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平
冯雪峰同志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左翼作家，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担任左翼文联的党团书记。1934年初到中央苏区瑞金，任党校教育长，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唯一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作家。为了将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告诉给世人，1937年，他回到老家浙江义乌专心写作《红进记》（后改名《卢代之死》），其间遭到逮捕，备受磨难。营救冯雪峰的经过，为宦乡生前对笔者所述。
1941年1月，严寒依旧笼罩着中华大地，抗日战争进入更为艰苦的时期。这时，国民党右派突然发动了“皖南事变”，随后反共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1月25日，浙江省金华城里寒风刺骨，囚车横行，国际新闻社驻金华办事处、浙江妇女杂志社、浙江潮杂志社等进步新闻文化机构突然遭到非法搜查，有十几位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被绑架。
一位与冯雪峰有密切往来的进步青年，立即将“金华事件”的情况写信告知正在家乡从事写作的冯雪峰，可惜信件不幸落入国民党宪兵之手。2月26日下午，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浙江省义乌县神坛村冯雪峰的家，将冯家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一无所获，便不由分说地将冯雪峰押解到金华宪兵连，接着转送到江西上饶宪兵第四团团部。
在宪兵第四团团部，冯雪峰被特务们当作邀功领赏的对象。
“你叫什么名字？”特务们开始了审讯。
“冯福春。”[1]冯雪峰冷静地回答。
“你是共产党，还不快说！”
冯雪峰一眼就看出特务们是在讹诈，不然绝不会采用这样拙劣的审问方式，于是干脆回答：“不是！”
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仍在继续讹诈。
“你是新四军！什么时候去新四军的？”
“没有去过，我不是！”
“你和金华抓来的这些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们。”
“你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共产党一边的人！不然，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通风报信？”
“什么通风报信？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特务们技穷了，吼叫起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
“教书的。”冯雪峰平静地回答。
“在此之前，做什么营生？”
冯雪峰从一被捕，就准备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敌人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不论问什么，一概否认，同时也为自己编造了简历。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历史编辑。自从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回到义乌老家，靠教书混口饭吃。”
通过审讯，冯雪峰发现特务们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便马上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能无故抓人，应立即放我出去！”
特务们见问不倒这个身穿长衫、一脸书生气的中年人，一时面面相觑起来。
冯雪峰身上的这件长衫可不是一件平凡之物。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北上抗日。瞿秋白渴望能随主力红军参加长征，但是他的请求被以王明为首的中央领导所拒绝。即将出征的冯雪峰获悉瞿秋白不能参加长征，难过地向瞿告别。瞿秋白紧紧地握住冯雪峰的手说：“不要为我的安全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更艰难，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两位相知依依惜别之时，瞿秋白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衫披在冯雪峰的肩上，深情地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此时冯雪峰的眼中已充满泪水，他知道瞿秋白赠长衫的深意，是要让长衫代替他伴随着冯雪峰和同志们去长征，去到达胜利的彼岸。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得到瞿秋白被害的消息后，曾对冯雪峰沉痛地说，不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冯雪峰听后不禁热泪潸然而下。
此后，冯雪峰无论走到哪里，长衫都带在身边，就像自己始终伴随着瞿秋白，并与之相互激励。这次被捕，冯雪峰郑重地将长衫穿在身上，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对于一个被当做共产党嫌疑抓来的人，就这样白白地放走，特务们还从来没有这样“仁慈”过。于是，他们改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对冯雪峰说：“既然你说你不是共产党，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我们就放你！”
