室主任（1938年至1939年间我曾充当该室主任年余）。冯琦与我相约，至少每半个月一次，轮流去“留训所”向寄押犯下功夫，主要对象是廖承志。
廖承志给我们最初印象是气概豪迈，平易近人，似乎不拘小节，而意志又非常坚强。我每次去他那里，总是热情地称呼他“小廖先生”，问问饮食、睡眠怎样。他易患小病，我总对他说要注意保重身体，等等。同时把房门大开，多透些阳光空气进来。接着我便问他：“近来考虑得怎样？为自己作何打算？”他总是先哈哈大笑，然后说“没有什么”，或者默然不答，双眼看着我，脸上显出的那股英爽严峻之气，往往使我感到凛凛然，不知如何措辞下台阶。
有一次，我对他说：“小廖先生，你时常闹病，不宜在这里久住，应该想法离开才好。”
他随即厉声反问：“你看怎么办？”
我顿了一下，继续说：“你的家庭关系与别人大不相同，只要你表示愿意转到国民党这边来，跟你老太太在一起，就可以取得自由。”
他猛然“哼”了一声，满脸怒气。
我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扯问一些生活情况，要他注意不要着凉，他却爱理不理似的。我只得告别离开。
接触几次我发现，只要不与他谈政治问题，他便态度随和，他喜与人说说笑笑（包括“服务员”等）。我注意迎合他，讲些笑料给他听听，我常坐在他的铺上闲谈，听到高兴时，他也会拍拍我的肩膀，笑问：“你好吗？”我则趁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说郭潜自首的经过以及与中统相处的情况。但他总是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我说：“郭潜这个家伙，我早看出他不行，曾经向方方谈过，没有引起重视。”接着还哀叹了一声。
还记得有一次，我向他扯起余飞、冯琦等被捕自首以及1933年至1934年中共遭到大破坏的略情。他听了不耐烦地站起身来在床前打转转。
我满面自得，继续提高嗓子说了一句：“这都不是偶然的，很值得人们深思……”
未待我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出乎意外地问我一句：“你吃了饭吗？”
我不介意地说：“吃了饭。”
他却不再说话。
我不免心虚起来，感到面孔发烧，揣其意是斥我不像吃饭的人，于是讪讪向他告别离开。
廖承志在“留训所”对待“服务员”的态度一贯和蔼，对那些神气活现的所长、管理员等每每侧目而视，因而遭到该所所长彭刚夫的忌恨，彭一再向我说：“廖承志这个人很麻烦，不听话，不守监规，放风、上厕所，老是东张西望，多言多语，遇上其他上厕所的犯人，挤眉弄眼，像有什么兜搭似的。”彭想对廖从严管制，要求我与冯琦同意。我说：“不能刺激他，把他搞病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还是耐心点，对他不能怕麻烦。”我也担心出事，屡次向廖承志说：“在这里总得遵守规则，你不增加他们麻烦，他们会对你照顾好些，如果你一再犯规，他们给你难堪，白吃眼前亏，我们也不便讲话。当然，还是想定主意，早些取得释放为好。”他静静地听着。当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时，他却把头别开去。
我为迎合他的需要，经冯琦同意，让他看《江西民国日报》。报上常有的抗日宣传文章，是我借题发挥与他扯谈、做他工作的材料。我曾对他讲国民党是如何重视前方工作，好些工作人员在秘密活动中，遭到敌人苦刑、杀害，等等。我见他不表示反对，就说：“国民党正在欢迎大家一起来共同抗日，你不如早作打算，早点出去为国效力。”他听了却“嘿”了一声，又不作声了。我就进一步对他说：“有些国军和政府确实不行，要是能得到各党各派真诚合作一致奋斗就好了。”他却冷冷地说：“够了，不必多说了，实际情形我早有所知！”
记得在1943年初的一天，我刚进“留训所”准备去看廖承志。该所所长就又告了一状。他对我说：“廖承志在上厕所的时候，老是自言自语地似乎向大宿舍（食宿听课在一起者）的人暗通消息，可能会出事。”于是我在看望他的时候，威胁他说：“如果发现你有什么活动，管理员就可以按照例规，给你戴上脚镣手铐！”我看他没有反应，又对他说：“小廖先生！你只要不犯监规，绝无生命危险。”他慢慢抬起头问我，“你说什么？”我重复说：“要是你不犯监规的话，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他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噢”了一声。
