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
1928年10月的一天，重庆《新蜀报》头版刊出一篇专题报道，题目以木刻大字标出“张秀蜀舌战王灵官”，立时引起社会轰动。尽管四川当局百般封锁，有关此事的消息仍不胫而走，远布全川。
“王灵官”系国民党川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后曾任四川省主席，解放战争期间为我军俘获关押），由于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残酷屠杀革命志士，获了个凶神恶煞的绰号“灵官”；而张秀熟[1]则是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刚刚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两位冤家对斗的所谓“舌战”，实际是一场对簿公堂的生死搏斗。
当时，四川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农暴兵变频频发生，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活动也一阵紧似一阵。192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被杀害，党内出了叛徒，身任代理省委书记的张秀熟处境更加危艰。
10月1日，张秀熟和一名文书、一名交通员留住重庆七星岗附近的吴师爷巷。那晚天降大雨，夜色漆黑，张秀熟刚上床就寝，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道：“章友三收电报。”张秀熟一听，知道坏了。这是他佃房子时用的一个代名，没有对外用过，也不可能有什么电报送到这里来，一定是出了问题。等他披上衣服，已经有两个当官的和十几个当兵的冲上楼来，用枪对准三人的胸膛，并对三间住房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屋内藏有全省70多个特委、县委、特支和个别党员的通讯名册，是张秀熟用蝇头小楷抄录在几张二指宽的薄纸条上，折好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放在一个盛杂物的藤包中，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张秀熟急中生智，对两个当官的说：“副官，我跟你们走。但我穿的是一双新鞋，小了，穿不上脚。外面正下雨，行走不方便。藤包里有个鞋溜跟，让我取出来，把鞋拔上，便于走路。”两个副官本来以为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定是彪形大汉，手持双枪，左右连发，因而紧张得不得了，此时他们看张秀熟是个斯斯文文的书生，又不抗拒，松了一口大气，也就不大在乎，点头同意：“可以。”张秀熟在取鞋溜跟时摸着火柴盒捏在手里，乘弯腰拔鞋之机，用力把火柴盒捏碎，接着又连声咳嗽，要求吐痰。“好啰唆，快点！”副官只求不出事，早点儿把人弄回去交差，也同意了。张秀熟转身走到窗口，躬身向外，连咳带吐，顺手把火柴盒丢入窗外的污水坑。张秀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大为坦然，回转身轻松地说：“走吧！”
王陵基听说抓到了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张秀熟，喜从天降，迫不及待地要连夜来一个下马威。他特意等在通远门公馆客厅里，两旁坐满了军部高级幕僚。张秀熟长衫布履，双手锁铐，由卫兵押着，慢慢走进客厅。王陵基看见张秀熟，不由怒从心上起，大声吼叫：“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阶级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说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嘛，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弄得王陵基气极败坏，拍桌子，挞凳子，暴跳如雷。他跳，张秀熟也跳；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悻悻地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王陵基本想给张秀熟迎头来一个煞威棒，把他镇住，使之屈服，不想当着那么多幕僚的面，反而受到一顿奚落，着实于心不甘。
王陵基经过几番筹划，在十几天之后，安排了一出“公开审讯”，并放出话来：“本司令这一回要是把共产党整不住，我的卫戍司令官就不当了。”
切莫小看了王陵基。他虽身为武将，号称“灵官”，却是文人出身，清朝末年的秀才，后来又到东洋留学，学军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四川速成军官学校作教官，不仅会打仗，还会作文赋诗。他特别自负辩才，从不让人。他自认上次和张秀熟对吵对闹有失身份，是一败着。这次他要紧紧抓住一个“审”字，既主动又占了先着，加上这半个月加给张秀熟的铁窗之苦，定会将张治得老老实实。
但是，张秀熟却并未就范。在关押待审期间，他和同案同志取得了联系，商量了对策。他作为省委书记，是被叛徒出卖，敌人指名的，无法隐讳，必须挺身而出，公开斗争；其他没有被拿到真凭实据的同志则一概推脱，不予认账；敌人的审问，由张秀熟来对付。
10月14日，王陵基在重庆商业场（现重庆市工商联）卫戍司令部大厅外廊上摆下公案。他全副戎装，居中高坐，两眼圆睁，八字胡上翘，显得气派十足。在王陵基背后，环坐着一层层高级军政官员，颇壮声威。公案前面摆着一副副刑具，一批副官和打手伺候问案，随时准备动刑。外廊台阶下面有一块空场，环绕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围墙内外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的主要对手便是张秀熟。
“公审”开始，全案人犯带到。王陵基重点是要制伏张秀熟，故审讯其他人花的时间不太长，也没有取得什么“有罪”的口供。轮到张秀熟了。他面对王陵基，双目平视，略微斜身站定。王陵基稳住神，一字一句地开口道：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明知故问。
“是的。”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中央委派的吗？”
“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
头开得不错，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正好“乘胜追击”。
王陵基于是来了一套准备好的花招，平和地问张秀熟说：“我在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他以为这一攻心战术，将使张秀熟思想上发生动摇。殊不知张秀熟正在寻找机会，要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演说台，于是从什么是圣贤，什么是孝道，从孔夫子谈到马克思，声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大圣贤、大孝道。王陵基无法应付，几次制止张的发言，但又按不下去，只得抢问：
“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嘛，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
王陵基感到有点儿不对头，缓和一下，慢慢问：
“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
“共产党人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
“你们那点儿钱，够吗？”
“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
王陵基有些坐不稳了，提高了嗓门：
“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
“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
“什么？”王陵基怔住了，“你是啥意思？”
“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17年，但是你们的田赋已经征到了民国56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无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共产党怎能不领导民众造反？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可以看出，王陵基在尽量克制自己：
“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啰？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啰？”
“当然是的！就像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制度一样。我们现在做的就类乎当年孙中山做的工作。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不过数年，我们的力量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张将来必定有一天要实现。”
王陵基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你就真的不怕死吗？”
张秀熟激昂地回答：“死对我们来说，是很荣耀的事。试看孙中山先生为缔造中华民国，带领大群仁人志士，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牺牲了多少党人的头颅，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急了，咬紧牙关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到我们革命实现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也要依样画葫芦哩。哈哈！”他不由笑出声来。
至此，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撕开硬绷了许久的面孔，破口大骂：“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账……”
张秀熟不屑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
这场从晨至晚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审讯，毫无所获，只得草草收场。
王陵基本想按军法立即把张秀熟杀了，但他的上司刘湘有顾虑。当时各界人士获知此事，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呼吁大力营救。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从成都急电刘湘，叫他千万不能杀张秀熟等国家人才。加之，国民党这时颁布了一个《危害民国治罪条例》，规定共产党案件交高等法院审判，不归军事审判。刘湘只得指令卫戍司令部把此案移交给法院。
在法院，重庆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熊福田先生自愿义务为此案辩护。由于各方面的正义呼声，法院于1929年判处了张秀熟十年徒刑，其他同案的人也分别判处了各等徒刑或释放。到抗战爆发前夕，刘湘接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秀熟被释放出狱。
[1]当时重庆报纸称为张秀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