“笑话！我同共产党、新四军本来就没有关系，登这样的启事干什么？岂不让众人耻笑！”冯雪峰回绝了特务的“美意”。被激怒的特务们对他无可奈何，只得起草了一份含糊其词的审讯报告，将冯雪峰投入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
上饶集中营归属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专门用来关押东南各省捕来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而指挥东南各省特务活动的机关是三战区的情报专员室，情报专员是戴笠的得力干将、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张超。
上饶集中营主要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等几个部分组成。它们的作用各有不同，七峰岩是政治软化所，周田村是苦工营，茅家岭是活地狱，李村是高等软化所。被捕入营大致要先关在七峰岩，然后押到周田村，最后是茅家岭。上了茅家岭，不死也要脱层皮。
特务们对冯雪峰可算是够“照顾”了，一入营便将他投入茅家岭“活地狱”。
茅家岭原是一座古庙，又脏又湿，关押在这里的人们都睡在用破木板拼接在一起，上面略置些稻草的地铺上。稻草因为长期不晒，又潮又碎，成为虱子、跳蚤、臭虫繁殖及传染疾病的场所，不知夺去了多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生命。
冯雪峰入狱时，正遇上狱中流行“回归热”，天天有人发病，隔几天就死一两人，弄得整个监狱阴风惨惨。不久，冯雪峰也染上了“回归热”，周期性的高烧，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已经无力从铺上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死神一步步逼近。
管理茅家岭监狱的卫俊立怕更多的病号死在茅家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想了一个转嫁危机的办法，用担架将已经病得不能活动的病人抬到周田村，冯雪峰也与同狱患者一起，被送到周田村去等死。
对于染上“回归热”的病人，特务们既不采取隔离措施，又不给以治疗，任由疾病四处蔓延。在周田村，大约有一半人染上了“回归热”，几乎每天都有死亡发生，有的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抬往后山土地庙里去等死。有一天，冯雪峰的好友郭静堂[2]来看望生命垂危的冯雪峰，冯雪峰拉着郭静堂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要活下去……这样去死便宜了敌人……”郭静堂凝视着老朋友的眼睛，默默地点点头。
郭静堂联络了一些难友，找到监狱负责人，要求采取措施，隔离病人，延医诊治，但是几经交涉，毫无结果。幸亏没过多久，有的宪兵也染上了疾病，这才迫使监狱长官发了“慈悲”，请来驻上饶的防疫第二队。当时治疗“回归热”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六○六”的针剂，可是监狱总务干事却故意刁难说：“上面没有这笔药费预算，无处报销。”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囚犯要想活命，就得自己掏腰包。
郭静堂因做过省参议员，狱外的社会关系较多，时常有人给他送些零用钱来（其中也有地下党员送来的），所以他自告奋勇，打了个报告，说明自己愿意解囊相助，为狱友购药。狱方经过反复审检之后，证明郭某“尚无其他用意”，才予批准。于是，郭静堂又托私人关系，购得“六○六”针剂十几打，请难友毛鹏仙医生为患病的难友注射。冯雪峰因此而得救。
大病之后的冯雪峰没有得到片刻休息，没有得到适当的营养补充，便又被赶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要连续不断地抬100多斤重的石头。冯雪峰咬紧牙关，强忍着这种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不久，冯雪峰又患了严重的肋骨结核症。敌人并没有对冯雪峰发“善心”，仍旧强迫他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同狱的难友都为冯雪峰的身体状况担忧，他们鼓励毛鹏仙医生为冯雪峰做手术。这样的手术若是放在医院里并不难，可监狱里一没有手术器械，二没有消毒药品，三没有包扎用料，手术谈何容易。毛鹏仙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来了一把刻图章用的小刀，为冯雪峰放脓，用打来的开水洗涤伤口，用一块未经消毒的布作绷带。手术后不久，冯雪峰的伤口便感染了，脓血时常渗透外衣。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肋骨结核一直无情地折磨着冯雪峰，摧残着他的身体。即便这样，敌人还是强迫他出操跑步，他常常用一只手压住剧痛的胸口，勉强蹒跚在队伍后面，跌倒了，再爬起来。敌人冷眼观望着，等待着，希望冯雪峰能够向他们乞求，以便有机会向所有的囚犯表现一下他们的“宽大”和“仁慈”。生性倔犟的冯雪峰却偏偏一声不吭，决不屈服……
1941年5月，特别训练班特务队长王寿山突然心生一计，要做点“业绩”出来给张超等特务头子看看。
王寿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当过特务站站长。王寿山发现这里的囚犯人才济济，大有用武之地，如能搞出个花样来，定可得到上峰的赏识，用不了三两年，或可外放，混它个独当一面的肥缺。
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办壁报——让囚犯自己教育自己。然而，搞“政治感化”并非王寿山分内之事，他上面还有总干事杜筱亭和总教官肖芬，搞壁报理应由他们出面。王寿山可不管这些，凭着自己同张超的关系（同属于军统嫡系），根本就没把杜、肖放在眼里，兼之王与杜、肖之间早有嫌隙，王寿山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开。
