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清
1948年5月，我在南京辞去了行政法院评事，就任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会议上，我打消了旨在反苏的所谓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约事实案、旨在反共的所谓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案等，颇得一些进步人士的好评。到1948 年9月，在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座谈会上，我又提出了“取消总裁制”的主张，更得到从事革命活动和民主运动的人们的支持，函电交驰，鼓励我继续前进。当时谌小岑从杭州来信，就是其中的一个。1948年11月，谌小岑、刘不同、许闻天等，约我参加“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我当即允诺，还参加了成立大会，地点在南京贺贵严（耀组）的家。1949年2月蒋介石逃离南京，由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任行政院院长。原行政法院院长张知本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当时在“孙盟”中还有贺贵严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于是“孙盟”同人觉得，有两人参加了所谓何应钦“内阁”，做起工作来就有些方便了。
我就任后，帮助张知本提出了实施“释放政治犯”案。朱家骅等人在行政院会议上持反对态度，张知本说：“这是我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如果行不通，那我只有不干了。”朱家骅马上说：“老先生（当时张已过了70岁），不要发脾气，慢慢商量嘛！”最后还是通过了。但到南京解放后我在上海见到张知本，他对我说：“何应钦来文，说对释放政治犯，要中止执行。我把它扯碎了。”
南京解放前夕，“孙盟”有不少的人在上海被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逮捕（后十余人遭到杀害），“孙盟”的一切，都暴露在报纸上。我是该盟的常务委员之一，又兼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是蒋系诸人就对我大施压力，用电话通知我说：“赶快登报声明！”我答复说：“有什么罪，办什么罪，没有什么声明。”
1949年4月22日，即南京解放的前一天，行政院主管人通知我，要马上准备乘飞机离开南京去上海。我说：“今天准备不及，明天行不行？”答复说：“如到明天，交通工具我们就不能负责了。”于是我和张知本马上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当时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查良调了一部车给我用，并说：“偏僻的地方不要去。”查良当时是参加汤恩伯领导小组的成员，内幕一切，他都知道，所以他的关照，对我还是一份好心。
到上海后，就有人要我躲进外国人家里，或是躲进外国医院。在南京时，也有人要我留在南京，不要去上海。我说：“我的行动已经被监视了。我只有走大路，不能走小路。”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逃到了广州，于是我们又发生去不去广州的问题，张知本也很犹豫。我觉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危地而后存。我的身份很明显，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还不敢乱来。所谓“中央”也者，可能比汤恩伯这类人“文明”点，所以我决定去广州。我既是决定去广州，张知本当然不能独留，所以我们又乘飞机到了广州。当我在上海机场出现时，竟出乎蒋系诸人意外，表示了很惊讶的样子，他们猜不透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那是1949年4月底的事。
我们到广州后没几天，果然汤恩伯给何应钦电报，要他把我“撤职查办”。何应钦拒绝了汤恩伯的请求，将电报交给了行政院秘书处说：“张（知本）部长来时，把电报交给他看看就行了。”一计不成，害我的人又生二计。1949年5月24日，在立法院通过一个临时动议，对我“应即日予以拘捕，交司法机关依法审讯”。这个决议，还没有来得及送行政院，第二天广东高级法院一个检察官程德受就自动到我的办公室，把我逮捕了。先是把我放在公开的审判庭，准备对我审问。从下午3时等到夜晚12时后才把我提到一个办公室审问，外加了该院首席检查官张启鸿、检察官吴念祖。结果是“交保释放，随传随到”。
