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德
1950年7月，我由东北军区部队调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先后担任看守员、看守组长和副看守长。在这期间，我除负责看管伪满皇帝群臣外，还负责保管日伪战犯的物品，直至1957年5月我调离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0年7月下旬以来，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过1000余名日本战犯和60余名伪满战犯。这些战犯绝大多数都是由苏联政府移交来的，仅有少数人是在国内捕获的。他们入所时带来的物品，根据其珍贵程度和战犯本人的需要情况分三处保管。伪满皇帝溥仪以及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众臣，在沈阳机场和长春市被苏军俘获时带走的国宝及金银珠宝玉器等，除苏方扣留部分外，1950年8月移交我方时尚有七八箱子物品。这部分物品因为特别珍贵，单独存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区管教科对面一个房间里，保管负责人是谢连璧。这些珍宝是1953年10月战犯管理所自哈尔滨迁回抚顺以后，由在沈阳的东北公安部派专人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除此，日伪战犯还随身带来一些贵重物品，能上得账的物品，仍有12000余件。这些东西装满了二所的两个小仓库，约占去60多平方米（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下分七个分所，一所关押伪满战犯，三、四所关押日本校佐以下战犯，五、六所关押日本将校级战犯，七所为卫生所及日伪战犯住院部，二所基本上空闲）。我和几名看守员就负责保管这些物品。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物品都各占了一个房间，而且每间仓库内，都靠墙和在屋中间摆着三层货架子，每件物品都标有物品所有者的姓名及号码。当时，战犯管理所规定：为日伪战犯保管的物品，必须先由有关战犯填报委托书，委托书分三联，一联有关战犯本人持有，一联我们保管人员持有，一联放在二所仓库的物品上，并定期按照三联单找有关战犯当面核对，以解除其种种疑虑。
除以上两部分物品外，就是战犯们日常随身更换的衣物和用品了，这部分物品存放在各监室内卫生间顶板上面，由战犯中的生活组长负责保管。
1954年七八月间，抚顺地区连降暴雨，浑河满槽，河水泛滥，位于浑河沿岸的战犯管理所院内溢满河水，各监号内进水竟超过膝部。我们看守人员正在奋力排水之时，只听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尚书府大臣吉兴等人，站在床铺上边大叫大嚷：“怎么办？当局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吗？”伪参议府参议张焕相也站在床板上愁眉苦脸地嚷：“只怕二所里的东西全让大水冲走了……”说罢，这些战犯们纷纷把存放在卫生间顶板上的包裹取下，从中找出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唯恐被大水冲进了龙宫。
见此情景，我急忙向所长孙明斋和管教科长王枫林作了汇报。根据所领导的安排，我们迅速把年龄大的伪满皇帝、众臣送至所长办公室楼上的会议室，同时，又带领那些年龄小、罪行轻的一般伪满战犯到二所仓库扛草袋子，挖沙石，筑“堤”垒“坝”，防止河水淹没存放物品的仓库。经过一番紧张的抢修，不但挡住了河水蔓延，还把物品库里半尺深的积水一桶桶地排干，并由所长带头，全所官兵一齐动手，连续奋战了三天，终于把淤塞的下水道疏通，把泛滥的河水堵在墙外。那些小战犯们亲眼看到我们看守人员一个个赤身露背冒雨连续抢险，几天不下火线都赞口不绝。水患排除，又把伪皇帝、众臣们接回监舍。当他们听到小战犯们介绍管理所官兵奋力排水的情况时，甚为感动。特别是当他们听说二所的物品库安然无恙，个个都喜形于色。学习讨论会上，战犯们有的说：“政府对我们不错，人命关天之时，能把我们送到安全地方，这在满洲国时期是做不到的。”还说：“各位管教先生身先士卒，不避艰险，排除了水患，又保住了物品库，令人敬佩。”阮振铎、吉兴、郭文林等人则表示：原想政府不会管我们了，谁知能如此关心照顾，今后一定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
一周之后，天晴了，我又同看守人员陈树德、郝纯昌、黄宝珠等分批带领日伪战犯到二所物品库核对物品。日伪战犯们看到他们的物品不但件件俱在，而且未受潮湿，干净整洁，真是喜出望外。
伪满皇帝溥仪存放在战犯管理所的东西最多。他最珍贵的物品，是归谢连璧负责保管的、由苏联政府交还的那两三箱子稀世珠宝。因溥仪喜欢搜集各式名表，其中仅外国人赠送给清朝的钟表就有30多种，还有慈禧太后用过的各色玉器佛珠和镶嵌着各种宝石的珐琅发簪等。
1954年夏河水泛滥之后，我们几名看守人员正组织日伪战犯分批逐人地到二所库房里核对物品。一天上午，轮到找溥仪核对存放物品。其实，溥仪在二所仓库里只存放一个高筒黑皮箱子，原是从吉林临江大栗子沟出逃时，携带的一只放电影片的皮箱。他被俘后先在苏联羁押，临回国之前，经溥仪的几个侄子密谋，在箱底夹层里密藏了468件白金、黄金、钻石、珍珠等贵重物品。回国后溥仪等关押在哈尔滨期间，由于毓喦的大胆揭发与警告，溥仪即将这批珍品交给战犯管理所。现在，存放在这只黑皮箱里，只有溥仪的18件高级衬衣、几套西服和十几条西服领带，其中的一套白色料子西服是他当伪满皇帝去日本东京晋见日本天皇裕仁时穿的。除此，还有其他一批旧物，如溥仪的四五副眼镜、在苏联时留下的四块旧镜片，以及一些旧照片，等等。