经过王寿山的认真挑选，冯雪峰、郭静堂、王闻识（浙西民族日报社社长）、吴大琨（经济学家）、林秋若（女）五人被指定为壁报编辑。冯雪峰同几个党员认真分析了敌人办壁报的意图，最后一致认为：这件事可以做，但有一条原则，就是绝对不发表反共反军（八路军、新四军）和美化敌人及悔过自新的文字。同时，要利用这一阵地，用隐晦的手法讽刺和揭露敌人，鼓舞士气，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第一期壁报稿子编齐后，交给王寿山审查。王对学问一窍不通，拿着稿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什么问题也没有找出来，便交壁报组说：“没有什么，你们出好了。”
壁报刊出的消息很快就在狱中传开，难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王寿山看着花花绿绿的壁报，又见读者不少，心中十分得意。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两个同他心情不一样的人也每期都来过目，他们便是总干事杜筱亭和总教官肖芬。杜、肖到底比王寿山高明一些，他们从一开始就嗅到了一股气味，像《逆水行舟》、《以不变应万变》这类文章，他们虽然颇觉敏感，但这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又如对《世界往哪里去》一类评论国际形势的文章，似也难定成共产党言论的结论。唯独一首诗、一幅画大大刺激了他们。一首诗，是冯雪峰写的《普罗米修斯偷火到人间》；一幅图，是赖少其画的一只雄鹰在铁丝网的上空展翅高飞。他们毫不客气地跑到张超那里告了王寿山的状，可巧王亦为了表功正在请张超前往参观壁报。
张超满腹狐疑地带了杜筱亭和肖芬前去观看壁报。开始，张超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一来是他没有对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二来是他相信王寿山这个老牌特务不会放纵囚犯宣传赤化。经肖芬做了一番说明之后，张超才恍然大悟，当即下令壁报停刊。杜筱亭觉得这样处理未免太便宜了王寿山，于是要求王寿山将壁报原稿交出重新审查。王寿山怕让杜、肖抓住把柄，对自己不利，干脆将壁报的所有稿件付之一炬。
杜筱亭本想一箭双雕，既整治了王寿山，又惩治一下囚犯，没想到张超为了给王寿山留面子，对此事竟未予追究。杜很是恼火，遂又生出一计。杜筱亭看到王寿山不懂文墨，所以才被冯雪峰等人利用，而自己是个文人，若来个书生对书生，保管冯雪峰等人不敢胡来。如果制伏了这几个文化人，不仅可以向上面邀功，而且还可以杀一杀王寿山的威风，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杜筱亭采用釜底抽薪之法，将冯雪峰、郭静堂、王闻识、吴大琨和计惜英、叶苓、杨良瓒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编成“文化组”，另外居住，实行单独管理，还美其名曰：优待文化人。
“文化组”成立不到一个月，敌人突然将冯雪峰等人押到离周田村三华里的石底监狱（专为关押“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重要人物而设），由外号叫“狗头”的卫俊立任管理员，外加18个宪兵严密监视着冯雪峰等人的行动。
在石底，冯雪峰等人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从不与新四军的同志交谈，放风时见面，也不过是点点头而已。他们只有在屋子里才积极进行活动，利用房屋年久失修——砖与砖之间出现的空隙，作为传递消息的通道，把各自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写在纸条上传递给对方。冯雪峰根据所了解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分析，今后的斗争将异常艰苦，敌人有可能要进行大屠杀，为了有效地保存革命的力量，建议身体好的同志应利用一切机会越狱。
杜筱亭当然不知道狱中正在秘密酝酿着什么，他所知道的就是要如何施展自己这个总干事的淫威。他给“文化组”制订了一个写作计划，由肖芬负责，按各人所学专长出题目，每两个星期交一篇，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考查冯雪峰等人的思想，然后对他们分而治之。对此，冯雪峰等人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郭静堂古文功底很深，他只在对仗、用韵、使典上下工夫，堆砌成连自己都看不懂的文章，没想到，肖芬读了文章之后，却不懂装懂地赞扬“写得很精彩”“国学有根底”；冯雪峰则写了两首谁也看不懂的文言诗，令杜筱亭拿在手里百读不得其解；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杜肖也没能找到什么“可资利用”的东西。
一个月后“文化组”又从石底迁回周田村，还是单独居住，只是在管理上放松多了。一开始，准许冯雪峰等人在周田村里随便走动，后来由宪兵跟着可以到村外活动，甚至还可以到上饶城里转一转。杜筱亭之所以将“文化组”转来转去，并给以“优待”，是要软化这些文化人，另外也是将冯雪峰等人与其他囚徒隔离开来，使人们相互猜疑，以收火中取栗之功。但其中却另有奥妙：“文化组”的优待条件之所以能逐步升级，以至超过杜筱亭所能“宽容”的程度，是王寿山从中斡旋的结果。王寿山肚子里有自己的小算盘，自打他听说吴大琨与杜月笙有关系，郭静堂是黄绍竑的秘书，便想将来一旦有机会，或可利用吴、郭改换门庭，投在杜、黄的门下。他几次找张超为吴、郭等人开脱，张超也觉得这几个人确有些棘手，索性做个顺水人情，给“文化组”开了优待的“绿灯”。
杜筱亭为此与王寿山的矛盾日益加剧，互相暗地用劲，却对“文化组”的事淡漠起来，文章虽然还要做，但不来催就没有人交卷。起初个把月交一篇，每次肖芬读后的结论都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渐渐地肖芬对这些“看不出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兴趣了，亦不再来催冯雪峰等人写文章，“文化组”的“写作任务”在无形中消失，杜筱亭煞费苦心搞出来的计划也随之破产了。
