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平[1]
今年2月，是震惊中外的“长城战役”59周年。我向朋友们讲述一个有关烈士遗孤峰子、峪子的故事。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山海关，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整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前线布防。3月初，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率部奔赴喜峰口至罗文峪前线。接防时，隘口高地已被日军攻占，军情险恶。此时，宋哲元将军提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并在将士中精选500名大刀健儿组成敢死队，以夜战近战出奇制胜，砍杀日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当夜即夺回喜峰口至罗文峪防线，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线上的首次胜利。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战役”。
在敢死队出发前，宋哲元关心地询问战士有什么要求。一位叫侯万山的班长说：“我妻即将临盆，家住北平，倘有不测，望将军体恤我孤儿寡妻，纵死九泉，我也甘心瞑目。”宋哲元将军立即让侍从记下姓名及住址。战斗中侯班长壮烈殉国。战后，宋将军即派员去北平给侯万山的妻子送去米面及银圆。不久侯妻生下一对双胞男婴，取名福、禄。宋哲元闻知侯家已有五个孩子，仅靠侯妻一人难以抚育新婴，马上让夫人常淑清亲赴侯家将烈士遗孤抱回并收为义子，接到天津家中，雇了两个奶妈精心喂养。为纪念在喜峰口、罗文峪战役殉国烈士，宋将军为义子取名“宋纪峰”、“宋纪峪”。并嘱咐夫人：“此乃烈士遗孤，要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待他们长大成人，再告以家世，并还姓于侯，以继其宗祠。”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奉命率部南撤，家属子女均留居天津。我父亲宋雁行长期为宋家管理天津家务，故也留天津继续照料其家室。至1939年2月，宋将军因肝病定居四川绵阳休养，其夫人及部分子女被接去身边。天津便只留下宋将军的四女儿景蕴和纪峰、纪峪。当时景蕴十岁，纪峰、纪峪仅六岁，三个孩子由我父亲照料。
不久，我父经宋将军许诺，将全家从山东乐陵接到天津，在宋家公馆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从此，我就同纪峰、纪峪相识相处了。纪峰、纪峪长得十分相像，看外表难以分出彼此，幸亏纪峪右臂上方有一块红痣，才不致认错。他俩长得秀气聪颖，非常惹人喜爱。我父亲为了照料好孩子，又从乐陵找来本族老人宋国宾专门负责三个孩子的生活起居。为了纪峰、纪峪的安全，父亲还为他们改为常姓（宋夫人姓）。他们姐弟三人同我一起在天津私立慈惠小学念书。
1940年4月，宋哲元将军病逝绵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我们居住的英租界。景蕴回了绵阳，纪峰、纪峪则依然留在天津，由我父亲全权照管。从此，打破了过去的主仆关系，过去父亲叫他们小少爷，他们则称父亲宋先生。这时，他们叫我父亲四叔（我父行四），叫我母亲四婶，我们间就以兄弟互称。平时，我们家总亲昵地叫他俩“峰子”、“峪子”，他们总叫我二哥，大家亲若一家。在相处中，我觉得父亲格外疼爱峰子、峪子，我也十分喜爱这两个小弟弟。
1943年3月，日本人将宋哲元将军定为抗日分子，并没收其全部家产，把峰子、峪子撵到宋公馆的一间汽车房里住，我父亲被逮进宪兵队。日军为了抓住宋将军未接走的家眷作人质，对父亲进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迫父亲说明峰子、峪子的真实身份。不论日军用何手段，我父亲都一口咬定他俩是宋家女佣的私生子，出于行善自己才收养了他们。后经多方疏通，我父亲方被抬回，可是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老人被抬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峰子、峪子。当人们将白白胖胖的兄弟俩领到父亲面前时，老人艰难地抬起手，摸摸他俩的头，又摸摸脸，然后欣慰地笑了。峰子、峪子两兄弟一头扑在老人身上泣不成声。父亲近一年才能走动，其间母亲偷偷告诉我：“你爸爸说，那时他想万不得已时，就把你和你三弟交出去顶替！”母亲眼里噙满泪水，竟哭出声来。
