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
我是在1929年3月应张道藩和吴大钧的召唤，离开南京市政府，从事特务生涯的。开始是当助理干事，这是中统圈子里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位，六个月后我升任干事，并且当上特务组长，其中的契机是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农村闹减租风潮，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是叶秀峰，叫我拟个调查提纲。我不了解浙江情况，本来应付不了这个难题，偏偏那时新任情报股总干事、浙江人张冲帮了我个大忙，使我草拟的提纲不仅让叶秀峰看了满意，并且使上级的上级陈果夫看了也赞赏我年轻能干。
不久浙江省党部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报，派遣我和李先良担任浙江全省75个县的总调查。
我和李先良走马上任，我去浙东，李先良去浙西。
全省调查历时两个半月，此行除吃喝、游山玩水外，带回一大批材料，这批来自各地党政机关和中统系统秘密通讯员的材料，足够向上级“交账”。我起草的5万字调查报告，附有十多张统计图表，洋洋大观，其中关于绅士反对建筑公路、铁路，称“交通愈发达，洋货就愈充斥，农村就愈贫困”也如实反映。陈果夫阅后加批：“开倒车，说十八世纪的话。”对党政工作的成绩、缺点以及双方在协调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等，陈果夫都亲笔致函浙江省党政负责人，要求参照改进。
后来调查科积极开展工作，由顾建中、季源溥二人主持全国各省市总调查时，就是以浙江调查方法作为样板，并且由张冲和我制订计划。
不久，上级批准任命我为特务组长。并在中统内部逐渐成为吃香的人物。
陈果夫、陈立夫把持国民党中央党务后，内部有所调整，原调查科主任叶秀峰调任中政会秘书主任，遗缺由陈立夫的一个留美同学徐恩曾充当。
叶、徐的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叶指导各军警机关对敌党敌派要斩草除根，徐主张推行以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我经过观察、体验，觉得叶秀峰一副铁青面孔，声色俱厉，不好相处，而徐恩曾则是和蔼可亲，并且挥金如土，在徐的领导下更好大展宏图，一显身手。
在中统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张冲，自徐恩曾上台后积极把特工工作推向全国，为了有效管理，还在老特务中挑选13人担任分省指导。我被指派指导宁沪两市。
全国特工短训班开办，我担任特工技术教授，非常卖力，白天教课，晚上编讲义，废寝忘食，乐此不倦。因为，这批有来头的特务学员回去后都是省或市的调查统计室主任，我作为“特工老师”，也就身价百倍。我和张冲、濮孟九、顾建中、季源溥此时都已成为中统的骨干。
两陈和徐恩曾认为，中统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应以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作为重点，由调查科派得力干部前往指导。根据张冲的提议，为提高所派干员的权力和威信，由调查员改为特派员。我奉令去武汉，徐兆麟去江西，任洪济去安徽。徐兆麟和政学系的杨永泰不和，少壮军人首脑陈诚也不买两陈的账，因此江西工作无进展。任洪济去安徽也无成绩。
我在武汉的情况则和徐、任两人大不相同。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和两陈有亲密关系，对我处处行方便。我这个特派员也并非光棍司令，在省、市党部我都可以调动人马。我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其次是指导军警机关如何防共。
