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元
在30年代，现代通信工具以电话较为方便，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均有自动电话设备。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后，约在1929年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置了5000门自动电话机，把原有的共电式电话全部换装了。直到1937年时，蒋介石还是不习惯自己拨号码打自动电话，需人代打。1938年撤到武汉后，他这个不会打自动电话的内情，我们才知道了一些底蕴。
据侍从室的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就拨号码，可总是打不通。本来，使用自动电话说明上清楚地说，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拨。那时，蒋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汉口的电话，必须通过过江的“中继线”，如果只拨一个数字就有“拉”声，就说明过江的中继线不空。蒋介石根本就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时，就暴跳如雷。有一次，蒋介石老是打不通一个电话，立即呼叫随身的副官蒋孝镇，要他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叫来。这一来吓得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检查在电话上出了什么差错，查了半天，并未发现什么问题。我当即把数日内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的通话记录，以及电路情况，列了一份表，交给黄如祖带着去见蒋介石。黄到武昌蒋介石官邸，先听了蒋孝镇介绍经过后，再见蒋介石，这才了解到原因所在。黄如祖本来就是电话专家（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他当面向蒋介石陈说缘由后，并拟为蒋介石的自动电话机加以改善，并拨过江专线供其随时使用，不受电路拥塞限制。就是经过这样周详完备的改进，蒋介石还是打不通。据我们所了解，有几个原因：武汉电话是五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了四位，就不拨了，比较大的数字，如“9”、“8”，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这样打，当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错了；还有遇到对方正在通话，他只要连续几次拨不通，就气恼地把听筒使劲一掼。据蒋孝镇说，蒋介石从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自动电话打通的。后来，蒋介石索性下令把办公桌上的自动电话拆除了事。
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在重庆的三处官邸统统装置了长途专线话机（即“西门子”手摇磁式话机），一律不在他的办公桌上再装自动电话，不论打长途电话，或者打市内电话，均用手摇话机。这一来，对蒋介石本人来说是方便多了。如果使用自动电话，既要自己拨号，还要自己找人，尤其是许多接电话者听不懂他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不会使用。
装了这部“西门子”后，蒋介石打长途、市内电话均用这部机子。他由专线摇出后，我们在控制台见他发出了“信号灯”，就立即答应。蒋说“我要何总长”或者“军令部徐部长”，我们立即为之电话寻找（有专线者就利用专线，无专线者就利用自动电话），把他所要的接话者找到后，并向对方说明是委员长请你接电话，于是再把蒋的电话叫通，并向其说：“委员长，××来了。”蒋一拿电话就开始说话，毋须多问的。又例如他要接何应钦，接通后即说“敬之兄吗？”他无论打给任何人的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以后，蒋介石不论市内、长途都使用这条长途专线和这部机子，确实方便多了。在这条专线上，大家都十分小心谨慎，好多年从来未发生过差错。
蒋介石打电话，最反对女性为他接续，在“八一三”沪战时，因女性话务员听不清他的宁波官话，因而总要向他多问几句，再加上屡有错接和拖延，蒋介石十分恼火。以后凡在电话中听到有女话务员为之接话时，他立即一句话不说，即把电话挂断，还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有一次在重庆，晚间10时许，我确因有事暂时离开，还有一次在武汉时，早晨6时许，也因事离开，都另请女话务班长代看一下。讵料竟这样巧，两次都在我离开时，蒋叫接电话，班长当即代接。蒋介石听到女性声音，立即把电话挂断，副官立即打电话查询是怎么回事。在重庆那一次，蒋介石发了火，因为那位班长是重庆姑娘，重庆人开口说话的口头禅就是“啥子吗？”蒋介石听到这一句就光火。电话挂断后，蒋孝镇打电话来叫我立即到官邸去。我向蒋孝镇问明情况后，即请蒋孝镇代向蒋介石报告，刚才我的离开是因上厕所，并未敢擅离，而且要我晚间前来，既无车辆，又无人值班。不一会儿，蒋孝镇回电话说：“你不必来了，以后要注意。”总算把这一关过了。以后，我们三个男子汉轮流值班，片刻也不离开。这几次以后，我们就和蒋的随从副官蒋孝镇、蒋恒祥以及几个侍卫官约好，凡蒋介石离开办公室时，就随时通知我们。