出来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张知本才把一切经过告诉了我：原来，在我被捕后，张知本刚从行政院开会回来。听说我被捕了，就拍案大怒说：“商店里捉一个学徒，也得通知老板。怎么这样无法无天地乱搞一气！”照规定张知本既没有辞职，又没有被免职，还是他们的直接“行政长官”，有什么事，应该来张知本处当面侦讯。把我逮捕走了，是“违法”的。张知本抓住了这一点，才纠正了他们的做法，加了两个人，到办公室问了一些事。张知本以为这件事发生在立法院，找两个湖北的立法委员把我保释出来，就算最好的办法。他亲自跑到旅馆找到了徐源泉等人。徐源泉不但不作保，并且指着张知本的鼻子大骂说：“你就是袒护‘匪特’！”张知本也对着骂：“你这个北洋军阀！”张知本连走连骂，一个在楼上骂，一个在楼下骂，毫无结果而散。不得已只得由司法行政部内部的秘书、科长两人具保释放，在外候审。
程德受为什么对逮捕我这样卖力气？原来前任司法行政部的政务次长赵琛，是汤恩伯的同学。他很想因我的问题，把我和张知本都赶走，他就可以做部长。程德受是赵琛的学生，逮捕了我，他不但可以做知名之士，还可以在赵琛的面前立一大功。抗战初期在重庆，程德受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过，我当时在该校任教，我的情况，他很熟悉，他审问我时，连我那时在该校作的诗，他都拿出来作为我“叛党”的证据。但他们对我并没有抓住任何直接证据，有的，只是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被捕人的供词。所以以后我能得到“不起诉处分”脱险到香港，固然是得力于李宗仁、张知本的大力维护、营救，但也是由于我没有一句话、一件事被他们抓住，他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判刑。
我的案情，他们定的是“内乱案”。先由国民党中央常会把我开除党籍，才接着由立法院决议把我逮捕法办。以后害我的人得知我具保开释，又大为不满。1949年5月27日，把张知本邀到立法院对我案作了报告，还有很多人提出了质询，说：“请政府整肃内部。”好在其中还有同情我的人，仍决定“该案应依司法程序秉公办理”。
怎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保释在外候审，害我的人，总不放心，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这些人主要是CC和复兴社的顽固分子。他们叫嚷：“交军法会审”，“今闻杨逆玉清具保开释，至为惊异，一致主张依法严办，以明正典刑，借资整肃”云云。理由是：我提出“取消总裁制”是“以期削弱党之统制力量”。说打消反苏、反共各案之后，还于本年（1949年）2月17日在留沪立委联席会议上高喊：“中国人需要和平，和平就是光荣。”这是我针对孙科提出要“光荣的和平”说的。他们说：“事实俱在，可以复按。其叛党误国，为匪张目，阻碍戡乱之行为，无可讳饰。”
我先还满不在乎，听之任之。到听说要对我用军法审判，我就有些害怕起来，还不知道害我的人要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于是有些同情我的人去找当时作为行政院秘书长的黄少谷，黄说：“玉清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案子，还没有送过来。即令送过来了，即令用军法审判，我担保不屈打成招！”这样，我的精神才稍稍地安定下来。
半个月后何应钦去职，由阎锡山来做行政院院长，秘书长是贾景德。贾景德奉阎锡山命来找张知本说：“阎先生说请老朋友帮忙，不要走，还是连任下去。”张知本对我说：“我70多岁了，我还愿意做这个官吗？你的事没有了，我在这儿，总有些方便。”1949年6月15日，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第二次传讯我。在传票上还贴有浮签：“应讯时径到本处办公室，无须通传。”在这次传讯后不几天，就给了我“不起诉处分书”，我才脱险到了香港。在张知本连任消息传出后，一个CC分子就来我处说：“杨先生的问题没有了，请放心吧！”在此以前，有个学生送我一套湘云纱褂裤，要我从小路跑掉。我仍说：“我只能走大路，不能走小路。否则，若被别人抓住，反倒无法辩解！”还有几个学生，请我吃饭，请我写对联、中堂，还给了我几个香港熟人的住址，我却对此无动于衷，一句话也没有讲。这可以看出，CC的人一直还是在对我做工作的。