所有党政机关我都畅通无阻，只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叶蓬不好对付，凡是他破获共产党的案件，都不让我过问。我不得不设法给他一点甜头，电请上级转请老蒋颁发三级宝鼎勋章，但他却不受笼络，反而当面抢白：“这些破铜烂铁，谁稀罕？”后来周佛海向陈立夫推荐给我当助手的蔡孟坚来后，这个难题才解决了。因为武汉行营改组，何成濬接任行营主任，何成濬的参谋长陈光祖是蔡孟坚的老师，蔡通过陈向何成濬呈送一份反共建议书，建议行营在八大处之外设立侦缉处，这一建议，不仅何成濬、徐恩曾同意，连老蒋也同意了，处长由何成濬保荐的全国洪帮头子杨庆山担任，我和蔡分任副处长，徐恩曾直接调派一批成员来充当科长、股长。这样，这个侦缉处既是行营的，又是中统的，原来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的矛盾就不再存在了。
侦缉处于1931年2月成立后，工作非常顺手，在三四个月内破获七八十件案件，其中有不少称得上是要案、大案，给蒋家天下陈家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党部特地发下荣誉奖状。后来我还接到徐恩曾发来的一道密电，要我参加洪门，拜杨庆山为大哥，于是我和蔡孟坚通过秘密仪式烧小香入洪门，成为杨庆山的小兄弟——当家三爷，还有几个中统人员则称为五爷。这是中统头子觉察到流氓的力量，而把中统基干和流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二位一体。
我在汉口工作一年零一个月，据内部通报在中统系统内最有成绩。共产党在汉口的组织机构被全部摧毁，无力再建。1931年11月我又奉调驻沪特派员，遵照徐恩曾的指示，我上任伊始就去访晤杨虎（受老蒋津贴的反共暗杀机构头子），再由他陪同我去拜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黄、杜、张三家都是中国宫殿式房子，门内外都有武装巡逻队、便衣保镖，三家堂前都悬挂着老蒋等中央大员和这些流氓头子的合影。
张冲传达上级的意旨，要我拜杜月笙为师，我说在武汉入了洪门，上海再入青帮，只要上级需要，我都遵命，但是否可以自行选择老头子？张冲说可以。于是我就拜陕西人、有学问的徐朗西为师，变成了上海青帮第二流人物。
驻沪特派员办事处设总务、组训、行动、情报四个组，由陆元虎、吴飞、王斌、曹清澄分任组长，并由黄埔六期学员徐进任秘书。我们在上海侦破的许多案件，大多由陆元虎、王斌二人经办，以陆元虎能力最强。
特派员办事处并无组织法的规定，张冲叫我特别要抓好组训工作，说这是工作的基础，要中央多花钱是没有问题的。我除手下的十多个基干外，还可以动用市公安局的特务组和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流氓，只要有钱可拿，当然听我的话，并且经常提供情报。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情报主任劳勃生，也接受津贴提供情报。当时在上海干特工的除我外，还有军统的特工组织，以及吴开先的市党部调查室等各个派系，其间关系复杂，相互钩心斗角。
那时，张群正任上海市长，在其任内遇到了一次大风险，不仅他本人被吓得魂魄出窍，我也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考验。当时正是抗日情绪极为高涨的年代，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爱国群众纷纷上街游行请愿。忽然在一天夜里，八名学生代表失踪。全市学生被激怒了，大批学生队伍从四面八方把市政府包围起来，要求立即释放八名学生代表。张群一点儿情报也没有，摸不着头脑，亦不知这八名学生代表下落，当然不能满足全市学生的要求。于是，他陷入学生的重围，丧失自由。张群通过电话，向我求救。但是，我一点儿不知情，也无从营救。
此间，张冲突然打来长途电话，声称：“领袖为此事大发雷霆，指责你胆大妄为抓人，限你在几个小时内把张市长救出来，不准打人，不准开枪。”
我说我非但没有干，并且确实不知道。
张冲说：“你是我们系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对此事不明底细，岂不令人笑话。你赶紧去问顾顺章。”顾顺章原本是中共中央保卫部部长，被中统捕获后自首叛变，成为中统、军统都争的“奇货”。