后来，凡是蒋介石早晨的散步时间、做祷告的时间、午睡时间，以及偕同宋美龄出游的时间，我们都掌握了，甚至他正在会客，或者马上要换住郊区官邸，出发前的时间，我们也掌握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主动多了，凡是每次随蒋出巡外地，只有我一人随往，这几位副官也照样随时和我联系。因此，再没有发生类似事故。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是因人而异，就是视其亲信与否而有所区别。蒋介石对宋美龄是用“Mrs”（夫人）来称呼的。宋美龄对蒋介石是用“介兄”来称呼的。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自称，一般都说“我是委员长”。即使是对非嫡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人也是如此。在他当上“总统”后，他仍是这样自称“我是委员长”。但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这一点无形中已掌握了分寸。如对李济深、程潜、孔祥熙等极少数人，他就自称：“我是介石啊！”如蒋介石两次和程潜通长途电话时，因程潜有重听毛病，蒋介石就在电话中使劲地叫：“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蒋介石对其下属的称呼，是根据不同的亲疏关系而有所区别的。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辞修、伯陵、文白、蔚文……只有称呼孔祥熙时例外，称“庸兄”（孔祥熙字庸之），而孔祥熙称呼蒋介石为“介弟”。
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在称呼上完全可以分出亲疏，像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后面冠以职衔，直呼白副总长、刘次长……
蒋介石不管与任何人通话，对方都是在电话中先叫“委员长”，然后开始谈话。如对方还没有先叫“委员长”时，我就代蒋自称“我是委员长”，意指这是委员长的电话。这个“委员长”的称呼，不论别人称他，或者是自称，到了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和“总统”后，都是这样的称呼，从没改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自己是蒋多年的部下了。
所有党政军高级官员，凡够得上和蒋介石通话的，只有一个人既不称“委员长”，又不称“主席”或“总统”，而一直称呼“总裁”，这人就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
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指挥战事的。战区司令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也都熟知他经常在清晨甚至深夜，亲自打长途电话。我们从电话中经常听到蒋介石命令调动军队或者对前线高级指挥官自行下达指示部署，而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
蒋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长途电话，而且经常越级指挥，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介石就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军长一级。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说：“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陈诚又有一次在长途电话中对林蔚提起这件事说：“委员长通知一○○军王军长的调动事，你知道吗？”林蔚说：“我事先也不知道，昨天才通知了军令部补发的电令。”蒋介石经常利用长途电话随心所欲，从中插一杠子，完整的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了，但哪一个也不敢非议。
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自己指挥战事，已成为他的习惯，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们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记得有一次是在午夜后，蒋要接郑州前线卫立煌司令长官，当我们把电话接通后，卫的副官婉辞说：“长官才入睡不到一小时，恐怕刚睡熟，是否……”下面未敢讲出。
我们很清楚，蒋介石的电话，除非要找的人不在，或是电路发生特别故障不能接通外，是一定要来接电话的。我也不客气地说：“委员长电话是紧急事，还是请卫长官来接电话吧。”副官无法，只好把睡梦中的卫立煌叫起来接听。
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一事，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上面接到命令，研究后刚刚通过实行，传达到下面，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更动刚下达不久的命令。蒋介石这一套经常出现，弄得上下都无所适从。