在核对物品时，我拿着底账念物品名称、数量，看守员陈树德从皮箱里取出物品给溥仪看，溥仪认可物品在，就算核对完一件。正在我们三人核对物品之时，忽然间，掉在地面上一块黄色旧布。我一看，皱皱巴巴的，便问溥仪：“这是件什么？一块旧布，又未上账，扔掉算了。”
溥仪摇摇头，非常严肃地说：“杨先生，这可使不得。这本不是块旧布，是我同婉蓉大婚时，戴过的一顶黄缎瓜皮帽，是满族风俗装束，又是我同婉蓉之间剩下的唯一一件纪念物品了，还是留下为好。”我见溥仪双手捧着瓜皮帽，看得非常动情，爱不释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在二所门外晾晒衣服时，溥仪还对我俩说，他同婉蓉举行大婚庆典，是他从大清“宣统”皇帝宝座退位10年之后，那年他16岁，也就是1922年12月1日那一天。溥仪说：“选后妃不是我个人的愿望，完全是太妃们和王公大臣们一手操办的。同治和光绪时代选后妃，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到我的时代，王公大臣们认为这样做对人家闺女不妥，便让我在中意的照片上画个记号。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我当时刚满15周岁，在我看来，四个姑娘差不多都一个模样，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名叫文绣的照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看照片那年，她只12岁。可端康太妃不同意，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又不好，非让我选她推荐的那个富家闺秀婉蓉不可。婉蓉那年15岁。这样一来，敬懿和荣惠两太妃便又不乐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一直拖到1922年（民国11年）12月1日，我才同婉蓉正式完婚，因她被封为‘皇后’，便举行盛大的新婚庆典，而文绣因‘皇上已圈过，便不能再嫁普通臣民’，于是，便在前一天，提前入了宫，被纳为妃。王公大臣们都说，皇帝必须有后有妃。我想，这既是做皇帝的特权，便应允了他们。”
溥仪回首望着他那堆衣服和黄缎瓜皮帽，继续回忆：“其实，我已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但我那时整天昏天黑地，神魂颠倒，一心想复辟，说实在的，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只是摆设。到了天津之后，自从婉蓉把文绣挤走，我便对她起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到了长春，我更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发生了我不愿意讲出和不能容忍的行为。直到1945年‘八一五’之后，在吉林通化大栗子沟，我随日本人乘飞机外逃时，她的烟瘾越来越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回想起来，长期受着冷淡的婉蓉死得是相当惨的。就是大婚庆典新婚之夜，我也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按照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的第一夜，要在北京故宫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可是那天夜里，我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只觉得很憋气。婉蓉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便觉得还是回到养心殿好。当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心底里就只想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可这和以前有何不同呢？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如若不因辛亥革命，应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可是，被我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蓉此刻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14岁的文绣又在想些什么呢？我全然不知……后来我想，婉蓉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她可能不会有那样的悲惨结局。婉蓉毕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她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蓉呢，她太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份，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说到底，还是封建社会坑害了她。来到战犯管理所，经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我好像忽然懂得了许多，所以，我也特别珍惜在新婚之夜里，这项应该同婉蓉同枕而未能共枕的旧瓜皮帽……”