在这段期间里，冯琦常去看望廖承志。由于冯琦与廖承志原本相熟识，见面时就极随便，冯琦喊他“小廖”，廖承志则有时呼冯为“阿根”（冯叛党前叫徐锡根，熟人呼之为阿根），有时也称“老冯”，彼此见面时往往嘻笑相对，随便拍肩打背。冯琦明知正经话谈不进去，还是想方设法，与廖承志扯谈些似不相干的话，酌予试探。冯并装得非常关心廖承志生活的样子，有时给小灶待遇，并特许代制荤鲜和购买其他食品，医药方面，也照顾周至。冯琦曾对我说：“小廖这人真难办，根本谈不进去。”冯琦是用谈古说今的多种方式进行试探，但始终未得任何结果。大概在1942年的秋冬间，何香凝先生知道了廖承志在乐昌失踪的消息，便向韶关的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要人，余竟老实告诉她：“你儿子早被江西来人逮捕解去江西。”以后何老太太又向江西省府主席曹浩森致意：她准备到泰和看望儿子，曹却一口拒绝。我曾亲耳听到曹说过：“那个老太婆要是来了，我当面骂她。”当我们听说何香凝先生已知道廖承志在泰和的消息后，不免感到着急，只想赶快争取他转向。
这一时期，廖承志已不满足于看《江西民国日报》了，冯琦为稳住他，代为购买纸笔，让他写诗作赋自遣，继而准其购买中国画颜料及用品，让其兴致勃勃地挥毫绘画题字。稍后，又同意他作泥塑手工，捏作种种滑稽人物形象。我们妄想从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达目的。然而除该所所长不再说他有什么犯规举动外，其他别无改变。在此期间，“服务员”对他都有好感，有的心甘情愿受他利用了。
廖承志的诗赋都很好，我曾读过几首，只觉得像读古诗一样朗朗上口，但不及细看，就被他拿过去了。我内心敬佩他，不愿过分拂其意，引起怀疑，使他有感不安，所以从不勉强索看。我也曾看过他的画，更使人啧啧称美。我笑问他说：“你送我一幅好吗？”他笑说：“画得不好，你不要算了。”他的泥塑更是惟妙惟肖。他这般多才多艺，愈加引起我动摇他的决心。有一次，我自鸣得意地对他说：“毛泽东说的，愿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努力，你说这话对吗？”他突然怒容满面，声色俱厉地反问我：“这是处在什么时代？你不懂！不懂什么叫彻底！”古人说：“玩物丧志。”我们对廖承志处处给予方便，让他作诗绘画、玩泥塑，妄图以此起到消磨其革命意志的作用，可是我们的幻想终成泡影，丝毫不起作用。
1943年8至9月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到江西视察党务（朱对特务完全外行，中统局局长等于挂名，特务并不在视察之列）。因为也是调统室的顶头上司，我应尽保卫之责。为此，除了派遣四个行动人员追随外，我自己也住在招待所里，随时听候命遣。我曾向他详细汇报了先后去两广破坏中共组织行动和逮捕廖承志的经过。在一个夜晚，仅我陪着朱家骅在园里散步，他突然对我说：“我想把廖承志带到西南去，交给老辈们管教，你看行吗？”我连声说：“不行不行，那就等于放虎归山。他这人坚决得很，谁也动摇不了他。”他着急似地问我：“那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要么趁他现在有病，不去为他医治，听由他死去算了，倒也成全了他的志愿。”朱说：“那不行，那怎么对得起廖先生（廖仲恺）？”我便说：“那还是让我们继续关着，听由他自己怎样。”朱默然无异议。第二天，我把朱家骅的话告知冯琦，并说：“局长却这么念旧。”