我派人找来找去找不到，打电话也联系不上。蒋介石给的限时快到，我突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把张群市长救出重围的妙计。
我们以特派员办公室十多人为核心，借用一个警察大队，全部换上便衣，还调动捕房中学的300名学生，打着大中学校旗帜浩浩荡荡开到枫林桥，并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释放代表”等口号。到了市政府外面，带头的曹清澄大声说：“早来的同学们辛苦了，该换班休息，让我们租界学生来干吧！”这批乔装打扮的学生从包围圈的外层到内层打开通道，王斌一马当先冲上楼，一把拉住张群，低声说：“是自己人。”张群仔细看了王斌面孔，已放心。但此举危险至极，王斌险些被张群的卫士打死。我们把张群救出重围送上汽车，转移到安全地区。
当天晚上，顾顺章派杨梅岭来告诉我：“这件绑票案，是得到最高当局同意的。八名学生被看管在曹家渡小船上，现在已全部释放。”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暗想：“老蒋真是糊涂。”
张群经受不起这次打击，宣告辞职，由吴铁城接任。吴和陈立夫私交很好，对中统活动采取支持态度，我和他在晚间经常通话。
有一天，前直鲁军旅长许威写信向吴铁城市长密告：日本军部山本联络官许诺在控制上海后由许威当淞沪警备司令，交换条件是许威拉出队伍发动暴动，压制抗日高潮。
吴市长把此事交给我办。我决定冒险和日方接洽。我经过化装，由许威介绍先后在指定旅馆及商店和日方会晤。我诈称是安徽帮会首领，在蕴藻浜有一支队伍，而其实这支队伍是暗中临时调遣警察大队和我们系统的行动大队组成的。日方信以为真，称呼我为白司令，许威为副司令，并伪善地声称：“我们大日本帝国并无领土野心，目的在于取缔排日运动，驱逐英美势力出上海，我们要致力于使上海成为国际自由港，中国的事由中国人办。”同时还答应给我300支轻机枪。
1932年1月26日晚，日方要我们部署在天通庵路，我立即和十九路军联系，互通情报，磋商协同作战。
27日晚，一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冲击十九路军防地，我的队伍反戈一击，和十九路军夹击日军，使之尸横遍野。这是我们在淞沪抗战中出奇制胜的一仗。
我们还曾炸过日本“出云”号旗舰。事先是英国巡捕房提供情报，说舰上有很多炸弹，日酋白川大将和重光葵大使都在舰上。我把想炸日舰的打算和从南京来的张道藩谈了，他表示支持，并弄来了自制的水雷。我为找合适的水鬼，先是托杜月笙找能在水底下潜伏6小时的宁波水鬼，很可惜未找到，最后陆元虎找来一个能潜水4小时的吴淞帮水鬼。此人泅水到舰底下，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只是没把水雷系紧。第二天风浪特大，水雷移动，离舰已有一段距离，不得不启动开关，当时轰然一声，水头上冲十多丈高，炸得外滩满地是水。日舰海军骇坏了，忙即开炮射击民船。以后，“出云”舰就用上电网了。
1932年4月29日，日方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即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先是阅兵式，后来是庆祝会。在这次会上，侵华日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面部受伤，重光葵大使丢掉一只右腿。这起和我无关的事又牵到我头上了，张冲自南京发来急电称：“立夫气死了，说你不是一个人，是一枚大炸弹，说你简直找死，明天回到南京来吧。”我到南京后，见到陈立夫，他厉声道：“你有没有组织观念？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太厉害了，杀他两个人有啥用？中国能和日本打吗？”这时，张冲笑嘻嘻地走进部长室，手中拿着电报说：“冤枉好人了！”我读了电文，才知道是上海特派员办公室秘书徐进发来的，电文称：“重光葵腿已锯，日本已查明是日共韩共用特制水瓶内贮炸弹炸的，与支那人无关。”陈立夫顿时露出笑容，约我与张冲到他私寓吃饭，并送我和张每人1000元作为压惊酬谢。