溥仪伤感起来，就没完没了地谈心思。这时，我俩也只好洗耳恭听。谈话之间，我俩也有许多插话，大意无非是劝他要好好学习改造，一定要重新做人，等等。
1956年12月末，溥仪的前妻李玉琴最后一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溥仪提出离婚的要求。溥仪不愿意离婚。可是，在会见过程中，李玉琴向溥仪提出了几个问题，使溥仪无法回答：“你什么时候能获得释放？”“你还让我等几年？”“你在这里关押着，有吃有穿的，可我受你牵累找不到工作。我不愿再受牵连，受影响！”“你的年龄比我大20多岁，我与你脱离生活十几年了，你不也一样生活？”等等。当时问得溥仪答复不上来。我们看他脸发烧，嘴唇颤动，眼圈很快红了。虽说隔着一层玻璃窗，我们站在门外看得清，听得明白。当我同看守员把溥仪从会见室送回监室时，苦恼着的溥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躺在监房的木床上，咳声不止。随后，他侄儿毓喦叫他参加学习。溥仪说：“我有病，请假休息。”他为李玉琴的事着急上火，思想压力很大，见了谁也不吱声。我见这种情形，便设法开导溥仪，劝他要沉着、冷静，要注意身体，更不能不吃饭，并建议他找管教干部谈谈。我还对他讲：“再说，你在苏联关押了五年，回国又关押了六年，你身边没个老婆，不也过来了吗？”溥仪听了点点头，便坐起来吃饭。
但是，溥仪低落的情绪一直消失不了。记得这个时期，他在监房里总对我说：“杨先生，你什么时候还核对东西？我皮箱里有件衬衣想拿出来换换，行不？”我答复说：“行。明天如果天好就核对，还可顺手把东西拿出来晾一晾，吹一吹，若不然就捂啦。”次日，溥仪果然和几名战犯一起到二所库房复核寄存的东西。我叫他把自己的东西先找出来，然后一件一件地核对。核对完一皮箱子东西，他还要翻动箱底，从一件衬衣里拿出来一个小皮夹，皮夹内有四寸照片一张。溥仪见此照片如同见到珍宝。我看他双手捧着，瞪大了眼睛看，远看，近看，迎着光亮看，看了很长时间，又擦擦相片上的灰尘，很亲近地把皮夹拿在手中。我见他看得目不转睛，便问溥仪：“你看什么呢？”他说：“是相片。”我问：“是谁的相片？”他说：“是我前妻的。”我出于好奇心，也接过来看。相片已有些褪色发黄，相片上的女人长相美貌出众，圆脸大眼睛，尖下颏，身材苗条，穿着满族旗袍，坐在凳子上。我问溥仪：“这是你的什么人？”溥仪哑着嗓音说：“这是我的前妻谭玉龄。她已经死了。”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动感情。原来，李玉琴提出要同他离婚，勾起了他思念已故去的谭玉龄。溥仪又从小皮夹里翻出一个黄纸卷，打开一看是一绺女人的头发，乌黑的毛发约有半尺长。我问溥仪：“这绺头发是谁的？”他说：“这也是我前妻的。”皮夹上还有个小纸包，放在夹子的内格，打开一看，原来是四个指甲盖。溥仪告诉我，这也是他前妻的。他说：“这些东西一直贴身携带着，由长春带到通化，由通化带到苏联，又从苏联带到抚顺。1937年，我为了表示对皇后婉容纵欲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与17岁的谭玉龄结了婚，并‘册封’她为‘祥贵人’。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不但能在生活上体贴、关怀我，还能在我同日本人打交道时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每当我处理完国事，从宫内府回来，她都能问长问短，从精神上给我以安慰，她是最能理解我，同我感情最好的夫人。可惜，1942年她得了一场病，经中医诊治总未见效，后来又让日本医生给她治疗，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对她的死十分痛苦，几天合不上眼睛。我想念她，吃不好，睡不好，但又不能不到宫内府去办公。我为了留恋她、纪念她，让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便按照满族的习惯和我个人的想法，把她的头发剪下一绺，又剪下四个指节，仔细包好，与相片一起，一直带在我的身边。我一旦想起她便拿出来看看。她虽然死了，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间。”
