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耀声吴平
1950年6月初，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沈阳中心医院院长吴之理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带一名助手立即赴香港采购药品。吴之理经过简短的准备，带着助手和这份数量巨大的采购清单，以最短的时间赶到了香港。
吴之理是安徽省泾县人，1915年出生。1931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同年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科，1932年转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到南京鼓楼医院实习，同年12月在汉口参加新四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先后任军医处材料科科长兼外科医生、华中医学院教育长、第三师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任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后在东北军区卫生部任职。
到香港后，吴之理在这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都市中，无心流连车水马龙的街景，昼夜兼程地奔波在医药公司、货栈之间，洽谈订货，签署合同。6月27日，吴之理突然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朝鲜战争爆发了！他立刻意识到，朝鲜战争一打响，东北就成了最前沿阵地，部队的战备任务一定很重。而且自己身负重任，一旦敌特分子发现我采购大批药品的秘密，如被滞留在香港，我们就要遭受重大损失。必须马上回到东北去！当吴之理决定立即返回东北时，药品的订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他抓紧处理了遗留问题，立即踏上归途。
同年10月，吴之理得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组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热血沸腾了。这个从旧中国生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胸中怀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他立刻向东北军区首长递交了请战书，请求带领医务人员加入志愿军的行列，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贡献。他的请战书迅即得到上级的批准，并要求他立即到安东（现为丹东）找洪学智副司令员受领任务。吴之理带着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星夜赶赴安东。洪学智副司令员看到吴之理前来十分高兴，他告诉吴之理，先不要慌忙派大批人马，只带一个精干的手术组随志愿军司令部行动就可以了。按照洪学智的意图，吴之理回到沈阳后很快选调了16名医护人员，一名警卫员，两名翻译，配嘎斯车、吉普车各一辆，配发了必要的手术器械和药品，做好了一切准备，于10月15日赶到安东待命。
吴之理迫切要求上前线为保家卫国出力的心情，他妻子章央芬最能理解。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文化女子知道丈夫的爱国之心。她的姐妹中有人劝她，你这么年轻，拉扯两个孩子，有理由让吴之理留下来。章央芬说，这种话现在怎么能提，英雄就要在危难中显本色，他能担当志愿军司令部首长身边的手术组长，我为他感到自豪。
10月19日，吴之理奉命率手术组随志愿军司令部过江。他们跟随部队静悄悄地从长甸河口涉过鸭绿江，吴之理看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行军队伍，看着一队队年轻的士兵从自己身边走过，他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只要战斗一打响，伤亡立刻就会发生。他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卫生人员的任务艰巨啊！
过江后的第二天，吴之理的手术队随机关一起到了大榆洞金矿。他们立刻利用隐蔽地形安营扎寨，开展工作。美国人的野马式飞机不停地在头上盘旋，侦察地面行动，并且疯狂地攻击地面目标。一次，吴之理发现有一架敌机正在向他俯冲，他就地一打滚钻进了一条小水沟里。飞机上吐出一串火舌，打得地面土石乱飞。他站起来一看，原来飞机并不是打他，而是把离他200米远的一辆汽车打得起了火。观察了几次，吴之理发现，飞机上的枪管完全由飞行方向控制，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巧妙地和敌机周旋，甚至经常隐蔽在敌机的射击盲区拍摄飞机俯冲的镜头。在吴之理的宣传鼓动下，手术组的同志很快打消了惧怕飞机扫射的心理，井然有序地展开了救护工作。