后来有几位聪明的前线高级指挥官，摸到了蒋介石的脾气。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说：“辞修，你和伯陵研究一下，把李玉堂部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大概隔了两小时，蒋介石又打电话给陈诚说：“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吧。”陈诚两次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是按兵不动。蒋介石是上午打的电话，陈诚一直等到晚间才打电话给林蔚商议说：“委员长两次电话要调李玉堂的事，要我通知薛伯陵。”林蔚说：“辞公，你的意见怎样？”陈诚接着说：“看来委员长的决心很大，非调不可。”林蔚说：“依我看，目下似乎无此必要，因为李的防地填补部队，恐怕还未定下来吧。”陈诚接着说：“如此看来，我就准备缓一下再和伯陵商议，说不定委员长还会更动哩。”果不出陈诚所料，第二天蒋介石不是打电话给陈诚，而是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说：“李玉堂的部队调动了没有？”薛岳回说：“没有。”马上又接着说：“我还没有接到命令。”薛当时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蒋介石接着对薛岳说：“好吧，暂且就不要调动了，等等再说。”此时，陈诚正准备和薛岳商议，正在等待和观望中，而蒋介石就把命令改了。随后，陈诚和林蔚又通了电话，谈及此事时两人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宋美龄在正式场合名单上，总是要把“蒋”字放在前面，称为蒋宋美龄。报刊上一般称“蒋夫人”。当着她的面或在电话中都称她为“夫人”。
宋美龄在政府中，虽无正式官职，可是她的权力和威望，在国民党妇女界中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在外事擘画上。抗战时期，主管国际宣传事务的国际宣传处，就由她亲自领导指挥，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也要向她请示汇报。宋美龄经常和董显光通电话，下达有关对外宣传的指示。有趣的是，蒋介石打电话给董显光，董连话都讲不清楚，总是吞吞吐吐，没有一句话回答得利利索索。而宋美龄打电话给他，他不论讲外语或国语，都是极为流利，与同蒋介石通话时判若两人。
另外，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虽有主任设置，但实际上中国空军的领导权也操在宋美龄手中。起初，航空委员会主任由钱大钧担任，不久因贪污而去职，即由周至柔接任。周是属于公馆派的人物，所谓公馆人物，即属宋美龄所推荐者。据我所知，属于公馆派的人物有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杭州市市长周某某、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等。其圈子里的人物大多数是留美的。
蒋介石每次出巡，宋美龄必伴行，此外，还有随宋美龄工作的陈秘书陈小姐和孔二小姐。孔二小姐其大名叫孔令俊，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孔二小姐”称呼却名噪一时。关于孔二小姐其人，我在电话中常常听到她说话，见到却不多。一次由南岳返桂林途中，在衡阳车站，我看到一位身着男式皮袍的青年。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我即问身旁的副官这是何人，副官回我说：“你常来公馆，连二小姐都不认得呢！”我说：“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呀！”另一次是在昆明赴大理途中，只见她穿的是一套笔挺的西装，俨然像一个翩翩少年。
据侍从室的人说，孔二小姐擅骑术、游泳，会开汽车，总喜欢打扮得像男人。宋美龄对她极为宠爱，孔二小姐既是“副官”，又是秘书，因此，常常是有恃无恐，办事通行无阻。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孔祥熙以四川军阀范绍增公馆“范庄”作为府邸，孔二小姐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散步。住在“范庄”附近的原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也常在“范庄”附近散步。一天，他看到孔二小姐后，就紧跟上去和她并行搭讪说话，孔也回眸答话，并不拒绝。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范庄”大门口，只听孔二小姐大喊一声：“来人！”大门内立即窜出五名彪形大汉，孔二小姐把嘴一呶，大汉们不由分说把朱一成拖到大门内卫兵室，一阵拳打脚踢，把朱一成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朱跪在地下求饶不迭，孔二小姐这才罢手。“范庄”离曾家岩不远，蒋孔两家人员经常往来，这件事是孔家的人原原本本告诉侍从室的人的，侍从室的一位副官又告诉了我。
蒋经国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兼充三青团中央团部青年训导处处长，经常往来赣渝道上，为人倒也随和，在他身上是找不出所谓架子和派头的。