溥仪说到这里，心情很难过。接着，他又说道：“1942年春天，谭玉龄死后将近半年，我当时心情本很悲痛，可是‘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却死皮赖脸地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照片，强迫我从中选择。我当时担心，娶一名日本妻子，无异于在自己的床头替关东军司令部安一个耳目，于是，便决定找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孩子作为伴侣。吉冈给我拿来60多张当时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让我挑选，我便选中了新京（长春）南岭女子国民优级学校的李玉琴。1943年2月她被选入宫时不满16岁，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学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两人年龄又相差22岁，在宫中同我生活了两年以后，1945年8月我便被俘，她又等了我15个年头，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一般。即使这样，她闻讯后还赶来看我多次。这次，她提出同我离婚，使我感到十分伤心和痛苦。一时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监号里，三个侄子都劝我与李玉琴解除婚约。但是，我又舍不得，思绪不定，思来想去，晚上睡不着觉。因此，我便又想起前妻谭玉龄对我的恩惠。我翻出她的相片，使我想起了过去的许多往事……”
我听了溥仪絮絮叨叨地讲了这许多，便又问他：“这些东西既这么重要，你为什么不上账？”溥仪说：“这些都是我私人的心爱之物，东西小，可以随身携带。因不是贵重的金银，没有什么价值，只对我有用。另外，在回国时，我存有疑心，曾想共产党不讲迷信，我若上账登记了，当局强制我扔掉了岂不无法补救？所以，我把它藏在大黑皮箱内衣兜处，别人发现不了。谁知这次由于李玉琴向我提出离婚，我来这儿翻看照片，竟被先生发现，你还很同情我。”
就在晾晒东西时，溥仪又对我讲了许多。他说，我非常感谢政府当局对我的关怀。在我身心痛苦时，做我的思想工作，日常生活也都关心照顾。我是战犯，在伪满时期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政府当局对我实行的是一片人道主义政策，我十分感谢。
随后，我又帮助他把这些东西包好，并把他前妻的遗物藏在皮包内层。在装箱前，我把他的西服及衬衣一件一件地叠好，又让溥仪学着叠。但他怎也叠不好，我又一次次地手把手教他。他终于用同样的方法学会了叠衣服。他很过意不去地说，过去，我一直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是个脱离民间无用之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会，连最简单的洗脸和穿衣服，都需要别人侍候。
装箱时，我还看见箱内放着一些旧眼镜框和镜片。溥仪解释说，我是个高度的近视眼，做什么事都离不开眼镜，所以，用过的四副水晶眼镜片和旧眼镜框，从来舍不得扔掉。
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存放在战犯管理所的物品，仅次于溥仪。他带到苏联，又由苏联政府交还给我国的这部分珍贵物品，后来存放在战犯管理所管教科对门谢连璧负责保管的库房里。张景惠搜罗的贵重物品基本上属于金器，如：金条、金元宝、金筷子、金碗、金匾、金盾以及翡翠手镯之类，大约有70余件，足有一箱子。寄存在二所库房里的属于张景惠的一般物品不算多，约有20余件。计有：一副水晶眼镜，一颗水晶印章（篆字），一根镶铜头扶手的拐杖，三四张伪满政府发行的印有“绵羊”图案的钞票，以及一批西服、领带、皮鞋和苏联政府发给的劳动服、人造革皮鞋，等等。
1954年张景惠已是岁高龄，加上他患有高血压病，便常年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七所一号病室，日常起居由护理员焦桂珍负责照料，饮食也与其他在押战犯不同，给他吃容易消化的点心、牛奶、水果之类食品。
战犯管理所有规定，必须按时与战犯当面核对物品，因张景惠年老有病，行动不便，我们看守人员只好拿着他的物品及底账到七所病室，同张当面盘点清楚，以解除其不必要的疑虑。
一天，我同看守员陈树德、郝纯昌带着张的物品及底账来到七所一号病室，只见张景惠仰卧在一张靠阳面的床铺上，正耷拉着眼皮闭目养神。我走近床前，说道：“张景惠，你把收据找出来，现在跟你核对寄存的物品。”他见我们进屋，猛然坐起身来，急忙伸出颤抖着的手，要从黑色战犯服上衣兜里掏摸收据。我看他动作吃力，索性帮他从衣袋内取出收据，并翻开我拿来的底账，同他一件件地核对起来。张景惠见他寄存的水晶眼镜、衣物以及100元一张的伪满“绵羊”钞票等件件俱在，内心十分喜悦，连连说道：“我不能走路，你们还拿来东西让我看。昨日，我还思虑前些时发水，东西还不得让河水给冲了去。”我说：“这可用不着担心，凡在‘二所’库房里寄存的东西，哪一件也没少。”张景惠又问：“我那箱子金器还有吗？”他指的是谢连璧保管的那箱子金器。我说：“有。东西贵重，所里派专人保管。”张景惠越听越乐，连连说：“很感谢，那都是我的宝贝。”说罢，竟又自言自语地哼唱起《东方红》歌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张景惠身材矮小，脸上长满黑斑和皱纹。这个行武出身的旧军阀和政客，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投靠日本侵略者之后，可谓“青云直上”，先后担任伪满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伪国务总理大臣及协和会长等职。另外，他一生还先后娶了七个老婆。