朱家骅此次来还代何香凝先生带了亲笔信和一大包衣服鞋袜等给廖承志。原先朱家骅想亲自去看看廖的，后来还是没有去，只是把衣包和何先生的信交给我，要我转交廖承志，并要廖承志写具收条和回信。我与冯琦打开衣包检查和阅看信件之后，去“留训所”交给了廖承志。他带笑看了信，把衣物一一收下了。过了一天，他写了回信，还添上一幅画，要我一并交朱家骅带给他母亲。后来朱接到手里，展开那幅画，见画的是一只雄鹰，高踞在一株盘根错节的青松上，栩栩如生。朱连声赞说：“好画，好画！但是看了这幅画，显见他意志非常坚定，确是无可动摇的了。”此后，廖承志照常写诗词，画人物，而不再捏弄泥塑。情绪似极乐观。其时，冯琦对廖的转向已觉无望，可我还不死心。
这年秋后，我对廖承志说：“这次朱部长代老太太送信送衣服给你，朱部长走时一再叮嘱我们要好好照顾你的生活，足见国民党要员对你非常关怀，他们对你抱有殷切期望，你该可以想及。我看你还是快点出去吧！”他问：“我能出去吗？”我说：“那只要你表示一心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奋斗就行了。”话音才落，他又是巨雷似地“哈哈”大笑起来，吓得我不敢置喙。当年寒冬，涂振农在其老友王枕心（其时王是江西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后来任省议长，同时是国民党江西省执委会执委之一）的劝说下，积极表示自首，经冯琦决定释放并把他安置于省党部充当一名类似科长级的“文化专员”职务。于是我又把这当作一支利箭，去对付廖承志的顽固。我在与他寒暄几句之后，便说：“小廖先生，你大概知道涂振农其人呢？他过去是南委宣传部长，现在已是省党部文化专员。他尚且如此，我看你大可为自身考虑。”说着便拿出《民国日报》所载的“涂振农脱党宣言”给他看。廖承志轻蔑地说：“我已从报纸上看到了，有什么要考虑的？”我妄想以涂振农的自首来动摇他，却昧着良心绝口不提与涂同在高陂镇被捕、后来牺牲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我每次去“留训所”看张文彬，他都是冷言冷语，转弯抹角斥笑我们是破坏抗日的汉奸，根本不让我有说话的机会。冯琦去了几次便不再去看他，认定他已绝望。我以为廖承志不同于张文彬，既不拒绝与我们接触谈话，就有动摇之可能，所以想法去试探，结果总是被拒之门外。从此，我受教训深了，再未向他扯谈这些问题。冯琦呢，后来去看望他时，只是说说笑笑，听其自然，直到廖承志离开该所为止。
1944年12月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中统局来电，为与中共交换重要政治犯，决定将廖承志、叶挺交回中共，要我们把廖承志送到赣州后交给军统方面用飞机送往重庆云云。我看了电文，茫然若失，垂头丧气地去找冯琦。冯琦看了电文，却苦笑着说：“那你想想派谁送他去赣州？”我沉思一下便说：“你看派但功元去行吗？他比较老练些。”他同意，并决定要我明天一早带着但功元去“留训所”处理这件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但功元三人乘冯琦的小汽车到了“留训所”。我随冯入廖室望了一下之后，便闷闷地走出来。冯琦是怎么告知廖承志要他离开，我不知道。所里立刻找来理发员为廖承志剪发剃须。这时，我偶从一边走过，廖大声地喊：“老庄！你过去是CY噢！”我勉强应了一声，抬头望见他和冯琦正在有说有笑，我一声不吭，低着头又走向别处，瞥见但功元还在帮助廖承志整理物件，包括他的诗册、画幅等（泥塑不见了，谅早毁去），满满地装进了他原来的那只提包。他从乐昌带出的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了，衣服也少了些，大概他送给了什么人。这时，他穿的是他老母给他的冬令衣服，倒也衣冠楚楚，只是胖子变成了瘦子，脸上还带有病容。泰和去赣州的公共汽车途经松山村后面的公路。中午，我随冯琦一同送廖承志上车，临别时与之握手道别，他与但功元也就如普通旅客一样，一同上车入座，车开动时并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直望到车影消失。
过了一天，但功元从赣州回来，交了军统方面的收条。后来，我在1951年2月从香港回国归案之后，才知道廖承志到重庆后又遭禁闭年余。迄今为止，我还不清楚究竟出自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