蒋经国、蒋纬国在电话中喊蒋介石都称爹爹（音dia）。蒋经国对宋美龄，按照旧礼教来说是极恭敬和孝顺的，一见宋美龄面，就恭恭敬敬地用宁波方言喊一声：“姆妈。”在电话中一般是亲热地喊一声“姆妈”后，就说：“我是经国呀。”所以，宋美龄常在人前人后称赞说：“经国是最讲礼貌的。”侍从室所有和蒋经国年龄相同者，如秘书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曹圣芬等人，蒋经国都称他们为某某兄，从未直呼其名，而侍从室所有人员一律都称他“经国先生”。蒋经国对父辈长者，如何应钦、张治中、林蔚文、钱大钧等人一律称“伯父”。
蒋介石从来不亲自打电话给蒋纬国，都是由一个随身的副官斯绍凯代打。其时，蒋纬国从德国学习陆军回国，在部队中服役，蒋介石对他十分关心，在代打的电话中，大半都是问他信发出没有。据斯某说，蒋介石规定蒋纬国每两星期要寄一封详细的信报告一切，稍有逾期，斯某就打长途电话催问。
蒋纬国在西安时，与一实业家之女相爱，曾打长途电话给斯某请转告其父。数天后，斯某就打长途电话给蒋纬国说：“叫你自己决定。”（此时，蒋纬国已当上副营长）斯某并说：“要等一年后才能结婚。”蒋纬国回国后每一年至少要升一级，已由副排长升到副营长，也就是说，要等当了营长后才可以结婚。
有一次，斯某打西安长途找蒋纬国营长，他知道这时他已升了营长。电话中，斯知道蒋纬国已择订日期结婚，他并有一函禀知乃父请示一切。斯某在电话中对蒋纬国说：“同意你们结婚。”蒋纬国接着问：“还讲什么没有？”斯某回说：“什么也没吩咐。”
不久，林蔚打长途电话给胡宗南说：“纬国的婚事，老帅通知不准收礼，更不准铺张，届时由你代表家长主持婚礼即可。”1945年6月间，蒋介石出巡西安，蒋纬国曾赶到汉中机场迎接，并陪同游览了华清池。
在重庆期间，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具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姐妹间的通话。她们之间的通话，均由军话台接通，而且多数是由宋美龄先呼唤：“接宋委员电话。”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们叫通宋庆龄电话后，通常都不是宋庆龄亲自接，而是由一上海口音的女性先接，再请宋庆龄接话。
宋美龄用电话通话，一般均使用英语，外国人当然不用说，即使能和她通话的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等，也一律使用英语通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她们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切和热情。
每次通话时，都是宋美龄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回说：“美龄吗？”
宋美龄每次通话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对其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再就是拉家常。当时，宋子良任滇缅铁路总办，宋子安也在昆明。她俩在通话中，常谈及她们的兄弟，而极少涉及其他方面。
宋美龄和宋庆龄的每次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通过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得到同意后，宋美龄才去看望宋庆龄。有时，双方约定在“范庄”孔祥熙官邸晤面，那是因为大阿姐霭龄同时可以在一起见面。
当子良、子安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曾在电话中和宋美龄商议：“我要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姐和大阿姐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说：“让我先问问阿姐后再说。”宋美龄随即和宋庆龄通电话说：“……这是我们姐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即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宜……”宋美龄一听即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来给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回绝了。
宋美龄打给宋庆龄的电话，是经由长途军话台接转的，同时宋美龄也把长途军话台的秘密电话号码“2080”告知了宋庆龄。“2080”电话，外界是不知道的，是长途军话台的一个绝对保密的电话，除充作蒋、宋等人的必要联系外，并充作中继线之用。宋庆龄每打进“2080”时，即说：“2080吗？接蒋夫人电话。”
宋美龄利用长途军话台接转市内电话，而且又把长途军话台秘密电话号码告知了宋庆龄，这样，她们之间的市内电话，均由军话台接转了。
其时在重庆的报纸上，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宋庆龄却处处受到牵制，甚至暗中遭到监视。宋庆龄对此毫无惧色，屡次在公共场所如中苏友好协会和沧白堂等处露面，要求大家坚持抗战，反对倒退，教育和激励广大民众。
有一次，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绝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坚决，似乎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巴结，而且也很听话，因为他常向孔、宋伸手要钱。