我听人说，他的七夫人原是天津唱京剧老生的名伶，芳名叫徐芷卿，深受张景惠的宠爱。徐芷卿生子女各一。儿子原名张绍纪，后改名张梦实，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因受马列主义理论影响，曾参加过革命活动，回到长春书院继续学习时，又参加我党的秘密组织，“八一五”光复后，他同其父张景惠一起被苏军押至苏联，为苏军当译员五年，于1950年6月，始同伪满军警宪特俘虏被苏方遣送回国，起初被押在沈阳大北监狱，后被我有关部门发现。张梦实在1940年即参加革命工作，遂被调至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工作，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当时，我和张梦实在一起工作，深感他待人和蔼，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严。张梦实同他家原来一位长得很窈窕的丫鬟徐明结为夫妻之后，生下一个男孩，张景惠时常挂记在心，三天两头要求见孙子。战犯管理所为增强在押战犯的体质，经常组织伪满战犯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并将所得的劳动报酬，买些罐头之类的食品分发给他们。张景惠因患病，虽不能参加劳动，但所方每次发罐头，总是要给他留一份。张景惠却常常把罐头收留起来，设法转给自己的孙子。
张景惠忽然不唱了，竟又问道：“绍纪（即张梦实）还在吗？”张梦实虽是管教科干部，却很少到关押伪满战犯的一所来，我也从未听过他打听有关他父亲的情况。他在科里主要负责翻译整理苏联政府移交的有关日本战犯的档案资料。我听张景惠这么问，就知道他是想儿子或者孙子。但转念一想，我直接告诉张梦实，他是肯定不会来的，因他时刻注意同他的老子划清界限。后来，我把张景惠想见儿子和孙子的愿望，汇报给所长孙明斋和管教科长王枫林。经孙所长和王科长再三做工作，张梦实才同意同他的爱人徐明（在抚顺城卫生所当护士）以及儿子，一同来到七所一号病室看望张景惠。张梦实对张景惠讲了不少有利于其思想改造的话，这对张景惠进一步转变立场观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溥仪、张景惠之外，我负责保管的二所物品库，还存有其他伪满大臣的一些东西。比如，伪满参议府议长、特任官臧式毅就有三四十件物品：一把十分秀丽精致的象牙古画扇，一副象牙麻将牌，以及一根镶有银头扶手的八节竹拐杖、几本古书、衣服、照片之类的东西。
一天，我们让他到二所库房核对物品，只见他用手蹭了蹭那根拐杖，就全神贯注地去翻那堆旧照片。我临近看时，见他把与伪满旧官僚合影的照片扔了一地，手里只拿一张自己的“合家照”，目不转睛地细看。我问他照片里的人都是谁，他说，其中有他的夫人、儿子和孙女等。他还说：“自从1945年‘八一五’被苏军俘获，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总也没有和家里人相会，这张照片怎么也看不够。”我看他心思很重，就说：“那你就坐在这里多看一会儿吧。”
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旧中华民国的辽宁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发出不抵抗命令，加上日本人逼其投降，他束手无策，便声言下野。因其不降不顺，引起日本军国主义不满，遂将其监禁，对其软硬兼施，恩威并行，终使其屈服，先后任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伪参议府议长，直至伪满垮台。
臧式毅是个干巴老头，长脸，有些秃顶，平时少言寡语，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伪满时期，日本人很赏识他的学问，臧也很会跟日本人来往处事。自他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除了经常表现忧愁、伤感外，很少暴露个人的思想。我看他坐在那里看全家照片没完没了，知道他内心有苦衷，便说：“怎么，你还没看够？”
臧式毅回答道：“杨先生，我拿回监室再看一会儿行不？”
我想，我是副看守长，处理一张照片还是可以的，况且这对稳定他的情绪、改造思想有好处，随即答复：“只要你能好好悔罪交代，这张照片你喜欢，可以拿回去。”
臧式毅十分高兴，连声说道：“杨先生，你批准了，我就拿走。实在是太谢谢了。”
由于臧式毅常年忧愁、伤感，且年老多病，于1956年11月13日，病故于七所病室，是年82岁。
伪满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在二所库房里也存有40余件东西。记得有一副马刀套。甘珠尔扎布说，他心爱的那把蒙古刀已在苏联丢失，刀套便一直留在身边。他还有一尊喇嘛佛，以及伪满军官大衣，日本人赏赐的勋章，等等。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对绣花枕套，甘珠尔扎布视为珍宝，每次同他核对物品时，他都要仔细翻看。一次，我问甘珠尔扎布：“你留这对枕套有啥意义？”这位矮个干巴老头回答说：“这枕套是同我蒙族妻子共枕过的，很有纪念意义。见了这枕套，就想起了我原先的妻子。”