在大榆洞金矿刚刚站稳脚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就打响了。我志愿军部队与冒进北犯的李承晚伪军相遇，在彭总的指挥下，我军出其不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首战告捷。两天以后，吴之理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一名被俘的美国军官做手术。这名美国军官在与我军的遭遇战中负伤被俘，为了执行战俘政策，体现革命人道主义，要为他治疗战伤。吴之理亲自主刀，从这名美国军官的肩部取出了几块碎骨，包扎后送往后方治疗。
在志愿军司令部，吴之理几乎天天都和彭总、洪副司令在一起，首长们的工作十分紧张，他就利用空闲时间在指挥所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洪副司令把他介绍给彭总时说，这是位秀才，他父亲是个小业主，供他读了大学，现在手中的刀蛮厉害。彭总说，算你找对了地方，是不是好外科医生，战场上最能检验。
第二次战役以后，吴之理的手术队随司令部搬到了君子里。安营扎寨收拾停当，司令部首长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吴之理在会上听了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发言，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宋时轮说，我兵团三个军参战，从国内来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对气候很不适应，我们的指挥员又没有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经验，打伏击战就让战士卧在雪地里，有3万多人冻伤，还有冻死的。我们在南方驻守碰到了血吸虫，损失几万人，现在又来个冰冻三尺，真是损失惨重啊。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检讨，我们的士兵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为环境、气候的不适就躺倒这么多，实在令人痛心，我们必须承认太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和经验了。吴之理听着宋司令员讲话，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他深深地佩服宋司令员的坦率，同时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想，作为一个受过多年严格医务训练的卫生人员，没有能从卫生的角度去指导部队作战，作检讨的应该是我们，是自己。他暗下决心，要在司令部的帮助下，扎扎实实地在部队开展自救互救的训练，以保证我军旺盛的战斗力。
在军事会议期间，彭总对吴之理说：打仗难免死人，我们的将士在前线死千人万人也不能喊痛心，但下来的伤员死一个也不应该。你们搞卫生工作的同志，就要把每一个伤病员都当作是自己的亲兄弟才行。你是我军的外科专家，看来你不能只搞技术工作，要把整个志愿军的卫生工作组织起来，从根本上降低伤死率和减少战士的疾病，这样才对作战有利。彭总的一番话说得吴之理心里热乎乎的，彭总对自己抱着多重的期望啊！出国以前的请战书上已经清清楚楚写着，要为抗美援朝战争贡献自己的一切，现在，关键的时刻到了。
1951年5月，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改称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后勤司令员。6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决定，要大力加强后勤工作，以保障志愿军部队长期作战任务的完成。吴之理正是受命于此时，接过了卫生部长的重担。
在后勤前方指挥所随司令部转移到成川后的一段时间里，吴之理曾有机会与部队的卫生部门有了密切的联系，也有机会下部队去察看战士们的健康状况。他深深感到，在战场上武器装备固然很重要，但卫生工作也同样关系着官兵的生命安全，关系着战斗力的强弱。现在部队的卫生条件太差，官兵们太缺乏医护常识，这样下去，战士们就很有可能倒在后方的战壕里，而不是倒在前线的阵地上。吴之理下定决心，要通过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利用紧张工作的间隙，写成了《战伤治疗》、《山地战的卫勤工作》、《在朝医院工作法》等书，送回国内印刷，然后下发到志愿军部队。
1951年下半年，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我志愿军部队抓紧利用作战间隙进行各种建设。吴之理抓住这有利时机，对原有的兵站医院进行统一的改组和配置。他根据志愿军入朝以来战场救治的情况，把三条战线上的医院配置成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形结构，前沿救治和基地医院力量增强，而中转医院则贯彻“治疗性后送，后送性治疗”的方针，维持生命，加快后送。在楠亭里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上，吴之理根据自己的设想，把医院配置方案详细地标在地图上向后勤领导汇报，洪学智司令员听后十分满意，认为符合军事上和后勤交通线上的要求，立即指示按这个方案调整医院部署。