我在上海破获几件要案，但说起来一文不值，因为都是人家提供给我的线索。
那天，张冲、顾建中带来一个姓胡的（即胡章原）黄埔四期生，此人自称中共军委干部，他写信给老蒋告密，并提供了一批重要干部的住址。
我们根据胡某的线索按图索骥，首先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为目标。1931年7月25日清晨，我们派人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利用市民倒马桶的时间，冲入东有恒路2048号小阁楼杨家。当时杨匏安正在卧病（肺病二期），杨的夫人正预备去火柴厂做工，一群小儿女都是营养不足，还有一位七旬老母。杨被押上车时，小儿女牵衣，老母哭抱，统统跪在警车大轮下要与杨先生共生共死。同时被捕的，还有住虹口元芳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及其他中共干部。
杨匏安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他自首，但被杨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无奈，我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软禁，因为杨先生在民国13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曾是陈果夫的上级。但是，蒋介石却另有想法，下令将杨、罗等人全杀了（杨匏安和罗绮园等均在1931年8月被害）。
又一天，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余井塘、张厉生偕同王柏龄来到我的秘书办公处，把一封署名“铁村”的告密信交给我。这封信提供了第三党的最新动向，称邓演达将于最近期间召开中央全会，但开会地点不详。余、张告诉我，要紧急部署侦缉工作，并和各方联系，把全会参与者一网打尽，以便摧毁第三党。为此，吴开先还派专门负责调查第三党动向的吴飞来协助侦破。我们派出两名特工查明了邓演达的行踪。1931年8月17日下午又会同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等各方人员，把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援道的住宅团团围住，将邓演达、罗任一等第三党中央委员及该党干部19人拘捕。随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处决邓演达。后来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临时执政，罗任一等18人才被释放。
曾经轰动一时的第三国际东方部主任牛兰案，当时闹得许多世界名人都致电老蒋要求保释，此案和我风马牛不相及。牛兰夫妇是公共租界英国当局逮捕的，不知为什么公共租界当局交给我，硬要我承认是我破获的，而牛兰携带的22箱文件中大多涉及印度、东南亚、日本和南洋，很少涉及中国。结果，牛兰夫妇分别被判处死刑及无期徒刑，死刑一直未执行，拖至抗战开始时被释放。
1932年夏天，我陪同徐恩曾、顾建中在南京夫子庙痛痛快快玩了一个星期，真是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
不久，徐恩曾叫我准备参加中统系统的高干会议，称这个会上要对一些问题作出重要决定。临近会前，张冲曾偷偷向我耳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有人要向你进行猛烈攻击。”
我进入会场时，一些人争着和我握手，并大声赞扬：“黄老师是抗日英雄，是国际侦探家。”也有几个人在旁边冷笑。