我不知道甘珠尔扎布一共有几个妻子，只知道他曾同日本女特务金璧辉（川岛芳子）结过婚。我感到他对蒙古族妻子有一种内疚感情，像是有话难于启口。他倒向我讲了许多他的历史罪恶。他是原蒙王族巴布扎布的大儿子。他父亲受日本人利用，乘袁世凯甫死之机搞满蒙独立，被张作霖部队打死。“九一八”事变后，他同其弟正珠尔扎布（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又串通日本黑龙会，纠合蒙古地方势力和蒙匪头目成立了1000余人的队伍，自称为蒙古独立军总司令。伪满成立后，他便当了伪满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在内蒙热河、吉林通辽等地区犯下不少罪行。甘珠尔扎布说：“我是战犯，是蒙奸，不是汉人，没想到政府还能给我这么好的优厚待遇，我一定要彻底地悔罪认罪。”后来，我听管教干部讲，他认罪态度很好，交出的认罪材料很多。
有一次，他家属给他写来回信，我把信交给他时，他忽然立正，给我来个90度的大鞠躬礼。
伪满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徐良儒也是一位很珍惜纪念物品的人。徐在二所库房存有一个大旅行包，有40余件物品，其中有银圆、伪币、勋章、长袍马褂、呢大衣，以及一块怀表、烟嘴等物品。徐良儒长着满腮胡须，年轻时有“美髯公”之称，为此，其夫人王氏曾用上好绸料给他做了一个胡囊，便于将他半尺长的抖动胡须装入囊中，徐还备有一把梳理胡须的小梳子，一有空闲就一根根地梳理，哪怕梳掉一根他都感到十分惋惜。他从苏联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仍有爱惜他的胡须的习惯，只是每天因忙于学习和思想改造，胡囊、小梳子等物已存入二所库房之中。
约在1954年秋冬，我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侦讯工作，逐个地找伪满战犯谈话。有一天，徐良儒突然找我们，问道：“可不可以到库房看一下寄存的物品？”从他表情看，他像是有心思，我也就答应了。到了二所库房，他打开了那个大旅行包，拿出他那块两根半针的怀表递给看守员陈树德，说：“眼见我是要死的人了，这块表你拿去用吧。”陈树德觉得这是对看守员的污辱，便严辞说道：“我们有表，不要你的。”徐良儒没明白意思，又递给陈树德一件西服，又被陈树德拒绝了。陈树德把这件事汇报给我，我感到蹊跷，便走过去同这位“检察官”搭话。原来，东北工作团侦讯人员找他谈了话，再加上他听说日本战犯那边揭发检举活动搞得惊心动魄，便感到惊恐，想到自己在伪满当检察官期间错杀了不少中国人，罪过不轻，这次被列为侦讯重点，肯定要被判处死刑，所以，便要求到二所库房最后看一眼夫人王氏为他特制的胡囊。他说：“这些天我思想压力很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恐怕今世难于再同夫人见面了。”我见他蹲在那里看胡囊不肯起来，便耐心地好言相劝。我说，“你到战犯管理所来已不是一天两天，应当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把东西给看守人员，难道看守人员能替你认罪？！你老婆孩子本来都工作得好好的，你却回避历史罪恶，想一死了之。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自己的亲人吗？！”
他听我言之有理，便站起身来，向我来了一个三鞠躬，眼圈也红了，连声说：“是，是，是……”徐良儒性格孤僻，平时说话文质彬彬，支支吾吾的，这时说话越加含糊不清。为稳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把王氏做的胡囊及他那把理胡须梳子都交还给他，说道：“再有想不通的时候，把你齐胸口的胡子好好梳梳吧。”他再未言语，转过身来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发现他饭量有所增加，管教干部也说，他悔罪认罪的态度也有好转，绝望的念头已消逝了。
按照上级规定，战犯来所携带的物品，都必须登记、造册、结据，由所方指定专人统一管理。战犯在押期间，定期持收据与保管人员核对物品；战犯获释前，则按登记原账和收据凭证将所保管物品如数归还本人。这些规定和制度，自战犯来所那天，就反反复复地向他们讲得明明白白，但不少战犯仍然不肯相信。他们有的认为，这些贵重物品终归会被政府当局没收；有的认为，被保管的稀世之宝，有可能会被当局“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到头来给仿制个伪品奉还；也有的猜疑，当局的保管人员手脚未必都干净，东西很可能被他们贪污、私分了，等等。然而，他们的这些错误判断和猜想都被事实所否定。
在伪满战犯中，持怀疑态度最典型的，要数伪满前司法部大臣，后为参议府参议的张焕相。
张焕相，原籍抚顺县人，出身于大地主大恶霸家庭，先后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代理航空军总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天津，1936年声言要回故乡做个顺民。他回到抚顺原籍后，却自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祭祀不怠，颇得日本人的赏识，遂于1937年5月出任伪满司法部大臣，后转为参议府参议。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苏军进驻长春时，他潜回原籍，未被俘获。