确实，特务头子们曾遵照蒋介石旨意，对宋庆龄是有所防范和动作的，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我和一个中级特务、重庆航空检查所主任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意旨办吧，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所以大家都有所顾忌。”接着姚某又说：“底下人都知道，闹出乱子来吃罪不起。而且戴老板也深知夫人是不好惹的。”所以特务们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绝少去蒋介石官邸，只有一次，那是蒋介石赴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主持开学典礼时，宋美龄和宋庆龄通话后，她们姐妹俩在曾家岩德安里官邸见了面。宋庆龄在重庆期间，除了在中常会开会时和蒋介石见面外，从未私下和蒋介石会晤过。但通过与宋美龄频繁的电话往返，二人始终保持着姐妹间的感情。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蒋介石的一个贴身办事机构，其内部组织是相当完整的。以侍从室主任来说，这一职务只是起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在抗战八年中，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有：钱大钧（上将）、林蔚（中将）、贺耀组（上将）、张治中（上将），除林蔚外都是担任过封疆大吏的高官显贵，而林蔚则是不折不扣的蒋介石贴身亲信。侍从室主任一职，究其地位，够不上部长级，但其实际职权，则远非任何部长所能比拟。
侍从室和侍从室主任，是蒋介石秉政中的新兴机构和职位，在我十多年和他们的接触中，觉得似乎像帝制时代的“枢密院”和清朝的“军机大臣”。下面略举数例，以窥全貌。
凡是谒见“委员长”者，除非指名召见者外，一般欲见者概由侍从室主任代见。但也有非欲面见陈述者，如果侍从室主任认为没有必要接见时，那还是遵侍从室主任的吩咐为好，否则纵被接见，也得不到任何结果，凡是既由侍从室主任定了调子的，蒋介石无不言听计从。
有一次，四川省政府一位厅长与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闹别扭，这位厅长认为唐毅跋扈专横，遂专程来渝向蒋介石投诉。林蔚先接见了这位厅长，就说：“这件事当面呈委座处理，委座这两天事忙，就不必谒见吧！”但这位厅长不听劝告，偏偏一再要求谒见。果不出所料，蒋介石对这位厅长说：“好吧，我叫林主任查明处理。”实际上，蒋介石和林蔚是一个调子，厅长还有点不识相。唐毅原是侍从室的高级副官，成都、重庆这两个重要地区的警察局局长都是侍从室的高级人员，不是这个关系哪一个也干不上，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干不长。
又有一次，第九战区有一个集团军的建制和给养问题，多次文电军委会都拖延未决。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就打电话给林蔚，带着央求的语气说：“蔚文兄，我的电报你都看到了吗？”林说：“已经转陈，老帅还未批呀！”薛岳接着说：“在会议上已和大家决定了，亟待批下来就好进行部署啊，如果延搁下去会影响其他工作的啊。”薛的语气感到很难办。最后，薛又说：“无论如何，要请蔚文兄想法帮忙，向委员长说一下。”三数天后，薛又打电话向林蔚催询，薛说：“蔚文兄，请你办的事现在怎样了？”林说：“昨天已经批转下去，并转令有关部门照办了。”薛听后就说：“蔚文兄，这样我就好按计划进行了。”末了还向林蔚讲些感谢的话。像这样的高级将领，哪一个不走侍从室主任这条路子？就连骄横跋扈的汤恩伯和拥重兵数十万的“西北王”胡宗南，也是对侍从室主任阿谀恭顺备至的。
侍从室共设立三个处。第一处掌管军事，也是侍从室事务最繁职权最大的一个枢纽。第二处掌管政治和蒋介石的秘书工作，主任是陈布雷，一直没换过。第三处是在1941年才成立的，主任是陈果夫，专管党务。
侍从室增设了第三处，也就是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具体实施。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凡是关于送由总裁签阅批示的党务文件，均由侍从室第三处签注后转呈处理。这样一来，颇使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感到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侍从室下设六个组。第一组管总务，勤杂之事均属之。组长陈希曾（少将），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汉口警察局局长。第二组管参谋业务，组长於达（少将），后调胡宗南部任副参谋长。第三组主管侍卫和警卫。第四组管秘书印信等工作，组长陈方。第五组管党务。第六组管情报工作，组长唐纵（少将）。
侍从室除了三个主任。六个组长之外，还有一个低于主任高于组长的侍卫长。提到侍卫长，人们不免要想到耍拳棒有武功的保镖之类的人，而前侍卫长王世和却是一名饱食终日的酒肉之徒。另外一侍卫长俞济时，则是由一名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调来充任的。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曾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等职，为人精明，善于耍弄权术。