在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的战场上，组织卫生救护工作十分困难。吴之理意识到，要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不降低，就一定要增加指战员的卫生常识，减少疾病，降低伤死率，对专业医护人员也要进行战救工作的再训练。这一切都要从教育入手，从宣传舆论入手。1951年底，在位于安东的志愿军卫生部留守处设立了教育处，把医护人员的战前训练改在了国内进行，在临出国前突击训练，增强基本功，然后直接补入部队。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和交流战场医疗经验，吴之理组织创办了《野战卫勤通讯》和《医学文摘》月刊，利用这两块园地，广泛交流战场自救互救经验，交流防疫卫生经验，传达卫生部对部队的各项要求和指示，使部队不断受到卫生知识的教育。除此之外，吴之理还组织有关部门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卫生宣传口号，印在战士们的日常用品上。这一个时期，出现了卫生日历、卫生信纸、卫生扑克……卫生宣传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深受部队的欢迎，收效也十分明显。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伤员的救治是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志愿军首长要求将重伤员全部送回国内治疗。在东北有93家医院的床位供治疗志愿军伤员使用，因此如何组织好伤员后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在吴之理的精心组织和亲自领导下，志愿军卫生人员摸索出了许多快速后送伤员的经验。由于前线不通火车，后送伤员全部靠汽车运输。在战争初期，有的司机不愿意带伤员回后方，吴之理得知后，立刻与运输部门领导商定，采用三联单的办法，规定空车回后方必须捎带伤员。伤员被送到一线兵站医院后，各医院首先对伤员进行伤情处理，使他们基本脱离危险，尽量减少医院伤亡和途中伤亡。每天晨曦微露，他们就把伤员转移到山上的密林里，躲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夜幕降临时再下山登车出发。他们在医院的山坡边垒起了简易登车台，与车厢底板同高度，这样可以顺利平稳地把伤员抬上车。在夜间行进中，他们与敌机“捉迷藏”，在我方防空哨的掩护下，灭灯行驶，走走停停，呼啸而过的飞机就施展不出更好的伎俩。有几次吴之理跟车夜行，他甚至还利用照明弹的光亮给我们的运兵车照相。为了保证伤员在途中的安全，规定车辆时速不超过25公里，并且在车厢内装上沙袋，以减轻颠簸。寒冬季节为防止冻伤，他们把土砖用火烤热，然后裹在伤员的被子里面。就这样，卫生人员历尽艰辛，把伤员一个个运往后方，使他们及时得到治疗。许多官兵伤愈后重新回到部队，继续参加战斗。
战伤的死亡一般都发生在一星期以内，伤员如果能在一星期内不出大的意外，就可以基本脱离危险，抢救的关键就是防止失血过多和抗休克。为了降低伤死率，抢救更多志愿军战士的生命，1951年底，吴之理要求团以上的各级卫生部门成立抗休克小组，及时把伤员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在硝烟纷飞的战场，哪里有输血条件？许多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血液补充而牺牲了生命。吴之理为自己无力回天救活这些战士的生命而感到十分痛心，他下决心改变这种缺乏输血条件的状况。经过他和卫生部同志的努力，在国内各级卫生机构的帮助下，终于在1952年建立了血库和前送机构。这种血库技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采用，当时我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战略腹地建立血库，向前方送血，这在全国是第一次，经验不足，条件有限。吴之理为了完成这些工作，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论证，亲自动手设计前送方案，才使这套血液前送技术配套起来。为了集中各地捐献的“O”型血，在东北军区沈阳中心医院建立了中心血库，分装成每瓶400毫升的全血，由国内派冷藏车送到基地医院，并且派来了制冰车，为前送鲜血创造了冷藏条件。在基地医院里，吴之理指导医务人员制作了一批小木箱，在木箱内放进冰块，把血瓶置于冰块中，然后在木箱外裹上棉被，用水浇湿，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兵站医院。兵站医院在附近找一个山洞，洞内的自然恒温条件可使鲜血存放一二天，而送到这里的鲜血一般当天就用完，因此很少发生变质坏死的现象。从东北的中心血库出发，经过途中的周转，经4时可将鲜血送到兵站医院，途中的损失控制在6以下。鲜血的聚集和前送，与前线战士的生命息息相关，也紧紧牵动着吴之理的心。每次国内的冷藏车一到，他都亲临现场指挥，组织医护人员迅速把血瓶分装到土冰箱内，分东、西两路送往兵站医院。有时冷藏车半夜里赶到，吴之理带领大家分秒必争地工作，把最好的血液及时送到前方。他对大家说，这些血来得太不容易，国内为筹集这些血，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我们不能把它用在伤员身上，那就是最大的失职，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鲜血送到前方去！在吴之理的带领下，医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安全护送3000多瓶鲜血到达前方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志愿军官兵的生命。