从此以后，峰子、峪子同我家更亲近了，与我父亲更是亲密。日本占领时期，生活异常困难，棒子面、高粱米也难以维持，常以橡子面充饥。难得吃回白面和猪肉，母亲又总是留出些给峰子、峪子解馋。1944年春天，峪子忽然发高烧，父母丢下我们，守护了峪子三天三夜，直至峪子病好才回到家里。
峰子、峪子和我们兄弟的感情非常融洽。他兄弟俩住的宋家公馆离我家相当近，父亲让我们同峰子、峪子一道上学，一同回家，其实不用父亲讲，我们早已形影不离了。每每做完作业，峰子、峪子总爱喊：“四婶，我饿了，有好吃的吗？”母亲总是慈爱地端出他们爱吃的东西。这些食物像是变戏法变出来的，但只有峰子、峪子来时，母亲才“变”得出来。我父在时，总是笑着坐在一边，一边看他们吃，一边提醒小哥俩“慢慢吃，小心呛着”，又吩咐别人：“快去给孩子端碗开水。”父母疼爱峰子、峪子，懂事的小哥俩也十分敬重我父母，每逢春节，峰子、峪子都要到我父母面前，给二老磕头请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第二天父亲把峰子、峪子和宋国宾请来家中，父亲挂起宋哲元将军的相片，摆上香案，让峰子、峪子和我们兄弟们给将军磕头，他站在一旁噙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孩子们平安无事，也都长大了。雁行没有辜负您的重托，您老人家安息吧。”接着就叫我们放鞭炮，气氛顿时就欢腾起来，这天比以前过年还隆重、还高兴，饭菜也特别好，一家人整整热闹了一天。不久，峰子、峪子就从汽车房搬回了公馆大楼。
1946年春，宋夫人叫她的二女儿宋景宪和女婿孙湘德（孙连仲将军的长子）从北平来天津，找到我父亲看望峰子、峪子，并接管宋家在天津的房产。为感谢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时期对烈士遗孤的冒死救护和精心培育，宋景宪在天津绍兴道买了一个四合院送给我家。峰子、峪子仍托予我父亲照料。天津解放后，我父亲即主动将房子交给了人民政府。
此时，峰子、峪子已经是13岁的英俊少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更懂事了。有一天，我辅导完他们的功课问他们长大想干什么？他俩竟异口同声地说：“当军人。”“为什么？”“你不记得日本鬼子时期咱们受的罪，我们长大了要和爸爸的二十九军一样，保卫国家，不让外国人再来欺侮我们。”尽管我那时一心想考大学，不想当军人，内心里却十分钦佩这小哥俩的志气。
1947年秋，我考进燕京大学，同峰子、峪子见面少了。1948年春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看书，两个穿军装的少年来到我面前。“二哥！”我先是一愣，定神一看，啊！是峰子、峪子！我高兴得跳起来，我把两个小弟弟紧紧揽在怀里，三人拥抱在一起。他俩兴奋地争着告诉我：“是二姐送我们去当兵的，在青年军二○八师，就驻防北平西郊。”我仔细询问了他们训练、生活的情况，关照他俩多多注意身体，抽时间好好温习功课，考大学，并借书给他们，告诉他俩有难处就来找二哥我。过了个把月，峰子、峪子又来了，闲聊了一阵，还了上次的书，又拿去些新书，高高兴兴回去了。谁料从那一别就是四十三载。1948年暑假，我奔赴山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就再也没见到峰子、峪子。
最近，我从仍住天津的宋哲元侄子宋永新处得知，峰子、峪子于1949年冬随宋夫人去了台湾。在他俩成家立业时，宋夫人把身世告诉了他俩，并动员他俩按养父遗愿还姓归宗。峰子、峪子虽然还姓，对宋夫人仍以母亲相称，尽孝膝下，直到宋夫人逝世。此后，每年清明，两兄弟总要到宋夫人墓前上坟添土，遥拜海峡彼岸养父宋哲元、生父侯万山，及“长城战役”中为国捐躯的父辈烈士的在天之灵。
（宋学红整理）
[1]宋世平，宋雁行次子，曾任山东省枣庄市教育局局长、枣庄师专党委书记兼校长、枣庄教育学院院长，现任枣庄市人大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