我听了陈立夫、洪兰友的报告，才晓得戴笠已后来居上了。我们的破案率只及军统的1/10，我们只在南京、九江、上海、汉口有行动表现，而军统的成果已遍及全国了。幸亏我们在上海侦破了几件惊人大案，才得以撑撑门面，否则将更加难堪。会上，叶秀峰的爪牙吴星伯说：“我们辛苦的成果送人家吃，上海领导人要负责的。因为他们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影响下级工作情绪。”接着张国栋说：“中统坍台，上海负责人要负责。现在委座给军统的经费比我们多8倍。我们要用铁的纪律巩固干部，该关就关，功过不能两抵的。”叶秀峰则先恭维我一番，然后说：“你在上海半年多了，布置些什么工作？除顾顺章外，在共党中有多少内线？检查你的成绩，完全是靠别人送上门来。如果不是军委侍从室照顾你，可能整年不办一案。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我这时气得两手冰冷，说：“我和你们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为保密起见，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我炸‘出云’舰、打死日本人，也是军统交来的关系吗？”叶拍着桌子说：“问你的领导人总该知道吧。”徐恩曾当时为难地说：“上海方面的工作确实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叶秀峰紧接着又说：“我们对事不对人。我们要争生存，就必须要健全我们的组织。你的生活方式要好好改变一下。”张道藩厉声抗辩说：“做特工的人要样样会，嫖、赌可起掩护作用，追究这些小事要不得呀！”这时，陈立夫止住说：“生活不检点，是组织害他，我愿负责，请他好好反省一下。”
通过这次会议，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其实，只是使各省市党部多一块秘密招牌而已；又计划添设五个分局：华东南局、西南局、华北局、华中局、特区局，准备与戴笠抗衡；又计划严定奖惩条例。
会议闭幕后，我回到上海，立即根据决议案成立上海工作团，由季源溥任团长兼侦缉队长，吴星伯任水巡队长。
回来没有几天，我的麻烦来了。先是王斌乘包车到“大世界”游乐场，被人连车夫一起开枪打死；再隔几天，曹清澄也在西门他的家门口被人暗杀掉；陆元虎也被人打伤了。工作团的人都成了治丧委员了。张冲来沪主持丧事，事后和我谈起中共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于是，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道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自首，相反《申报》却刊出了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的声明。季源溥曾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我的撤职处分决定了，经张冲要求给我面子，要我自动辞职。随后，上海警察局长陈希曾保举的亲戚黄永华继任只两个月，就被暗杀掉。徐恩曾改派马绍武继任。
马绍武手里掌握共产党内不少内线，接任后所捕共产党人极多，宪兵司令部监狱人满为患，于是中统请准蒋介石拨款10万元，添建宪兵司令部新监与江东门新监。不久，马绍武也被暗杀。徐恩曾派潘哲继任，并取消特派员名义，改称区长。潘干了数月，被刺未中，潘不敢干了，又换徐兆麟接任。
1932年，蒋介石听从刘健群的话和德、意军事顾问的建议，要强化军队，首先要把军队里的特工搞好，要使“纳粹”具体化，把军统的经费从每月20万元加到80万元（从蒋介石的机密费项目中拨付）。中统仅加10万元，每月30万元，要想和军统争长短，再向蒋请增经费是不可能的了，非另筹经费不可。徐恩曾向陈果夫求援，陈在中央财委会华侨捐款项中每月拨给10万元。
我是1933年5月调回南京的，经过张冲的斡旋，当了一个挂名拿钱的设计委员。徐恩曾通知我要为中统筹措经费，为此我到我的后台老板张冲家里讨教。他说不用费心了，并从黄色大皮包中掏出一大卷文件来，叫我看用红铅笔圈点过的部分。