由于采取了抗休克、建立中心血库等措施，加上外科手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伤死率明显降低。第一年是6，第二年减为4，我们的4已经低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死率水平。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死率是2 5，这是由于他们有直升机运送伤员，一般不超过1小时就能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而我们的战士负了伤，从一线战场送到师医院就需要12小时以上，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手术机会。在抗美援朝初期的运动战中，我们的战伤手术率只能达到12，到后期阵地战时上升到50。
为了提高手术率，减少伤员的死亡，吴之理向上级申请，从国内派来了100多个医疗队。重点加强到师一级的卫生机构，这是距前线最近的有手术条件的医疗机构。采取了这一措施后，伤员得到手术的机会大大增加，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使他们能够重返战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情况进一步稳定，后勤供应不断改善，志愿军的卫生机构也逐渐得到配套。在卫生部门的领导下，卫勤保障的总体效益越来越好。在我军实施反攻的最后几次战役中，各级卫生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伤员的收转有条不紊，伤死率降到了最低水平。送到兵站医院的伤员有90被送回国内养伤。在组织整个卫勤保障中，吴之理随时都贯彻他设定的“治疗性后送和后送性治疗”的原则，在朝鲜境内的卫生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伤员的存活，然后护送伤员安全回到国内治疗。为了圆满地组织好伤员的后送，卫生部还专门编配了一个处负责这项工作。往国内运送伤员后来改用火车，但火车运送比汽车目标大，极不容易隐蔽，因此白天只能停在山洞里，夜间再行驶。敌机为了袭击我运输列车，经常在俯冲时对准隧道口扔下定时炸弹，有的炸弹顺着铁轨滑进隧道，给伤员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排除定时炸弹，保护伤员的安全，涌现了许多奋勇献身的动人事迹，许多医护人员为掩护伤员安全而立功受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战场的卫生工作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组织领导卫生工作更需要有高超的指挥才能。在志愿军部队作战期间，我军的卫生工作除了抢救和护送伤员到后方以外，还有防疫、治疗、卫生宣传、战俘交换等许多复杂的工作。吴之理运用他出色的指挥才能，调动全体卫生人员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志愿军到朝鲜后不久，就在部队发现了虱媒传染病。1951年春季，虱媒病在部队流行很猖獗，主要是传染斑疹伤寒和回归热，许多战士得病躺倒，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吴之理迅速组织卫生部机关人员，调整卫生力量，成立了部直防疫队，以后国内又派来一支防疫队，加强了部队的防疫工作。两个防疫队深入部队，大力开展防疫知识的宣传，在部队建立了一套卫生防病的制度，坚持要求官兵多洗澡，消灭虱子。他们用“滴滴涕”药粉撒在战士睡觉的炕上，用“滴滴涕”药粉做成的蜡笔在战士的衬衣上涂抹，收到很好的效果。1953年，为了保障部队调动，卫生部组织防疫队对平壤到咸兴沿线两侧五公里内的所有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灭虱处理，不但保证部队不被虱媒所扰，朝鲜人民群众也大受裨益。
志愿军部队在朝鲜的生活十分艰苦，给养供应严重不足，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由于长期缺乏新鲜蔬菜供应，部队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1951年下半年在部队发现夜盲症，战士们一到天黑就看不清东西，有的甚至整个连队都患夜盲症，总数达到5，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志愿军司令部得到报告后，要求卫生部尽快设法治疗战士的夜盲症，不能再蔓延下去。吴之理一边向国内申请补充药品，一面就地取材为战士治病。他号召连队用松树枝熬汤喝，以补充维生素A。很快，从国内运来了鱼肝油丸、红辣椒粉和冻猪肝，部队又开展了大种蔬菜活动，使战士的营养得到补充，夜盲症终于被消灭了。