我买到先去澳门的船票后，刚出宿舍门，就看见一个铁甲车停在门口，使我生了戒心。到船码头一个熟人处休息时，我表示了恐怖的心情。过去我在巴黎时，有一个朋友来看我，说要去莫斯科，回巴黎后还会来看我，但以后杳无消息，打听的结果，说是在归国途中乘日本船，被日本人把他丢到海里了！今天害我的人，是否也来日本人这一套呢？所以我随身伴着一位广东籍的青年工人，有什么事，至少会有人报个信息。上船后就碰上了立法院秘书长广西人陈克文，他邀我进入了房舱。这个船很小，只有一个房舱，两个铺位，恰恰只容我们两个人。从上船到下船，我们两人没有交谈什么，上岸后就分道扬镳了。我在澳门仅住了一个星期，就到香港去了。
到香港后，也只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我没有钱，我的住食发生了问题。我当时还担任国民党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有一点工资可拿。该校在香港有办事处，本可以托一个学生去拿，可等了10天的样子，才由另外一个青年送来。当天他陪我在香港玩了一天，出入都是些阔气地方，恰恰在一处遇见了谷正鼎夫妇。他们是我很熟的人，谷正鼎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只和他们握了手，并未交谈一言，我没有讲话，他们也没有讲话。过了几天，还在路上遇着了曾作过上海社会局局长的赵班斧，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见到了潘公弼，说是他的亲戚。赵班斧当时拉唱起来，希望引起我的一些旧的回忆。20多年前，我们在南京共过事，他会唱京戏，总是这样拉唱的。以后还介绍我见了杜月笙。这些遭遇，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意安排的，给我一个机会，好重新回到国民党队伍里。
到香港后，与贺贵严、谌小岑等人联系上了，他们邀我参加了在黄绍竑家举行的座谈会。这是为以后44人宣言起义做准备工作的会议。当时有九人生活无着，我是其中的一个。于是大家决定，由有钱的人拿出点钱来，对九人每人每月补助港币300元。我要不要这个钱还在考虑，有人对我说：“你不要这个钱，我们也不好要。因为九人当中，算你最苦。你只有两种情况不要这个钱，一种是自己有钱，一种是和我们不合作。我们现在是干革命，何况300元，就是3000元，我们也可以拿嘛！”我说：“这样说，我只有决定拿了。”我以后才觉得，这种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是想得比较周到的。
1949年9月2日，“孙盟”在香港《大公报》上登出了一个报道，说该盟自动宣布解散，还作了详细的工作报告。其中谈到了我执行该盟的决议，完成了“释放政治犯”的工作。这对我说，也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怎奈我当时有我自己的具体情况，这样从文字上宣传，就使我陷入了极为险恶的困境：张知本在广州以生命担保我，使我脱离险境，现说我执行该盟的决议释放政治犯，这正给广州顽固派以追查、攻击张知本的口实；我在香港住食成了问题，幸而有一个人收容了我，在三对夫妇挤住的情况下，还加了我一个行军床位。这些人，都是蒋系人物，我是住在反动窝子里，周围还有不少以开馆子为名的特务。我唯恐这些人直接、间接对我下毒手。我想：现在是在香港，有了这一个文件，特别是有了关于我自己的事，能先和我讲讲，或把文件给我看看，从文字上照顾我的一些实际情况，那就好了。我在这些想法支配之下，于是写了一封更正信，寄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周太玄（过去在巴黎的熟人），要他替我登出来。内容是说，释放政治犯，是我就职以前的事。不久，这封信在《大公报》上登出来了。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影响了整个文件的真实性。有人责备我，为了个人的道义，就忘掉了革命的利益。还有人责备我，为什么不和他们先商量商量。我对这些责备，只有恬然受之，无言以对！
李宗仁派邱昌渭（李的文官长）、程思远先后来看我。邱说：“德公（李宗仁号德邻）对你的事很关心。只要在他的势力范围，担保你没有危险。不过，现时还没有到他讲话的时候。”程说：“生活我们可以想办法，不要急于表态。最好再看一个时期。”
1949年8月13日，我参加了《四十四人宣言》，在香港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我从广州脱险到香港，写了几首七绝诗，题目是：《羊城被拘，几濒于危，脱险赴港后作》。其中之一是说：
十年挟策除秦弊，
一旦献身作楚囚。
但得头颅还健在，
终当有用报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