后在沈阳定居，1951年9月“镇反”时因群众检举，在沈阳大东区住所被捕并押至北迁在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所以，他在二所库房寄存的东西，仅有随身带来的一个黄色小包袱，内有蓝斜纹布上衣、衬衣、线袜、布鞋等随身穿戴物品十余件。仅此几件破旧衣物，他仍担心所方随时都会没收，因而三天两头要求核对物品，看东西是否少了，或者是否被管理当局换了。而每次，当我们让他到保管库核对物品，都做到账面、物品及本人收据完全相符。张焕相见此情景，总是一副哈哈笑脸，说道：“在监号里，我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寻思自己的东西丢啦。结果，一核对，东西都在，而且保管得都很好。”听他发表完高论后，我们又把他的东西一样样地放到货架上，以防止潮湿。对此，他更高兴地说：“这回我就放心啦。”他表面上虽这么说，内心里仍对我们有戒心，甚至他用的一块破抹布都不肯扔掉。有一次，张焕相痔疮病犯了，跑到四所便池蹲了20多分钟不出来，看守员陈树德以为发生了意外，急忙走进厕所看时，见他正蹲在那里看存物收据。
隔了几天，核对战犯物品时，我让陈树德先把张焕相找来，免得他思想上有怀疑。陈树德从库房货架上取下那个小黄包，把物品摊在地上让他看。我拿着底账念一件，陈树德就拿出一件，包括包袱皮在内，总共12件衣物。我问他：“少一件没有？”张焕相回答：“一件没少。”我说：“里边还有一块破抹布扔了吧？”他说：“留着吧。”就这样，加上这块旧抹布共13件物品。说罢，他又从包袱里翻出“全家照”反复细看。我发现在他包袱中的衣袋内还藏有几张《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内容均属镇压、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有关文件及新闻报道，难怪前些时一所伪满战犯组织学习找不到报纸。于是，我便质问张焕相：“这报纸是管理所供大家学习用的，你一个人把它藏在包里想干什么？”
他吞吞吐吐地答道：“这些文件对于审判我们很有用处，我想仔细研究一下，将来会怎么给我治罪。”
我批评他道：“你这样做是违反监规的。你想了解党的政策可以同大家一起学习研究，而要相信党的政策，你必须首先悔罪认罪，彻底清算自己的过去……”
张焕相觉得我讲得有些道理，终于说了实情。他说：“我是想将来审判我时，我按政府颁布的条文申辩，能少判我几年刑。”
我说：“这不是胡扯吗，你不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又怎能谈得上少判几年刑呢！”
他连忙说：“也是，也是……”
我说：“你今年已经73岁，两个老伴（张焕相的两个妻妾是亲姊妹）还都来看你，你不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他说：“是，是，我家住不远，家里还有两个孙女……”
临走时，他还说：“先前，我总认为自己活不了几天，能搅就搅，能闹就闹，想起来自己做得不对……”
我说：“共产党对你不错，你家属个个都有工作，也没按‘反属’对待。可你，在伪满时期，紧跟日本人，干了多少坏事！”
他羞愧地说：“杨先生，你看着吧。”过些天，我发现他果然有了一些转变，不但痔疮便血不再往墙上抹了，而且，也不强要求我们核对他那包旧衣物了。
有一次核对物品时，张焕相说了老实话。他说：“我的破抹布不值一文钱，那为什么还让战犯管理所给我保存呢？我原来的错误想法是怀疑当局工作人员，所以，不值钱的东西也不扔，目的是想考验考验当局工作人员，是否随便把保管的东西拿走或扔掉。”听了他的话，我劝他把两块妨碍卫生的破布扔掉，并借此机会对他教育了一番。他说，看了你们保管的东西，小到一针一线，大到金银财宝、珍珠玛瑙，不但一样不少，不腐烂，不变样，还做到账、物俱清，真是深受教育，今后一定要消除怀疑，大胆放心地由所方保管。他说完，便把自己的破抹布扔掉了。他回监室时，还对我连声说：“谢谢！”
其他战犯也有同样的心理。如伪满尚书府大臣吉兴保存的猴头金戳传家宝和一条破马裤，以及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保存的东西，等等，都要求定期同我们核对，每次核对时他们看见东西俱在，才都表示满意和放心。由于我们执行党的政策坚定不移，保管犯人物品丝毫不差，终于感动了这批伪满战犯。
有一天，看守员陈树德值班，在溥仪所在的监室门前走动时，从监室小门窗看见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正跪在地上为溥仪修剪脚趾甲，住在同一监室的伪满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伪满邮电总局长罗振邦却站在一旁嚷：“真龙天子，要留龙爪，不能随便修剪。”
陈树德推门进屋，只见溥仪端坐在床铺上，伸着两脚不言语，黄子正慌忙地站起身来藏好了修脚刀，其他伪臣都装着镇静，若无其事。
陈树德问黄子正：“你手里拿着什么？”
因为监规不允许监室内有任何刀、剪之类容易致命的物品，黄子正也知道已暴露了马脚，便慌张地把藏在身后的修脚刀拿出让陈树德细看，并说：“一把剪指刀。”
“刀子！哪里来的？”
黄子正脸色如土，胆战心惊地答道：“这把指甲刀是从伪皇宫带到苏联，又从苏联带回，因为藏在衣物里，没被所方发现。”
陈树德说：“你为什么不交给所方保管？”
黄子正辩解说：“交给所方，何时修剪指甲就不方便了……”
吉兴也急忙插言开脱，说：“他（指溥仪）的指甲不能随便剪，因为他是……”
陈树德意识到他要称溥仪为“皇上”，便打断了吉兴的话，追问：“他（指溥仪）是什么？”