战俘交换的防疫问题也很复杂。停战以后，战俘交换问题很快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接收数万名被俘人员的任务落在了卫生人员的肩上。敌方战俘营的生活条件极差，不少人患了传染病，为了保证部队的整体健康，必须对归队战俘进行有效的防疫处理。1953年4月11日，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朝中方面与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6月8日又签订了《遣返健康战俘协定》。为了顺利完成战俘交接工作，朝中方面组成了接遣战俘委员会，吴之理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对接遣战俘工作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1对归俘严格检疫；2对病伤归俘做好医疗工作；3对遣返敌俘加强卫生监督；4朝中双方组织统一的接收站和卫生通过区，经卫生通过后，朝中归俘分开收容。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准备，4月下旬开始了战俘的交接工作。在板门店的战俘接收站内，交接工作紧张而有秩序。每名战俘都通过接待室、理发室、脱衣室、浴室、更衣室、检疫治疗室、后送分配室的程序接转。由于战俘很多，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少则400至500人，多时每天通过2000多人。接收站每天上午工作，下午整理场地，准备衣服、物品。在战俘到来时，有50名理发员同时工作，战俘一律剃成光头，然后洗热水淋浴，换上新衣服。经过第一批的交接工作，吴之理发现了问题：由于有外俘，有朝鲜人民军战士，还有志愿军战士，混杂在一起，有的人没有很好地执行交接程序，给防疫工作留下了漏洞。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交换第二批战俘时，他组织战俘卫生通过区的负责同志采用彩条区分法，每个战俘手上分别发给不同颜色的彩条，同样颜色的15至20人为一组，派一名工作人员带队。这样凭彩条颜色区分顺利地组织所有战俘经过了防疫处理和诊治。虽然吴之理与志愿军卫生人员一样，都对战俘交接工作没有实践经验，但由于他们在人力、物力上做了周密的准备，充分发挥了防疫技术人员的作用，做到了严密的卫生通过和检疫消毒，使整个交接过程井然有序，既快又好。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以及国内派来的卫生代表团和我各野战军的代表参观了他们的战俘交接工作，异口同声地赞扬他们工作效率高、效果好。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对我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严密的组织工作大加赞赏，国内来的代表团还给战俘们带来慰问品，使归来的战俘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1952年1月底，驻守在江原道平康郡的我四十二军发现美军用飞机利用晨雾在空中盘旋。雾散后，巡逻战士在金谷里内山洞一带山坡雪地上发现了大批苍蝇、跳蚤和蜘蛛样昆虫。吴之理接到报告，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信号：“细菌战！”他分析认为，虽然严冬季节不利于昆虫的繁殖，不易传播疾病，但美军很有可能利用朝鲜战场的特殊地理环境，试验他们细菌武器在寒带的效果。他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志愿军首长，逐级上报到中央。同时，他迅速组织防疫人员会同人民军防疫实验队前往四十二军驻地调查采样。防疫队派出不久，即证实这些空投下来的苍蝇等还能在容器内产卵，其他昆虫均带有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事实已经清楚了，吴之理发电要求各部队卫生部门严密监视敌人的细菌战手段。以后纷纷得到驻开城、铁原郡、平康郡、平安南道部队关于敌机空投菌虫、毒物的报告。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2月22日，朝鲜外相正式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美帝国主义者不但置之不理，甚至变本加厉地将抛撒毒物的范围扩大到我国东北抚顺、新民、安东、临江等地。3月8日，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抗议美军用飞机在我国境内投撒病菌毒虫。
在敌人投撒病菌毒虫的地区，先后发现了鼠疫和霍乱等病例，这些病例在志愿军和人民军中间原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在寒冷季节的正常情况下也不是这些疾病流行的时机，显然这是由细菌武器而引起的。美帝国主义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1952年3月至7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调查团、国际科学委员会以及我军派出的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别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调查，看到了大批罪证，证明美军确实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任英国人里约瑟证明，确实在朝鲜战场发现了细菌武器，他们发表了一份黑皮书。由此，美军的罪行被彻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