在特务们狗咬狗的时候，冯雪峰又赢得了写作的时间。他觉得在狱中写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愚蠢的特务是看不出诗歌与“赤化”有什么联系的。从冯雪峰入狱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约40首诗（1943年这些诗被定名为《真实之歌》在重庆出版。1946年，作者又从中抽出一部分编为《灵山歌》，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在这些诗中，冯雪峰构思和创作时间最长的就是《灵山歌》。
灵山在集中营的对面，晴日山呈黛色，郁郁葱葱，挺拔俊秀；雨天迷迷蒙蒙，就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轻纱。冯雪峰平时总爱对着灵山沉思。他怀念鲁迅、瞿秋白和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想念那些在陕北，在抗日前线的同志们，惦念着身陷敌牢的难友；他曾从鲁迅手中接过方志敏的遗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设法转交给党中央；他不止一遍地读过方志敏的遗著，一个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高高地矗立着，就像那座灵山——革命者的化身，创作的冲动使他一蹴而就，便写出了《灵山歌》。
1942年1月，一批作家通过敌战区的重重封锁线，顺利到达延安。当毛泽东在欢迎这批作家的座谈会上，得知冯雪峰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时，当即和陈云商量，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
不久，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便收到了中央设法营救冯雪峰的指示。
一天，集中营总教官肖芬突然把冯雪峰叫到办公室。
“你认识胡秋原吗？”肖芬劈头问了一句令人听来似乎不着边际的话。
“认得。”冯雪峰平淡地回答。
“哈哈！”肖芬发出一声奸笑：“胡秋原是有名的共产党，你和胡秋原是什么关系？”
冯雪峰听了肖芬的话，不觉暗暗发笑，堂堂的总教官居然连胡秋原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他轻蔑地说：“胡秋原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以前他是陈铭枢一派的……”
肖芬不等冯雪峰把话说完，突然打断：“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冯雪峰？”
这句话倒是使冯雪峰大吃一惊，但他凭着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马上镇静下来，说：“不错，我在胡秋原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用的就是这个笔名。”其实，冯雪峰从来没有在胡秋原的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
肖芬没有从冯雪峰的话里找到什么破绽，谈话也便告一段落。
冯雪峰从肖芬的办公室出来之后，通过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认真分析发现，肖芬这个愚蠢的家伙，对上海文化界的事知之甚少，甚至连冯雪峰这个名字恐怕都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肖芬是从哪里知道“冯雪峰”这个名字呢？
原来，当董必武收到中央的电报后，便马上给胡秋原打电报，请他帮助营救冯雪峰。胡秋原当时在政治上是以“第三种人”的面貌出现，颇得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赏识。他接到董必武的电报后，便给上饶集中营发了一封电报，愿意为冯雪峰做担保人，保释冯雪峰出狱。由于董必武当时不知道冯雪峰在狱中用的是冯福春这个名字，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那段险情。
险情虽然排除了，但特务们却没有买胡秋原的账，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在胡秋原发出电报之后，“文化组”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一天，特务头子张超突然提审叶苓，不容分辩地说：“你是新四军，有人检举你。”叶苓在此之前已经得到警报，知道有叛徒供出他是新四军干部，所以早就有了准备。他镇定地回答：“什么新四军，大概是检举人看错了人，不信可以当面对质。”经叶苓这一说，张超心里也没了底，但仍旧蛮横地说：“当然会对质的，你要是不老实，后果自负。”
叶苓回到牢房后便与计惜英、杨良瓒商量，决定第二天下午越狱，并将计划告诉了冯雪峰。
早在头年冬天，冯雪峰就对计惜英等人讲：“你们还年轻，不能在这里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一定要设法逃出去，为革命工作。我们几个年龄大，身体不好，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你们越狱时少一些顾虑，另一方面我们几个还可以为你们做掩护。”自此，他们开始利用“文化组”的一点点自由，对集中营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为越狱做好准备。
一天，冯雪峰与叶苓、计惜英、杨良瓒三个人细致地研究越狱计划：“我们几个年龄大一些，特务看得比较严一些，我们可以把宪兵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掩护你们越狱。你们在逃跑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几人的衣物‘偷’走，这样既可以解决你们的路费，又可以减少敌人对我们有参与共谋的怀疑。”