我看到了顾建中条陈的计划，内容是扩大盐务调查机构，建立盐务督察制，一面可增加国库收入，一面又可安插大批特务从业人员。其时正值宋子文因与蒋介石争夺鸦片特税和税警大队（该队共有2万余人，武器精良，超过中央正规军）而被迫下台，换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关于中统插手盐务的计划，一经陈立夫向孔说项，孔就答应了。第一批发表由中统派出的盐务督察员200人，分发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派得最多。各地催运局局长亦更换中统重要人员充任，如杨兴勤、顾建中均兼了局长。我在当时，食指大动，知道这是发财差事，便和张冲商量，想分杯羹。张不同意，说：“老凯你说话不谨慎，不能保密，根本不适宜特务工作。你在上海失败，教训没有受够吗？盐务工作就是特工的外衣，我主张你以后只做公开的工作。”几个月后，顾建中来对我说：“中统青年督察员在3个月内，破了私盐案件近千件，破了共产党案件亦极多，究竟新进人物，比盐务旧人员老油条好得多了。3个月过去，真面目暴露了。他们是特权阶级，对于任何人员都可随时逮捕的，花花绿绿的钞票谁不爱呢，贪污卖款、包庇走私、接受盐栈津贴等许多毛病都出来了，更凶横了，比被裁的旧盐务人员的敛财本领强上若干倍。”
顾建中的第二个计划就是特务人员兼办税务，仍然是为中统工作，不向中统支薪，在税务局拿生活费。该计划实现时，我已去河南做反省院长了。
我和张冲愈来愈接近了，他的政治主张对我不隐讳，他拥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他主张联共抗日，他私下对我说：“中国四万万人联合起来抗日，尚未必有把握，岂能再有内战。最好让出几省给中共试行土地政策和政治改革，我们与他们作政治比赛。经国回来，可能谈得通的。”[1]他又一再叮咛，不许和别人谈起，张冲主持的留俄学生招待所也常有我的足迹。
季源溥向张冲报告，在宪兵司令部有一批羁押的共党分子，大约十多名，态度顽强，不肯自首，他在案卷中标明“需长时期羁押”，意思是暂时不问，谷正伦误作永远监禁，居然用红笔一勾，一律改为枪决。军法处贺处长向他争执说，须得中统同意，谷说：“既已批明长期禁闭留之何用呢？我负责好了。”张冲偕我和季源溥去时，这批人已被枪决了。张冲和他大吵大闹，当晚去见蒋介石。蒋下了手谕，不准他们以后随便加刑处置。这是1933年夏天的事。
发生这件事的第二天，我和张冲就计划扩大各省市反省院，尽量优待政治犯，由我起稿，我哥哥黄骏与张冲两人修改，条陈国民党中常会。张冲和我事先征得陈果夫、戴季陶、徐恩曾等同意，顺利通过了，并随即命令司法行政部发表我为河南反省院长。陕西未设立反省院，交河南反省院代办，等于两省的反省院由我负责，同时任命的有10个反省院长，其中六人与张冲有深交。我们办反省院的原意，实欲抢夺这大批青年，今后为国民党卖命，并为张冲与我造就政治资本。我到河南时为33岁，省主席系刘峙，对二陈很好，对我增加经费的要求，也很快经省府委员会通过了。我当即大兴土木，添建新式办公厅屋。我的贪污方法很巧妙，由我的亲信总务科主任陆治，向营造厂要三成回扣，由陆交给我的小老婆曾田，我装做不知，每月的经常费一项则做假单据报销，这是国民党政府机关天经地义的事，我也不例外。反省人伙食费，我定的每人六元，河南生活低，合当时三袋洋面。我的沽名钓誉的方法很妙，允许反省人员成立自治会（在训育科监督之下），自治会下又成立了膳食委员会，每日由警卫人员押同上街采办，所以他们吃得较好，每餐一荤二素。我这一举动，在国民党黑暗的司法界尚属创举，得到了各方面的赞美，被称为破天荒的“廉洁官吏”。我于是更装乖卖好，扩充反省院的图书室、运动场，以及反省人员音乐室、浴池等；又向河南大学延聘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宅西、名流杨石青等为反省院教官，平时不准工作人员呼反省人员为犯人，称为同学。我自己教中国近百年史与党务，其教材采用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年以后，在中央考选委员会主办的河南省普通文官考试录取的人员中，有1/5强是反省人员，我的“模范院”名誉从此树立起来了。其实是什么原因呢？共产党人文化水准比较高，几位典试委员又是院中兼课教授，卷子虽是把考生姓名密封，但作弊多打些分数还是有办法的。