吴之理是个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相信的是科学，他尊重的是事实。在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初期，他尚未得到由病菌毒虫而引发疾病的确切报告，因此他还没有认定是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据部队报告发现了不明来源的昆虫，尚未证实这是什么性质的毒虫。美军很有可能使用细菌武器，但目前尚无证据。为此，他受到了彭总的批评。很快总后勤部卫生部的电报称：“尚未能从已检三十九军驻地昆虫中得出致病菌的证明，但不能因此产生对敌人使用细菌战表示麻痹与松懈，必须考虑敌人用飞机撒布媒介昆虫在我军阵地与后方，不是无目的的，亦不能因为尚系冬季便认为某些病不易传播就放松了警惕。志愿军司令部卫生部必须以大的警惕性与主动性来处理敌机撒布昆虫的问题。”次日，中央军委又打来电报，要求在朝鲜部队的防疫工作，首先应该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麻痹、侥幸思想，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迟疑和动摇；否则极易受到损失，陷于被动。彭总的批评和北京来的电报，使吴之理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很快认识到中央军委站得高看得远，从战略高度一举识破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手段。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也不能拘泥于条条框框，要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美军抛撒病菌毒虫事实俱在，不能再等闲视之，防疫工作必须跟上！吴之理心中这样下定了决心。
1952年3月，又有美军飞机利用雾天在我部队驻地上空盘旋，其中一架战斗机被我军击落。在审问美飞行员时，吴之理和防疫处长两人参加。吴之理用他一口流利的英语直接审问飞行员：“你到这里飞过几次？”“四次了。”“有没有投弹？”“投了。”“是否击中目标？”“有雾看不清，不需要精确投弹。”“是不是爆炸物？”“不爆炸。”“是什么弹？”“不知道。”反复审问证实，美军飞行员确实投了东西，投了什么飞行员并不知道。吴之理明白了，美方怕飞行员被俘，在机舱内挂上什么弹连飞行员都不告诉，飞行员的任务是把弹投向目标，投的是什么他并不清楚。看来投细菌弹已经是真相大白了。吴之理根据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军投撒毒物规律观察和对美军飞行员的审问结果，利用回北京申请防疫药物的机会，通过中央军委办公厅联系，请求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前方反细菌战的情况。吴之理的请求立即得到同意，总理办公室通知他第二天上午就去见总理。吴之理的心情十分激动，他知道周总理日理万机，外交斗争十分艰巨，可是对前线的事情，总理时刻挂在心上，以最快的速度答应听他的汇报。第二天清晨，军委办公厅派车把吴之理送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把吴之理引到总理的办公桌前。周恩来见吴之理进来，立即站起来与他握手：“吴部长，你辛苦了，请这边坐吧。”吴之理向总理行过军礼，在旁边的一张沙发椅上坐下。周恩来接着说：“从四十二军发现昆虫已经有几个月了，敌人的阴谋手段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这种违背世界公德的行为已经在全世界受到谴责。你们在第一线，情况更清楚，任务很重啊！”吴之理回答说，这几个月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反细菌战的事。前段时间我审了个飞行员，他供认投了不炸弹，装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这足以证明美军的狡猾卑鄙。总理说：这是他们的本性决定了的。吴之理接着说，我们从几个月来的统计中看出，美国人投东西有一些规律。他们至今已投过656次，我们分析，第一是他们选在严寒季节投撒病菌，可能是测试细菌武器在寒带使用的效果，因为他们的战略计划是以苏联为对象，因此他们选择了与苏联气候条件相近的朝鲜和我国东北。另外严寒季节对肺鼠疫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有利。第二是美军投撒的媒介物形形色色多种多样，有昆虫有植物，有的带菌有的不带菌，有的投在山头山坡，有的投在河边公路，他们是想让我们真假难辨、草木皆兵，以扰乱人心。第三是大多在夜间或拂晓前投撒，他们往往低空盘旋，也有真炸弹一齐扔下来，利用爆炸声掩护其他非炸弹跟下来。另外早晨和晚上还可避免阳光的杀菌作用，又可不被我军发现。第四是主要应用飞机投撒，他们飞机多，性能也好，投的速度快，面积大，而且可深入到我后方，使我防不胜防。吴之理汇报结束后，周总理说：“我们已经发表了严正抗议，但不能抱幻想，还是要立足于怎样对付他们的细菌武器，跟他们是很难讲道理的。你们的任务很重，后方会支援你们，你们需要什么药品、器械，报到军委来，全力以赴支持你们。现在国内已经抽了几千人的防疫队伍归你们调动使用，国内的防疫任务也很重。前方后方都要动起来，一定要粉碎美国人的阴谋。”
离开了总理办公室，吴之理感到精神振奋。有中央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在前线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吴之理很快回到了朝鲜。为了对付美军的细菌武器，在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下，吴之理率领全体卫生人员迅速开展工作：