溥仪眼见看守人员发了怒，连忙起身解释：“所方要求人人讲究卫生，按时修剪指甲，是我让他剪的，为的是响应政府号召……”
陈树德生气地说道：“所方要求你们剪指甲不假，那你们为什么要个人私藏小刀？”
溥仪、黄子正一听“私藏”二字十分害怕，纷纷表示要写检讨。溥仪还说：“这都是我的过错，留小刀没有报告……”
陈树德把事情经过向我汇报后，我感到他发现得很及时，当场表扬了他，并说：“他们一旦有想不通的时候，如果割断了大动脉，咱们可就负不了责任啦！”为此，当即决定：把修剪刀没收，送二所库房保管。同时决定：鉴于溥仪、黄子正认错态度还好，就不要他们再写检讨了。黄子正听后，感动得哭了。溥仪也流了泪，他还喃喃说道：“现在政府当局跟过去就是不一样……今后要好好悔罪认罪……”
一天，趁黄子正去库房核对他寄存的物品时，我对黄子正说：“今后，你应该听战犯管理所的，不应该再听‘皇上’的。”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见他有些羞愧的样子，就没有再说别的。
伪满战犯大都过惯了剥削阶级没落、腐朽的寄生生活，即使被俘后关押了十余年，我们通过管物工作细心观察，仍可发现其心灵中的种种顽症。
一次，我们找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赵玮到二所库房核对物品。赵玮走进库房，打开了军用皮包，从中拿出黄呢子军大衣、带伪满“国徽”的战斗帽、刺马针皮靴以及象牙烟嘴等物品，摊摆在地板上进行分类清点。他又从皮包内格掏出一堆照片，蛮有兴趣地站在那里细看。看守员陈树德凑过去，见其中有不少张是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照片，便好奇地问赵玮：“这些照片中，哪个是你姐，哪个是你妹？”
赵玮不以为然地笑道：“其实，都是临时性的姨太……”
陈树德一听“临时性”几字，心中就明白了，于是，便命令赵玮把照片也同摆物一样，分出哪些是亲属，哪些是朋友，哪些是“临时性姨太”。赵玮把20余张照片一一分类摆开时，属于“临时性姨太”竟有五六张之多。
见此情景，看守员郝纯昌沉着脸问赵玮：“你们这些人，除了帮日本人杀中国人，就是玩弄女人。这些罪行，你交代了吗？”
赵玮一愣，像似辩解：“伪满时期干这种事，不算啥事，不但我有，其他人也有……”
郝纯昌打断赵玮的话，反问：“你们是人，还是兽？难道，你就这么几个？”
这时，赵玮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回答：“是，是……我到解放区讨伐，还有向村里要姑娘的事，这是事实，是事实……”
我听了赵玮的话，也很气愤，便对他说：“你干的这些抢男霸女的事，在悔罪认罪中，都应该坦白交代，同时对你同僚中的事也应揭发。”
赵玮答道：“我一定坦白、揭发……”
赵玮说的“其他人也有”是实情。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和第一军管区上将司令官王之佑也有类似情况。
正珠尔扎布是受日本人煽动、制造内蒙地区动乱头目巴布扎布之次子，因他同其兄甘珠尔扎布秉承父志投降日本侵略者，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押。那天，正珠尔扎布从二所库房货架上，取下黄帆布军用包，由包中拿出蒙族棉袍、蓝缎马褂、皮裤、毡靴以及西服、关东军呢大衣等物品，摆在地板上分类，同看守人员核对物品。我见他又从黄呢军大衣衣袋内，翻出了一个小布包，并轻轻地展开在地板上，然后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这才从小布包内找出肥皂盒般大的一个烟荷包，紫缎布料，四边绣着云卷，中间用黄丝线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正珠尔扎布看得高兴，回首对我说：“杨先生，您看绣得好不好？”我和看守员陈树德都说绣得不错。正珠尔扎布听了一番赞扬，高兴地向我和陈树德哈腰行礼，还乐得哈哈大笑。
看守员温耀庭问正珠尔扎布，为什么这样狂喜？已有60余岁的正珠尔扎布，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介绍道，他30多岁的时候，一次，在热河地区讨伐时，他住进了一个蒙族人家，便把这家的一位长得很俊秀的蒙族姑娘据为己有，临走时还带走了这位蒙族姑娘绣的烟荷包。正珠尔扎布说，这位姑娘是他一生中霸占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留恋的一个，因此，他把这个烟荷包从东北带到了苏联，又从苏联带到了抚顺。
正珠尔扎布讲到开心处，温耀庭听得不耐烦，严厉地说道：“你们这种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胡子（土匪）一样！”正珠尔扎布感到不妙，收住了笑脸，忙道：“我有罪，我要好好改造。”
我见正珠尔扎布对烟荷包尚有一片珍惜之情，便允许他把此物带走，并严肃地对他说：“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继续悔罪认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正珠尔扎布双手接过了烟荷包，惭愧地哭了。他几次向我们行礼，几次向我们道谢。当他离开库房时，还一再说：“过去，我人的不是，今后，我要重新做人。”
（何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