张厉生来电要我回京，面商要事。我和他见面后，他说：“你在河南搞得成绩很好，徐恩曾视察回来，报告全国各院，河南第一。”我回答不过形式罢了，不敢自满。张说：“不要客气吧，我觉得聪明人任何事都能办好的，我已和立夫先生及可均兄（徐恩曾字）说好，天津市党部纠纷太大，派你去任常委，再兼任华北分区领导特工事务。”我答复他，天津太生疏，毫无人员基础，怕搞不好，张说无问题。我随即找张冲，见面他就笑着说：“牛旁（指特工）味还未尝够，还要再钻牛角尖吗？”我说：“在河南无发展，到天津换换口味，有机会在华北过一过厅长的官瘾。”张冲说：“你太糊涂了，看一看党内稍有头脑的人，哪一个看得起牛旁人物的。你好容易退出特工核心，在外围站住，将来做官机会太多了，你忙什么？我虽然仍是特工总部指导者之一，现在并不常去，正在研究外交问题呢。”这时张冲已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冲主张我仍回河南，经请示陈立夫、徐恩曾后，我仍回河南反省院工作。
这里补叙一下中统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
CC系与政学系是蒋介石的左右两大支柱，两系互有长短，各不相能。CC系下层基础强，上层则缺乏；政学系上层基础强，下层则缺乏。好弄权术的蒋介石正好利用他们的矛盾互相牵制。各省中有10个主席是政学系人物，蒋对他们的首领杨永泰言听计从，对二陈还往往臭骂一通。被骂的原因都是杨永泰说的坏话，二陈在政治发展上是很受政学系钳制的，因此二陈就命令中统特别要搜集政学系的情报，提供攻击资料。
1933年间，陈果夫保荐余井塘为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蒋已下条委派。余在中央党部对我印象很好，约我到他家中，要我帮他的忙到镇江接事，并许我择一优缺（县长）。可是，等到行政院令通过时，并不是CC的余井塘，而是政学系的辜仁发，这又是杨永泰搞的把戏。原来，杨在陈果夫走后即对蒋说：“江苏民政太重要了，余井塘是书生，缺乏政治经验，不及辜仁发多了。”于是蒋介石就将余井塘改成辜仁发了。
隔了两天，徐恩曾对我说：“你的办法多，帮帮井塘先生的忙，将辜仁发惩治一下。”我当时感到没头没脑，无从着手，只得唯唯地说想些办法。徐说：“想好后你即去镇江布置吧。”
我对张冲说此情况，请求张冲代我出主意。张冲说：“我们做私人政治工具太无聊了，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呢。目前，各地的日本浪人大肆活动，参谋本部文件失窃等案，你去动动脑筋；干一些对国家民族有益处的事。”当下张冲就去和徐恩曾商量，江苏的事务季濮最熟，决定交季去主持对付，必要时由我再去帮助。一个月后，一幕官场趣剧出台了，辜仁发被控重婚，经法院通缉，逼得辜厅长做和尚，这一趣剧传遍全国。
原来，辜仁发在北平娶了一个河北籍的貌美女人作妾，并把她带到镇江。这女人爱钱，季濮通过辜公馆老妈子介绍，派人送两万元给她，要她向辜厅长保一无锡县警察局长。这小太太笑眯眯地满口承允，和辜闹了一个礼拜。无锡县警察局长的任命发表了，此人拿了民政厅委任令，转脸就检举辜仁发受贿。政学系全力支持辜仁发，把责任推在那女人和民政厅的一个科长身上。这时，我和张冲不得不去镇江援助季濮。我们从南京带上便衣行动队员数人用绑票方式把那女人带走，把她家中悬挂的她和辜的结婚照片首先抢到手。法院方面，我们早已布置好，又把辜的山西元配夫人请来，代她向法院控告辜的重婚罪。辜以背景优厚竟抗传不到，法院遵奉中统意旨将辜通缉，张冲又向中外报社广为宣传。这才把政学系压得不敢再开口，辜仁发逃走了。季濮还要叫法院逮捕他，我和张冲均反对，放辜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做和尚去了。CC如愿以偿，可是和政学系的裂痕又加深了。我和张冲、季濮回来，会着余井塘，大家不言而笑。徐恩曾请我们饱餐一顿，并拍着张冲的肩说：“主将出马，怎能不凯旋而回呢。”张说：“姓季的小子真能干。”