侍从室主任主要是对外管理蒋介石交办的事务，侍从室内部所有事项都落在侍卫长身上，包括蒋介石出巡中交通工具的安排，以及警卫事项，均由俞济时统筹调度。
不管军政大员还是封疆大吏，到中央办事，或要求达到一些目的，侍从室这一条路非走不可，捷径就是馈赠，实则贿赂。记得新疆督办盛世才到重庆时，对这些中枢人物，每人送了新疆名毯十条，除此之外，据说暗中还附有黄金等财物。马鸿逵、马步青等来重庆，都是分赠名贵的西口皮货。
俞济时这个侍卫长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军委会撤销时为止，国民政府和总统府时代，俞济时任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原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职务，其职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俞济时刚由集团军总司令调充侍卫长时，即力保他的副总司令王耀武继任总司令，所以王耀武对俞济时一直是恭顺备至的。在重庆时，王耀武经常打长途电话给俞济时，在电话中称呼俞济时左一个“济公”，右一个“济公”，用他那山东土音把“济公”的“公”拖得特别长，使人听来都感到肉麻。王耀武这个集团军在抗战期间一直驻在湘西芷江一带作为预备队使用，抗战一胜利，王耀武就“班师”回鲁，出乎意料地登上“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又兼任第十绥靖区主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毋庸讳言，这完全是仰仗俞济时的关系。
俞济时力保王耀武为山东省主席，曾经遇到极大的阻力。论资历、论战功，王耀武均不及“山东三李”（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但俞济时既是蒋介石的嫡亲外甥，又是长期不离左右的得力助手，王耀武能有这么一个后台，自然是无往而不胜了。
抗战胜利后，俞济时一直充任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每天白天在军务局办公，下午5时至10时在黄埔路官邸办公，凡属于军务方面的文件，都先由俞济时阅后分类带到官邸交蒋介石批示。红极一时的俞济时，每天显贵盈门，我们常看到络绎不绝的军政大员们前来拜望，如北平市市长陈焯、杭州市市长周某某、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及廖耀湘、李弥等。
侍从室也有位比较洁身自好的人物，他就是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此公书生气十足，官场中很少交往，说话时无论对任何人都是低声细语，从无高声斥责他人，更无盛气凌人。他住在重庆两路口的一幢两层楼中，既充作办公又当住宅。我先后见过他三次，他都是穿一身陈旧的油垢斑斑的中山服。他的属下，包括他的副官都深知他的个性，门前也很少见乘小轿车的贵客来访。他虽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但外客从各方探知了他的秉性，从不找他向蒋介石说话。陈布雷有三个子女，均在教育界工作，两个执教，一个从事图书工作，没有一个以他自己的地位而安插政府部门的。
陈布雷属政学系，与张群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等私交甚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陈布雷很不以为然，多次当面和在电话中向蒋介石陈明利害说：“战后应休养生息为宜，不应再启战端。”并向蒋呈明这是全国人心所向的大问题，不应专横，以致发生几次当面顶撞。起初蒋介石只是内心不快，后来陈布雷老是和蒋介石意见相悖，就屡遭蒋介石的申斥。每次蒋介石骂过陈布雷后，陈就请假在家几天不见蒋的面，最终导致自杀身亡。
从抗战开始到结束，我同侍从室及其四个主任都有过接触。
钱大钧是江苏昆山人，有妻妾各一。北伐时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属下的师长，他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何应钦的知交。此人比较随和，没有什么架子，正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对人说话都有点老气横秋的味道。他对一些高级将领，都是直呼其别号，从不称兄道弟，如铭三（蒋鼎文）、经扶（刘峙）、伯陵（薛岳）等等。钱大钧说话常带有一点诙谐，如对铁道运输司令钱宗泽，因和自己同姓，名字中又有一个“宗”字，他就妙语双关地称之为“宗兄”。
钱大钧任侍从室主任时，总是不太勤快。一般情况下，他是不打长途电话向下面询问战况的，都要等到蒋介石交代了才去干。因此，他打的电话，均因蒋介石在开会或了解不到情况时，亲自布置他去做的。
钱大钧嗜赌，俞飞鹏、林蔚、刘峙、钱宗泽等人都是他的赌友。钱贪污成性，蒋介石派他担任航空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后不久，就因贪污了一笔不小的款子，被人向宋美龄告了一状。蒋介石无法，只好把他撤职，改由公馆派的周至柔继任。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市长一职炙手可热，各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最后，还是由蒋介石指派钱大钧充任。可他偏偏不争气，干了不到两年，又因贪污被人告发，不得不调职，由吴国桢接任。钱大钧被任命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兼参谋长。