其一，组织各级防疫委员会。美军采用细菌战后，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重视。1952年3月13日，政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了大力进行防疫工作，与美帝细菌战作坚决斗争的指示，决定由周恩来、陈云、郭沫若、李德全、贺诚、彭真、罗瑞卿等18人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志愿军总部成立了由邓华、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卓明、洪学智、吴之理组成的防疫委员会，吴之理担任副主任委员。同时要求各级成立相应机构，领导防疫工作。很快，从兵团、军、师直到连，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防疫小组，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疫网。最基层的连队防疫小组直接负责现场消灭目标，发现不明投掷物，立即处理和消毒，使病菌不得蔓延。
其二，供应大批多种疫苗到前方部队，对我军进行紧急接种，同时也为驻地居民接种。从国内运来大批“五联”“四联”疫苗，强行为每一个人接种，起到了很好的免疫效果。
其三，组织专门防疫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卫生部掌握两支机动防疫队，各军、师、分部、兵站都有防疫队，团有防疫小组，分部开设传染病医院，国内还派来了流行病专家和大批防疫人员，组成机动传染医院和检验队等，可以随时出动到现场工作。
其四，对投撒区进行严密观察，对疫区进行封锁。发现鼠疫病例后，经师以上防疫队确认，即报上级军政首长对该地区实行封锁，通常为二道封锁圈，在通行路口设立岗哨，禁止人马车辆出入。封锁圈内加紧治疗和接触者检疫，对居住环境进行彻底消毒，强化各种卫生宣传教育。待疫情解除后撤销封锁。
其五，为了消灭敌投物和防疫使用，组织供应了大批消毒、杀虫药品，国内在运来大批疫苗的同时，送来了上千吨的“滴滴涕”、“六六六”、来苏、清水锭等大量的消毒药品，为了满足前线以及东北地区的需要，华北、东北的许多工厂突击生产这些药物。
其六，大力开展卫生运动，一齐动手灭鼠，消灭媒介昆虫，采用灵活多样、丰富活跃的方式方法对部队进行卫生和防疫常识教育，改进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控制了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1952年，吴之理的全部工作几乎集中于与细菌战作斗争。他频繁地回国，到北京汇报情况，申请药品和物资。在这期间，卫生部的指令最灵，他们向中央提出的各种要求，无一不得到答复和支持，有求必应；他们向部队布置工作，立刻被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最基层小组单位；他们与朝鲜方面的配合也数这个时期最密切，只要是反细菌战的需要，大家都不讲价钱，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吴之理作为卫生部长，担任着整个工作过程的组织协调任务。吴之理曾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调查的情况和结果。毛主席对调查团说，美国在朝鲜战场试验细菌武器，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旁观者清，你们要把调查结果向舆论界公布。调查团的先生们听后连连点头称是。1954年，就在吴之理准备回国工作的前夕，志愿军召开了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会。在这次会上，颁发了金日成将军授予我军卫生专家的荣誉勋章，吴之理对在抗美援朝中卫生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1954年春，吴之理被任命为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接到命令，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三年多来在朝鲜前线的卫生工作，一幕幕地在吴之理的脑海里闪过，现在就要卸任回国了，他真舍不得离开这如火如荼的战场。然而，当他想到自己回国是去军医大学，是去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接班人，他毅然决定立即回国到职。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卫生工作者和志愿医疗队、志愿防疫队等人员在一起，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现代化战争卫生勤务工作的经验，为发展我国军事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功劳是属于广大白衣战士的。但是，作为志愿军后勤的卫生部长、卫生工作的带头人——吴之理，为抗美援朝战争所做的贡献，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为了表彰他的功勋，朝鲜政府曾五次向他颁发功勋荣誉章。其中第四枚，是吴之理于1954年初回国前夕，金日成将军在平壤亲手给他戴上的，感谢他为反对细菌战而作出的巨大贡献。第五枚是1990年吴之理随解放军代表团访问朝鲜，金日成主席再次向他颁发的和平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