此后，中统专找政学系弱点，政学系骂中统是流氓集团，互相倾轧。我到河南后，张道藩的表弟、军校第一期的河南保安处长冯剑飞和我往来甚密，私交很好。他是军统要员之一，曾和我商量说：“政学系这批东西，以杨永泰为首，全是卖国贼。我们中统与军统联合起来，由河南派人将杨杀掉。”我告诉他来河南后，已完全脱离特务工作，反省院属于司法界，仅和中统保持外围关系，河南特工归刘不同负责。冯不信，打电话约刘不同（刘系军校三期）来加入商谈，才知我不骗他。我们三人会商，由我去南京向徐恩曾提出建议。我先找张冲报告经过，张大摇其头连说使不得，停了半晌又以惊讶的口气郑重地向我说：“要是杨永泰能去掉，陈家早已去干了，杨是委员长的‘智囊’、‘灵魂’，老蒋没有他能有今日吗？现在蒋对任何人的话都不听，只听杨一个人的话。民国15年底，老蒋在南昌时，中央党部与国民党政府将他本兼各职均撤掉，老蒋哭了，束手无策，准备散伙。在总司令部的紧急会议中，谁都默不作声，只有杨永泰侃侃而谈：‘我们应和汉口中央分庭对抗，鹿死谁手，尚未分晓，事在人为；在军事上应急电何应钦、严重两人，分化周荫人部，乘虚由闽而浙；派人到上海招待杨虎，这批流氓手里掌握有上海经济重心，资本家会帮助的，顺流而下；直取南京，掩有东南财赋之区，何求不得呢？在政治上，我们可另行成立一政府。’蒋流着泪说：‘此计虽好，但党权高于一切，中央委员过半数是反对我的，我们没有中央党部还是不行的呀！’杨说：‘这太容易了，民国13年改组时清出去的西山会议派数十名中委，何不利用呢？’老蒋被提醒了，就照着杨的话蛮干下去，对汉口中央置之不理，居然得到上海资本家与投降的军阀残余的支持，陈调元、王普、徐源泉等卖力打仗（打孙传芳），很顺利地实现了杨的另立政府的计划。”
张冲又说：“仅凭我说这一段历史故事，老蒋能不信任杨吗？你少管闲事。”我见着徐恩曾时，张冲已告诉过他了，徐说：“军统要除去亲日派，叫他们单独去做好了，我们不管。”后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老蒋哭了三天，连饭都不吃，起先还怀疑是中统干的，后来查明和中统无关。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担任河南抗日敢死队司令，后来番号陆续改为豫东义勇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豫东游击总队第一纵队、河南第二区游击总队，均任司令。1939年10月，我在河南鹿邑被日军俘虏。同年11月，我潜逃到上海，又被诱捕，系由国民党南京地下党负责人陈觉吾、陆玄然出面说服，并向汪精卫保举我任汪伪南京市党部委员，后又任命为汪伪全国感化院院长。几个月后，陈、陆两人被汪精卫枪毙，我又被押到76号汪伪特工总部。我看到在这个总部里当汉奸的，除一个叫万里浪的军统外，其余数十人如丁默邨、李士群全是中统的。后来，我经过周佛海、杨杰等疏通，在“永不录用”和“不准离开南京”的条件下被释放。
1944年，中统高干许少顿，在苏北战败被俘，日方交给汪伪政府任用。他逃到我家中躲了几天，由芜湖逃往屯溪，转道回重庆，离开前给我介绍地下关系。1945年上半年，中统南京地下负责人吴子良秘密和我会晤，我应约为筹办地下军和筹措活动经费出力，曾筹得储备券3亿元。吴子良说：“我们的任务是配合美军登陆，收复沦陷区。但我们更主要的工作是防共。”
我是中统首创人员之一，但抗战胜利时中统局局长叶秀峰通知南京市政府与军统局，声明“在地下时期并无黄凯其人”。中统局核心人员徐兆麟、王保身联名签请叶秀峰准予给我恢复中统关系，被叶拒绝。
我得悉，中统局已成为叶秀峰的清一色班底。张冲所领导的留俄系全部转入行政界；徐恩曾的亲信李熙元已去做两湖盐务局长，濮孟九做安徽财政厅长，顾建中做两淮盐务局长，杨兴勤做盐务缉私队长，徐系大大小小职员均已纷纷离开中统。
1946年开始，我在青岛凭借中统老友许少顿之力，开办协记商号，从事商业工作，和政界完全脱离。
（本文由程堂发提供强剑衷整理）
[1]张冲从1936年以后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联系商洽达五年之久，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做过有益的贡献，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详情请见本刊1990年第3期《两党间的桥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