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夫人是南京人，二人年龄相差悬殊。林是一货真价实的幕僚人物，在军界资历较深，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来，他担任了铨叙厅厅长，执掌部队的人事大权。林蔚办事精细，不辞劳苦，担任侍从室主任后，他就搬进了曾家岩侍从室二楼居住，为蒋介石分担了不少工作。抗战中，他和蒋介石一样昼夜不停地叫接长途电话，询问战况和下达命令，他经常在半夜被叫起来听电话，而从无怨言。林蔚和陈诚最为莫逆，又是小同乡，有事总是互通电话商量。他和蒋鼎文的关系也很好，在八年抗战中，林蔚担任侍从室主任时间最长。桂林行营成立后，他曾担任过短时间的参谋长，李济深任桂林行营主任时，他又担任过副主任。不久又调回中央，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1944年成立青年军时，他正担任侍从室主任兼军委会铨叙厅长，这一段时间中，他每天要向各战区以及后方各省打电话调人，各战区长官也频繁打长途电话向他推荐人选。青年军的中上级军官均由他亲自审定安排。
陈诚任军政部部长时，才把林蔚调去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又改任参谋次长。陈诚任参谋总长期间，经常赴外地视察，总参谋部的一切事务均由林蔚代拆代行。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抗战初期任第五军军长、湖南省主席等职，长沙大火后被撤职查办派充侍从室主任的。他在中央军校任教育长多年，在军事教育上一直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之一。他的夫人是一位裹脚的旧式妇女，我赴张公馆（曾家岩侍从室斜对面的桂园）多次，只见过她一面。张治中为人热情，易于接近人，办事能力强，也很勤奋。他和各战区长官通长途电话时，说话诙谐风趣，如每次和李宗仁（德邻）通话时都要说：“德公呀，请代向德婆（郭德洁）问好。”说话文绉绉的，一口安徽合肥土音。记得有一次他在国民参政会的报告中提到赴延安途中的情况说：“我坐飞机（读辎），到了宝鸡（读辎），飞西（读斯）安转赴延安……”一口地道的合肥土话引起全场的大笑。张治中喜穿中装，夏天会客时，常穿一身绸褂裤，有人说他颇有一点古代儒将风度。也许是同乡关系，他和卫立煌很谈得来，两人在长途电话中，拉拉杂杂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
张治中调任政治部部长后，和中共打交道都是由他出面。后又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部队和青年军的政治工作都由他掌握。在他调任政治部部长时，正值重庆物价飞涨，他还特地关照秘书洪某人，每月要送一点津贴给我们。盛世才垮台后，他又调到新疆主政。抗战胜利后，他一直为国共和谈事业奔走，一时与邵力子齐名，一为“和平老人”，一为“和平将军”。
张治中治军和约束部下颇严，这里举一例：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时，蒋介石、宋美龄住军校校本部，张治中（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住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公馆内办公。张治中有一随从副官王建成，其人身材魁梧，精明强干，张治中颇为器重，但他经常酗酒，张治中屡屡诫之。有一天晚上，王建成酒后殴打了陈布雷随从陈玉山，第二天一早陈玉山径向张治中哭诉，张治中气愤至极，立即把王建成叫来问道：“你为什么打人？”王建成还想辩解。张治中严词质问：“你是否打过人？”并说：“不许讲原因，我只问你是否打过？”王建成只得说：“打过。”张治中二话没说，立即揿铃把勤务兵叫进来，吩咐说：“叫卫队长马上把王建成送去禁闭一星期。”从此以后，王建成再也不敢酗酒闹事了。
贺耀组，字贵岩，原名贺耀祖，字贵严，后来他觉得这个名字既含有荣宗耀祖的意思，而别号又有显贵父亲的想法。既封建又太陈旧俗气，于是索性既改“祖”为“组”，又把别号的“严”字换为“岩”了。贺是湖南人，他的夫人当时在重庆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十分活跃。而贺耀组本人则是一个非常谨慎不苟言笑的人，对蒋介石只知唯唯听命，很少说话。自他当侍从室主任以来，从未主动打一次长途电话到战区询问战况，都是战区打来向他汇报。所以在他当侍从室主任时期，所有战区的命令和指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叫发的。
蒋介石对贺耀组说话，既不亲近，也不客气，一般是直呼“贺主任”。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贺耀组出了一点差错，被蒋介石在电话中斥为“糊涂”。蒋介石用此严厉的口吻斥责高级将领还是不多见的。
贺耀组由甘肃省主席下来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又由办公厅主任调侍从室当主任。后因吴国桢在重庆“六五”大惨案中被撤职，他又调充重庆市市长，兼充全国总动员会秘书长。他在所有任职中，都是平平淡淡度过的，没有什么大建树，因此到胜利后就被闲置了。贺虽系蒋系中人物，但却不为蒋介石所喜欢，蒋介石对他只有一点赏识的，那就是“服从”。贺耀组与蒋介石宠信的人物陈诚一直是死对头，不论在任何场合，他只要遇到陈诚说话，马上就要顶撞，任凭蒋介石怎样袒护陈诚，他就是不买账。