第二天下午，在冯雪峰的策划下，冯雪峰、郭静堂、王闻识、吴大琨将毛衣（唯一值钱的东西）脱下扔在床上，约宪兵班长到周田村南面的小酒店去吃酒。他们一边吃一边聊，一直拖到黄昏，才在宪兵班长的再三催促下，“醉醺醺”地起身返回。此时，叶苓等人已经从选择好的路线逃出了集中营。
宪兵特务们发现叶苓等三人不见了，马上分头去追。入夜，宪兵连长来到牢房问班长：“谁同他们最要好？”班长指着郭静堂说：“他。”连长一边喝令郭“起来”，一边问：“你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要逃跑？”郭说：“我们四人同他们三人闹翻脸，相互不说话已经几个月了，这你们都知道。你们瞧，他们连我们的东西都给偷走了。”
原来，冯雪峰自从同计惜英等谈过话后，为了使越狱进行得更加顺利，还导演了一场“闹剧”。一天吃饭的时候，计惜英为了几块萝卜干同郭静堂、吴大琨争吵起来，叶苓马上站出来为计助阵，接着双方变成破口大骂，继而摆出要动武的架势。宪兵一看这情景，只得出面劝架。从这以后，年龄较大的四人与三个年轻人表面上互不往来，连放风时都各走各的路，你向东，我向西。
宪兵连长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只得悻悻地走了。在此之前，冯雪峰还曾帮助过赖少其、邵宇等人越狱。
不久，“文化组”消失了，仅有的一点儿“自由”也消失了，冯雪峰等人被送进了“顽固”队。
1942年6月上旬，日军攻占上饶，集中营开始向福建迁移。
身患重病的冯雪峰夹在武装押解囚犯的大队中艰难地行进。烈日、酷热、皮鞭和崎岖的闽北山径对于正常人都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更何况冯雪峰。他摇晃着、踉跄着、抱着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竟然奇迹般地到达了目的地。
1942年秋，《前线日报》（由第三战区主办）的编辑许立平[3]带着一个名叫金峰[4]的人来找当时担任《前线日报》总编辑的宦乡[5]，请求宦乡帮助保释他的朋友冯雪峰。
宦乡本人也是文化人，自然对文化人有所同情，他答应试试看。因《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的喉舌，作为总编辑的宦乡经常有机会与第三战区的上层人物接触，所以熟人很多，颇有几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
有一天，宦乡同朱华在一起吃饭闲聊，两人谈得非常投契，宦乡乘机对朱华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冯福春，现在集中营里，本人是个教书的，不知因为何事被当做共产党的嫌疑犯抓了起来，如今又患有严重的肋骨结核病，急需治疗，朱主任可否帮我一个忙，给我的朋友一个保外就医的机会？”
朱华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信，时任第三战区办公厅主任，人很随和，亦有一定的正义感，曾帮助过不少左派（包括共产党、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解放后，周总理还特别提到要给朱华安排适当的工作）。他听了宦乡的陈述之后，当即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可巧，吃饭时，顾祝同的另一亲信卢叙亦在座。
卢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秘处处长。抗战期间，各战区司令部中都设有联秘处，大多由军统或中统特务把持，是蒋介石为了监视各战区内部情况而设的特务组织。因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蒋介石的亲信，所以第三战区联秘处处长一职便没有在军统或中统的掌握之中，而是由顾祝同的亲信卢叙充任。宦乡与卢叙是诗友，常常在一起作古体诗互相唱和，故卢叙对宦乡颇有好感，关系自然也就比较密切。卢叙当时听了宦乡的一番言辞之后，亦愿相助，以表对诗友的情谊。
朱华和卢叙找到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询问了冯雪峰的情况之后，提出宦乡愿为冯做保人，希望张超能行个方便。像朱、卢这样有脸面的人为一个囚犯说情，在第三战区确属罕见，张超慑于两人在第三战区的影响，同时又确实找不到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便只当送个人情，将冯雪峰放出狱外就医。
冯雪峰出狱后，在宦乡处住了半个月，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动身返浙。后经半年时间的辗转，终于到达了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冯雪峰，原名冯福春。
[2]郭静堂系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浙江省参议员，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秘书，因所谓“思想左倾”而被捕入狱。
[3]许立平，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教局副局长，已故。
[4]金峰，国民党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有无隐蔽身份，不详。
[5]宦乡，后脱离第三战区，经冯雪峰介绍与共产党组织发生接触，并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担任过大使、司长、部长助理等职；“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总干事。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